译者虽然从事马恩经典著作编译工作有不少年头，但对马克思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深入。翻译费彻尔教授这本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译者在这方面的不足。费彻尔教授这本《马克思》看起来篇幅单薄，实则深沉厚重。此书有选择地以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活动和代表作展现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和马克思的生平，分析了马克思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的主要思想。费彻尔教授的重点在马克思早期著作和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著作，但同时又不放过马克思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尤其是对马克思的新闻记者活动给予了充分的强调和说明。围绕马克思早期积极参与编辑出版并为之撰稿的《莱茵报》、《德法年鉴》和《前进报》，费彻尔集中探讨了马克思对有关新闻检查制度、林木盗窃法、贫穷问题，以及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派”等问题的研究。在费彻尔笔下，马克思无疑首先是一位批判家，然后才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而马克思的这种批判性又是开放性的，带有预见的性质。
费彻尔教授的这本著作总体上讲还是侧重于学术思想评价方面，因此，它固然不是面面俱到的，但却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方法，即它是批判性的。费彻尔教授对马克思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一针见血的，而他对马克思的赞扬也是充满**的、无以复加的。例如，他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第二部分的评价，“他的《论犹太人问题》的第二部分很简短，将犹太人的宗教和‘经商牟利’等同起来。这种等同是惊人地缺乏历史观的错误等同”。费彻尔教授对马克思思想的敬意正是由于这种率真的批判而更显得真实，他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是实事求是的，而不是流于虚浮。也正因此，他对马克思思想的赞赏也变得真实可信。在评价马克思关于人和土地的关系的论述时，费彻尔教授指出：“马克思总结了他不得不说出的我们直到这个世纪才认真思考的生态问题。”
译者没有亲眼见过费彻尔教授本人，但寥寥几次通信已经可以感受到教授充满**的生活态度和认真严谨的治学风格。第一次去信是教授的女儿代为回信的，说教授本人正在法国自驾游，我当时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我知道教授已经年近90高龄了。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啊！在一次去信询问一句话的意思时，教授来信首先询问了译者所使用的版本，然后又要求译者把该句话的前后几页扫描下来发给他（因为他手边恰好没有这个版本），以便他从整体上对这句话进行解释。复信是以详细的理论阐释加例证给予答复的。而在译者向教授约请中文版序之后，教授在时间上有一些耽误，他在致歉中解释说，因为他对第一稿不太满意，所以又写了第二稿。而译者在比对中文版序不太清楚的传真稿和航空寄来的誊清稿时，发现教授又做了不少修改。一想到教授已是90岁的老人，我就不由得感叹一代不如一代，或者这就是传说中与中土学界差异甚巨的典型德国风格？
翻译教授这部著作，是一次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同时也是一次翻译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这本书虽然不到十万字，但译者竟然总共花去了一年半的时间。对此，译者不想为自己的疲沓辩护，也无意于自矜谨慎。种种原因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儿，但只有一条是最重要的：水平有限。译者前前后后一共校订了三遍，重点段落或难以理解之处更是不止三遍。每一次校订都会发现新的错误，一边是胆战心惊，一边是欣喜。惊的是这样的错误如何面对读者，喜的是还好把它们揪出来了。除了译者自己看过三遍之外，译者还请同事闫月梅和金建分别看了一遍，她们也纠正了译者的不少理解上的错误、表述方面的不妥当和在技术规格上的不规范之处。我的同事朱毅和张红山还帮助我解决了许多疑难之处。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即使如此，译者也不得不担心译文中还可能存在的其他错误和疏漏。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的过程，同时就是思想的交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虽然一定会在精神主旨上尽量同原著者保持一致，但由于文化背景、语言习惯的不同，也由于任何两个人都不可能在思维的细微之处完全一致，所以一定会带来理解的不同。所以，译者真诚地欢迎读者提出各种不同的理解意见，指出译者的错误理解。这里首先向读者对可能存在的错误表示歉意，也向那些可能到来的教诲预先致谢！
译者一贯坚持直译，只是在不得已时才采用意译。因为，译者相信对于一部学术性著作来说，直译是把握原意的最直截了当的、最准确可靠的方式。对于因此而带来的原著表述风格方面的损失，译者也只好表示歉意。
最后，必须感谢鲁克俭教授，是他结合译者的工作帮助译者在这套丛书中挑选了这本书，也是他一次次宽容和理解译者在翻译进度方面的拖延。还得感谢贾静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付出的努力，以及她对译者的无限耐心。
黄文前
于2012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