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都城建筑
此章所欲论证者，较前诸章尤为困难。盖关于河东君之行事，自以牧斋之著作为主要资料，但牧斋诗文于此期内，多所避忌，故往往缺略，不易稽考。《牧斋外集》二五《题为黄子羽书诗册》（寅恪案：黄子羽名翼圣，太仓人。事迹见《有学集》三七《莲蕊居士传》）云：
余自甲申后，发誓不作诗文。间有应酬，都不削稿。戊子之秋，囚系白门，身为俘虏。闽人林叟茂之偻行相劳苦，执手慰存，继以涕泣。感叹之余，互有赠答。林叟为收拾残弃，楷书成册，题之曰《秋槐小稿》，盖取王右丞“落叶空宫”之句也。
斯则牧斋诡托之辞，非其实情也。至若同时诸人之记载，以门户恩怨之故，所言亦未可尽据以定是非。今就能见及之资料互相参校，求一最可能之真实，然殊不敢自信也。兹先移录顾云美《河东君传》关于此期者于下：
又《虞阳说苑甲编·牧斋遗事》附载顾云美《河东君传》。其文与《华笑庼》本及《塔影园》本颇有异同，且《传》后附注云：“顾云美《河东君传》墨迹，文字与此略异。”前已述及，差异之处或是云美原稿，盖此《传》乃顾氏极意经营之作，必累加修改。故今日流传之本未能一致，亦事理所当然。兹因参考便利，并节录此段文字特异者于后，读者可取相参校也。其文云：
云美此《传》于弘光元年乙酉之前，即崇祯十七年甲申一岁间有关牧斋事，皆从阙如，固文章体例使然。但今日考河东君本末者，其主要事迹则不应概从删削也。兹约略论述之于下。
《初学集》末附《甲申元日（七律）》云：
又记崇祯十七年，千官万国共朝天。偷儿假息潢池里，幸子魂销槃水前。天策纷纷忧帝醉，（自注云：“贼入长安。”）台阶两两见星联。衰残敢负苍生望，自理东山旧管弦。
寅恪案：《初学集》本迄于崇祯十六年癸未。既刻成之后，附补此诗于后者，其理由殆有三端。一因此集最后之一八、一九及二十上、下共四卷，为《东山诗集》，遂以七、八两句结束之。前已论及。二因第四句、第六句谓政敌周玉绳已死，代其位者，舍我其谁？谢安石东山再起，正是此时。特赋此诗，所以表见意旨所在也。三因集名《东山》，实取义于河东君《半野堂初赠诗》“东山葱岭莫辞从”之句。顾云美《塔影园集》一《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云：
崇祯庚辰辛巳间，延儒再召，疑忌未消，公乃寄情声伎，稍以自污。近陈平之妇人，开马融之绛帐。赵德甫校雠金石，不离易安之堂，苏子瞻不合时宜，独出朝云之口。
夫河东君尝为崇祯初年宰相周道登之妾，以谗谮被逐，几至杀身，乃其一生憾事。牧斋为当时之苏子瞻，不合时宜，未跻相位。虽世人习知，然河东君知之独稔。况又曾自称杨朝，字朝云，尤与东坡妾钱塘王朝云之故事相符合。由是言之，牧斋赋此一诗于《初学集·东山诗集》之末，盖所以慰塞河东君平生欲作裴柔之“兴庆首行千命妇”之愿望（见《才调集》五及《元氏长庆集》二二《初除浙东，妻有沮色，因以四韵晓之（七律）》，且借以一快细君胸中恩仇之微意也。
又检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钱牧斋”条略云：
乙酉，王师南下，钱率先投降。满拟入掌纶扉，不意授为礼侍。寻谢病归，诸生郊迎，讥之曰：“老大人许久未晤，到底不觉老。”（原注：“觉”与“阁”同音。）钱默然。一日谓诸生曰：“老夫之领，学前朝，取其宽；袖依时样，取其便。或笑曰：‘可谓两朝领袖矣。’”
寅恪案：牧斋在明朝不得跻相位，降清复不得为“阁老”，虽称“两朝领袖”，终取笑于人，可哀也已。宽领、狭袖之语，甚得其实。他记载或有误倒领袖之宽狭者，如《牧斋遗事》“牧斋游虎丘，衣一小领大袖之服”条之类。盖由记者距离明末清初已远，懵于两朝衣服形式所致耳。顾公燮所记吴音“觉”与“阁”同读，殊有风趣。可参第四章论“乌个头发，白个肉”节。顾书所记钱柳两事，俱保存原语，诚是有价值之史料也。
牧斋于崇祯十七年甲申元日，虽附补一诗于《初学集》之末，以微见其东山再起之可能性，但此后诸诗概从删削，故几无痕迹可寻。检《有学集》七《高会堂诗集·赠云间顾观生秀才》（寅恪案：钱曾《注》本此题“间”误作“开”，“秀”字下脱“才”字）诗并序云：
崇祯甲申，皖督贵阳公（寅恪案：钱《注》本此序“贵阳”均作“桂阳”）抗疏经画东南，请身任大江已北援剿军务，南参赞史公专理陪京兼制上游。特命余开府江浙，控扼海道。三方鼎立，连结策应，画疆分界（寅恪案：钱《注》本“界”作“间”。）绰有成算。拜疏及国门，而三月十九之难作矣。（寅恪案：钱《注》本“十九”下有“日”字。）顾秀才观生实在贵阳幕下，与谋削稿。余游云间，许玠孚为余言，始知之。请与相见。扁舟将发，明灯相对，抚今追昔，慨然有作。读予诗者，当悯予孤生皓首，亦曾阑入局中，备残棋之一着，而贵阳宾主苦心筹国，楸枰已往。局势宛然，亦将为之俯仰太息，无令泯没于斯世也。丙申阳月八日漏下三鼓，书于白龙潭之舟中。
东南建置画封疆，幕府推君借箸长。铃索空教传铁锁，泥丸谁与奠金汤。旌麾寂寞盈头雪，书记萧闲寸管霜。此夕明灯抚空局，朔风残漏两茫茫。
朱绪曾编《金陵诗征》四一“顾在观”条云：
在观，字观生，华亭人。居金陵。晚号东篱子。
此条下注云：
观生为杨文骢所引，入马士英幕。尝言阮大铖不可用。士英不从。大铖欲起钩党之狱，观生复使士英子銮泣谏，赖以稍止。南都亡，归守二顷，复以逋赋，遂弃产遁。居金陵衡阳寺以终。
寅恪案：今取牧斋此诗并序就涵芬楼《有学集》本与钱遵王《注》本相校，《注》本虽有讹脱，然“贵阳”二字，三处皆作“桂阳”，必非传写偶误所致。盖“桂阳”实指马士英。牧斋殆因“桂”“贵”古通，遂改“贵阳”作“桂阳”，以讳饰其与瑶草之关系耶？观《有学集》三七《莲蕊居士传》中“乙酉之乱，桂阳相挟掖廷南奔”及“桂阳亦叹赏”等语，可为旁证。遵王在当日，自知其师之微意，故仍用“桂阳”，而不改作“贵阳”。金鹤冲撰《钱牧斋先生年谱》，于“崇祯十七年甲申”条，亦作“桂阳”，固沿用遵王《注》本原文，但未加说明，恐尚不了解牧斋当日之苦心也。又顾云美《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云：
鸣镝铜马，**中外，江南士民为桑土计者，欲叩阍援豫、楚例，请以公备御东南。上亦于甲申三月十一日赐环召公，而遇十九日之变。
寅恪案：钱曾《有学集诗注》四《绛云余烬集·哭稼轩留守相公诗一百十韵，用一千一百字（五言排律）》“甘陵录牒寝，元祐党碑镌”一联，牧斋自注云：
余与君以甲申三月初十日同日赐环，邸报遂失传。
即云美《传》语之所本。但云美作“十一日”与牧斋自注相差一日。检《国榷》一百“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一日〕己亥”有：
复罪废诸臣冠带。
之记载。云美“赐环”之语，与此有关。寅恪初未解牧斋自注，何以与顾谈不合之故。后又检《明实录·怀宗实录》一七载：“三月己丑朔。”《明史》二四《庄烈帝本纪》载：“三月庚寅朔。”亦相差一日，始知牧斋自注，乃依《明实录》所根据之材料计算也。余可参夏燮《明通监》九十“崇祯十七年三月庚寅”条下考异。至云美不著“瑶草疏荐本末”，岂欲为其师讳，而避免吕步舒之嫌疑耶？鄙意云美宅心忠厚，固极可嘉，殊不知牧斋此次之起废，由于瑶草之推荐，实为牧斋一生前后打成两橛之关键所在。若讳言此点，则于当日之情事，不可通解矣。检《明史》三百八《奸臣传·马士英传》略云：
马士英，贵阳人，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又三年成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崇祯〕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坐遣戍，流寓南京。时大铖名挂逆案，失职久废，以避流贼至，与士英相结甚欢。大铖机敏猾贼，有才藻。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觊以边才召。无锡顾杲，吴县杨廷枢，芜湖沈士柱，余姚黄宗羲，鄞县万泰等皆复社中名士，方聚讲南京，恶大铖甚，作《留都防乱揭》逐之。大铖惧，乃闭门谢客，独与士英深相结。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沈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衮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
据此瑶草之起废，由于圆海，而牧斋之起废又由于瑶草。瑶草既难不与圆海发生关系，牧斋自更不能不直接与瑶草，间接与圆海断绝联系。世情人事，如铁锁连环，密相衔接，唯有恬淡勇敢之人，始能冲破解脱，未可以是希望于热中怯懦之牧斋也。苟明乎此，则牧斋既已是袁绍弦上之箭，岂能不作黄祖腹中之语乎？于是遂有云美《东涧遗老钱公别传》所谓“前此异同，藩棘一旦破除，非得已也”之语。噫！
丁巳（初三日），明钱谦益疏颂马士英功，雪逆案冤。谦益以定策异议自危，遂谄附马、阮以自解。士英欲起用蔡奕琛、杨维垣，恐物论不容，以谦益人望也，属荐之。谦益乃阿士英指，疏列四事，曰：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其请定庙算也，有云：“先臣孙承宗言，以文统武，极是弊端。臣观三十年来，文臣出镇专征，鲜不覆败。其绰有成算，克奏肤功者，承宗之后，马士英一人耳。先帝以楚事付左良玉，而旧疆恢复，以闽事付郑芝龙，而岭海无虞，此专任武将之明效也。”其请惜人才也：“一曰资干济。今天下非才乏也，分门户，竞爱憎，修恩怨，即其胸中了然，如喑者之不能言，魇者之不能寐，有物以限之也。今人才当摧残剥落之秋，以真心爱惜，以公心搜访，庶可共济时艰。臣所知者，有英颖特达如蔡奕琛、冯元飏及某某者，谋国任事，急病攘夷之选也。有老成典型如唐世济、范凤翼、邹之麟及某某者，端委庙堂，疏秽镇浮之选也。有公望著闻者，词臣余煌、道臣陈洪谧之流也。有沦落可惜者，科臣陶宗道、杨兆升及某某之流也。二曰雪冤滞。钦定逆案诸臣，未免轩轾有心，上下在手。陛下既以赞导无据，拔阮大铖而用之矣。若虞廷陛、杨维垣、虞大复、吴孔嘉、周昌晋，乞下部详察录用，许其自新，亦涣群破党之一端也。”又云：“蔡奕琛曾以复社抗疏攻臣，臣心知其误，固已释然置之矣。天下多事，将伯助予。中流遇风，吴越相济。果有嫌隙，固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况臣本无仇于奕琛乎？臣亲见门户诸臣，植党营私，断送社稷，断送君父，何忍复师其故智。且他日独不思见先帝于九原乎？逆案之贾继春、阮大铖者，皆慷慨魁垒男子也。”疏数千言，烦猥不尽录。大旨在颂马士英功，雪逆案诸臣冤，而奕琛见中有“魁垒男子”语，则不喜，扬言于朝日：“我自宜录用，何借某之荐牍诮我？”闻者笑之。
臣鼒曰，特书何？罪谦益之无耻也。谦益谬附东林，以为名高，既以患得患失之心，为倒行逆施之举，势利熏心，廉耻道丧，盖自汉唐以来，文人之晚节莫盖，无如谦益之甚者。纯庙斥毁其书，谓不足齿于人类。盖以为有文无行者戒哉！
《国榷》一百三“崇祯十七年十月戊午（初四日）记南京协理詹事府礼部尚书钱谦益上言”条云：
谦益觊相位，日逢马、阮意游宴，闻者鄙之。
同书一百四“弘光元年正月辛丑”条云：
南京吏部左侍郎蔡奕琛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枚卜时，钱谦益、阮大铖、李沾等，各有奥援，而奕琛以诚意侯刘孔昭荐得之。大铖筑堡江上，闻之驰还，怒马士英，无及。
寅恪案：彝舟所引牧斋上疏原文较孺木为详，因全录之。至其痛诋牧斋之言，固是事实。但亦因清高宗欲毁灭牧斋文字，不使流传，徐氏著书时禁网已稍疏，然以特录钱氏原疏之故，仍不得不作自解之语，庶免违旨之嫌也。细绎牧斋此疏，措辞巧妙，内容固极可鄙。若就文章论，则殊令人欣赏不置。吾人今日读史，应注意其所言马士英、左良玉、郑芝龙一节，盖此三人乃当时之实力派。牧斋自崇祯晚年至清顺治末岁，约二十余年，前后欲依赖利用此三人以作政治活动，虽终无所成，然亦可借是窥见明清间政治军事关键之所在矣。孺木谓“谦益觊相位，日逢马、阮意游宴”，此数语最能道出牧斋及河东君心事。但河东君仅得为汧国夫人之李娃而终不得作河东郡君之裴淑，其故虽如《东涧遗老别传》所言“东林以国本为终始，而公与东林为终始”，然尚未穷溯其渊源，遂亦未尽通其本末也。
史惇《恸余杂记》“东林缘起”条云：
东林之局，始于神庙宠郑贵妃，有母爱子抱之意，而一二贤者，杯蛇弓影，形诸章奏，乃神庙不加严谴，望风者遂疑真有其事而竞起，欲因以为名高，且欲结知东宫，以为厚利。
寅恪案：少时读史见所述东林本末颇多，大抵与顾、史两氏之言无甚差异。故仅择录一二条，聊见梗概而已，不遑亦不必广征也。近岁偶检《明史》，始悟昔人所论，只从光宗与福王竞争皇位，即所谓“国本”开始，殊不足说明后来南都政局之演变，似有更上一层楼之必要，兹节录《明史》最有关之材料于下。
《明史》一一四《后妃传·孝定李太后传》略云：
孝定李太后，神宗生母也。漷县人。侍穆宗于裕邸。隆庆元年三月封贵妃。〔神宗〕即位，上尊号曰慈圣皇太后。旧制天子立，尊皇后为皇太后。若有生母称太后者，则加徽号以别之。是时，太监冯保欲媚贵妃，因以并尊风大学士张居正下廷臣议。尊皇后〔陈氏〕曰仁圣皇太后，（寅恪案：陈氏乃穆宗为裕王时之继妃，隆庆元年册为皇后。实神宗之嫡母也），贵妃曰慈圣皇太后，始无别矣。仁圣居慈庆宫，慈圣居慈宁宫。居正请太后视帝起居，乃徙居乾清宫。太后教帝颇严。帝事太后惟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帝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解，乃戏割其发。翼日太后闻，传语居正具疏切谏，令为帝草《罪己御札》，又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已。〔万历〕六年，帝大婚，太后将返慈宁宫，敕居正曰：“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四十二年二月崩。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光宗之未册立也，给事中姜应麟等疏请，被谪。太后闻之，弗善。一日帝入侍，太后问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盖内廷呼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光宗由是得立。群臣请福王之藩，行有日矣，郑贵妃欲迟之明年，以祝太后诞为解。太后曰：“吾潞王亦可来上寿乎？”贵妃乃不敢留福王。
同书同卷《孝靖王太后传》云：
孝靖王太后，光宗生母也。初为慈宁宫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故事宫中承宠，必有赏赉，文书房内侍记年月及所赐以为验。时帝讳之，故左右无言者。一日侍慈圣宴，语及之，帝不应。慈圣命取《内起居注》示帝，且好语曰：“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耶？”〔万历〕十年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为皇长子。既而郑贵妃生皇三子，进封皇贵妃，而恭妃不进封。二十九年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仍不封如故。三十四年元孙生，加慈圣徽号，始进封皇贵妃。三十九年病革，光宗请旨得往省，宫门犹闭，抉钥而入。妃目眚，手光宗衣而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
同书一二十《诸王传·潞简王翊镠传》略云：
潞简王翊镠穆宗第四子。隆庆二年生，生四岁而封。万历十七年之藩卫辉。初，翊镠以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比之藩，悉以还官，遂以内臣司之。皇店皇庄自此益侈。翊镠居藩，多请赡田食盐，无不应者。其后福藩遂缘为故事。景王〔载圳〕就藩时，赐予概裁省，楚地旷，多闲田。诏悉予之。景藩除，潞得景故籍田，多至四万顷，部臣无以难。至福王常洵之国，版籍更定，民力益绌，尺寸皆夺之民间，海内骚然。论者推原事始，颇以翊镠为口实云。翊镠好文。四十二年薨。四十六年常淓嗣。后贼躏中州，常淓流寓于杭，顺治二年六月降于我大清。
同书同卷《福恭王常洵传》略云：
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万历〕二十九年始立光宗为太子，而封常洵福王。至四十二年始令就藩。〔崇祯〕十六年秋七月由崧袭封。明年三月，京师失守，由崧与潞王常淓，俱避贼至淮安。四月，凤阳总督马士英等迎由崧入南京。庚寅称监国。壬寅自立于南京，伪号弘光。由崧性暗弱，湛于酒色声伎，委任士英及士英党阮大铖。二人日以鬻官爵、报私憾为事。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宁南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阮大铖、黄得功等帅师御之，而我大清兵以是年五月己丑渡江。辛卯夜，由崧走太平，盖趋得功军也。癸巳，由崧至芜湖。丙申，大兵至南京城北。文武官出降。丙午，执由崧至南京。九月甲寅，以归京师。
寅恪案：光宗生母王太后，乃其祖母即神宗生母李太后之宫人。李太后亦是宫人出身。光宗生母与福王常洵生母，虽俱非正嫡，但常洵之生母其出身远胜于光宗之生母。光宗所以得立为太子，纯由其祖母李太后之压力使然。李太后享年颇长，故光宗遂能维持其太子之地位，而不为福王所替代。潞王翊镠亦李太后所生，与光宗血亲最近。由是言之，东林者，李太后之党也。嗣潞王常淓之亲祖母即李太后，此东林所以必需拥戴之以与福王由崧相抵抗。斯历史背景，恩怨系统，必致之情事也。至若常淓之为人，或优于由崧。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其贤不肖，外人甚难察知。就昔时继承权论，自当以亲疏为标准。由崧之血统，与熹宗、思宗共出于神宗；常淓之血统与熹宗、思宗共出于穆宗。故两者相较，常淓之皇帝继承权较由崧疏远一级。据是言之，马、阮之拥立由崧实为合法。东林诸贤往往有认王之明为真太子慈烺者，殆亦知常淓之继承权不及由崧之合法与？至认童氏为真福王继妃者，盖欲借此转证弘光为假福王，似亦同一用心也。（参旧题娄东梅村野史《鹿樵纪闻（上）》“两太子”条及“两疑案”条所载：“野史氏曰：余闻大悲初称崇祯帝，又称齐王，继复称神宗子，因宫闱有隙，寄育民间，长而为僧。其言诡诞不足信，然知其决非妖僧也。童氏之为继妃，为司寝，为淮上私奔，亦未可定。然知其决非周王妇，与福王全无瓜葛也。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皆以福王为李伴读，非朱氏子也，而童氏乃真妃。故当时讥刺诗有：‘隆准几曾生大耳，可哀犹自唱无愁。白门半载迷朱李，青史千年纪马牛。’说者又谓东林复社之事，深憾马、阮，故造此谤，似矣。然观童氏之哭求一见，而不可得，后之人犹不能无疑焉。”）昔年尝见王船山之书痛诋曹子建，以为陈思王之诗文皆其门客所代作，殊不解何以发此怪论。后来细思之，朱明一代，宗藩固多贤者，其著述亦甚丰富，倘详悉检察稽考，其中当有非宗藩本人自撰而倩门客书佣代为者。姜斋指桑骂槐，殆由于此耶？然则常淓果优于由崧与否，犹待证实。东林爱憎之口，未必尽可信据。《有学集》八《长干塔光集·一年（七律）》云：
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剺面呼风蜮鬼灵（寅恪案：“蜮”钱曾《注》本作“羯”，是）。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牧斋此诗所言，固是偏袒弘光之辞，但亦应取与东林党人之记载，以由崧为天下之恶皆归焉者，参互比较，求一平允之论也。《华笑庼杂笔》一“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一年诗》批云：
金陵一年，久将灭没，存此作诗史可也。
然则，梨洲以牧斋此律为诗史，则其意亦不尽以弘光为非，可以窥见矣。又关于阮大铖、王铎二人，就鄙见所及，略述数语。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王修微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寅恪案：张岱《石匮书后集》四八《阮大铖传》，引罗万象奏言：“大铖实未知兵，恐《燕子笺》《春灯谜》未见枕上之阴符而袖中之黄石也。”亦足证当日阮氏两剧本盛行，故万象据以为言。又夏燮《明通监附编》一《附记》一下“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十二月辛巳”条云：“阮大铖以乌丝阑写己所作《燕子笺》杂剧进之。岁将暮，兵报迭至。王一日在宫，愀然不乐。中官韩赞周请其故。王曰：‘梨园殊少佳者。’赞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先帝，乃作此想耶？’时宫中楹句有：‘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旁注：东阁大学士王铎奉敕书云。”亦可旁证圆海之戏剧，觉斯之书法俱为当时之绝艺也。）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校、魏忠贤为魁首，集之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别主附，轻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当从末减。黄梨洲乃明清之际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传统之教训，不敢作怨怼司马氏之王伟元，而斤斤计较，集矢于圆海，斯殆时代限人之一例欤？（寅恪检《明季稗史》本、夏完淳《续幸存录·南都杂志》中“阮圆海之意”条云：“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阮之阿珰，原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为杨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贤，同为通内。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阿珰，乌能免其反击乎？”存古之论，颇为公允。至“十七年合算一疏”之“十”字应删去，盖写刻者涉上文“十七年田野”之语而衍也。）后来永历延平倾覆亡逝，太冲撰《明夷待访录》，自命为殷箕子，虽不同于嵇延祖，但以清圣祖比周武王，岂不愧对“关中大儒”之李二曲耶？惜哉！
王觉斯者，明末清初之大艺术家。牧斋为王氏作墓志铭盛称其书法，而有关政治诸事多从省略，不仅为之讳，亦以王氏之所长实在于此故也（见《有学集》三十《故宫保大学士孟津王公墓志铭》）。当崇祯十七年三月北京岌岌不可终日之时，钱、王二人同时起用，思宗之意似欲使之治国治军以振危亡之局，诚可叹可笑也。《清史稿》四《世祖本纪》云：
〔顺治二年五月〕丙申，多铎师至南京，故明福王朱由崧及大学士马士英遁走太平。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三十一人以城迎降。
夫此文官班首王、钱二人，俱是当时艺术、文学大家。太平之世，固为润色鸿业之高才；但危亡之时，则舍迎降敌师外，恐别无见长之处。崇祯十七年三月二人之起用，可谓任非其材。弘光元年五月二人之迎降则得其所矣。兹有一事可注意者，即二人在明季俱负盛名，觉斯果位跻宰辅，牧斋终未列揆席，盖亦有特殊理由。《国榷》一百一“崇祯十七年五月”条云：
同书同卷“崇祯十七年十月乙卯朔”条云：
王庸、王无党世授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俱大学士王铎子。以舟渡慈銮也。
第三章引《玉台画史》载黄媛介画扇题有“甲申夏日写于东山阁”之语，因论皆令作画之际似在崇祯十七年首夏，河东君将偕牧斋自常熟往南京翊戴弘光之时。兹更据《国榷》一百一“崇祯十七年四月”条略云：
甲申（廿七日）史可法迎〔福王〕于邵伯镇。
丙戌（廿九日）福王至燕子矶。
丁亥（卅日）福王次龙江关。
“五月”条略云：
庚寅（初三日）福王监国。
壬寅（十五日）监国福王即皇帝位于武英殿。
“六月”条云：
壬戌（初六日）钱谦益为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
同书卷首之三《部院上》“南京礼部尚书”栏载：
甲申昆山顾锡畴□□□□进士，五月任，署吏部。
《弘光实录钞》一“崇祯十七年甲申”条略云：
〔五月〕乙卯召陈子壮为礼部尚书。
〔六月〕辛酉起钱谦益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尚书。
〔六月〕丙子礼部尚书顾锡畴上言，刻期进取。
同书二“崇祯十七年甲申”条云：
〔九月〕甲辰起黄道周为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
同书三“弘光元年乙酉”条云：
〔二月〕己巳礼部尚书顾锡畴致仕，以钱谦益代之。
《明史》二五五《黄道周传》略云：
福王监国，用道周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马士英讽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从史可法拥立潞王耶？”乃不得已趋朝，拜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而朝政日非，大臣相继去国，识者知其将亡矣。明年三月遣祭告禹陵。甫竣事，南都亡。
综合推计之，则钱、柳二人同由常熟赴南京之时间，当在甲申七月廿五日福王催其速赴南京任以后（见下引卧子《荐举人才疏》批语）。其所以赴任之理由，或与黄道周被迫之情势相同，亦未可知。考当时原任礼部尚书为顾锡畴，顾氏署吏部，至弘光元年乙酉二月致仕，牧斋乃补其原任实缺。所以不以石斋补顾氏原缺者，因漳浦求去之志已坚，借故出都，马、阮辈知之甚审，遂不以黄而以钱代顾。至牧斋是否在此以前独往南京，然后还家坐待新命，尚俟详检。据《明季稗史初编》一四夏允彝《幸存录》云：“钱谦益虽家居，往来江上，亦意在潞藩。”然则牧斋似曾至金陵，谋立潞王也。余见下所论。关于钱柳同往南京事，旧籍有涉及此时之记载，兹择引数条，略辨之于下。《鹿樵纪闻（上）》（参赵祖铭《国朝文献迈古录》二十）略云：
先是钱谦益入都，其妾柳如是戎服控马，插装雉尾，作昭君出塞状。服妖也。
《明季稗史初编》一六夏完淳《续幸存录》“南都杂志”条（参《南明野史（上）》“起钱谦益、陈子壮，转黄道周，各礼部尚书”条等）云：
钱谦益家妓为妻者柳隐，冠插雉羽，戎服骑入国门，如明妃出塞状。（寅恪案：昭君出塞之装束，可参一九五七年《戏剧报》第十期封面《尚小云汉明妃图》。）
《牧斋遗事》云：
弘光僭立，牧翁应召，柳夫人从之。道出丹阳，同车携手，或令柳策蹇驴，而己随其后。私语柳曰：“此一幅昭君出塞图也。”邑中遂传钱令柳扮昭君妆，炫煌道路。吁！众口固可畏也。
然则，钱、柳自常熟至南京，道出丹阳时得意忘形，偶一作此游戏，亦有可能，遂致众口讹传，仇人怨家借为诋诮之资。《遗事》之言，最为近情。其他如吴、夏诸书所记，殊不足信也。噫！当扬州危急之时，牧斋自请督师，河东君应可随行。然弘光不许牧斋作韩世忠（见钱曾《有学集诗注》八《长干塔光集·鸡人（七律）》“刺闺痛惜飞章罢”句下自注云：“余力请援扬，上深然之。已而抗疏请自出督兵，蒙温旨慰留而罢。”）故河东君虽愿作梁红玉而不能。迨南都倾覆之后，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亦可偕行，但终留江南。故河东君虽可作汉明妃而不愿。其未能作梁红玉诚是遗憾。但不愿为王昭君，殊堪钦服也。又检林时对《荷牐丛谈》三“鼎甲不足贵”条云：
吴伟业辛未会元榜眼，薄有才名，诗词佳甚。然与人言，如梦语呓语，多不可了。余久知其谜心。鼎革后，投入土抚国宝幕，执贽为门生，受其题荐，复入词林。未有子，多携姬妾以往。满人诇知，以拜谒为名，直造内室，恣意**，受辱不堪，告假而归。又以钱粮奏销一案，褫职，惭愤而死。所谓身名交败，非耶？
寅恪案：林氏之语过偏，未可尽信，然借此亦得窥见当建州入关之初，北京汉族士大夫受其凌辱之情况。河东君之独留南中，固由于心怀复楚报韩之志业，但其人聪明绝世，似亦悬知茧翁所述梅村困窘之状欤？
自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至次年，即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此“一年天子小朝廷”之岁月，实河东君一生最荣显之时间也。牧斋《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八首》之二“几曾银浦（“浦”似应作“汉”）共仙槎”句，盖惜河东君得意之时间甚短也。关于此时间涉及河东君者亦有数事，兹略述之于下。
计六奇《明季北略》二四《五朝大事总论》中《门户大略》“韩钱王邹才既相伯仲”条（参《南明野史（上）》“起钱谦益陈子壮转黄道周各礼部尚书”条等）云：
钱〔谦益〕声色自娱，末路失节，既投阮大铖而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阮赠以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令柳姬谢阮，且命移席近阮。其丑状令人欲呕。嗟乎！相鼠有体，钱胡独不之闻？
寅恪案：前引谈孺木之言谓“谦益觊相位，日逢马、阮意游宴，闻者鄙之”，牧斋与马、阮游宴，自是当然之事。颇疑钱、阮二人游宴尤密，盖两人皆是当日文学天才，气类相近故也。牧斋既与圆海游宴，河东君自多参预，此亦情势所必至。圆海乃当日编曲名手，世所推服。《鹿樵纪闻（上）》“马阮始末”条云：
诸公故闻其有《春灯谜》《燕子笺》诸剧本，问能自度曲否？即起执板，顿足而唱，诸公多北人，不省吴音，则改唱弋阳腔，诸公于是点头称善曰：“阮君真才子。”
据此集之不仅能制曲，且能度曲。河东君之能度曲自不待言，前多论及，不必复赘。观《戊寅草》中诸词，颇有似曲者，如《西河柳》之类即是例证。然则牧斋招宴圆海筵上，柳、阮二人，必极弹丝吹竹之乐。但歌唱音乐牧斋乃门外汉，白香山《新乐府·杏为梁》篇云“心是主人身是客”一语，真可作南都礼部尚书官署中招宴阮氏之绮席写照矣。圆海珠冠之赠，实为表达赏音知己之意，于情于礼殊应如此，然牧斋此际则不免有向隅之叹也。
夫牧斋虽不善编剧度曲。然最擅长诗什。其与圆海游宴所赋篇章应亦不少。河东君想亦间有酬和阮氏之作。前引牧斋《题为黄子羽书诗册》云：“余自甲申后，发誓不作诗文。间有应酬，都不削稿。”所谓“文”者，即甲申十月丁巳日所上“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四事疏之类。所谓“诗”者，即与圆海等所赋篇章之类。“间有应酬”一语，其“应酬”，固是事实，而“间有”则恐不确耳。牧斋之删弃此时作品，虽可掩饰其丑行，但河东君之诗篇流传于天壤间者，转因是更减少一部分，殊可惜也。
在此时间内钱、柳二人除与马、阮游玩外，尚有招宴当日名士，即河东君旧交一事，最堪注意。第三章论河东君与李待问之关系节，已引王沄《虞山柳枝词》第六首及自注并其他有关李氏事迹诸条。读者可取参阅，兹不重述。但存我在明南都时为中书舍人。前所引史料虽已言及之，至其何时始离去南都则未能确知。检张岱《石匮书后集》三四《江南死义列传·李待问传》云：
李待问，南直华亭人，崇祯癸未进士。甲申北变，以归里不及难。弘光登极，待问之南都，授中书舍人。南都继陷，逃至松江。
是存我之离南都，乃在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前后也。王胜时所述牧斋招宴存我，河东君遗婢送还玉篆一事，究在何时，尚待考证。又检宋尚木《含真堂集》六有《元宵同陈实庵太史集钱宗伯斋，张灯陈乐，观鱼龙之戏》云：
疏钟箭漏思冥冥，尽醉芳筵日暮情。葭谷渐回春乍暖，金吾不禁月偏明。星桥匝树连银汉，鹅管吹笙跨玉京。莫道上林夸角觝，大官俱得戏长鲸。
寅恪案：陈实庵太史者，《陈忠裕公全集》一七《湘真阁集·酬陈实庵翰林（七律）》附考证据《绍兴府志》疑实庵即陈美发。今检乾隆修《绍兴府志》三一《选举志二》“进士”栏“明崇祯元年戊辰科刘若宰”榜云：
陈美发。左赞善，上虞人。
子美发，字木生。幼奇颖，善属文。天启丁卯（七年）举人，戊辰（崇祯元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辛未（四年）升检讨，分校礼闱，称得士，晋东宫日讲官。丁外艰，特恩赐祭，服阕赴都，转翰林谕德。时会推阁臣，廷议以非祖制，事寝。奉敕封藩。归里，卒，年三十九（康熙《志》）。美发与族父达生，族弟元暎，时称陈氏三凤。
但美发是否号实庵，未见明文，且传文所记甚简略，或有所忌讳，尚须详考。若果是实庵者，则与尚木为天启丁卯科举人同年也（参光绪修《华亭县志》一二《选举上》“举人表”）。或疑尚木诗题所谓“陈实庵太史”，乃陈于鼎。其名号“鼎”与“实”有相关之意。其官职与太史又相符合，且陈卧子《兵垣奏议（上）·荐举人才疏》有“庶吉士陈于鼎，英姿壮志”之语。故此说殊有可能。由是观之，卧子诗题下庄师洛之考证，未必确切。于鼎事迹见《小腆纪传》六三本传。其人即下引林时对《荷牐丛谈》三所谓“小王八”者，是也。尚木诗题中仅言弘光元年元夕与实庵同集牧斋斋中，然此夕既是张灯陈乐、观鱼龙之戏，如是盛会，所招之客绝不止陈、宋二人。让木不过举实庵以概其余。或者实庵亦有同赋此题之诗，遂语及之耳。让木此时与存我同为中书舍人（见下论），又同为松江籍，更俱是河东君旧友。揆以物以类聚之义，牧斋此夕颇有招宴存我之可能。问郎玉篆之送还，恐即在此夕。盖预宴者既甚多，依当日礼俗之限制，河东君若以女主人身份亲出陪客，且持此纪念品面交问郎，在河东君方面，虽可不介意，在牧斋方面，则难免有所顾忌，故遣双鬟代送耶？俟考。第三章论河东君居松江时最密切之友人为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当钱、柳南都得意之际，辕文在何许，尚无确证。据《陈忠裕公全集》二六《三子诗选序》略云：
三子者何？李子雯、宋子徵舆及不佞子龙也。今天子起淮甸，都金陵，东南底定。予入备侍从，请急还里。宋子闲居，则梓三人之诗为一集，大率皆庚辰以后之作也。
并《云间三子新诗合稿》六辕文《野哭》题下自注云：“五月初一日始闻三月十九事，越数日，始得南都新诏，臣民哭临，服除而作。”及同书八《闻吴大将军率关宁兵以东西二虏大破李贼志喜二律》等（参《国榷》一百一崇祯十七年甲申四月丁丑“吴三桂大破贼于关内”条），可略见辕文此时踪迹，而其详则不得而知。（今《峭帆楼丛书·重校刻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王培孙植善序》，误以宋徵璧所撰陈子龙《平露堂集序》中“乙丙之际”为顺治二年乙酉，三年丙戌。其实宋序之“乙丙”乃指崇祯八年乙亥，九年丙子也。特附正之于此。）但河东君早与辕文绝交，假使此时在南都，亦必与钱、柳不相往来无疑也。存我此际供职南都，河东君既已送还问郎玉篆，则昔日一段因缘，亦于此了结。至于卧子则为河东君始终眷恋不忘之人，前述崇祯十七年甲申夏日黄媛介画扇，河东君题有卧子《满庭芳》词即是其证。故寅恪戏作一绝，中有“一念十年抛未得”之语，实能道出河东君之心事也。今所欲论者，即卧子在南都之时间，是否亦曾与李存我、宋让木、陈实庵辈同被牧斋招宴等问题。兹择录卧子《自撰年谱》《兵垣奏议》《焚余草》及让木《含真堂集》并参以《国榷》等，综合考释之于下。
《陈忠裕全集·年谱（中）》“崇祯十七年甲申”条略云：
弘光帝监国南都，予补原官〔兵科给事中〕随奉命巡视京营。予以国家倾覆之后，义不敢申前请〔辞兵科给事中〕。而又决江左事尚可为，决计赴召。
予遂以六月望后入都，而是时贵阳（指马士英）入辅，祥符（指史可法）出镇，国事稍变矣。贵阳一至，即荐怀宁（指阮大铖）当大用，众情大哗，攻者四起。
予私念时事必不可为，而祖父俱在浅土，甚惧。请急归营窀穸之事，蒙恩允放。予在言路，不过五十日，章无虑三十余上，多触时之言。时人见嫉如仇。及予归，而政益异。木瓜盈路，小人成群，海内无智愚，皆知颠覆不远矣。
同书同卷“弘光元年乙酉”条云：
时群小愈张，诸君子多被弹射。予为此辈深忌，而未有以中。私念大母年益高多病，再出必重祸以为亲忧，陈情侍养，得遂宿志焉。
陈卧子先生《兵垣奏议（上）·荐举人才疏》略云：
此文后附批语略云：
崇祯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奉旨：人才宜乘时征用，说的是。钱谦益等速催来京到任。
同书下《请假葬亲疏》批语云：
崇祯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奉旨：陈子龙准给假三个月，即来供职，不得迟延。该部知道。
《国榷》一百二崇祯十七年八月癸酉（十八日）“南京兵科给事中陈子龙言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条云：
子龙寻省葬。
同书一百四“弘光元年二月丙寅（十三日）”条云：
许兵科给事中陈子龙终养。
同书一百二“崇祯十七年六月王戌（初六日）”条云：
钱谦益为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夏彝仲《幸存录》云：
钱谦益虽家居，往来江上，亦意在潞藩。（此条上已引。）
谈迁《枣林杂俎仁集·逸典类》“异议”条云：
钱谦益侍郎触暑步至胶东（指高弘图）第中，汗渴解衣，连沃豆汤三四瓯。问所立，胶东曰：“福藩。”色不怿，即告别。胶东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钱悟，仍坐定。遽令仆市乌帽，谓：“我虽削籍，尝经赦矣。”候驾江关，诸臣指异之。监国初，复官。八月入朝，阴附贵阳（指马士英），日同朱抚宁〔国弼〕，刘诚意〔孔昭〕，赵忻城〔之龙〕，张冢宰捷，阮司马大铖，联疏讦异议者。胶东解相印，欲卜居虞山，谦益恐忤贵阳，却之，且不祖送。
可为牧斋在福王即位以前已先入南京之一旁证。然则牧斋先至南京预谋拥立潞王之后，始还常熟，坐待机会耶？兹姑不深究其迟滞不前之故，唯有一事可以决言者，即河东君之至南都，当与牧斋同行赴任。计其抵都之日，至早亦必在七月下旬之末，距卧子准假还家之时仅十余日。陈、钱交谊素笃，观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年丁丑”条略云：
会吴中奸民张汉儒讦奏钱牧斋、瞿稼轩以媚政府。有旨逮治。予与钱、瞿素称知己。钱、瞿至西郊，朝士未有与通者，予欲往见，仆夫曰：“校事者耳目多，请微服往。”予曰：“亲者无失其为亲，无伤也。”冠盖策马而去，周旋竟日，乃还。其后狱急，予颇为奔奏。（寅恪案：《蓼斋集》四二有《上牧斋年伯于狱中（五古）》一首，然则不独卧子即舒章亦与牧斋交谊甚笃也。）
及《陈忠裕全集》一一《湘真阁稿·东皋草堂歌序》云：
东皋草堂者，给谏瞿稼轩先生别墅也。丙子冬，奸民奉权贵意，讦钱少宗伯及先生下狱，赖上明圣，越数月而事得大白。我友吴骏公太史作《东皋草堂歌》以记之。时予方庐居，骏公以前歌见寄，因为属和。辞虽不工，而悲喜之情均矣。
然则钱、陈两人之旧日关系，既如卧子所自述，牧斋之赴南都就礼部尚书任，复经卧子之催促，故钱、陈此次两人同在金陵，虽为时甚短，揆以常情，必无不相见之理。倘卧子造访牧斋，或牧斋招宴卧子，不知河东君是否采取如对待李存我之方式以对待卧子，抑或如元微之《莺莺传》所载，莺莺适人后，张生求与相见，终不为出，赋诗谢绝。今日俱无从得悉。若河东君采取双文对待张生之方式以对待卧子者，则双文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之“眼前人”，即卧子崇祯十四年辛巳所纳之沈氏。但不知此宜男之良家女（见卧子《年谱》后附王沄撰《三世苦节传》），能及崇祯六年癸酉秋间白龙潭舟中，八年乙亥春间生生庵南楼中旧时“眼前人”百分之几耶？噫！吾人今日追思崔、张、杨、陈悲欢离合之往事，益信社会制度与个人情感之冲突，诚如卢梭、王国维之所言者矣。寅恪曾寄答朱少滨叟师辙绝句五首，不仅为杨玉环、李三郎、陈端生、范菼道，兼可为河东君、陈卧子道。兹附录之于下，以博读者一笑。
甲午春朱叟自杭州寄示观新排《长生殿传奇》诗，因亦赋答绝句五首
近戏撰《论再生缘》一文，故诗语牵连及之也。
洪死杨生共一辰，美人才士各伤神。白头听曲东华史（叟自号“东华旧史”。）唱到兴亡便掩巾。
沦落多时忽值钱，霓裳新谱圣湖边。文章声价关天意，搔首呼天欲问天。（用《再生缘》语。）
艳魄诗魂若可招，曲江波接浙江潮。玉环已速端生近，暝写南词破寂寥。
一抹红墙隔死生，皕年悲恨总难平。我今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
丰干饶舌笑从君，不似遵朱颂圣文。愿比麻姑长指爪，倘能搔著杜司勋。
又检《陈忠裕全集》一七《七律补遗·乙酉上元满城无灯》云：
江皋夜色遍烽屯，鼓吹声销万户春。幕府但闻严戍火，冶城不动踏歌尘。九枝琼树沈珠箔，半榻香风散锦茵。独有凄凉霜塞月，偏乘画角照杯频。
寅恪案：前论宋尚木弘光乙酉元夕集牧斋斋中《张灯陈乐观鱼龙之戏》诗，谓此夕盛会或有李待问在座之可能。尚木、存我、卧子三人同为河东君云间旧友，而陈、李与河东君之交谊，时间尤为长久，倘读者取尚木、卧子两人同时异地所赋之诗以相对照，则是夕南宗伯署中（参前引《有学集》二十《赠黄皆令序》）与松江城内普照寺西之宅内（见王沄《云间第宅志》“陈工部所闻给谏子龙宅”条），一热一冷之情景大有脂砚斋主（寅恪案：脂砚斋之别号疑用徐孝穆《玉台新咏序》“然脂暝写”之典，不知当世红学专家以为然否）评《红楼梦》“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回中，“芳官嚷热”一节之感慨。（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四阅评过本六三回）唯脂砚斋主则人同时异，而颖川明逸（见王沄《续卧子年谱》“顺治二年乙酉八月”条后附案语）则时同人异，微有区别而已。至《续幸存录》于阮大铖有恕辞，论者或据以为几社与复社不同之点在此。今观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七年甲申”条，涉及马士英之语，则知几社领袖如陈氏者，其对阮氏之态度，实无异复社。或说之未当，不待详辨矣。
抑更有可论者，宋徵璧《含真堂集》六《予以病请假戏摘幽兰缄寄大樽》云：
采采缄题寄所思，水晶帘幕弄芳姿。朱弦乍奏幽兰曲，郢客长吟白雪词。君子名香心自赏，美人皋佩意何迟。岩阿寂寂堪招隐，不信东风有别离。
寅恪案：此诗之作成当在弘光元年二月丙寅即十三日，准卧子终养后不久之时间。盖尚木得知此讯，故赋诗寄卧子。观七、八两句及兰花开放季节可以证明。其缄封兰花，与崇祯六年癸酉寒日两人同在北京待会试时，卧子卧病因缄封腊梅花一朵以表慰问之意者，正复相似。（见《陈忠裕全集·陈李唱和集·寒日卧邸中，让木忽缄腊梅花一朵相示（五古）》及本文第三章所论。）不过前时为卧子卧病旅邸，此时则为尚木以病请假，略为不同。宋氏往往缄封花朵，寄慰友人，何其喜作此儿女子之戏，岂当日习俗如是耶？俟考。以常情论，卧子必有答宋氏之篇什。今检陈氏诗集未发见有类是之作。唯《陈忠裕全集》二十《诗余》中有《念奴娇·春雪咏兰》一阕，虽未能确定其何时所赋，但必是与尚木寄诗时相距不久之作，故疑是因宋氏之诗有所感会而成。此阕甚佳，因移录之于下。其词云：
又《含真堂集》六有《柬大樽（七律）》云：
时同侍从武英，陈曰：“所谓君随丞相后，吾住日华东。”予答曰：“不若婉娈昆山阴。”
寅恪案：此诗作成当在弘光元年春暮或即酬答卧子《念奴娇·春雪咏兰》词亦未可知。盖两人诗词中其语意可以互相证发也。检《陈忠裕全集》二六《宋尚木诗稿序》云：
予与尚木同里闬称无间，相倡酬者几二十年。自予治狱东土，而尚木往来旧都，盖四五祀不数见也。今上定鼎金陵，而两人皆以侍从朝夕立殿上，退则各入省治事。诸公相过从报问，忽忽日在桑榆间矣。予既废笔墨，而尚木亦未见所谓吟咏者。及予请急东归，明年尚木以奉使过里门，则出新诗数卷见示。
及嘉庆修《松江府志》五六《宋徵璧传》云：
宋徵璧，字尚木，华亭人，懋澄子。初，在几社中名存楠。崇祯十六年进士，授中书，充翰林院经筵展书官，奉差督催苏松四府柴薪银两，未复命，以国变归里。
颇疑尚木将往苏松四府督催柴薪银两时，先以此诗柬大樽，故第六句有“南浦扁舟问采莼”之语。“南浦”指松江而言。第八句“可容觞咏倦游人”之“倦游”，出《史记》一一七《司马相如传》“长卿故倦游”。裴骃《集解》引郭璞曰：“厌游宦也。”《汉书》五七《司马相如传》王先谦《补注》曰：“倦游谓游宦病免而归耳。言其曾为官也。”葵园即袭用景纯之解，而不著其名。尚木以长卿自比，谓将因奉使归里也。宋氏赋诗之时，当在弘光元年暮春。其至松江，以所作诗稿示卧子，属为之序，未及复命，而南都倾覆矣。尚木此诗所言，可与卧子所作《宋尚木诗稿序》所述两人同在南都供职时事相印证。故《尚木诗题序》所言，即崇祯十七年甲申六月望后至八月十一日间陈、宋两人之情况，读者不可误会，以为尚木赋此诗时之事也。《尚木诗题序》中引卧子之语，出《杜工部集》十《奉答岑参补阙见赠（五律）》第一联。盖是时尚木任中书舍人，卧子任兵科给事中，正与杜、岑当日情事符合。详见诸家杜诗注，不须赘述。尚木答语出《文选》二四陆士衡《赠从兄车骑（五古）》，其诗云：
孤兽思故薮，离鸟悲旧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谁为心。仿佛谷水阳，婉娈昆山阴。营魄怀兹土，精爽若飞沈。寤寐靡安豫，愿言思所钦。感彼归途艰，使我怨慕深。安得忘归草，言树背与衿。斯言岂虚作，思鸟有悲音。
尚木诗语意全从士衡此篇得来，故不避钞胥之嫌，特移录之，并以见几社名士之熟精选理及玩习盛唐诗什之一斑也。
当南都钱柳得意之际，河东君男性旧友如李存我、宋尚木二人确有相与往来之事迹，陈卧子是否亦有一见之机缘，尚待研考。其他男性故交，更不易详知矣。至女性朋辈，则据前引牧斋《赠黄皆令序》中“南宗伯署中闲园数亩，老梅盘拏，柰子花如雪屋。烽烟旁午，诀别仓皇”等语，知皆令自弘光元年正月至五月必在南都留宿礼部尚书署中，为河东君之女伴兼作牧斋之清客。或者钱柳崇祯十七年甲申秋季就南宗伯任时，皆令即已随行。若不然者，皆令仿效程孟阳至常熟伴牧斋度岁之成例，亦至南都伴河东君度岁。今以缺乏资料，无从详考。但有可注意之一事，即皆令留居钱、柳家中，河东君璧还问郎玉篆之际，能否从青琐中窥见是夕筵上存我及牧斋并诸座客之面部表情如何耳。一笑！
明南都倾覆，牧斋迎降清兵，随例北迁。关于钱氏此时之记载颇多，有可信者，有个可信者。但其事既绝不涉及河东君，非本文主旨所在，若一一详加考辨，则不免喧宾夺主。故皆从省略。上引顾苓《河东君传》云：
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其奋身池上也，长洲明经沈明抡馆宗伯寓中见之，而劝宗伯死，则宗伯以语兵科都给事中宝丰王之晋，之晋语余者也。是秋，宗伯北行，君留白下。宗伯寻谢病归。
同治修《苏州府志》八八《沈明抡传》云：
重刻雍正修《河南通志》五二《选举二》“明天启五年乙丑科余煌”榜载：
王之晋，宝丰人，给事中。
寅恪案：云美特记南都倾覆时河东君欲自沉，并劝宗伯死一事，备列人证，所以明其非阿私虚构，有类司马温公撰《涑水纪闻》之体，故吾人今日可以信其为实录也。复次，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柳如是”条云：
宗伯暮年不得意，恨曰：“要死，要死。”君叱曰：“公不死于乙酉，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柳君亦女中丈夫也哉！
《虞阳说苑》本《牧斋遗事》云：
乙酉五月之变，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斋有难色。柳奋身欲沉池中（原注：瞿本有“牧翁”二字。一本“牧翁”下有“抱”字），持之不得入。是时长洲沈明抡馆于尚书家，亲见其事，归说如此。后牧斋偕柳游拂水山庄，见石涧流泉，澄洁可爱，牧斋欲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柳笑（原注：一本有“而戏语”三字）曰：“此沟渠水，岂秦淮河耶？”牧翁有恧容。
寅恪案：《消夏闲记》及《牧斋遗事》所记，与河东君及牧斋之性格，一诙谐勇敢，一迟疑怯懦，颇相符合。且秦淮河复在南都，虽略异顾氏所述，颇亦可信。至若《蘼芜纪闻》引《扫轨闲谈》云：
乙酉，王师东下，南都旋亡。柳如是劝宗伯死，宗伯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睇西山风景，探手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死。
则尚湖、西山皆在常熟，当南都倾覆时，钱、柳二人皆在白下，时间、地域实相冲突。此妄人耳食之谈，不待详辨。
关于牧斋北行，河东君独留白下，此时间发生之事故，殊有可言者，兹择录资料略论之于下。
牧斋《投笔集〔遵王笺注〕（上）·后秋兴之三·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八首》之五云：
水击风抟山外山，前期语尽一杯间。五更噩梦飞金镜，千叠愁心锁玉关。人以苍蝇污白璧，天将市虎试朱颜。衣朱曳绮留都女，（寅恪案：《有学集》十《红豆二集》“衣朱”作“衣珠”，非是。盖传写者误以此诗第六句有“朱”字，故改作“珠”。不知昔人作今体诗不嫌重字。观钱柳诸作，即可证知也。）羞杀当年翟茀班。
寅恪案：牧斋此首乃总述其南都倾覆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白下时所发生之变故，并为之洗涤，且加以温慰也。遵王注牧斋此题第一首第八句“乐府偏能赋稿碪”引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下）》云：
稿碪今何在，稿碪砆也。问夫何处也。山上复有山，重山为出字，言夫不在也。何当大刀头，刀头有环，问夫何时还也。破镜飞上天，言月半当还也。
其实牧斋喜用此典，不限于第一首，即此首第一句“山外山”，第三句“飞金镜”皆同一出处也。第二句“前期”遵王注云：“谢玄晖《别范安成》诗：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检《谢朓集》中无此诗，此诗乃沈约之作（见“汉魏百三名家集”《沈隐侯集》及丁福保《全梁诗·沈约诗》），遵王偶误记，以沈为谢耳。休文此诗全部语意与牧斋此句有关，遵王仅引两句，未能尽牧斋之所欲言。如牧斋之“语尽一杯”即休文之“勿言一樽”，非引沈氏全诗，则不得其解。兹移录之于下，以见注诗之难也。沈约《别范安成》诗云：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牧斋诗第三句，即古乐府“破镜飞上天”之典并寓乐昌公主破镜待重圆之意。遵王注引李白《答高山人》诗“太微廓金镜，端拱清遐裔”为释。“金镜”用字虽同，所指则非也。第四句合用《东坡集》一七《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王晋卿画（七古）》“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句及《全唐诗》第三函李白五《子夜吴歌》中《秋歌》云：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盖当钱、柳分别正值秋季（见顾苓《河东君传》“是秋宗伯北行”之语。又《有学集》一《秋槐集》第一题《咏同心兰四绝句》其四云：“花发秋心赛合欢，秋兰心好胜春兰。花前倒挂红鹦鹉，恰比西方共命看。”此题乃牧斋乙酉秋间北行时别河东君于南京时之作，可为旁证也），“玉关”即李之“玉关情”，且与李之“平胡虏”有关。遵王注太泛，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也。第二联言河东君本无“昵好于南中”之事，即《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并王逸注及洪兴祖补注之意。河东君精通《楚辞》《文选》，又曾在周道登家为念西群妾所谮，几至杀身。今观牧斋诗句，宽广温慰之情，深切如此，其受感动应非常人之比，抑更可知也。第七句“留都女”指河东君。第八句“翟茀班”指王觉斯辈之眷属。谓当日诸降臣之妻皆随夫北行，河东君独不肯偕牧斋至燕都。即此一端，足以愧杀诸命妇矣。
至于孙爱告杀河东君有关之郑某或陈某事如徐树丕《识小录》四“再记钱事”条云：
柳姬者与郑生奸，其子杀之。钱与子书云：“柳非郑不活，杀郑是杀柳也。父非柳不活，杀柳是杀父也。汝此举是杀父耳。”云云。真正犬豕犹然视息于天地间。再被□□，再以贿免，其家亦几破矣。己丑春自白门归，遂携柳复归拂水焉，且许以畜面首少年为乐，盖“柳非郑不活”一语，已明许之矣。
王沄《辋川诗钞》四《虞山柳枝词十四首》之十三云：
芙蓉庄上柳如绵，秋水盈盈隐画船。夜静秃鹙啼露冷，文鸳常逐野鸥眠。
《荷牐丛谈》三“东林中依草附木之徒”条云：
当谦益往北，柳氏与人通奸，子愤之，鸣官究惩。及归，怒骂其子，不容相见。谓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此言可谓平而恕矣。
《牧斋遗事·柳姬小传》（此传上文于第三章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已引）云：
间有远骋，以娱其志，旋殪诸狴犴不惜也。至北兵南下，民于金陵归款，姬蹀躞其间，聆觱篥之雄风，沐貔貅之壮烈。其于意气，多所发抒云。不再闰而民以缘事北行，姬昵好于南中，子孝廉公恧甚，谋瘗诸狱。民归而姬不自讳，丧以丧夫之礼。民为之服浣牏濡沫，重以厥子为弗克负荷矣。民虽里居，平日顾金钱，招权利，大为姬欢。微吟响答，不啻咽三台之瑞露，咀九畹之灵芝，公诸杀青，以扬厉其事，而姬亦兴益豪，情益**，挥霍飙忽，泉涌云流。面首之乐，获所愿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