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幸〕〔旦上〕薄妆凝态。试暖弄寒天色，是谁向残灯淡月，仔细端详无奈。凭坠钗飞燕徘徊，恨重帘，碍约何时再。〔浣〕似中酒心情，羞花意绪，谁人会。恹恹睡起，兀自梅梢月在。
同书第五三出《节镇宣恩》云：
〔催拍〕〔生〕是当年天街上元。绛笼纱灯前一面，两下留连。两下留连。幸好淡月梅花，拾取钗钿。将去纳采牵红，成就良缘。〔合〕今日紫诰皇宣。夫和妇永团圆。
《寒柳词》之“忆从前，一点东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与玉茗之曲，其词语有关尤为明显。“还记得，旧时飞絮”者，用刘梦得《杨柳枝词九首》之九“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之意（见《全唐诗》第六函刘禹锡一二），暗指崇祯八年首夏之离去卧子，实为高安人、张孺人所遣出，故卧子和少游《满庭芳》词亦云“念飘零何处，烟水相闻”也。“尚有燕台佳句”之语，用《李义山诗集（下）·柳枝五首（并序）》及《燕台四首》之古典。又，陆游《放翁词·钗头凤》上半阕云：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或谓《寒柳词》当与务观此词有关。“宫墙柳”之“柳”，借指己身之姓，亦即“寒柳”之“柳”。“东风恶，欢情薄”即《寒柳词》“一点东风”及“眉儿愁苦”之出处。“东风”借指卧子之姓，“几隔着重帘”，意谓卧子家中高安人以至张孺人之重重压迫，环境甚恶，致令两人欢情淡薄，所以“眉儿愁苦”也。“几年离索”借指崇祯八年己身离去卧子，至十二年赋《寒柳词》，已历数年之时间也。斯说自亦可通，附记于此，以备一解。“约个梅魂，黄昏月淡”除用汤《曲》外，原出朱淑真《断肠词·生查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典。（寅恪案：此词见杨慎《词品》二“朱淑真元夕词”条。至其作者是否为幽栖居士，抑或欧阳永叔、秦少游之问题，于此姑不置论。然就河东君身份言之，自宜认为“断肠词”也。）此固易解，不必多论。但别有可注意者，“东风”“梅魂”之语，则从《东坡集》一三《〔元丰〕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七律）》“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两句而来。（寅恪案：东坡此诗用意遣辞，实出韩致光《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援（七律）》，见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二二引何焯语。河东君词固与冬郎诗无涉，但义门所论甚精，故附记于此，以供读苏诗者之一助。又关于用典之问题，可参第一章论钱遵王注牧斋诗条。）与卧子平生鄙薄宋诗者，大异其趣矣。意者河东君自两游嘉定，与程孟阳、唐叔达、李茂初辈往来以后，始知诗学别有意境，并间接得见牧斋论诗之文字，遂渐受钱、程一派之熏染，而脱去几社深恶宋诗之成见耶？今就《东山酬和集》所录河东君诗观之，实足证明鄙说。由是言之，河东君学问嬗蜕，身世变迁之痕迹，即可于《金明池》一阕约略窥见。斯殆为昔人所未注意及之者，故附论之如此。至“约个梅魂”之语，“梅魂”虽本出东坡诗，而约个之“约”，则兼用世传朱氏《元夕》词原语。且元夕观灯，与《紫钗记》之玉燕钗有关。可知河东君实以霍小玉自比也。寅恪更疑河东君词中“约个梅魂”句之微旨，复由玉茗堂《还魂记》中“柳梦梅”之名启悟而来。然则河东君之作品袭取昔人语句，皆能灵巧运用，绝无生吞活剥之病。其天才超越，学问渊博，于此益足证明矣。今读《寒柳词》者，但谓与玉谿生诗相干涉，而不知与《紫钗记》关系最密切，特标出之，以告论文治史之君子。
又，“梅魂”之语，既出于苏集《复出东门》诗，东坡此题后第四题为《二月三日点灯会客》诗。其结语云：“冷烟湿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或者河东君读苏集时，连续披览，因感《紫钗记》中“上元观灯，小玉十郎相遇”之事，遂糅合苏《诗》汤《曲》，削去“上元”之语，以符寒柳之节候。惟“梅花之魂”尚留痕迹耳。昔年笺证香山新乐府，详言《七德舞》《二王后》《海漫漫》《捕蝗》诸诗之取材与《贞观政要》中篇章次第之关系。今论河东君此词，犹前旨也。
复次，昔时读河东君此词下阕“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诸句，深赏其语意之新，情感之挚。但尚未能确指其出处所在。近年见黄周星有“云间宋徵舆、李雯共拈《春闺风雨》诸什”之说，（见前引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话类（下）》）及《陈忠裕全集》二十《菩萨蛮·春雨》词（见前引），始恍然悟河东君之意，乃谓当昔年与几社胜流交好之时，陈、宋、李诸人为己身所作《春闺风雨》之艳词，遂成今日飘零秋柳之预兆。故“暗伤如许”也。必作如是解释，然后语意方有着落，不致空泛。且“念畴昔风流”与上阕末句“尚有燕台佳句”之语，前后思想通贯。“酿成”者，事理所必致之意。实悲剧中主人翁结局之原则。古代希腊亚力斯多德论悲剧，近年海宁王国维论《红楼梦》，皆略同此旨。然自河东君本身言之，一为前不知之古人，一为后不见之来者，竟相符会，可谓奇矣！至若瀛海之远，乡里之近，地域同异，又可不论矣。其余可参前论宋让木《秋塘曲》“雨雨风风能痛哭”句，兹不复赘。
综合上述与河东君最有关系之周道登、李待问、宋徵舆及陈子龙四人言之，河东君之入周念西家，尚为幼小不自由之身，可置不论。李存我则以忠义艺术标名于一代，自是豪杰之士。宋辕文虽后来进仕新朝，人品不足取。然当崇祯中叶，与河东君交好之时，就其年少清才而论，固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至于陈卧子，则以文雄烈士，结束明季东南吴越党社之局，尤为旷世之奇才。后世论者，往往以此推河东君知人择婿之卓识，而不知实由于河东君之风流文采，乃不世出之奇女子，有以致之也。语云“物以类聚”，岂不诚然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