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一件事时，事先都会小心谨慎研究清楚，当决定后，就勇往直前去做。
——李嘉诚
敢想敢干，大展宏途
李嘉诚认为，投资须知“一行生意宜一种人”。人有不足不要紧，关键在于他对所托之事是否有根本性的影响。这个“根本性”，也就是是否能够把握住机遇，最终赢得利润。
他这样告诫两个儿子，投资者要有远见，能高瞻远瞩，以大局为重，“不为浮云遮望眼”，不计较暂时的得失。事实证明，在李嘉诚的精心培养下，他的两个儿子已经成为才华横溢、能独挑大梁的商界新秀。
1986年，世界博览会在温哥华举办。落幕之后，各国的临时展厅或拆卸或废弃。旧址为靠海的长形地带，发展前景良好，地皮为省政府的公产，可以以较优惠的价格购得。
生活在温哥华的李泽钜，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土木工程系，他看好这块地皮，认为将来能够发展成为综合性商业住宅区。于是，他积极向父亲建议，说了下面这些理由：
（1）世博会旧址附近都已开发，社区设施、交通等已有良好的基础；
（2）温哥华这一区域，和一般大都市不同，并无高架公路，市容美观；
（3）旧址位于市区边缘，有市郊的便利而无市区的弊端，无论往返市区或郊区，同样便利；
（4）位置临海，景色怡人，海景住宅当然昂贵；
（5）香港移民源源不断开赴加拿大，对饱受市区嘈杂拥挤之苦而又嫌郊区偏远冷寂的港人来说，这样的海景住宅有相当的吸引力。
李嘉诚同意了儿子的“狂想”，认为最后一点尤显商业眼光。说这是“狂想”，一点都不夸张。整块地皮，大致相当于港岛的整个湾仔区外加铜锣湾。迄今为止，香港有哪个地产商，敢在这么开阔的地段发展浩大的综合物业？甚至在加拿大的建筑史上，这也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这项工程投资巨大（后来确定的投资额达70亿港元），非长实集团所能承担。于是，李嘉诚拉他同业好友李兆基、郑裕彤加盟，与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旗下的太平协和公司（李嘉诚占10%股权）共同开发。决策取决于各大股东（李嘉诚个人及集团占50%股权，另50%为各股东分占），具体操作由李泽钜负责。
李泽钜为这宏图亲手策划、设计，无不尽心血，悉付于此，他曾经在两年之间，出席大小公听会200多个，与各界人士逾2万人见过面，解释阐述这个计划。当然，他的背后，父亲、师傅及其他人等，一直予以大力的支持。
1988年，新财团以32亿港元巨款投得世博会旧址发展权，一切都从这里开始。
然而世事难料，1989年3月，正在李泽钜平整地盘的施工地段，突然看到了一张“告同胞书”，措辞强烈，充满极端的排外情绪。这与加拿大政府为吸引华人资金和人才大开方便之门的国策背道而驰。“他们似乎完全看不见我也是加拿大公民，他们反应太过激烈。”李泽钜既气愤又无奈。
据传媒估计，当地人排外，还与李泽钜的另一宗生意有关。世博会旧址，以太平协和的名义签约之后，李泽钜便将另一间公司的200多个新公寓，直接在香港发售。消息传回温哥华，当地传媒大肆渲染，从而引起本地人的强烈不满，质问省政府：将来世博会物业，是否又卖给香港人，让这里变为华人的天下？
省督林思齐博士为平息民怨，要太平协和保证，在这块极优惠地皮上兴建的物业，不会只在海外发售，必须优先向当地人发售。这意味着，兴建的物业，将不可先期在香港卖个好价钱，而加拿大地价、楼价低廉，这是公认的事实。
令人奇怪的是，这么大的风波，李嘉诚却未出面，麦理思、马世民也未露面，而全盘托付给坐镇加拿大的李泽钜。这表明，李嘉诚要考验儿子随机决断、谈判交涉的能力和毅力。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李泽钜立即从滑雪胜地韦斯拉赶到温哥华，他的身份仅仅是太平协和的董事，样子还是个未出校门的学子，给人以不老成之感。李泽钜求见省督林思齐，问他：“如果世博会发展搁浅，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林思齐是1967年从香港移民加拿大的，对香港的事再清楚不过。李嘉诚在香港的号召力，足以使流入加国的地产投资缩减，更会使温哥华在香港移民潮中的受益落在其他省后面。
省督说服省议会，对李泽钜的要求做出让步，许可世博会物业可同时在香港和温市发售——实际上是以向港人发售为主。省议员透过传媒，向市民说明利弊关系，称华裔移民是温市建设的和平使者，要善待他们。
同时，李泽钜也积极配合，争取民心。他在温哥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6年来我的最大收获，就是加入了加拿大籍。”
风波很快平息，工程继续上马，这就是后来定名“万博豪园”（注：世博会又叫万国博览会）的庞大商业住宅群。
对李泽钜来说，加拿大温哥华的房屋计划——万博豪园，就是他事业上的试金石。因为这个被誉为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建设计划，是由他一手策划的，由看中地盘，以至买地、发展、宣传，他都参与此事，全身投入……但初挑大梁，无论如何，都会有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幸而万博豪园在香港刊登广告之后，初步的反应甚佳。
由投地到施工，这一段期间，李泽矩遇到的争议、面对的意外和困难不计其数，如果换了一个性格懦弱、信心不足的人，早已知难而退了。但他并未如此，仍然一丝不苟地去做，笑骂由人，越战越勇，终于走向成功。
万博豪园总体规划由李泽钜一手设计，建筑群的最大特色，是保留了原有湖光山色的天然美，它辟出50英亩作为区间公园，是居家休闲的胜地。
李泽钜说：“由于万博豪园这个计划实在太大，自己肩负重任，因此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计划的发展。在飞机上，即使看书，都以城市规划以及居住环境的书本为主。”
由此，李泽钜的办事能力得到父亲的赞可，李嘉诚同意董事的一致要求，吸收李泽钜任长实集团董事。
万博豪园使李泽钜声名鹊起，其中不乏李嘉诚的功劳，如果没有李嘉诚对儿子宏图大业的肯定，相信李泽钜不会在董事局运作得如此顺利。李泽钜身上的敢想敢干精神，正是父亲李嘉诚思想的延续。
看准了就大胆去闯
在李嘉诚看来，由弱而强必须要有闯劲，闯劲就意味着勇气和胆量。做生意，成功与失败都有可能，没有人愿意自己正在进行的生意出事，但从来没有一个永远一帆风顺的生意人。那么，当问题来临的时候，应该如何应对呢？李嘉诚认为，越怕越误事，索性大胆去闯，反倒没事。
李嘉诚擅长“强势进攻”之计。所谓“强势进攻”，就是既要善于大规模地调查情况，又要敢于采取大动作，去完成计划。在李嘉诚看来，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只停留在空想阶段，一定要把想法落到实处，才能行之有效。这种敢想敢做的行为，一则可以兑现自己的计划，二则可以震动人心，获得尊敬。
对于那些要做大生意的人来说，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强势进攻之计，这样才能掀起一股商势，形成一股席卷之风。李嘉诚在这方面做得非常超绝。
1992年初，李嘉诚旋风般地从北京飞赴汕头，又急转深圳。5月1日，宣布成立第一家在内地注册的联营公司。这就是李嘉诚代表长实集团与中方合资成立的“深圳长和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共2亿港元，中方港方各持有一半股权。中方的两家合作伙伴是深圳市政府直属的深圳投资管理公司和国家计委下属的中国机电轻纺投资公司，港方股东有长实、和黄、怡和三家。
长和实业初步拟定了在内地投资的一系列计划，并使其成为长江系在内地的旗舰。在短短的时间里，李嘉诚完成了一系列繁杂的操作，不能不令人惊叹其决断力及办事的效率。
1992年8月6日，李嘉诚发布长实集团中期业绩报告，阐明了将其投资重点转移到内地的条件与方针。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国民经济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前景令人鼓舞。
有记者问，长实系最终会向内地投资多少？李嘉诚答道：“现阶段很难估计，很多因素目前是很难预测的。若经济环境发展理想，最终在内地投资的资产值可能会占本集团总资产值的25%。”应该说，25%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以1991年底长实系资产总值750亿计算，日后该系对内地的投资将达到190亿港元。
当然，李嘉诚并没有透露什么时候达到25%这个比例。因为他素来一言九鼎，从不食言也从不爽约。如果没有十成的把握，他不会限定一个具体的时间，否则，就等于是给自己套上紧箍咒。他的一贯态度是凡事留有余地，认为这样才会争得主动。但是，从李嘉诚的话语中，我们也不难判断出，一旦认为时机成熟，他向内地的投资便将气势磅礴，势如长虹。
1992年10月5日，以和黄集团为核心的港方财团与中方财团深圳东鹏实业，在北京签署深圳盐田港发展合同。在该发展项目中，中方财团深圳东鹏实业拥有三成股权；港方财团包括和黄旗下的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熊谷组公司等，共占七成股权，控股权在和黄集团。
深圳盐田港发展公司总投资额为50亿元人民币，目标是建成与香港货柜码头互补的世界级盐田货柜码头，工程分若干期完成，第一期拥有2个货柜泊位和4个杂货泊位，建成后将大大缓解香港货柜码头的压力。
但是，盐田港计划曾遭到马世民竭力反对，他认为在内地搞货柜码头，等于抢香港的生意，自己打自己。对此，李嘉诚更具远见卓识。他说：“深港间的大鹏湾是天然深水港，我们不抢先建盐田港，别的财团也会抢着去干，那将成了我们与别人对打。”由此可见李嘉诚的深谋远虑。
从1992年秋天起，广州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便与李嘉诚的长实、新鸿基地产及香港多家中资港资银行，商谈合作兴建一幢73层高的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大厦占地5.5万平方米，楼面积30万平方米，以当年物价计算，需要投资3.5亿美元。
现在，这幢全广州市最高的摩天大厦，已在天河拔地而起，成为广州天河新城区的招牌建筑。正如一提起白天鹅宾馆，人们就联想到霍英东一样，一提到广州最高的国际金融中心大厦，人们就会想起李嘉诚。
1992年11月下旬，李嘉诚与胡应湘达成协议，合作发展广深珠高速公路第二期工程广州至珠海段，总投资为96亿港元，长实与和黄共持控股权，其余股份由新鸿基地产及数家日资公司拥有。
该项工程项目的投资回报依赖于征收费用，是一项投资大、风险大、见效慢的长线基础设施投资。李嘉诚看好这段公路的广阔前景，他认为回报虽然慢，但回报长期而且稳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投资回报额将会逐步提高。此外，修路也是造福积德的好事，何况能进一步提高声誉。
1992年6月，在上海，港沪发展有限公司与闸北区政府签署协议，以1.31亿美元租得火车站以南5.78公顷土地的使用权。港沪发展由和黄、中国光大、香港鹏利等财团组成。该联营公司，准备在租下的地盘上建造22万平方米的综合建筑群，需投入资金上百亿元人民币，全部工程已于1998年底完成。
李嘉诚在上海的另一项大手笔是海港工程。这是他1992年9月间在上海考察码头设施的结果。
1992年11月23日，和黄集团及上海港务局，就合作经营的项目——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达成原则协议。据协议，和黄投资60亿元人民币，建设金山标准集装箱码头、国际深水港码头等项目。这样，李嘉诚不仅在香港拥有货柜码头的半壁江山，还将在中国内地的货柜码头业做大，成为亚洲首席私营货柜码头大王。
在亚洲称王，李嘉诚牢牢掌握了主动权，这样一来也使和黄集团内地与香港的货柜码头互为犄角，兼顾统筹。
1992年9月初，在海南，长江实业、香港熊谷组、中信旗下的荣高贸易、台资大中华及海南省3家银行，共同组建海南洋浦土地开发有限公司，计划投资180亿港元，发展洋浦自由港，其中长实占一成股权，投资约18亿港元。
1992年11月，长实集团与福州市政府签署协议，由长实投资35亿港元，参与福州旧城区三坊七巷的改造和重建工程。
从1992年秋起，长实集团就在大西南选择投资基地，最后将目标确定为西南第一大都会重庆。
1993年，长实系3家公司斥资8亿，对重庆市中区依仁巷进行全面改造，建成面积为23万平方米的大型商住楼群。
1994年3月，李嘉诚在重庆专设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参与该市康居工程建设。该工程分布在重庆市五区一县，总建筑面积达500万平方米，全部由港方投资并承建。第一期工程150万平方米，长实系投资10亿港元。土地由重庆市政府提供，房屋由市政府包销，利益按协议分配。
李嘉诚投资内地房地产，可谓驾轻就熟，一来房产是他赖以发展的核心产业，而且房产一般投资短，见效快；二来房产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康居工程，要名有名，要利有利，李嘉诚乐此不疲。
在北京，李嘉诚也参与了多家酒店投资。最引人注目的，当属1992年与郭鹤年联手获得王府井旧址发展权。李嘉诚说过，内地的土地价格与起楼造价的比例往往是1∶10，而在香港的不少地段，这个比例正好倒过来。
中港合作的基础是互补互利，港方的优势是资金雄厚，中方则控有土地使用权、审批权。李嘉诚投资内地地产，就是充分利用了地区间的差别，充分挖掘其中的资金潜力。
投资内地，与投资海外一样，李嘉诚不投则已，一投惊人，宛如一场席卷内地的旋风，而且势比长虹，令人目不暇接。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李嘉诚的投资原则，那就是在投资之前先按兵不动，仔细调研情况，静待最佳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抓住机遇，果断出手，大干一场。
大胆尝试，积极运作经营方略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曾说：“最美好的财富人生缘于敢于行动的气魄。”金钱是灿烂的，美梦更加诱人，但是为什么大多数的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呢？毫无疑问，这些人缺乏实现自己那些梦想的勇气。换句话说，他们大都喜欢沉浸在过去的经验之中，却怯于尝试新的成功途径的勇气。
李嘉诚的财富之梦，完全出自于自己对成功人生的期盼和努力，他善于经营自己的每一步，并把每一步都视为开拓人生的重要环节，最终他赢得了财富人生。
众所周知，投资绝对不能死守在一项计划上，必须要学会多计划经营，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利润。所以大投资家都善于创新去旧，或者说调新离旧。所谓调，就是从市场调查出发，从自己的头脑中策划出新观点、新计划，所谓离就是抛开陈旧思维，另起炉灶。
李嘉诚在投资的过程中非常善于调新离旧，这与他“尝试是成功的开始”的投资谋略有关，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李嘉诚在中国内地搞了许多开发计划，其中最引人瞩目、并引起轩然大波的投资项目，是东方广场计划。这对他来说，也是尝试成功的新开始。
东方广场位于北京王府井商业区，邻近的具有古今象征意义的建筑有故宫、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等。1992年6月，北京市政府放出风声，表示可以考虑与外商合作王府井旧城区改造工程。一时间，香港各大财团蜂拥而至，试图分得一杯羹。
王府井是首都最繁华、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区，有如上海的南京路、香港的铜锣湾。在这些黄金地段，想找一间铺面都难似登天，现在竟可望获得以公顷计算的大幅土地租用权。这样的肥肉，谁不想咬上一口呢？
1992年6月25日，李嘉诚、郭鹤年搞妥了上海闸北一块土地，旋即联袂飞往北京，第二天便与北京市政府签署意向书。签约双方一方是香港嘉里发展公司，另一方是北京东城区房地产公司。嘉里主席郭鹤年在香港名气不如李嘉诚，但他却是人马首富。他投资内地在李嘉诚之先，与中国高层关系之密切也不亚于李嘉诚。
李郭二人能如此神速搞定这么大的项目，是他们多年来在内地耕耘（捐赠与投资）的结果。在香港，他们亦曾竭力鼎助中资（中信、首钢、光大）打天下。所以，如此迅速地签下这一意向书，并非李嘉诚有多么神，而是他长期深谋远虑、有意铺垫的必然结果。
位于王府井大街南口的这块地皮面积共有5.11公顷，可规划建筑总面积14万平方米，计划建成亚洲乃至世界一流的商业中心。中港双方签署的意向书中并未涉及该项目的地价、投资金额、工期、物业规划等内容，可见合作意向是在匆忙中敲定的，细节有待以后再谈判。消息传来，香港各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都把李嘉诚看神了，似乎世界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
意向书签定后，北京王府井商业中心，似乎已成了李家大院的池中之物了。然而，形势却在时刻变化着。
1993年，因经济发展过热，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宏观调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这意味着要与北京方面谈妥这一项目，将会异常艰难。面对这种情况，不大善于谈判的郭鹤年知难而退，留下李嘉诚孤身应对，发展王府井地盘物业的控股权便顺势完全落入长实之手。
李嘉诚的信心依然十足，再一次运用他非凡的智慧与谈判技巧，有关立项、规划等异常繁杂的手续，在1993年间就全部获得市政府的批准。该建筑被正式定名为东方广场。
东方广场建筑高度计划为70多米，地盘面积10.1万平方米，这比当初意向书中的14万平方米要少许多，然而毕竟这一年的形势已和去年大不相同，能达成这一协议，已经很不容易了。
该大型物业投资预算逾12亿港元，长实负责起楼价，合作伙伴东城区房地产公司负责地价。香港是地贵楼贱，内地则相反。据说，李嘉诚用了不到2亿港元就获得了这块50年期限的地皮，在“天子脚下”，京城中心，李嘉诚也能捡到便宜，确实不凡。
一般房地产开发，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当地居民与商家的搬迁了。李嘉诚把这道难题交给北京市政府去做，即由他们负担地价和搬迁费，请市政府出面做好原住户和业主的搬迁工作。
这些拆迁户将从此丧失在王府井居住的权利，而要迁到离市中心相当远的新住宅区。对于那些如果想继续留在王府井的商业区，就要向王府井重新申请地皮，但能否获准就很难说了。但是只要有钱，搬迁对北京市政府来说其实不算什么大的难题。结果搬迁出人意料地顺利，很快便完成了。
据说，李嘉诚曾暗自去王府井探看拆迁状况，看到当地住户纷纷迁走时，他不禁双眼潮润，感叹道：北京的老百姓真是太好了，这在香港，简直是不可想像。
然而，搬迁过程并非完全没有一点波折，全球最著名的快餐集团麦当劳，竟成了此次搬迁的“钉子户”。
王府井麦当劳是该集团最大的一家分店，两层楼面共2.8万平方英尺，700余个座位，每天平均有10000多人光顾，在开业之初，顾客排队竟有几里之长，盈利丰厚，自不待言。
麦当劳当然不愿意把这棵摇钱树从聚宝盆里连根拔出，但是，北京市政府早就有了最新文件，责令麦当劳限期搬迁。于是，麦当劳抛出了它的杀手锏，即当年麦当劳集团与北京市政府签署的长达20年的经营合同，营业地区为王府井现址，租期要到2010年才满，当时才经营了两年多。麦当劳以此契约为要挟，扬言要与北京市政府对簿公堂。
那时，王府井这块地盘已快夷为平地，只剩下麦当劳孤零零地站在空旷的废墟上。某外国通讯社记者拍下了这一景象，于是世界传媒大都刊出了这张既滑稽、又可怜的“麦当劳孤立无援”的照片，因而国际舆论逐渐变得对麦当劳十分有利。香港民间也有传言，说李嘉诚为了做北京地王，不惜把契约在手的麦当劳撵跑，只许自己发大财，不准他人赚小钱。
其实，搬迁只是北京市政府与拆迁户之间的事，李嘉诚并不用承担什么责任。但李嘉诚一直奉行以和为贵，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于是出面与北京市政府协商，表示只要麦当劳答应迁出王府井，日后东方广场将留一个比现在面积更大的铺位给麦当劳。
北京市政府只好与美国麦当劳公司重新进行谈判，除了李嘉诚提出的条件外，又列出了一系列更优厚的条件，例如，批准麦当劳在北京多开若干家分店等等。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麦当劳当然同意搬迁了，美国佬的“官司癖”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王府井的位置决定了东方广场的特殊性，东方广场计划无疑是在天子脚下搭戏台，戏演得好，利润自然丰厚；戏演砸了，连戏台都可能被端掉。对李嘉诚来讲，这是个机遇，同时也是个挑战。但是，他敢于大胆尝试，敢于开创新路，因为他知道唯有如此，才能在财富之路上走得更远。
借股市做大做强
股票上市，是每个想要做大做强的企业都要经历的道理；股票上市，会更加有效地筹措资金；股票上市，会更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股票上市，会对员工有更好的激励。李嘉诚善于借助股票的力量，快速地提升自己的实力，将长江实业迅速做大做强。
香港正式的股票市场活动早在1891年就已经开始。但股票市场成为企业筹资的重要渠道，则是1969年前后的事。股票市场真正形成规模更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
在1969年以前，香港股市规模停滞不前，其原因主要有下面几点：第一，由于与祖国大陆的特殊关系，祖国大陆政治的任何波动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香港前途；第二，与香港证券市场相比，海外市场能为香港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至少，海外证券市场的投资工具比香港市场要丰富些；第三，1961年以后，银行业的激烈竞争，相对削弱了股票的吸引力（注：贷款较易）。
另外，在未有其他交易所成立之前（1969年之前），香港所有股票买卖活动均透过香港证券交易所（俗称香港会）进行。当时香港会的会员大部分为外籍人士及通晓英语的高级华人；而上市公司则主要为外资大银行，股市为香港本地工商企业集资功能并未发挥出来。
香港股市，对于众多欲上市的华资企业来说，可望而不可及。香港会上市条件之苛刻，使不少条件具备的华资大企业也长期被拒之门外。
证券经纪，是股市与股民间的桥梁。香港会只使用英语，把不谙英语的华人经纪排斥在外，这样，无形中又把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的华人投资者排斥在外。投资者难入市，股市自然萧条；股市萧条，投资者越发望而却步。
1969年12月17日，由李福兆为首的华人财经人士组成的“远东交易所”开始营业，打破了香港会一所垄断的地位。远东会放宽了公司上市条件，交易允许使用广东话，开辟了香港证券业新纪元。
时值内地政治趋于安定，香港经济经大动**后恢复并开始起飞，亟待筹资的企业纷纷触发上市的需求。1970年，远东会的成交额高达29亿元，占当时本港股市总成交额的49%。
其后，金钱证券交易所（金银会）、九龙证券交易所（九龙会）相继成立。加上原有的香港会、远东会，形成香港股市“四会”并存的格局。
四会并存，使公司上市变得容易，为上市公司集资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大大刺激了投资者对股票的兴趣。股市成交活跃，恒生指数攀升到1971年年底收市的341点。低迷多年的香港股市大牛出世，一派兴旺。
1971年6月，李嘉诚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集中物力、财力、精力发展房地产业。
在第一次公司高层会议上，李嘉诚踌躇满志地提出：要以置地公司为奋斗目标，不仅要学习置地的成功经验，还要超过置地的规模。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李嘉诚看准蓬勃发展的地产**，在现有的地盘上大兴土木。楼宇未等建成就有用户上门求租。他获得租金后，又继续投入兴建楼宇。
尽管如此，李嘉诚仍觉得发展太慢，深感资金不足。而筹集资金最快捷而有效的途径，是将公司上市，使之成为公众持股的有限公司，利用股市大规模筹集社会游散资金。
公司上市有很多好处：
1．公司首次发行上市可以筹集到大量的资金，上市后也有再融资的机会，从而为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了资金来源。
2．股票交易的信息通过报纸、电视台等各种媒介不断向社会发布，扩大了公司的知名度，提高了公司的市场地位和影响力，有助于公司树立产品品牌形象，扩大市场销售量。
3．可以利用股票期权等方式实现对员工和管理层的有效激励，有助于公司吸引优秀人才，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从而增强企业的发展潜力和后劲等。
但是公司上市也有其不利之处：
1．上市以后企业不再是私人公司，而是负有向公众（包括竞争对手）进行充分信息披露的义务，包括主营业务、市场策略等方面的信息，提高透明度的同时也暴露了许多秘密，甚至有可能恶意控股。
2．有时媒体给予一家上市公司过高关注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3．上市后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企业重大经营决策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如此可能失去部分作为私人企业所享受的经营灵活性。
4．管理层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对企业的一部分控制权。
5．为了达到上市目的以及上市后企业都需要支付较高的费用。
6．在上市的时候，如果股份的价格订得过低，对公司就是一种损失。实际上这是惯例，几乎所有的公司在上市的时候都会把股票的价格订得低一点。
7．上市公司比私人企业需要履行更多义务，承担更多责任，管理层也将受到更大的压力等。
临渊羡鱼还是退而结网？几经思忖，李嘉诚决定筹划长江上市，奋力一搏。
1972年7月31日，李嘉诚将长江地产改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长实）。随即，委托财务顾问拟定上市申请书，准备公司章程、招股章程、公司实绩、各项账目等附件。
同年10月，向香港会、远东会、金银会申请股票上市。11月1日获准挂牌，法定股本为2亿港元，实收资本为8400万港元，分为4200万股，面额每股2元，溢价1元。包销商是宝源财务公司和获多利财务公司，分别在香港、远东、金银等三间交易所向公众发售。
长实骑牛上市，备受投资者青睐。上市后24小时不到，股票就升值一倍多。“僧多粥少”，认购额竟超过发行额的65.4倍，包销商不得不采取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谁是长实的（公众）股东。
股票升值一倍多，意味着公司市值增幅一倍多。消息传来，长实职员欣喜若狂，买来香槟庆贺。长实董事局主席李嘉诚，却并未显出特别的欣喜。
股票升值，并不表明投资者独钟长实，而是大市的兴旺所致，其他上市股票均有升值，有的比长实股升值更惊人。要使投资者真正信任并宠爱长实股，最终得看长实的未来实绩以及股东所得实惠。
李嘉诚还意识到：股票升值如此神速，那么缩水也就会是瞬间之事。证券市场变幻急速且无常，风险会远远大于其他市场。
自从1950年创业，李嘉诚经历了独资、合股的漫长岁月，现在终于跻身上市公司之列，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资金不足、筹措无门的问题。从此，长实必须按上市公司的游戏规则运作，接受证交所和证监会的管理及监督，向证交所提交由独立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表。上市公司的公众持股量必须在25%以上；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必须向公众股东公开；重大决策，必须经董事局甚至股东大会通过……这些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了企业大股东和经营者的手脚，是他们所不希望的。
但李嘉诚必须这样，他是个对新事物抱有浓厚兴趣、渴望从事具有挑战性事业的人。正是李嘉诚的这一奋力一跃，充分利用了股市的力量，长江才迅速积攒能量，在将来赶超置地，到20世纪80年代，李嘉诚已实现赶超置地的目标。如果李嘉诚不将长实上市，未充分借助股市的作用，是不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赶超置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