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北京电影学院招生时，有一位老师说，招演员的话，女生一定要漂亮，男生要帅，要不然没有票房。十几年前我们对美的认知是这样的，那再往前呢？对美，我们首先要有一种历史性的认识。自古以来我们对美的需求是什么。
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美是一种需求。美的永恒性在于它的自然性。古希腊时期，大家都认为均衡是一种美。如果我们在两只眼睛中间放一条对称线做微分析，放大之后观看会发现左右部分是有一点儿不对称的。这是胚胎在生长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相对完美的遗传优势。这是一种天然的均衡。
从历史上来分析，女性是越来越漂亮了。这是一个选择问题，即优势遗传。一些非洲的男孩，一出生就被打断鼻梁骨，因为他们长大以后出去打猎，鼻梁骨最脆弱，最容易受伤，有些男孩因此就被这样残酷的生存选择淘汰了。
当年去云南劳动，我们那群城市青年很苗条，但当地的傣族人看我们不觉得美，他们认为健硕、利于生育的才为美，彼此欣赏的标准不一样。19世纪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说，因为认知差异，大家审美的标准不一样。就像黄山的挑夫不觉得黄山美，他们反而更期待山路别这么陡，能走得轻松一点儿。
我很喜欢李泽厚关于美的观点。李泽厚讲美，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他认为要实践美，人在实践过程中释放自己的创造力。人要在与自然、社会的关系里，释放一种创造性。他认为这是美的核心部分。对此我深表认同。
在革命年代，我们很强调革命理想。不只是革命理想，全世界范围内的其他理想也都非常好，像基督教提倡的绝对的善，没有自己的私欲。教义要求人人为善，以他人为先，但高要求又给人造成了太大压力，所以产生伪善。后来新教改革，重新提出理论，要求信是第一位的，因信成义。上帝选不选你，是天选，有不确定性，但人只管信，只管绝对的善就好了。
理想也就牵扯到了美的问题。美首先是人性美好，社会美好。在人性很脆弱的基础上谈美、谈理想主义，站不住脚。革命年代的美，讲究奉献，在宏观层面考虑为国家、为民族的付出。转入和平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们提倡市场化。市场化首先要建立利益主体，没有利益主体就没有市场。而市场要求人人等价交换，等价交换的前提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基础上，劳动是平等的，利益也是平等的，这时候人就有了私利。在理想主义渐渐消退，新的价值观又没确立起来之时，社会就陷入了比较复杂的情况。看一个人美不美，实际上还是要归根于他的生命观，他对生活的理解。美不仅仅是视觉感受，还暗含了背后人对生活的理解，对历史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美不美，不能只看外表，还要看见背后那些深刻的东西。
我接触过很多特别有思想、内心特别美的人。他们或者做义工、做公益，或者去西部搞绿化。有一个浙江老板来到农村种了两千多亩火龙果发展当地经济，还有一个北京女孩子去云南山区成立景颇族文化保护中心，他们做得很艰苦，但这些人很美。现在很多人看到这样的事迹觉得有压力。为什么？现在的人排斥他们做不到的事情，但还保留一点儿理想主义，自己做不到，拒绝就成为最好的方式。
现在的社会，并不是大家认为的颜值决定一切，而是时代拉开了一个空白。
我觉得最美的人还是那些纠结的人，就是那些整天发愁、自称“社畜”的人，他们一边叫苦，一边干活。如果人只是叫苦不迭，就会陷入虚无主义，闲游乱逛，这才是真正糟糕的。这些自称“社畜”的人虽然叫苦，但还是在北上广深这类大城市兢兢业业上班。他们通过自嘲的方式获得某种心理的纾解。这些人虽然焦虑纠结，但本质是美的。今天时代的美是纠结美，只有纠结才能串联起传统和现代，不纠结的人是很单面的。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中说得好：我们不是在事物本身中发现美，而是在阴影、光明和黑暗的模式中发现美。我们现在恰好处在这个很复杂的时代。这是大有希望的时代，可能有一个“丑陋”的起步，因为完美的东西都是以前形成的。
转型时代的今天，第一代人要自己摸索，自己定位。我们那个时代上大学都是国家分配工作，从来没想过自己选择什么，分配到哪儿。但今天的人就是要不断地做选择，考虑自己做什么工作，创造什么价值。我有很多学生毕业工作几年后再辞职，他们辞职的原因很多时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工作能不能体现生命价值的问题。是不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跟自己内心热爱的生活有多大的距离？这是他们衡量一份工作值不值得的标准。
这个过程就产生了纠结，因为生命价值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需要我们去寻找。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所以我还是赞成实践。美是一种实践。在今天这个纠结的时代，我们尤其要强调实践。坐在房子里空想，越想越纠结，不如去做一些新的事情。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建立起跟世界、社会以及各种人之间真实的、丰富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内在美，你的创造力，你坚韧的力量就释放了出来，所以有焦虑、纠结不要怕，破除纠结就靠实践，美就在实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