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种不同学派的政治家。第一种人认为：“地球上居住的人们，只是一群蒙昧无知的可怜生物，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一旦需要自己拿主意，就会头昏脑涨。因此，随便来个政客就可以将他们唬得团团转。这时，不仅这个世界需要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来领导这群’乌合之众’，他们自己也很乐意将国会、选票的事宜交给别人来打理，这样他们就可以把精力放在工作和小孩上，闲来还可以兜兜风，管管菜园子。”
这一学派的信徒们成了皇帝、苏丹、巨头、酋长、大主教，他们很少把工会看做是文明的主要部分。他们努力工作，修筑公路、营房、大教堂和监狱。
第二种政治思想流派倡导者有如下的议论：“每个人都是造物主最宝贵的作品。每个人在自己的天地都是国王，他具有超凡绝伦的智慧，审慎的态度和高尚的情怀。他完全有能力关照好自己的利益，他想通过一个委员会来管理世界，而这个委员会在处理国家的一些棘手问题时慢得出奇，这是尽人皆知的。因此人们应该把执政的事情交给几位可以信赖的朋友，他们用不着总惦记养家糊口，所以能把全部时间用于为人们造福。”
不用说，这种灿烂理想的鼓吹者在逻辑上就是寡头政府、独裁者、第一执政官和贵族保护者。
他们拼命地工作，修筑公路和营房，却把教堂变成了监狱。
但还有第三种人。他们用严肃的科学眼光观察人，认清人的真面目。他们喜欢人的好品质，也了解他的局限性。他们通过对历史的长期研究，认为一般的人只要不受感情或自私心的影响，就的确能竭尽全力做正确的事情。不过，他们要撇开虚无缥缈的幻想，清楚地意识到自然生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想要认为提升人们的智力水平，就如同改变潮起潮落和四季更替一样白费力气。他们很少有机会去管理国家事务，但一有机会，他们便不失时机地将想法付诸实践。他们修筑道路，改善监狱的条件，并把剩余基金用在教育上。这些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者相信，正确的教育将会逐步消除世界上大部分根深蒂固的陋习。因此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发展教育。
对他们而言，实现理想的最后一步，就是写部百科全书。
像其他许多需要巨大智慧和极度忍耐力的东西一样，第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书源于中国。中国的康熙皇帝想用一部五千零二十卷的百科全书博得臣民的欢心。
第一个向西方引进百科全书的是普林尼[1]，他出版了一部三十七卷本的百科全书便已心满意足了。
基督教时代的最初一千五百年在启蒙的方面没有搞出一点儿有价值的东西。圣·奥古斯丁的一个同乡、非洲人费利克斯·卡佩拉浪费了许多年写成了一本书，自以为是汇集了各种知识的宝库。为了使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记住他提供的许多趣事，他采用了诗歌的形式。这是一大堆可怕的误传，却被中世纪以后的十八代子孙记住了，他们把这些玩意儿当成了文学、音乐和科学领域的定论。
两百年以后，塞维利亚一个叫伊西多尔的主教撰写了一部崭新的百科全书，从此，百科全书以每一百年两本的速度增长起来。这些书的情况如何，我一无所知。蛀书虫（最有用的家禽）可能担当了我们的搬运工。如果所有这些书都保存下来的话，地球上就没有其他东西的立足之地了。
最后，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欧洲经历了声势浩大的求知运动，书商们仿佛置身天堂。这些书和现在的一样，通常是些穷困潦倒的学者，一周的酬劳只有八美元，劳苦钱还不够买纸和墨水的。英国是风行这种文学的伟大国家，所以生活在巴黎的英国人约翰·米尔斯自然想到要把伊弗雷姆·钱伯斯编撰的《万能辞典》译成法文，以便向路易国王的臣民们兜售他的作品，从中捞些油水，出于这个目的，他和德国的一位教授合作，然后又和国王的印刷商雷伯莱顿打交道，让他做实际的出版工作。长话短说，雷伯莱顿发现了这个小小的生财之道，就故意敲诈他的同伙，把米尔斯和那个德国博士赶走以后，继续出版自己的盗版书。他把即将出版的著作称为《艺术与科学的万能百科全书辞典》，并发出了一系列颇能招来顾客的漂亮书讯，很能吸引人，预订单很快就排满了。
然后，他雇用了法国中学的一名哲学教授做总编辑，买了大量的纸张，然后就坐等着结果。不幸的是，等一部大百科全书并不像雷伯莱顿的如意算盘那样简单。教授搞出了笔记，但这不是文章，预订者大吵大闹地要得到第一卷，一切都弄得一团糟。
在这紧急时刻，雷伯莱顿想起了几个月前出版的颇受欢迎的《医学万能辞典》。他把医学卷的编辑找来，当场就雇用了他。这样，一本专科的全书就变成了《百科全书》。这个新编辑就是丹尼斯·狄德罗，这项本来是艰苦无味的工作变成了十八世纪对人类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狄德罗那时三十七岁，他的生活既不安逸也不幸福。他拒绝做一个年轻体面的法国人应做的事，不愿意上大学。他一离开耶稣会的老师，就到巴黎当一个文人。经过短时间食不果腹的生活（按照两个人挨饿和一个人挨饿是一样的逻辑），他和一个后来证明是虔诚得可怕的妇女、一个不可理喻的悍妇结了婚，这种结合并不是像有人认为的那样罕见。但是他得养活她，就不得不做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工作，编辑各种各样的书，从《关于美德与价值的探讨》到名声扫地的修改薄伽丘的《十日谈》。然而在他心里，这个拜勒的学生还是忠于他的自由思想。不久政府（像处于艰难时期的政府一样）发现这个并不使人讨厌的年轻作者，他对《创世记》第一章描述的创世故事持严重怀疑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异教徒。结果，狄德罗被送进了温塞纳监狱，严密监禁达三个月之久。
直到从监狱被释放以后，狄德罗才当了雷伯莱顿的雇工。狄德罗是当时最善于雄辩的人。他看到在这个终生事业中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仅仅修改钱伯斯的旧资料简直是降低身份。当时正处于轰轰烈烈的思想活跃时期。太好了！雷伯莱顿的百科全书要让每一个可以想到的题目具有最新消息，文章要让最有权威的人撰写。
狄德罗热血沸腾了，他实际上说服了雷伯莱顿让他全权指挥，而且不限制时间。然后，他列出了一个同他合作的人员名单，拿出一张大页纸，开始写道：“A：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等等。
二十年以后，他写到了Z，工作完成了。然而很少有人能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工作。雷伯莱顿雇用狄德罗时，就追加了原始投资，但他付给狄德罗的年薪还不到五百块。至于其他前来帮忙的合作者，唉，我们都知道会是怎样一种情况。他们要不就是当时很忙，要不就是下个月再说，或者得去乡下探望祖母。所以，尽管教会和政府的官员们的谩骂使他感到痛苦，他还得亲自做大部分的工作。
现在他的百科全书的版本非常罕见了。这倒不是因为好多人想得到它，而是因为好多人都要除掉它。早在一百五十年前，这本书还被人斥为激进主义的毒瘤，而如今它看起来只是一本单调乏味的育婴读物。不过，对十八世纪的保守派教士来说，这部书就像吹响了走向毁灭、无政府、无神论和无秩序的嘹亮号角。
当然，人们进行了那种司空见惯的谴责，指责总编辑是社会和宗教的敌人，是一个既不信上帝和国家、又不相信神圣家庭关系的**恶棍。但是一1770年的巴黎只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乡村，人们之间都很了解。狄德罗不但主张生活的目的应该是“做好事，寻找真理”，而且也真正实践了自己的座右铭，他敞开大门招待饥饿的人，为了人性的解放，他每天工作长达二十个小时，而他只要求有一张床、一张写字台和一叠纸外，从没有要求过任何报答。这个纯正、朴实、努力工作的人是这些美德的典范，而这正是高级教士和君王们明显缺少的，因此要从这个角度攻击他不容易。于是官方就想方设法找他的麻烦，建立了一个谍报网，总在他的办公室周围打探情况，抄狄德罗的家，没收他的笔记或者有时干脆禁止他工作。
然而这些障碍都不能阻抑他的热情。工作终于完成了，《大百科全书》真的按狄德罗所期望的那样完成了。有些人已经在某种程度嗅到了新时代的气息，知道世界亟需全面彻底的大改造，《大百科全书》便是他们重振旗鼓的转折点。
看起来我有点儿夸大了这位编辑的真实形象。那么，狄德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平日衣衫褴褛，只要他那有钱又有才的朋友德·霍尔巴赫男爵每周请他吃顿大餐就会满足，只卖出四千册书就会沾沾自喜。真是这样吗？他和卢梭、达兰贝尔[2]、杜尔哥[3]、爱尔维修[4]、沃尔内、孔多塞[5]，还有其他许多人是同时代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比他享有高得多的声誉。但是如果没有《大百科全书》，这些人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它不只是一本书，更是社会和经济的计划纲要。它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具体阐释了即将主宰世界的思想——这是人类历史上决定性的一刻。
明眼人早已觉察到法国社会暗流涌动，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必须采取某种严厉措施避免即将临头的灭顶之灾，但那些闭目塞听的人仍然冥顽不化地认为，唯有严格遵照从墨洛温王朝[6]传下来的古老法律，才能维持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当时这两个党派势均力敌，都按兵不动，这却导致了奇怪的复杂情况。大西洋彼岸的法国（这里指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原属法国殖民地）旗帜鲜明地捍卫自由和解放，他们给乔治·华盛顿[7]先生（他是共济会成员）寄去了言辞恳切的信函，还精心为本杰明·富兰克林大使先生安排了愉快的周末晚会，别人称富兰克林是“不可知论者”，我们称他为朴素的无神论者。可是，大洋彼岸的法国本土，却成了报复一切精神进步的反动派领地。它让哲学家和农民都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境地，它在这方面倒显得很公平。
最终，这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然而变化的方式却是出乎预料，这次斗争是要扫清非皇廷的人在精神上和社会上的障碍，而参加斗争的却不是奴隶本人，这是少数几个公正无私的人的活动，新教徒对他们恨之入骨，就像天主教压迫者痛恨他们一样。那些无私的人的唯一指望就是期待所有诚实的人都能进天堂。
十八世纪保卫宽容事业的人很少属于某个特殊的派别。为了个人方便起见，他们有时也参加一些可以把宪兵从写字台前赶开的表面上的宗教活动。然而就内心活动来说，他们不妨说是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或是中国的孔子时代。
遗憾的是，他们对当时人们顶礼膜拜的东西没有兴趣，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就跟小时候的玩具一样，虽然没有什么害处，却很小儿科。
他们从不对《圣经》评头论足。不知道出于什么缘故，这本根据巴比伦、亚述、埃及、赫梯和迦勒底的古代民族史料所汇编成的历史书，被看成是约束人们道德和习俗的宝典。而我们的改革家们却很少从这本古老的民族史书中汲取养料，作为伟大导师的苏格拉底的真正信徒们，只倾听自己良心的呼唤，根本不管后果，他们无所畏惧地生活在这个早已变得温顺与怯懦的世界。
[1] 普林尼，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公元23或24—79年），又称老普林尼，著有《自然史》。
[2] 达兰贝尔，法国数学家。
[3] 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1721—1781），法国经济学家，十八世纪后半叶法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4] 爱尔维修，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著有《论精神》《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等。
[5] 孔多塞，十八世纪法国最后一位哲学家，启蒙运动的最杰出代表人物，有法国大革命“擎炬人”之誉。
[6] 墨洛温王朝，统治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个王朝，相传以创立者克洛维的祖父法兰克酋长墨洛温的名字命名。
[7] 乔治·华盛顿（1789—1797），美国首任总统，美国独立战争大陆军总司令。1789年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