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午夜，娇娇妈再次癫痫发作。
这次，她不仅把我的虎口咬破了，还把自己的舌头咬掉了一小块。奋力控制住她的癫痫后，我和其他管教合力把娇娇妈抬进了医务室。我先为她处置了伤口，然后便是漫长的看护过程。姜高音瞟了眼墙上的挂钟，连打了好几个哈欠，呓语般地说道：“知道这个可怜的女人为什么总是夜里发病吗？”
我摇了摇头。
“我也是听说的，”姜高音压低嗓儿门，“她的女儿就是在夜里去世的，有时候她晚上做梦会喊女儿的名字。”
姜高音叹了口气，随即又是一阵哈欠。
我劝道：“大姐，晚上我来陪夜，你回去休息吧。”
所里规定，病人若是发病，管教得陪同看护，但姜高音毕竟已满五十岁了，的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又劝了姜高音两次，她才伸了伸懒腰，说等疫情结束后请我吃她包的香菇肉包子。说完，她便离开了医务室，只留下我和**还处在昏迷中的娇娇妈。在四下无人的寂静中，一段对话在我耳畔响起。
一周前，娇娇妈向我发问：“为什么要救我？”
我说：“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难道延续一个人的痛苦也是医生的本职工作？”
我犹豫了一下，接着说：“不，我还是警察，警察的职责就是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娇娇妈不屑：“我怀疑你还在惦记那两包被我藏起来的毒品。”
我震惊、哑然，然后感到了深深的悲哀，我为自己所做的工作不被理解而悲哀。
沉默良久，娇娇妈缓缓地说了一句“对不起”。接着，她说：“为什么不放过一个要死的人呢？”
我摇了摇头，没有说出那个始终横亘在我心底的原因。
此刻，在这个因为疫情而使全球命运相通的夜晚，望着躺在病**的女人，我从抽屉里取出曾被娇娇妈撕碎的娇娇的照片，将它放在床头，嘴唇开始不自觉地翕动：“大学毕业那一年，我在老家的一家三甲医院当住院医生。有个小男孩从楼梯上摔下后昏迷，被送进了医院，成了我负责照看的小患者。医生做了几次CT和MR检查，都没发现孩子脑部受到损伤，但不知为何，小男孩始终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
“通常来说，大脑功能的恢复是需要时间的，再加上药物的抑制作用，以及机器检查的确定结果，我便没有对小男孩的状况投注更多关注。就这样到了第六天，男孩脑部突然大出血，根本没给我们留任何抢救机会，可怜的小生命就这样终结了。后来，上级派来的专家组经过检查发现，男孩脑干后方有一个非常小、非常隐秘的裂口，表面看着很正常，但内部一直在出血，积累到一定量后猛然把裂口冲破了。至于责任，不管是科室主任还是放射科的同事，包括我这个住院医生，都有份儿。
“同事们劝我不要太挂记这件事，毕竟医生每天都要面临生老病死。但不知怎的，我就是忘不了它。或者说严重点，我就是无法宽恕自己。熬了三个月后，我从医院辞了职，报考了警察。原本以为能当一名法医，面对冷冰冰的尸体，不再需要把生死系在自己的身上。可是，造化弄人啊，我居然成了看守所的驻所医生，得守护一千多号人的生命健康。你说你要死，可我怎么能眼睁睁地、毫无作为地让你死呢？！”
最后一句或许是抱怨，也可能是一种抒发，让我不自觉地猛捶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可当拳头落下后，我瞥见娇娇妈的手指动了动。我叹了口气，上前把她的被子掖好。与此同时，一滴眼泪渗出她的眼角，滑过她的脸颊。
从第二天起，不管是伤口的后续处置，还是对癫痫的系统治疗，娇娇妈对我都言听计从。从她顺从的眼神中，我仿佛看到了些许变化。这让我想起了那一晚我自言自语的有罪供述。或许她真的听见了，并觉得我和她一样，都是戴着镣铐的人。或许，正是因为这副镣铐，让她与我产生了某种共情，开始主动配合我接受治疗。但是，治疗的过程仍然很痛苦。不说舌尖新生的肉芽如何又痛又痒，只讲后面几次偶发的癫痫症状，对于娇娇妈来说，都像是闯了一次次鬼门关。好在，娇娇妈都挺了过来。
与此同时，电视上滚动播放的全国人民抗疫的英雄事迹也给看守所里带来了向上的氛围。有时候，看到一整个屋子的人都泪眼婆娑，我就知道多半是因为新闻在报道母亲告别女儿、驰援抗疫前线的事迹；有时候，我还能看到在押人员对着屏幕破口大骂，那时他们看的肯定是国外对疫情污名化的新闻报道。一天上午，所有监室里的在押人员都站起身垂下了头。原来，他们在参与全国性的集体默哀。这些活动都是自发性的。我想，一种共同的情绪已感染了高墙内外的每一个人，并让我们越发对生命产生了一种庄严的尊重。
受大家感染，我也开始振作精神，积极过好每一天的隔离生活。在巡诊治疗的间隙，我开始跟在姜高音后面学习缝制腕套和踝套，保护那些被戴上手镣、脚镣的重型犯的手腕和脚踝。我主动欢迎在押人员以任何理由（或借口）找我看病（或是单纯的聊天），鼓励他们张口说出真情实感。即便他们和我扯瞎话，我也只是一笑了之，毕竟我已不是刚进看守所的那个不辨真假的“小白”了。
另外，我把陈拒收放在角落里的自行车推了出来。每当我在长长的甬道上摁响车把上的铃铛，丁零的声音响起，在押人员就会一会儿喊“陈拒收”，一会儿喊我的“兽医”外号。对了，我还沉迷于攀爬瞭望塔，眺望高墙外的世界。有一天夜里，整座城市起了雾霾，我戴着口罩爬到塔顶，正好略高于雾霾之上。我的脚下是如大海般的层层雾气，我的头上是一轮皎白的月亮。我不由得想起那句著名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不知此刻远在地球另一边的韩江雪会不会也在仰望天空，看着同样一轮月亮？不知不觉间，我的心也随着那幻化不定的雾气飘向远方。
日子好过后，时间便会倍速向前。不知不觉间，隔离生活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突然有一天，衢八两宣布，市局从各单位抽调了两百名干警，准备分三批进驻看守所，而在岗位上坚守了一百多天的我们则可以回家好好地休息一个月。会后，我提出把我放在最后一批轮替名单里。衢八两笑着说：“不用，李庸医和第一批增援的民警已经在赶往看守所的路上了。”
说话间，姜高音通过对讲机呼唤我，要我赶紧去娇娇妈所在的监室。我的心一紧，以为又出了什么事，便立刻拎着医药箱赶到了娇娇妈身边。好在，她并没有犯病。隔着栏杆，娇娇妈问我是不是要撤离休整。我点头说“是”，然后向她保证新来的医生是我的哥们儿，一定会接着把她的病治好。娇娇妈点头，让我把耳朵凑到她的嘴边。我犹豫了一下，然后按照她的要求做了。
接着，娇娇妈在我耳边小声说了一个地方。像是怕我忘了似的，娇娇妈又把那个地方重复了一遍。我一愣，第一反应是这地方可真绝！然后我才回过味来：为什么她愿意告诉我？只是此时，娇娇妈已经退回监室的角落，和女伴们一起继续看新闻去了。
出看守所后，我拨通了李石的电话，转述了娇娇妈口中的那个地方。一个小时后，李石发来了信息：毒品已经找到，谢谢！
那时，我正在楼下超市的门外，准备采购生活和消毒用品。我刚要进门，就被一位戴红袖章的大妈拦了下来，非要我出示健康码。我一愣，打趣道：“我刚从看守所里被放出来，哪儿有什么健康码？”接着，在大妈的指导下，我申请了二维码，慢慢地重新融入社会。
最后，当我拎着购物袋回到我租住的小公寓门前时，蓦然发现门上居然贴了一副红色的对联。我的心有些发颤，但理智告诉我，没准儿这是楼下大妈在送温暖呢。就这样，我拧动了钥匙。门开了，一声猫叫从我脚下传来，只见包包正坐在地垫上朝我挥动招财的右爪。我一愣，不自觉地探出身体，想看看屋里还有怎样的惊喜在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