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7章在线 !
闵雅如这时送上可口的饭菜，几人大吃了一顿后又倒头睡了一会儿，李卫东和大家都央求着胡雪莲拉小提琴催眠。特别队出动了。加上吴大伟、柳海洋和张辉这回又是精悍的八人行动组。
每次行动前都设计路线的李卫华和李卫东说：“惜春阁那个特工供出藤田他们今晚是在荣昌饭店聚会，我们从那里绕一下看看藤田的动向。”李卫东点头同意，让梁重和张铁成在驾驶楼里，其余人都藏在篷布车厢里。
荣昌饭店是当年南京城里享有盛名的饭店，位于安全区内。藤田决定在这里与特工们会面也是想让隐藏在安全区里的特工们来这里方便些。白天他一直没见到几个特工就把希望放到了晚上的例行汇报会面上。这时他打破了过去坐在屋里训斥迟到者的惯例，心急如焚地叉着腿站在饭店门前，他接受不了自己三十多人的大日本高级特工队只有十来个人按时赴会的结果，二十多个特工统一缺席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被那伙叫南南、京京的恐怖的华夏人杀了！
这时缓缓从荣昌饭店前面的马路上驶过一辆篷布卡车，藤田本能的敏感令他紧紧盯着这辆卡车。突然他喊过摩托车亲自追了上去。他不解为什么开车的司机用余光观察自己，他感觉到车厢后的篷布掀动着好像在嘲笑自己。
追到出安全区的一个值勤岗哨前他停了下来，得知刚才那辆卡车持有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也就是即将上任的南京警备区司令官颁发的红色特别通行证后，藤田不得不悻悻然返回饭店。他知道这种通行证刚刚颁发，持有者是不容怀疑的。
李卫东带领众人是从模范西路进入古林公园。按照白天看好的路线他们十分顺利地接近了军用仓库，而且这三个仓库没有人看守，白天那几个日兵都住在了公园门口的园林管理处的房子里。看来谁也不愿意睡在弹药火山上。李卫东随即把提着96式轻机枪的柳海洋和张辉放远让他们监视门口的日军。
白天李卫东看的是两个仓库，分别装着硝磺和子弹。第三个仓库现在看明白了，是日军把国.军丢在城里的武器集中到这儿了。这里什么武器都有，大部分是轻武器，也有几门山炮。但细看几乎所有的武器都缺点零件。那架三角钢琴就架在仓库门口的空地上。
怎么引爆这些弹药，原来李卫东是准备与日军交火的，然后用轻机枪击中这些弹药引爆，还带来了几个手雷。但现在既然没有日兵看守就要尽量不暴露自己。
李卫华看着成桶的硝磺想了下对李卫东说：“南南，我们用硝磺当引线吧！”李卫华说着指了下卡车方向：“我们一路撒过去……”李卫东点头道：“用衣服兜硝磺！”
几人都明白了南南京京的意思，马上都脱下上衣，把袖口挽个疙瘩，做了一个大兜，装上满满的硝磺，交替着一路撒成长长的药线，一直到公园外面。这时梁重已从黑黑的树影中把柳海洋和张辉叫了回来。
八人都蹲在硝磺线端，孙义顺抖动着衣服说着：“这火药的土腥味衣服没法穿了。”李卫东按着梁重的肩指了一下不远的卡车，梁重捅捅张铁成说：“成哥求你了你去你去吧，我想尝尝点火的滋味。”张铁成回手拐了梁重一下默不作声跳上车发动着了车。
李卫东又示意其它人都上车等着，把手里的火柴递给梁重。这时柳海洋从兜里掏出火柴说：“南南，我这里也有火儿。”张辉和孙义顺也同时掏出火柴来。李卫东看看大家，在黑暗中笑了，白牙显得格外清楚：“好吧，那我们一起点，听我口令。”
七人都伏在地上，人手一盒火柴，听李卫东喝声：“划着！”众人后先后划着了火柴，李卫东看最后一人也划着了火柴马上喝道：“一、二、三——点火！”七根小火团同时扔向了硝磺线，途中不知道是谁的用力过猛灭了，但还是有三、四根火团触到了硝磺，几乎没让大家看清，硝磺轰地而起，一条火蛇如火箭一般蹿了出去……
藤田在荣昌饭店正在大发雷霆时，和武藤章两人正在冲着窗外喘着粗气，突然窗外古平岗方向一团金红色的火球腾空而起，接着就听到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窗户震得哗哗作响。紧接着又是成群子弹的噼噼叭叭的炸响声。藤田一怒掀翻了三桌已经摆满菜饭的酒桌，他深知，只要南南京京在城里，从此这晚上就不能消停了，从此这硝烟就不能散尽。
不过，从此之后，小鬼子突然发现，男男京京这两个人，简直就成了梦魇一样的神。
他们无处不在，或是炸火车，或是，暗杀，或是袭击军火库，在日战区，几乎每天都有他们留下的血腥事件。
其实，在日后的岁月中，李卫东已经通过那条密道，离开南京了，不过，他把那些他与李卫华救下来的优秀军官和士兵，交给了李卫华。
李卫东为其起名，敌后特别行动大队。
南京的暴行只是日本在9年战争中无数野蛮行径中的一个事件。在南京大屠杀之前，日本就头一个打破了空中力量只能用做战场武器的禁令，而将其用于威胁平民百姓，日本也因此而臭名昭著。而后，日本又发动其军队开始屠杀，从上海到南京，然后发展到华夏内地。
虽然日语中没有一个词等同于德语中的“最后解决”，日本天皇ZF却批准了在华夏某些地区实施人工灭绝的政策。其中最残忍的之一是在华夏华北地区实行的“三光政策”（杀光、枪光、烧光），因为在那里，华夏GCD领导的游击队对日本人进行了猛烈和有效的斗争。一位沮丧的日军上校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残暴政策是如何简单明了：“我从上级那里接到命令，这里的每个人都必须被杀掉。”
这项政策的结果是1941年日本人又发动了以赶尽杀绝华夏华北农村所有人口的大规模恐怖战争。华北人口从4，400万锐减到2，500万。虽然一些学者认为上百万的老百姓逃到了安全地带，但至少有一位研究华夏的学者朱尔斯·阿彻认为，当时在这一地区失踪的1，900万人中，大部分是被日本人杀害了。《华夏流血的世纪》的作者．拉梅尔指出，即使当时华夏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被杀害，死者数量也将接近100万。
为对付华夏人，日本人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生物武器试验。因怀疑华夏村庄帮助了在1942年4月东京杜里特空袭中的美国飞行员，日本人对这些村子使用了生物武器进行报复。在可以降落轰炸机的地带，他们屠杀了25万华夏平民，还破坏了方圆2万英里的所有华夏机场。像所有在战争中遭到践踏的地区一样，这些地方都受到疾痛的侵袭。我们已经知道，日本飞行员在如上海、宁波和承德这样的大城市播撒携带瘟疫病菌的跳蚤，并把装有各种致病微生物--霍乱，痢疾，伤寒，瘟疫，炭疽和副伤寒--的瓶子投进河流、水井、水库和房屋里。日本人为传染华夏平民和军人，还在食物中掺杂了致命的病菌。他们把带有伤寒病菌的饼干扔在露营地附近，引诱饥饿的华夏农民；在成千上万华夏战俘被释放前，日本人给他们吃注射了伤害和副伤寒病毒的蛋卷。最后的死亡人数统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是在1，578，000到6，325，000之间。．拉梅尔提供了较为保守的数字：有3，949，000人被杀害，其中400，000人是平民。但是，他指出，有数百万人由于日本人的掠夺、轰炸和医药试验而死于饥饿和疾病。如果这些死亡人口也计算在内的话，可以说，在对华战争中日本人共杀害了900万华夏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无法想象日本士兵和军官在何种心理下犯下这些滔天罪行的。但有很多历史学家、目击者、幸哿者以及当年的作恶者自己都总结了是什么驱使日本皇军犯下这些赤.裸裸的罪行。
一些日本学者相信，中日战争中的南京暴行及其他残暴行为是由一种叫“压迫的传导”现象造成的。据《隐藏的恐怖：在二战中的日本战争罪行》的作者田中雄喜所说，日本现代军队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有巨大的暴行隐患。原因有二：首先是日军官兵中存在的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再就是日本社会由天皇身旁的人支配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在侵占南京之前，日军对自己的士兵也长期施加羞辱。士兵被迫为长官洗内衣，或是温顺地站着任由长官掴耳光，直至鲜血横流。用乔治·奥威尔的话说，日本士兵时常受到的这些抽打，是来自长官的“爱的行动”；而日本海军用“铁拳”加强的残暴纪律，则被叫做“爱之鞭”。
人们常说，权力最小的人一旦握有对社会等级中更低微人们的生杀大权，常常会变成最残暴不仁的人。日本士兵来到海外后，因为森严的等级制度而压抑的残暴突然得到了发泄。在外国领土或殖民地上，作为天皇的代表，日本士兵享有巨大的权力。在华夏，即使是最低级的日本列兵，其地位也要超过最有权有势的华夏人。由此不难看出，长期被压抑的愤怒、仇恨和对权力的恐惧就是如此在南京爆发成无法控制的暴力。日本士兵沉默地接受了长官施加的一切，那么华夏人也必须接受他们选择的一切暴行。
学者们认为，侵华暴行的第二个原因是许多日本军人对华夏人的鄙视--这种鄙视是通过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灌输形成的。如果说中日两个民族种族不同的话，日本人和华夏人也是很相似的（也许正因如此，日本人感到自己的独特性受到了威胁）。尽管这样，皇军中许多人把华夏人看做是低于人类的人种，对他们来说，杀华夏人就像踩死臭虫或杀猪一样，不必有任何道德上的压力。事实上，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争期间，各个级别的日本军人时常把华夏人同猪相提并论。比如，一位日本将军告诉一位记者说：“坦率地说，你对华夏人的看法与我完全不同。你认为华夏人是人，而我认为他们是猪。”在南京，一个日本军官把华夏俘虏十人一组绑在一起，把每一级推进一个坑里，然后烧死他们。这位军官为自己开脱罪责时解释说，他在杀人时的感受同他杀猪时一样。1938年，一个名叫东史郎的日本士兵在日记中揭露：“现在，一头猪比一个人（华夏人）的命更值钱。因为猪肉能吃。”
第三个因素是宗教。日本皇军给暴力冠以神圣的光环，使暴力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必要性，这种力量丝毫不亚于在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时期那种驱使欧洲人的力量。在1933年的一次讲演中，一个日本将军说：“每一颗子弹都必须充满帝国的风范，每一枝刺刀尖上都必须烙有民族的精神”。
几乎没有日本人怀疑其在华夏的使命是否正义。一位曾参加过南京暴行的前日本士兵卡富白道说，他所受的教育使他深信天皇是全世界理所当然的统治者，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伏秀的种族，控制亚洲是日本的使命。当一位当地的基督教士问他：“上帝和天皇谁更伟大？”时，他毫无疑问地回答：“天皇。”有一个比上帝还高大的东西站在自己一边，日本军队很自然地走了下一步--认为战争，甚至包括随之而来的暴力，能够最终使日本及其受害者受益。一些人把暴行当做达到胜利的必要工具，这个日本的胜利能够帮助所有的人，并在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之下建立一个更好的华夏。这种态度也表现在那些无情地殴打学生和士兵的老师和军官身上，他们在殴打时坚持认为这全是为了爱护。
或许正是松井石根将军在试图粉饰日本侵华行为时总结了这种盛行的自欺欺人的“道德感”。在1937年去上海之前，他对支持者说：“我上前线并不是去与敌人战争，而是去抚慰（被打击的）兄弟。”后来，他又谈起入侵华夏：
日本和华夏之间的战斗一直是“亚洲大家庭”中的兄弟之争。……在那些日子里，我一直相信这种战斗是帮助华夏人进行反思的一个途径。我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憎恨他们，相反，我们太爱他们了。这正像在一个家庭中，当大哥对胡作非为的小弟忍无可忍时，为了使小弟行为端正，不得不严责他。不管战后历史的进程如何，南京的暴行将永远是人类的荣耀之中的一块污迹。但使这块污迹特别令人厌恶的是历史并没有为这个故事写下一个适当的结局。60年后，日本作为一个民族，还在试图埋葬南京的受难者——不是像1937年那样葬于地下，而是要把他们埋葬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在这种无耻行为的掩盖之下，由于很少有人试着记录并为公众系统地描述，南京大屠杀目前在西方几乎无人知晓。
南京的暴行留给我们很多教训，其中之一是：人类的文明是多么浅薄。也有人认为日本人是非常邪恶的——他们永远是一个危险的民族。但在读完几箱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材料，浏览了浩瀚的世界历史中古代诸多暴行的记录之后，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日本在二战中的行径是由危险的民族性所致，倒不如说是在一个脆弱的文化中，一个危险的ZF在一个危险的时刻将其危险的理论贩卖到另一个与之看法截然相反的民族所致。我们应以慎重的态度看待南京的暴行——它阐明了人是多么容易被鼓励让十几岁的孩子泯灭天性，成为可怕的杀人机器。
从南京暴行得出的另一个教训是大屠杀中强权的作用。那些曾研究了历史上大屠杀的人已经指出，ZF中的高度集权是致命的——只有某种意义上绝对的强权才会制造像南京暴行这样的惨剧。在90年代，世界上研究大规模杀害（demo-cide）的泰斗．拉梅尔（democide是他杜撰的术语，包括了种族灭绝和ZF进行的大屠杀），完成了对本世纪和古甘暴行的系统、量化的研究，他引用著名的阿克顿勋爵（1834-1902，英国历史学家。--编注）的一句话概括这个令人难忘的研究：“强权杀人，绝对的强权绝对地杀人。”拉梅尔曼现，一个ZF越是不限制其强权，它就越容易因其领导人自妄想或精神上阴暗的冲动驱使，向他国ZF发动战争。日本不是例外，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众多暴行，如果不是难以避免的，也是意料之中的向专.制制度发展的结果，是由军队和皇族控制的强权驱动整个民族，实现少数拥有大权者的病：目标所导致的。
我们还有第三个需要汲取的教训，它或许也是最惨重一个教训。它存在于人们在接受屠杀上那种可怕的悠闲之中，它使我们大家都成为难以置信的恶行的被动的观众。当年，南京的暴行曾占据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但就在南京全城喋血之时，大多数世人却袖手旁观。国际社会对南京暴行的反应竟与最近人们对波黑和卢旺达暴行的反应有着可怕的相似：在成千上万的人令人难以置信地悲惨死去的时候，全世界只是在看着CNN的新闻，袖手旁观。或许可以说，由于战刚屠杀十分机密和迅速，美国和其他国家没能及早地阻止纳粹D人的“最后解决”，直到盟军士兵解放了集中营，亲眼看到那里惨不忍睹的情形，很多人才开始接受有关报道的真实性。但对于南京的暴行和前南斯拉夫的屠杀，我们没有这样的借口。南京暴行的消息曾赫然刊登在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上，凡乎我们每个人的起居室里也曾天天播放着波斯尼亚的暴乱。显然，只要罪恶离我们远得不足以对个人形成威胁，人性中一些扭曲的东西社会使最令人难以言说的罪恶在瞬间变成平常琐事。
可悲的是，世人仍以消极的态度面对日本的第二次暴行——日本人拒绝为他们在南京的罪行道歉，甚至拒绝承认发生过大屠杀，更有甚者，日本的极端分子还试图在世界历史中涂抹掉这一事件。要了解这种不公正的程度，人们只须比较一下日本和德国ZF在战后的赔偿就一清二楚了。虽然仅金钱本身不能使死难者复生，也不能磨去幸存者痛苦的记忆，但至少可以说明罪孽的元凶究竟是谁。
作为赔偿，德国ZF已至少支付了880亿德国马克，还要在2005年赔偿200亿德国马克。@如果把所有的赔款加在一起，包括个人受难者赔偿、财产损失赔偿、抚恤性赔偿、国家法定赔偿、特别问题最后赔偿，以及根据国际协定对以色列和16个其他国家战争损失的赔款，这些共计1240亿德国马克，折合600亿美元。日本人则几乎没有为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付出任何赔偿。有一个时期，就连瑞士都拿出数十亿美元补偿战争中受到损失的犹太人的帐户，而许多日本重要官员却继续相信（或是假装相信）他们的国家从未做过任何应当赔偿或是道歉的事。他们还诡辩说，他们的ZF被指责所犯下的许多暴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那些确凿的证据不过是华夏人和其他辱没日本的人捏造出来的。
今天，日本ZF认为所有的战争赔偿事宜都已被1952年旧金山和平协定所解决了。但读一下这个协定就会发现，问题是要搁置到日本经济条件好转之后再进行解决。协定第五章14款规定：“日本应向各盟国进行赔偿已是共识。但是日本目前资源匮乏的情况也有目共睹，所以，须等其经济复苏，再向各国的所有损失和痛苦进行彻底的赔偿，并同时履行其他义务";。
冷战时期最有讽刺意味的一件事是，日本不仅躲避了赔偿的责任，还从美国得到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使其从美国的敌对国成为经济强国和竞争者。现在，亚洲人民十分关注日本人中军国主义抬头的迹象。在里根当政时期，美国帮助日本加强军事力量--这引起了许多曾多年遭受日本战争侵略的民族的警惕。菲律宾外交部长、普里策奖获得者、二战期间麦克阿瑟将军的副官卡洛斯·罗慕洛说：";忽视历史的人更容易成为历史的受害者";。他对日本文化所激发的竞争性的民族精神有很深的理解：";日本人是一个执著的民族，也很有头脑。在二战末期，没人能想到日本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他们做到了。如果你给他们成为军事强国的机会--他们将真的会成为军事强国。";
但冷战已经结束了，华夏正从封闭走向开放，并迅速发展起来，其他曾在战争期间受到日本欺凌的亚洲国家也在世界经济竞技场中崛起，能够同日本相匹敌。在今后的几年里，人们会看到针对日本战争罪行的积极的大跨步行动。美国社会正在更民主地融入亚洲人。与他们密集于科技领域听父辈们不同，年轻的华裔美国人和华裔加拿大人正迅速地扩大在法律、政治和新闻业中的影响--在北美历史上，亚洲人很少在这些领域涉足。
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大大地增加了。在90年代，出现了大量关于南京暴行以及关于慰安妇、日本用战争受难者进行医学试验和其他有关暴行的小说、历史著作和报刊文章。旧金山的学校正计划将南京的暴行纳入课程表，华人地产商也已规划了建立华夏屠杀纪念馆的蓝图。
美国ZF已开始对社会活动家的要求作出反应，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其面对战争的暴行。1996年12月3日，美国司法部列出了日本战犯的名单，禁止他们进入美国。1997年4月，前美国驻日大使沃尔特．蒙代尔对新闻界说，日本必须诚实地面对历史。他希望日本为其战争罪行充分道歉。另外，南京的暴行成为一项提案，不久将会进入美国众议院。1997年春，议员们同人.权活动家一道起草了一项提案，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虐待美国和其他国豪战俘，要求日本向战争受难者正式道歉和赔偿。
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当法官要求金陵大学美籍历史学教授贝德士估计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时，贝德士教授回答说：“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南京大屠杀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广，没有人能够对它进行完整的描述。”
华夏军事专家刘方楚认为有43万人死于南京大屠杀。68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员以及1946年南京地方法院的检察官认为至少有30万人遇难。69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的结论是，南京大屠杀的罹难者在26万人以上。70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认为，死亡数字约为20万。71约翰·拉贝从未进行过系统的计算，而且他在大屠杀结束之前的1938年2月就离开了南京，因而他估计的人数只有五六万人。72日本作家秦郁彦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在3.8万~4.2万人之间73，还有一些日本人甚至认为死亡人数只有3000人。741994年，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曾为日本所有）发现的一份档案资料表明，1938年1~3月，仅仅一个负责掩埋尸体的小队就在南京处理了3万具尸体。
在有关统计数字方面，或许没有人比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家孙宅巍所做的研究更彻底。他在1990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南京大屠杀与南京人口》中指出，根据人口普查报告，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南京的人口超过100万。根据华夏档案资料、华夏军官的回忆录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南京分会的报告，孙宅巍得出结论认为，在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南京至少有50万名常住居民（其余的都已逃离南京），加上9万名华夏军人和数万名流动人口，当时南京的总人口在60万人左右，或许甚至高达70万人。
孙宅巍在另一篇论文中就死亡人数做出了自己的估计。南京市档案馆以及华夏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保存了许多由个别家庭、当地慈善机构以及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日本人控制的华夏傀儡政.权）77所提交的埋尸记录。孙宅巍在仔细研究这些记录的基础上，发现南京的慈善机构至少埋葬了185000具尸体，群众个人至少埋葬了35000具，由日军控制的华夏地方ZF埋葬了7400多具（有些埋葬记录非常详细，涵盖死者性别以及掩埋地点等诸多内容）。仅仅根据华夏的埋葬记录，孙宅巍估计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就超过227400人。
然而，如果将一名日本战犯供述的情况也考虑在内的话，这一统计数字还会大大增加。这份惊人的供述比孙宅巍的论文早了近40年。1954年，在辽宁省东北部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等待审判时，一名日本陆军少佐太田寿男提交了一份长达44页的报告，其中供述了日军曾采用焚烧、倾倒和掩埋等方式大规模处理尸体。大部分尸体来自南京西北部靠近江边的下关地区。在江边，日军在每艘船上堆放50具尸体，然后将船开到江心，把尸体投入江中。他们还用卡车将尸体运到其他地区进行焚烧或掩埋，以此毁灭南京大屠杀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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