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这句话一开始是用来形容完颜氏建立的前金，但也常被用于形容后金。虽然此言颇有夸大其词之处，但也深刻体现出一个问题，即渔猎民族天然的兵源优势，使其一旦有强力领袖建立起军事化组织之后，很可能出现势不可当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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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梅评价努尔哈赤麾下的建州兵时，表示：“此贼精兵七千，而带甲首三千。若贼七千，足可挡倭奴十万。西北虽有鞑靼，皆不如此贼！”这只是努尔哈赤尚未统一女真的情况下，当女真统一之后，拥兵10万、战兵5万的后金八旗，其军事实力按照这个评价，就远在人口已经有1000多万的战国日本之上了。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女真领地包括今天的吉林、黑龙江和外东北，而日本的领土面积甚至不如黑龙江大，当然要远小于女真领地。

女真虽然只有不到百万人口，但其整合起来的军事资源是完全不可小觑的。在封建时代，军事资源和经济资源常常并不挂钩，如纬度高、地广人稀的地区，养马成本要远低于精耕细作的中原地区，而马匹正是极为重要的军事资源。

渔猎民族生活在高纬度地区，农业落后，广种薄收，需要大规模依赖渔猎行为来补充食物来源。其农业劳动时间短，就有大量的农闲时间用于军事训练。

与此同时，渔猎民族击熊格虎的围猎活动，也能起到军事训练的作用，并使得渔猎民族普遍骁勇善战，悍不畏死。

虽然具备这样的兵源优势，但渔猎民族在整合起来之前，仍然存在组织度低下、散而自战的弊端。因此明朝前期的女真已经有善战之名，但也不乏被朝鲜人打得狼奔豕突的战例，更不必说著名的“成化犁庭”。

由于地广人稀，渔猎政权很难成形。相比起游牧部落赶着马就可以合并，渔猎的马匹储量相对不足，这就导致他们分布在多个聚居点里，交流难、容易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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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猎民族的人均马匹占有量虽然不及游牧民族，但比起农耕民族又要大得多。以女真为例，虽然东北地区的养马条件不如蒙古高原，但区域广袤，人口稀薄，其马匹蓄藏数量相对人口而言仍然是惊人的。

当渔猎民族建立成形的军事化王朝之后，面对庞大富庶的农耕帝国，渔猎民族可以凭借马匹储量的优势，对农耕帝国频繁劫掠，获得的收益可以转嫁到军事成本上。

相比女真，战国日本的军队虽然也普遍军纪不佳，常常实施“乱捕”行为，但是本身经济发达程度远不如大陆上的明王朝，能够通过劫掠获得的收益很有限。更不必说日本还是多山地、多山城的地形，马匹储量又低下。因此织田信长的战术才能就算在努尔哈赤之上，也无法像努尔哈赤那样轻易练出数万精兵。

以资源论，蒙古高原因为地形缺乏褶皱，难以找到**的铁矿，而白山黑水并不缺乏以古代的条件也可以开采的铁石，东北密林又可以提供大量用于冶铁的炭，且东北丰富的人参、貂皮、东珠、鹿茸、乌拉草、大木等物产，也让渔猎政权很少因为启动资金的事情感到苦恼，因此成形的东北渔猎政权，无一不是以烧钱的重步兵、重骑兵著称。前金重骑兵（大名鼎鼎的铁浮屠）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的重骑，而后金重骑虽然不如关宁铁骑，但也远胜蒙古重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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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金崛起前夕，晚明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其对东北地区的人参、鹿茸、貂皮、东珠等贵重品的需求大增，巨额财富从关内流入东北，女真民众的人均生活水平大为改善，不至于像离散化时代一样，常常因为食物不足而忍饥挨饿。

这种情况下，渔猎民族蛋白质摄取比例高的膳食体系，就对身高增长更有优势，女真能够获得更多高大挺拔、体魄强健的兵源。

相比之下，众所周知，游牧民族如蒙古，凭借的更多是机动性，蒙古高原的生活条件远远恶劣于东北平原，且物产有限，经常挨饿，其人均体格很难对关内的农耕民族形成优势。

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军事组织之后，女真民族的贫富分化快速加剧，大量底层女真民众破产，沦为农奴。满洲八旗在籍人丁数量迅速由萨尔浒之战时的10万，下降到皇太极时代的5万左右。

但这也意味着，后金八旗兵丁从一户供养一兵，转换为事实上的数户供养一兵的模式，出身中产阶级的战士能够完全脱产，不再有家庭生产活动上的顾忌，有充足的财力进行武装和训练，这一点与唐初的府兵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这种高强度低成本的军事组织，能够维持的基础仍然是通过战争获取大量战利品，这样才能抵消庞大的军事开支、高强度训练的劳苦，以及战士对于死亡的恐惧。

从根本上说，这种体制的续航性其实并不好，以明末清初为例，如果李自成能够成功将清军挡在山海关外，并在后续有效阻止清军继续入关劫掠，清军必然因为缺乏战利品满足需求而崩溃。

在真实的历史上，清军八旗入关后跑马圈地，拥有了“铁杆庄稼”，但由于安逸的环境，以及以庞大帝国统治民族自居带来的“人上人”的自满心态，再加上不再有劫掠战争进行激励，八旗军的战斗力迅速衰退，在康熙前期的三藩之乱时，就已经高度需要倚仗汉军绿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