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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到导致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时，总有人会下意识地将此战的胜败归于金宋两国士兵战斗力的巨大差异。认为正是因为“女真满万不可敌”，所以在面对孱弱不堪的北宋士兵时，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创造出后世难以想象的军事胜利。
可在冷兵器时代，士兵的战斗力也绝不仅仅体现于体格的强弱、战技的优劣。更何况，在靖康之变中，北宋朝廷同样征调了宋夏边境的西军以及其他边军部队。事实上，相较于“战斗力差距”这种万金油式的解释，靖康之变中北宋朝廷在军事调度上所显现的低效和无能，才是靖康之耻发生的根本原因。
靖康之耻的过程中，女真骑兵曾两度南下围困汴京。一次是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一次是次年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两次围困战中，汴京城下，宋金两方的军事实力对比是不相同的。
第一次汴京之围时，完颜宗翰所率西路军被牢牢钉死在太原城下，未能进攻汴京。参与围城的金军，只有完颜宗望的东路军。根据抗金名臣李纲《靖康传信录》的记载，宗望麾下所统兵马只有6万，而北宋京师内禁军空编严重，仅存“卫士三万”。但由于较早地发布勤王诏令，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抵达汴京城下的勤王军“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其中不乏西北名将种师道所率精锐西军，以及两湖地区彪悍的刀弩手等部队。正是因为勤王军的巨大压力，攻城不力的宗望这才选择签订和约，领兵北归。
但第二次汴京之围的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曾经在太原城下裹足不前的金军西路军与东路军会师，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此战中仅汴京主战场的金军就已达10万之众。反观北宋，在第一次汴京之战中就死伤惨重的京师禁军，只能用城中乞丐、无赖凑数，而抵达京师的勤王军更是只有南道都总管张叔夜的3万人和王琼、郑建雄的8000兵马。双方的军事实力发生了巨大反转，这才导致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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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两次汴京之战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差距如此之大呢？
事实上，与第一次汴京之围时的情况差不多，北宋朝廷在面对金人铁蹄再次南下时，同样诏令全国各地“守臣自将，倍道并行，星夜前来，殄灭虏寇”。尤其是在发现金人已经抵达开封城下后，更是以“军士复补官资，百姓免五年租赋”的优渥条件，号召全国军民勤王。
可问题也出在这里。第一次汴京之围时，为解京师之困，朝廷同样下旨诏令各地出兵勤王，据统计，此次勤王行动中，全国被动员起来的勤王军队至少有50万。
面对刚刚灭了辽国、凶名在外的女真骑兵，北宋君臣试图以庞大的体量迫使对手退却。这对于兵事不振的北宋而言，似乎是一种稳妥的选择。然而，这种尽起国中之兵的做法带来的后遗症也相当明显，除了河北路距离京畿较近外，其余诸路的勤王军距离汴京路途遥远，一路上的补给极为困难。
尤其是在金兵南下的危急时刻，北宋朝廷一方面建议勤王军自备粮草、武器等辎重，另一面也严令各地官员要保障勤王部队的后勤。但这种起于仓促间的命令只能是“意识流”的指挥，就跟电视剧里反派军队头目大喊“都给我顶住”一样，毫无指导效果。
其结果是，各地粮饷物资调配困难重重，矛盾不断。如西北种家军，这支久历战火的精锐之师，奉王命星夜兼程而来，在第一次汴京之围解除后，在宿将种师中的率领下，前往太原邀击金国宗翰部。
然而，这样一支有着重要使命的军队，却因为补给不至，“乏食三日”，每日仅能以一勺豆子充饥。最后，粮饷断绝、孤军深入的种师中部士气崩溃，他本人率领亲军与敌接战，身披数创战死。
要知道，种师中的哥哥种师道当时被任命为河北河东宣抚使，理论上是负责抗金调度的核心，都说朝中有人好做事，连种师中都不免因后勤无法保障而兵败身死，其他勤王军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这倒并不是说当时的地方官员对于勤王一事丝毫不上心，恰恰相反，第一次汴京之围时，汴京并未被完全围困，朝廷政令基本通畅，因为办事不力被免职罢官的官员有不少。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当时宋朝地方的储备，想要负担这些勤王军的军事给养并不容易。
举个例子，神宗时期北宋曾经派遣5路大军讨伐西夏，有人说，这种分兵作战的方式在战术上绝对是一种智障操作，可是没办法，宋神宗时期北宋改变了军事部署，原本居重驭轻的方式下，京师军力最多，而为了对抗西夏，北宋调遣重兵至西北。就像馆陶人王沿评价的那样，西北以全国四成土地供养北宋七成军队，早已疲惫不堪。以这种补给水平，30万大军若是集中一路突破，那将是活脱脱的一场军事灾难。
勤王军的情况也类似，承平日久的北宋地方，并没有供给这样一支庞大部队的能力，一旦超过其承载极限的勤王军队同时到达，那么引起的负面后果不堪设想。
更吊诡的情况是，宋廷在勤王诏令中鼓励强盗、流寇们勤王免罪，以至于声势浩大的勤王军鱼龙混杂，一些地方官员不得不关闭城门，拒绝勤王军进城休整。在这种情况，这些军队的补给状况就更加难以保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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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理论上，宋廷通过系统规划勤王军行进路线，避免大军在地方过分集结扎堆，是可以减少或者避免军队缺衣少粮的情况的。
可这毕竟只是理论，这种精细的调度，并不是一个封建政权可以做到的。更何况，以当时的情况来看，不要说这种近乎微操的调度，宋廷对于自己所掌握的军队数都没有一个精确的认识。
《宋代军队数量考》的作者程明生认为，宋朝对于军队士兵数量缺乏最基本的统计，这不是说“吃空饷”这种历朝历代都有的积弊，而是说宋代甚至没有成体系地统计过自家的兵员数量，即使有一些统计，也因为口径不一，数据往往彼此冲突，难以为信。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就记载了一个看上去颇为奇怪的细节，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二月辛未、乙亥、己卯三条中，光是河北军队数量就出现了七万、八万九千和九万三种说法，其中甚至有两个数据都是宋神宗本人提到的。宋代军队数量统计之混乱，可见一斑。
尚有锐意进取之心的神宗朝尚且如此，积重难返的徽宗、钦宗时期恐怕就更加一言难尽了，指望当时的大臣们在金兵南下的仓促时间内，精准调配各地勤王部队，也太强人所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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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以李纲等人为首的大臣们，即使真的想要居中调配，也是有心无力。
自金朝南下起的一年多时间，北宋朝廷一直缺乏一个可以统一指挥调度军政，抵抗金军的指挥机构。从一开始的亲征行营使司，到后来的京畿、河北、河东宣抚使司，再到最后大提举守御司和四道都总管并存，这些叫法各异的机构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独断权，就像钦宗皇帝继位之初说的那样，他力图确保的是“一尊元丰官制”的祖宗之法。
在这种环环嵌套、彼此牵制的情况下，如李纲、种师道等要员甚至不能节制姚平仲这样一位仅率3000军队的地方将领。
扑朔迷离的“姚平仲劫营”事件中，急于求成的钦宗皇帝越过李、仲二人，直接命令姚平仲夜袭金军大营，不仅损兵折将，还差点导致尚为康王的赵构被金军所杀（这似乎也是第二次汴京围城时，赵构领30余万兵马却对汴京置若罔闻的原因之一），这一事件也是靖康期间北宋混乱指挥调度局面的一个缩影。
在这场陷入罗生门的劫营事件中，钦宗皇帝本人的态度十分值得玩味。原本曾经因为金军围城惊恐异常的他，在勤王西军到来后终于决定与金军决战。不过似乎因为姚平仲本人的劝说，他决定行险一搏，利用姚平仲所部劫营。可在劫营失败后，面对金人的质问，他又将全部责任归于姚平仲、李纲等人。
这位最后身死五国城的皇帝，性格怯懦善变，在继位之初的3日内，就曾经在“御驾亲征”“南狩”“守京”等方案中反复横跳3次。
这种反复无常没有定式的性格特点，对于靖康之变的发生也有巨大的影响。第二次围城战发生后，宋廷之所以直到闰十一月十八日才开始“间使往诸道召勤王兵”，也与其本人在战和之间举棋不定有关。
正是因为宋廷的举棋不定，原本就因为第一次勤王而元气大伤的地方各军，直到此时才开始准备筹集勤王军队。然而此时，疲惫不堪又辎重匮乏的勤王军们，面对的是已经被金军团团围住的汴梁，而最善战的陕西勤王军，更是要首先面对堵截在潼关以逸待劳的5万金军。
总的来讲，面对金军的威胁，宋廷原本打算依靠各地勤王军队的体量对其进行震慑，可是，因为缺乏统一的指挥机构，这种粗糙的征集方式严重损耗了宋廷的战争潜力。同时由于宋钦宗本人对是战是和一直举棋不定，贻误战机，这才导致第二次汴京之围中北宋不仅兵员质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就连数量上都难以跟金军保持平衡。质量、数量完败的情况下，汴京沦陷、二帝北狩，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