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实中，我们仍可以看到，部分地区允许“一夫多妻”。例如阿拉伯国家，由于其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传统，因此仍有着“一夫多妻”的习俗。然而，即便如此，随着阿拉伯国家日益融入世界，这一习俗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如今，很少有人再娶4个妻子了。
官方统计数字表明，在埃及，娶两个妻子的男子不到总人数的2%，娶4个妻子的只占0.03%。即使是在海湾国家，官方正式登记的娶两个以上女子为妻的男子也不超过10%。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受教育程度高方面的原因外，经济因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随着现代生活成本的增加，很多男子发现娶一个妻子就已经捉襟见肘，要是娶多了，经济上没有足够的实力，也负担不起。
为什么单身贵族结不起婚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未婚同居在全世界流行起来。以英格兰为例，1960年?2000年，每1000名男性中，首次结婚的人数由70人降到30人。根据相关数据，英格兰民众新婚的年龄普遍上升，平均（男女结婚年龄）比以前大3岁。而未婚生育的比率则从原来的5%增加到35%。此外，20岁?50岁的女性中，选择同居的比例是原来的2倍多。并且，随着社会的明显变化，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增强。男性进入经济成熟期步伐的减缓，都导致了结婚时间的推迟。而未婚同居变得更有吸引力。
吴先生和女友Kate的老家都在海南，2001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广州打拼，在一次“白领交友派对”中一见钟情，2003年开始了同居生活。2005年，2人以“AA制”的方式买下了番禺一处物业。
“我们一直觉得结婚与否不重要，我们在一起互相照顾，就足够了，结婚不过是个仪式。”吴先生这样描述他和女友的想法。
直至2008年8月，Kate意外怀孕了，两人的生活掀起了一阵波澜。“我觉得生命是最宝贵的，为了给孩子一个和普通家庭一样的生活环境，原本不打算结婚的我们决定领证结婚。”Kate坦言。
没想到的是，命运给这对情侣开了一个玩笑，在他们将要“奉子成婚”之时，Kate肚里的孩子却没有保住。
“其实我们很满意同居的状态，结婚冲动来自这个小生命，现在孩子没了，结婚就先不考虑了。”吴先生解释道，女友Kate亦认同他的观点。
2005年，美国妇女有51%独自生活，没有配偶。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独自生活妇女人数超过有配偶妇女人数。华盛顿布鲁斯金学会人口学家佛瑞说：“这是一个清楚的转折点，女性已经不太依赖男性或婚姻制度。年轻的女性不喜欢婚姻束缚。对于较年长的妇女而言，婚姻也没有提供她们希望获得的生活。”
在更追求个体的欧洲，不结婚已经被称为“软革命”，法国社会对于“只要爱情不要婚姻”，大多持宽容态度，因为“结婚不会带来任何东西，也不会拿走任何东西”。
在日本，已经因为结婚率迅速下降而严重影响到人口增长。焦急的日本社会学家们奔走相告，呼吁年轻人的父母“压迫”子女去寻找另一半。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说，不婚渐成为常态，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婚姻从一种普世的价值已经变成了纯粹个体的选择，我们习惯了以“家”的概念来面对社会，而以后可能要彻底作为单个人面对周遭，家族主义在下降，而与现代化随之而来的个人主义迅速上升。
越来越多的青年情侣同居，而且不急于结婚，或者近期并没有结婚的打算。这是青年们的明智选择吗？选择的背后又有什么玄秘吗？
按常理来说，婚姻的机会成本非常高，爱情这种纯粹精神的东西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受到物质财富的冲击。而且现在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越来越严峻，购买房产要按揭贷款，毕业之后的去向是未知数，而且大多数青年人是独生子女……能不能留在同一个城市里也是现实的问题。结婚带给人们的难题越来越多，外部世界的**也越来越多，人们在生活中面临的变数越来越大，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选择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同居。两个人既可以享受婚姻生活带来的一切乐趣和好处，又没有一纸结婚证书的约束，人们面临选择的时候更灵活，不必要承担婚姻的后果。机会成本小，也没有更多的沉没成本。
首先，青年人对未来生活缺乏理性规划。市场经济下，人们的流动性很大，工作不稳定，企业绝大部分实施的是全员聘任制；居住地不再是终生不变的；对未来经济收入的预期也不明朗。这些因素使青年人对结婚充满了恐惧感。此种背景下，过早结婚反而会成了彼此的拖累。
其次，女性独立也是一个原因。对经济独立的女性而言，她们不再需要通过婚姻这个长期的契约来限制彼此的自由，也不需要为对方承担责任。即双方没有长期的正规的契约关系，可以说只是一种合作的“意向”，双方都更灵活。所以，在这种条件下，人们更喜欢选择同居这种生活方式。
再次，男女结识成本低。人们结识的途径和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这也是现代男女喜欢采用同居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原因。认识的成本低，所以认识得快，熟悉得快，分手更快。认识和熟悉的成本不过是一餐便饭、一次聚会或者是一次网上聊天……因为在一起容易，彼此也就不够珍惜。这种条件下双方最合适的选择就是同居。
另外，不容忽视的是社会的进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观念已经在现代人的头脑里日益淡化，这些已经不是男女在一起的目的，其目的是追求快乐、愉悦。没有孩子的拖累，两个人不需要承诺，处得好就在一起，处不好就分手。
还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条件的变化必然要影响到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人们对同居现象也越来越宽容了。
哲学家说，存在即合理。事实上，这是理性经济人的一种理智的选择，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人们付出的机会成本低，相对来说，收益就要更高一些。
同居剥离了夫妻名分、财产关系、子女关系等很多东西，留下的似乎只有爱与性。经济学家对性行为有非常精彩的分析。
一天，某经济学家带着一名年轻女子到珠宝店买戒指。两人挑选得非常仔细，就像要举行什么盛大的仪式一般。在女子挑了一颗明亮的钻戒后，经济学家去付账。
店员小姐微笑着对经济学家说：“您是同那位小姐来挑婚戒的吧？恭喜您了。”经济学家听了，摇了摇头，说：“不，我们不过是庆祝同居一周年。”店员小姐很疑惑，又问道：“可是，您既然愿意为她买戒指，为什么不同她结婚呢？”
经济学家苦笑着说：“因为，我不愿意为她花更多的钱。和她结婚的成本可要比同居的成本高多了。”
经济学家的说辞，恰恰反映现在很多人的心声。如今，同居早已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人们也见怪不怪，甚至还将它看作一种现代人的时尚和潮流。但凡青年男女相恋，两情相悦，用不了多久就会像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尽管这种现象在许多老人眼中看来非常不可思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同居者越来越多。
为什么人们要选择同居？西方经济学家对此解释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结婚成本太高。爱情这种纯粹精神的东西越来越抵抗不住物质财富的冲击。人们的生活条件和过去截然不同了，购买房产要按揭贷款，布置新房要添置家具，结婚之后要赡养双方父母和养育孩子……林林总总，琐碎的事情让人们发觉，一结婚就要付出无数的精力和成本。尤其是过早结婚带给人们的难题越来越多，而外部世界的**也越来越多，夫妻在生活中面临的变数越来越大。有很多人开始害怕结婚，但又想享受婚姻生活带来的一切乐趣与好处。于是，他们就想到了同居。
从某种意义上看，同居很像一张信用卡。有的年轻人想利用它进行婚姻的提前消费，就如“试婚”一样。他们通过同居来了解彼此，再进一步形成对夫妻生活的尝试。
于是，同居就成了许多人眼中一个能规避婚姻重大责任和压力的“理性”选择。这些人相信，它使相爱的人不再分开，避免了孤独，也就避开了单身的缺点。
尤其是对再婚的男女来说，他们之间本身就很难再建立起对彼此的信任和对婚姻的依赖，遇到生活中的困扰和问题也多，不成功的比例往往比初婚还高，此时选择同居就可以给彼此一个回旋的余地。
不知是谁先说起“可以不用考虑承诺是否能实现，合则聚，不合则散”——同居者的心态就是这样，他们以为就算哪天觉得不适合了，也可以随时下“贼船”，甩甩衣袖一走了之。亦如徐志摩的那首诗——“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为什么金龟婿会喜新厌旧
天天从不否认自己是一个物质女人，但她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出色的女人，绝对有追求物质最大化的权利和资本。身材高挑、容貌靓丽的她，在一家大公司做翻译，熟练掌握两门外语。
因为工作的关系，她常常要随公司的老总出入各种高档场所，耳濡目染那些有钱人潇洒、奢华的生活，她的心里不知有多羡慕。可是，她出身于平民之家，每个月才2000多元的工资，想过上那种生活，便只有嫁个有钱人这一条出路。
浩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浩是他公司的一个大客户，年轻、英俊，最重要的是多金（虽然是继承的家族企业）。他对她是一见钟情。她内心激动不已，虽藏着一万个“我愿意”，但表面上她却装作很矜持。另外，她也想考验浩对她是否真心。天天对恋爱的态度是认真的，她觉得它一定要以婚姻为前提。
她的矜持反而吊起了浩极大的胃口，他采用玫瑰、高档服饰和钻戒的攻势，很快就彻底地俘获了天天的芳心。
她的生活从此开始与众不同，天天上下班有名牌跑车接送，衣着光鲜亮丽，消费的限度不再是价格的高低，而是她内心的欲求。在公司里，她不用再为五斗米折腰，她不卑不亢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因为钓到金龟婿的她，工作已经不是生存的唯一依靠。
然而，很快老公就夜不归宿，天天只得主动提出了离婚。
这个女孩子自认为钓到了金龟婿，却没有想到老公很快会频频出轨，因为对于有钱的男人来说，女人的容貌就像日落的太阳，会逐渐暗淡下去。
“金龟婿”，这个美称出自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为有》诗：“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将丈夫称为“金龟婿”，与唐代官员的佩饰有关。据《新唐书·车服志》载：“唐初，内外官五品以上，皆佩鱼符、鱼袋。武后天授元年（690年）改内外官所佩鱼符为龟符，鱼袋为龟袋，并规定三品以上龟袋用金饰，四品用银饰，五品用铜饰。”
“金龟”既可指用金制成的龟符，还可指以金作饰的龟袋。但无论所指为何物，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后世遂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但在现代汉语中，其“贵”的含义正在逐渐减弱，而“富”的含义却有逐日加强之势。很多人为了物质放弃爱情，只求嫁一个有钱人。
一个年轻漂亮的美国女孩，在美国一家大型网上论坛金融版上发表了这样一个问题帖：我怎样才能嫁给有钱人？
“我下面要说的都是心里话。本人25岁，非常漂亮，是那种让人惊艳的漂亮，谈吐文雅、有品位，想嫁给年薪50万美元的人。你也许会说我贪心，但在纽约，年薪100万美元才算是中产，本人的要求其实不高。
这个版上有没有年薪超过50万美元的人？你们都结婚了吗？我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嫁给你们这样的有钱人？我约会过的人中，最有钱的年薪25万美元，这似乎是我的上限。要住进纽约中心公园以西的高尚住宅区，年薪25万美元远远不够。我是诚心诚意来请教的。有几个具体的问题：一、有钱的单身汉一般都在哪里消磨时光？（请列出酒吧、饭店、健身房的名字和详细地址）二、我应该把目标定在哪个年龄段？三、为什么有些富豪的妻子看起来相貌平平？我见过有些女孩，长相如同白开水，毫无吸引人的地方，但她们却能嫁入豪门。而单身酒吧里那些迷死人的美女却运气不佳。四、你们怎么决定谁能做妻子，谁只能做女朋友？（我现在的目标是结婚）——波尔斯女士”
下面是一个华尔街金融家的回帖：
“亲爱的波尔斯：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看完了贵帖，相信不少女士也有跟你类似的疑问。让我以一个投资专家的身份，对你的处境进行分析。我年薪超过50万美元，符合你的择偶标准，所以请相信，我并不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从生意人的角度来看，跟你结婚是个糟糕的经营决策，道理再明白不过，请听我解释。抛开细枝末节，你所说的其实是一笔简单的‘财’‘貌’交易：甲方提供迷人的外表，乙方出钱，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但是，这里有个致命的问题，你的美貌会消逝，但我的钱却不会无缘无故减少。事实上，我的收入很可能会逐年递增，而你不可能一年比一年漂亮。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我是增值资产，你是贬值资产，不但贬值，而且是加速贬值！你现在25岁，在未来的5年里，你仍可以保持窈窕的身段、俏丽的容貌，虽然每年略有退步，但美貌消逝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如果它是你仅有的资产，10年以后你的价值甚忧。
用华尔街术语说，每笔交易都有一个仓位，跟你交往属于“交易仓位”（trading position），一旦价值下跌就要立即抛售，而不宜长期持有——也就是你想要的婚姻。听起来很残忍，但对一件会加速贬值的物资，明智的选择是租赁，而不是购入。年薪能超过50万美元的人，当然都不是傻瓜，因此我们只会跟你交往，但不会跟你结婚。所以我劝你不要苦苦寻找嫁给有钱人的秘方。顺便说一句，你倒可以想办法把自己变成年薪50万美元的人，这比碰到一个有钱的傻瓜的胜算要大。”
在这些“金龟婿”的眼中，女人是不断贬值的物品，随着时间的消逝，这些女人的美貌就一天天不对等“金龟婿”的物质了，天平一天天失去平衡，男人可能为了美貌另寻新欢。渴求物质的女人最终既得不到物质的满足，又得不到爱情的慰藉。
尽管有人一心想要挤入豪门，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条路未必适合。你不要想当然地想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货，当卖方发现自己亏了或者你的价值下跌了，交易也就终止了。当女人的美貌黯然失色的时候，那些有钱的男人总是会选择一个新的漂亮女人做自己的老婆。
为什么“剩女”抢做“经济适用型”太太
28岁的网友“阿兰”是“经济适用男”的太太，她用自己的实际经验证明：嫁了“经济适用型”老公温暖无比。她的老公32岁，是一个电子设计师。她说：“3年前，我们有3个好姐妹一起来广州，我们3个选择了3条不同的路，过着3种不同的生活。一个嫁了个有钱人，当时总觉得老公有钱好，没想到，后来他在外面有了女人。她就自己在家，一张碟接一张碟的看，恨不得一把火把房子烧了，房子很大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另一个想找完美的‘金龟婿’，结果至今未嫁。只有我嫁了‘经济适用型’老公，还生了个儿子。老公责任感很强，哪怕吃个饭、上个厕所，都发短信告诉我一声。出差回来给我和儿子买大包小包的东西，晚上再累也会哄孩子，还乐呵呵地给孩子冲牛奶、换尿布。”
阿兰嫁了一个“经济适用型”男人，老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也让她这位“经济适用型”太太充满幸福和快乐。“经济适用型”太太认为身边的“经济适用型”老公，虽不及“金龟婿”那般气派响亮，但他们对老婆、孩子和这个家有责任感，令人放心。
月薪三四千的男人成为“剩女”的香饽饽，一些追求物质和小资的大龄女青年转头做“经济适用型”太太。“比我老公顾家的没我老公有钱，比我老公有钱的没有我老公顾家”，这是最近女白领们最热捧的“经济适用男”。时间不等人，不少女白领的择偶目标也纷纷从“金龟婿”变到了“经济适用男”。
当年，程瑶是北京某知名大学的外语系高才生，现在却只是一个年过30的可怜“剩女”。19岁那年，程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某名牌大学，从小在严格家庭教育下长大的她对自己的要求亦格外严格。整整4年大学，她都没有交过男朋友，她认为大学里的恋情往往没有结果，她不愿意让自己的终身走太多弯路，所以不合适的恋情宁愿不开始。
毕业后，她在北京一家私企任职，由于外貌出众，家教良好，单位里为她介绍男友的同事特别多。七八年的时间里，她一共交往过3个男朋友，但都无疾而终。
第一任男友是她的同校师兄，他是那种个性极强势的男人，工作能力也很突出，他希望未来的妻子能是个家庭型的贤妻良母。那时候她刚出校门时，跟所有的女孩子一样，也有想在事业上一展拳脚的愿望。每当她们遇到了冲突，他总希望她能迁就他。于是她们之间的冲突矛盾就越来越深。终于，这段初恋在一年后结束了。
第二任男友是通过单位同事介绍认识的。他气质儒雅、事业有成，家境也非常好。当时，周围不少朋友也告诫她“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她们都劝她要尽力去抓住这个好对象。由于有了初恋的挫折，她那时候认为，“女人最大的幸福还是婚姻幸福”、“只有嫁得好才是硬道理”。为此，她放弃了很多拼事业的机会。恋爱两年后的某一天，他忽然告诉她，准备接受家里人为他介绍的相亲女友，原因是，那个女孩子能力出众、能够成为他事业上的好帮手！她再次失恋，备受打击，整个人有点自暴自弃，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用了整整两年才走出这段阴影。
第三段恋爱发生在去年，第三任男友跟她条件差距不大。“说实话，跟他恋爱，我真是奔着结婚的目的去的，当时已经30岁了，虽然内心里还渴望更好的伴侣人选，但理智告诉我，没有时间再去浪费了！”程瑶说但没想到的是，相处半年，在她提出“结婚”提议时，他竟然犹犹豫豫地拒绝了，理由是“你不是处女”。
有很多像程瑶这样的女孩，一不留神就成了“剩女”。有数据统计，北京的“剩女”数量已达50万，其中接近90%是高知女性。
“剩女”是那些大龄女青年得的一个新称号，也可以称为“3S女人”：Single（单身）、Seventies（大多数生于20世纪70年代）、Stuck（被卡住了）——单身，这些人一般具有高学历和高收入，条件优越。虽然她们也渴望婚姻，但更坚持原则——“如果男方条件不对等，便坚决不谈婚姻”。但现实却击碎了这些人的想法。
2009年金融危机之下，很多人手头拮据，买房的目标从“宽敞气派型”变成“经济适用型”。不少女白领的择偶目标也纷纷从“金龟婿”变到了“经济适用男”。
“经济”，这个词语有一条解释是，“用较少的人力、物力、时间获得较大的成果”。那么顾名思义，说某件东西经济适用，是指其价格虽然不高，但质量的确不错，买时没有压力，且用起来一点不差于高价货。虽然外观一般，也没有知名度，可是至少不用像买了高价货后不舍得用，还得小心伺候着怕坏。而“经济适用”一词最多是用在房地产市场，经济适用房没有商品房地段好、小区环境好，可是不用花那么多钱买，且遮雨避风功能完全不差。用在婚恋市场，“经济适用男”是那种工作稳定、收入一般，但有生活情调的顾家男人。
在女白领们的具体描述中，“经济适用男”的形象被清晰地勾勒出来：发型传统，相貌过目即忘，性格温和，工资无偿上缴给老婆，不吸烟、不喝酒，无红颜知己，月薪3 000元至10 000元。“经济适用男”一般从事教育类、IT行业、机械制造、技术类等行业，有支付住房首付的能力。
正在寻觅佳偶的杨小姐说：“以前一直想找个金融圈的精英。经济形势这么不景气，外企经理还不是说裁就被裁了。现在就想找个工作稳定的对象，知道心疼人，有安全感比什么都重要！”
女白领嫁给“经济适用男”，这让人感觉到多少有些不可思议，或者一时让很多女白领难以接受。但与其年年被剩，倒不如经济的过日子。过多的欲望，只会把幸福的婚姻冲淡了。学会保有平常的心态，不苛求功名利禄，不贪图富贵荣华。
从另一方面来看，“经济适用男”也是有潜力的男人，他们有实力，但他们需要时间。假以时日，也许他们就能够成功。这也是“剩女”选择“经济适用男”的理由所在。买一支潜力股票，为以后的生活投资增值。
为什么日本女人要嫁中国男人
日本某报社的职员加藤小姐前不久结婚了，对象是她在上海留学时认识的中国人。在结婚典礼上她这样致辞：“可能诸位很吃惊，我为什么嫁给中国人？日本人本来对中国人就有偏见。而我今天告诉在座的各位男士，中国男人比你们优秀。首先他们知道爱妻子，顾家，有责任心。我从小对父亲的印象就是模糊的，因为他起早贪黑为公司卖命，我根本见不到，即便休息日，他又为了交际，去打球等。这光挣钱不顾家的父亲，不是好男人。我从小就喜欢中国，喜欢中国人。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嫁个中国男人，原因是他们比日本人强得多。”
世界经济不景气，日本女性已无暇去找法国人谈情，美国的房子也已成为过去式。在日本，中国的男子越发吃香，受到日本女子的青睐。2008年，日本女性与中国男子结婚的达1 500多对，比头年增长30%，创历史新高。
现在日本女性流行着“吃饭要吃中国餐，结婚要找中国男，法国情人早无戏，美国房子不靠边”的顺口溜。
为什么日本女人会选择中国男人而舍弃美国、法国男人了？看到中国经济大发展，中国人越来越有钱，当然瞄上中国男子汉。
在日本电视台做播音员的永岛女士去年嫁给中国一家上市传媒的总裁，她说：“我整天在台里说讨厌日本男人的小家子气，我知道一定有一些所谓的‘爱国人士’会‘义正词严’地指责我‘八噶！竟然辱没大日本帝国男人的尊严’。但作为我们女人，我们永远只会选择强者，做我们的丈夫，今天节节败退的日本男人难道算是强者吗？人口不过跟中国一个省相等，所占资源和领土面积又不知要比中国少多少倍，国力现在比中国弱了下来，日本男人已是无指望的一代，品行素质也不比中国男人高。他们能像中国人那样，给我们女人幸福无忧的生存空间吗？答案是不能。”
一位在中国饭店打工的金城小姐说：“我就是要嫁给中国男人，我只会选择强者！日本男人那些所谓的‘爱国者’除了在网上装成中国人到处捣捣乱、骂骂人以外，没别的出息。你们有本事把自己国家搞好，让日本女人不再被美军糟蹋，让日本女星别再去演三级片。可日本男人没有这个本事！日本男人无能！日本男人成天叫喊着要征服中国，可这个世界上有强者被弱者征服的道理吗？为什么德国总理可以下跪道歉，而你们宁愿修改教科书也不愿对中国道歉？因为日本男人连德国男人都不如。我们女人还能指望你们干什么呢？这就是我所要说的话，我知道一定会有不少人来骂我的，但无所谓，因为我看穿那些无能的男人了！”
日本女人嫁给中国男人，是因为在日本女人眼中，中国男人有强烈的比较优势，日本女人从各个方面权衡，中国男人在照顾家庭、工作能力、赚钱养家等各个方面，都让日本女人更喜欢。
日本是一个男权社会，男人比女人的地位高，这使得女人的地位很低，日本女人往往成为男人的陪衬，对男人的要求百依百顺。
很多日本女性来到了中国。她们惊奇地发现，中国男人高大英俊；中国男人会做饭，会炒菜，会洗衣服，会干家务；中国男人陪妻子逛商场买东西；中国男人帮丈母娘扛煤气罐！
所以，中国的男人正逐渐走向世界婚姻的市场。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和中国男人腰包的鼓起来，以及文化知识修养的提高，中国男人将会成为世界上所有优秀女人的心仪偶像。
为什么离婚也是场交易
伍兹“偷腥门”曝光后，虽然他公开发表了道歉声明并且无限期退出高尔夫球运动，但其形象一落千丈。据美国媒体报道，伍兹妻子埃琳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已联系了律师，最快可能在圣诞节后和伍兹离婚，她能得到的最高赔偿可以达到3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2007年乔丹离婚时向前妻支付的1.5亿美元的“分手费”。伍兹离婚案，将改写全球运动员最贵的离婚费用数字。
“飞人”迈克尔·乔丹一度接近完美，但功成名就的他还是没能抵挡住**，不断爆出私生子、出入夜总会等丑闻，最终妻子胡安妮塔对于这桩单方面维系的婚姻失去了信心。2006年初，乔丹被一个陌生女子告上法庭，原因是他把该女子骗上了床。胡安妮塔终于愤而结束这段17年的婚姻，并分得了乔丹4亿美元家产中的近一半，还包括她与乔丹在芝加哥的一处房产和对3个孩子的监护权。
所以离婚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这使得很多打算结婚的人不得不考虑到离婚的价值。
在经济学家看来，在离婚中法律只是小问题或根本不成问题，关键是他们二人对离婚价值的判断。如果男方的判断价值高于女方，就可以离婚；否则，就离不了。
加两句经济学的假设。第一，那就是法律规定只有当夫妻双方都同意的前提下才能离婚。第二，假设男方认为离婚的价值是10万元，女方认为离婚的价值是7万元。于是，只要男方支付女方高于7万元而低于10万元的价钱就可以离婚。
反之，我们再假设，女方对离婚的价值评价是10万元，而男方认为是7万元。那么，无论法律怎么规定，他们都离不了婚。
所以，能否离婚，与法律的规定关系不大，关键问题是夫妇双方谁更在乎婚姻：如果不想离婚的那方估价高于另一方，那么就离不了婚；反之，就可以离婚。
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有交易成本，而且还很高。如果是这样，我们最后的结论就不一定是“谁出价高谁说了算”。例如，我们仍然假设：离婚中的交易成本远远大于这夫妻俩的估算，甚至高于他们对于离婚的价值判断，那这婚就很难离了。
从婚姻经济学观点看，婚姻关系是一种供求平衡的关系。恋爱时，男女双方会依据自身的“硬件”和“软件”确定自己的择偶标准，即婚姻需求。如果双方的供给都满足了对方的需求，在双方的心理上呈现供求平衡状态，于是婚姻关系成立。结婚以后，双方纷纷除去伪装，缺点毛病暴露无遗。如果对方和自己的期望值相差不大，则按照“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经济学原理，通过适当降低自己的期望值，以恢复平衡，维持婚姻关系。如果发现对方和自己的期望值相去甚远，心理上无法忍受时，婚姻就会面临崩溃。
利用经济学观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女人越富有，离婚的几率就越高的现象。
婚姻的崩溃不仅是因为女人的收入增加了，而且还因为她开始变得比丈夫更成功。女人在经济上的成就已成为离婚案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家中权力的转移，致使女人不再满足只被埋没于繁杂细碎的家务中，转而期待在家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令丈夫在家中的地位发生了动摇。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随着女人赚钱能力的提高，她的自信也在一步步建立，即使离开丈夫，她也有足够的能力养活自己。
凯瑟琳是美国阿肯色州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通过对112 740位女性经济状况的调查后发现，这些妇女之中，有95 980位女性已婚，16 760位离婚。而导致离婚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女人经济财政的独立。英国离婚人数已经持续四年不断增多，仅2004年一年，其离婚人数就增加了0.2%，共计167 116人选择结束自己的婚姻。凯瑟琳还发现了一个规律：与家庭总收入对比，家庭中女方的收入每增加1万英镑，婚姻破裂的几率就相应提高1%。
凯瑟琳说：“财政独立使得女性更易作出离婚的决定。此外，似乎女性的经济成就真的会导致家庭内的摩擦。”
此外，成功女性更易离婚还有其他原因。伦敦一家律师行的家庭律师古里特说：“同20年至30年前比较，离婚法例的诠释对妇女更有利，因此她们更有信心可以摆脱一段婚姻。”
一个男人，张三、李四，或者王五，想要离婚，但他的妻子不愿意。结局会怎样？有人可能会说，这与法律有关。如果法律规定单方意愿可离婚，他们就可以离婚；如果法律规定只有双方都同意才能离婚，那么他们就离不了婚。
离婚的成本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婚姻合约前的沉没成本，主要是双方在实现婚约中的交易成本，婚姻持续时间越长，沉没成本越大。二是道德成本，即因离婚导致的品头论足，亲人和同事对你的舆论等。三是离婚对家庭、对自己心灵伤害的成本以及对下一次婚姻的负面影响。四是解除婚约的交易成本，如诉讼的费用、耽误的时间和精力等。如果离婚成本太大，人们就会继续维持下去，特别是在把离婚与道德问题联系起来的环境中，很多人会选择不离婚而维持“白开水”式的婚姻。
第三章 性是嚼在嘴里的口香糖
为什么免费的性最贵
有人曾经打趣说：“免费的性最贵。”“免费的性”特指经由恋爱和婚姻获得的性。
张晓和女友约好了晚上见面，为了不让女友等自己，张晓6点钟一下班就赶紧打车过去，花费30元。在花费200元吃完饭后，已经8点多钟，张晓喜欢看的球赛也已接近尾声。然后，张晓继续陪女友逛商场，到晚上10点，女友终于有所收获，她买下了一瓶价值300元的防晒霜。
购物之后，当然还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于是，张晓又带着女友去了休闲酒吧，一人要了一扎啤酒。身心得到放松的同时，张晓的腰包也一起松了下来。时间过得很快，眼看已近午夜，张晓明天还得上班，只得打的回去。回家之前，当然得先把女友送回家。于是，打的城南城北的绕上一圈，这个花费足够两个人去吃一顿麦当劳了。
这样的情节，对于恋爱中的男女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恋爱的青年男女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也越来越需要经济的支撑。
早在2002年，西安青年联合会与社会调查事务所曾对西安市100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恋人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调查。该调查结果显示，72%的准新人恋爱全过程的花费在12 000?35 000元之间。
据统计，在恋爱初期，各项花销的支出占到40%。这一阶段往往是男性追求女性的开始，所以基本上由男性买单。恋爱初期男女主要的交往地点为咖啡店、酒吧、电影院等各种娱乐场所，这一阶段男女之间互表情意的礼物多为鲜花、巧克力、书籍、衣物等。
到恋爱中期，各项花销支出占到了25%。这一阶段，男女双方的关系已基本确定，消费方式也从最初的狂热演变为比较务实。其中男女双方的消费支出比例大致为6:4。
在恋爱的最后阶段，各项花销支出占总计算单位的35%。因为双方已经开始准备步入婚姻殿堂，此阶段的消费就带有强烈的针对性。日常的吃、娱乐等消费基本降低到维持水平，购买家电、家具、日常用品等支出大大增加，这些支出一般由女性负担（此时男性的支出主要是买房和装修）。
恋爱是需要计较“投入”的，这个投入就是恋爱的成本。它包括准备恋爱时的搜寻投入，谈恋爱时的恋爱投入以及失恋后的失恋投入。
搜寻投入，指为了寻找到合适的恋爱对象，所花费的搜寻信息的投入。最典型的搜寻投入是征婚广告。恋爱投入，则是恋爱过程中的花费，主要包括时间和金钱。失恋投入，主要是失恋后精神层面的痛苦感受以及为了发泄情绪而花费的成本，比如疯狂的喝酒抽烟、购物甚至一些过激行为。
恋爱中有很多投入是属于沉没成本，这种成本在经济学上的定义是：投入付出后无法再收回的成本。在恋爱的过程中，就包括花费的时间、内心的感受以及共同消费掉的经济费用。
在恋爱的过程中，恋爱的投入是有变化的。在刚刚开始恋爱时，恋爱的投入是比较低的，因为彼此还比较陌生，女方对男方在时间和金钱上的要求都比较少。随着恋情的进一步发展，双方逐渐熟悉起来，这时双方在时间和金钱的投入都开始增多。不过，随着恋爱时间的进一步增加，恋爱双方对“浪漫”的需求会有所下降，会逐步变得更加现实，并开始为婚姻做准备，花费又会逐步减少。如果用一个曲线图来表示“恋爱的时间——成本趋势”的话，这个函数曲线将是一个“n”型。
武汉的李先生说：“我们那会儿结婚连‘三转一响’也没有，家里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别说是婚纱照，能摆上两人的一张简单合影，就很幸福了。当时结婚能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就算是家境不错了。”
但时过境迁了。一成都男子目前在一家民企工作，月收入在2500元左右。他说，自己来自农村，家里基本上没什么积蓄。前段时间他和女朋友谈起了结婚的事情，女方家里要求他必须买上房子以后才能结婚，婚礼还不能办得太差。谈起结婚前的各项开支，他是又郁闷又气愤：“即使贷款买房，我也得攒够22万元，看来还得再等12年才能结婚。”
为什么性越多越安全
马丁长得很英俊，在**方面比较保守，最近和同事琼情投意合，两人也一直眉目传情。这周公司要举行聚会，他俩彼此心照不宣地认为聚会结束后两人会尝试一把**。在办公室要举办聚会的这天早上，马丁在地铁里恰好看到疾病防控中心的一幅公益广告，上面大谈特谈洁身自好的好处。马丁顿时就变得像只乖乖兔一样，待在了家里，没有去参加聚会。因为马丁没有来参加聚会，琼就和同样潇洒但是风流成性的马克斯威尔回了家。结果琼竟然染上了艾滋病。
因为性取向保守的马丁没有参加这次聚会，风流倜傥的马克斯威尔有了可乘之机，结果无辜的琼不幸染病。这样说来，如果地铁里公益广告对于马丁的影响力要大于马克斯威尔的话，那对于琼而言就是一种威胁。尤其他们在广告栏中放上了CK品牌的广告，更让马丁觉得自己的做法能得到大众的赞赏。
如果全世界像马丁这样的人能够开放一点的话，那么就能够减缓艾滋病的传播速度。当然，过犹不及，如果他变得太不检点的话，那么就会和马克斯威尔一样危险。那些极端保守的人如果适当开放一些，那么就会让其他人大受裨益。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预计，如果英国每年新增性伙伴少于2.25个的男男女女能够开放一些的话，英国艾滋病的传播速度就会降低。这就意味着年龄介于18岁至45岁的英国人中，有3/4的人性取向不够开放。
像马丁这样性观念相对保守的人每次去酒吧都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好处，事实上他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两个好处。首先，他提高了女士想要寻求一个安全性伴侣的概率。另一个好处则更加悲情一些：如果马丁今晚找到了一个新伴侣，也许就染上了艾滋病。那可相当不错，因为马丁会乖乖地回家，在孤寂中慢慢衰微，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也不会再去感染别人。
如果今晚有人要感染艾滋病，我倒宁可他是马丁而不是风流成性的马克斯威尔，因为马克斯威尔在去世之前至少会把病毒传染给另外20个人。
见到马丁这样的人来到酒吧我总会很高兴。如果他的新伴侣是没有感染艾滋病的健康女人，那么他就将她从更易受感染的威胁中解救了出来。如果马丁的新伴侣感染了艾滋病毒，那么今夜他就避免了她将病毒传给一个更加**不羁的浪子。
但是，让人感到痛心的是，上面这些话你都不可能在追求异性时和别人说。这就好像对邻居说：“你应该把家里的扫帚给卖了，这样你邻居家的草坪就能更干净了。”或者跟棒球场的球迷说：“你最好在看球的时候别站起来，这样大家都能看得清楚。”关键在于，对于团队有好处的事对个人也许是有害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得到一些糟糕的结果。
如果每个人多交几个性伙伴能够挽救更多生命的话，那么一夫一妻制也许就是有致命威胁的。试想在一个国家里，所有的女人都一身只伺候一个丈夫，而每个男人每年至少都要找2个新的性伙伴。在这样的情形下，为数不多的妓女就会忙得不可开交。过不了多久，这些妓女就会感染上艾滋病，然后传给了很多男人，这些男人又回家把病毒带给了太太。
从一而终的太太们比马丁和琼的故事更具启示意义，因为它告诉我们，在全社会层面，大家**更加开放一些，对于减缓艾滋病的传播速度是有好处的，至少这一点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在现实中情况又如何呢？这正是迈克尔·克雷默教授的研究领域。在充分考虑大家是如何选择性伙伴的条件后，克雷默教授的研究表明大家的道义观并没有受到玷污。
你那文质彬彬的邻居偶尔放纵一次，其实他是用自己的身体为延缓艾滋病毒的传播作贡献。
为什么艾滋病毒也是濒危物种
2010年在南非举行的世界杯，吸引了大概50多万球迷前往观赛，其中英国球迷占5万人。赛事除了带动当地经济，卖**活动也预料达到高峰期。然而南非全国一半妓女感染艾滋病毒，当局估计赛事期间，将有4.2万人“中招”。
在开普敦街头，21岁的伊莎贝拉1天接客20人，她热切期待世杯球迷涌来，让她可“全天候开工”。她更把肉金大幅提升5倍，加至8英镑。上月她接受验检，证实加入全国一半同行之列——感染艾滋病毒。
当局对此作出特别应变，进口数百万个安全套。但伊莎贝拉说，即使她坚持用安全套，嫖客大多拒绝，有些开价10倍，甚或对她拳打脚踢。
艾滋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顾名思义，它是人类免疫系统的一项缺陷。还有一种意思，它可以造成人类的免疫系统发生严重缺陷。
1981年，在美国首次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它是一种感染人类免疫系统细胞的慢病毒（Lentivirus），属反转录病毒的一种。至今无有效疗法的致命性传染病。该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能力，导致免疫系统失去抵抗力，从而导致各种疾病及癌症得以在人体内生存，发展到最后，导致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在世界范围内导致了近1 200万人的死亡，超过3 000万人受到感染。在感染后会整合入宿主细胞的基因组中，而目前的抗病毒治疗并不能将病毒根除。在2004年年底，全球有约4 000万被感染并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共同生存的人，流行状况最为严重的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其次是南亚与东南亚。但该年涨幅最快的地区是东亚、东欧及中亚。1986年7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公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会议决定，将“艾滋病病毒”改称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简称“HIV”。
艾滋病毒的存在给它的受害人带来了难以接受的损失，这和损害羊群的雪狼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应该消灭雪狼，还有毒蛇，因为它们给北大荒的开发者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而雪狼和毒蛇现在都是濒危物种。总有一天，艾滋病毒也会成为濒危物种。
可以说，艾滋病毒毒成为人们恐惧的头号病毒，很多人期望攻克艾滋病毒，拯救人类健康。然而，艾滋病毒本身也是濒危物种。
首先，艾滋病毒的存在使得人们可以和它相抗争，人类的体质可以在和疾病的竞争中提高。如果消除了病毒，人的体质也会退化。现在已经有人产生了艾滋病抗体。
其次，艾滋病毒的存在使得人们不敢放任自己的性行为，人们必须对自己的性行为有所收敛。这就让很多人对放纵的性行为后果有所顾忌，从而不敢在家庭之外随意寻找性。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保证了一个家庭、社会秩序的正常。
早年，澳大利亚的牧场经常有狼群出没，牧民的羊群常遭到狼的袭击，损失不小。于是，牧民们求助政府，要求将狼群赶尽杀绝。很快，在人类的捕杀下，狼从澳洲大陆消失了。
没有了天敌的羊群，数量开始激增，牧民们非常高兴，认为美好的生活就要到来。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年，羊群的繁殖能力大为下降，而且大多体弱多病，羊毛的质量也大不如从前。原来，失去了狼群的威胁，羊的生存能力与繁殖基因开始退化，最终导致羊群的数量和质量反而下降。这样的结果不是牧民们需要的。于是，他们再次请求政府，希望重新引进狼群，增强羊群的体质。最终，狼群得以重回澳洲草原，羊的数目和质量果然迅速回升。
可见，竞争能带来活力。对于个人，大家在你追我赶的激烈追逐中，能共同获得迅速的进步。同样，企业的活力也往往来源于竞争的“威胁”。商家之间的竞争，不但会促使其改善服务与产品质量，往往还会做出调整管理结构的举措，从而保持长久的竞争力。消费者们往往会在竞争中，享受到降价以及服务与产品质量提高的实惠；经营者也会因消费增长而获得更多的利润。竞争不但激发了企业的商业创新能力，还有效提升了企业的生存能力。
为什么娼妓没能被消除
娼妓这门“最古老行业”之所以能够在政府禁止下（娼妓合法化的国家不多）蓬勃发展，根本理由当然是需求永远存在，有需求就有供给。人对性的要求是生物本身的反应，这种需求不能从根本上加以消除，所以娼妓会永远存在。
美国某网站做过这样的调查：如果上帝给你的时间是每天25个小时，那么你将会利用这多出的1个小时做什么？90%的男人和65%的女人给出了同样的回答：**。看来性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性行为也成为结婚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康德认为婚姻的意义就在于“合法使用对方的性器官”，薛兆丰说婚姻是“终生批发的期货合同”。另外，婚姻中的性行为具有更多的优势，即少了更多的成本。优势主要在于两点：一是成本小，没结婚的两个人需要两张床，结了婚就只需要一张；二是性价比高，不用冒着危险去搜集一些色情图片、网站等来满足私欲，而这些可以在婚姻体制内得到满足。
性行为是一种珍贵的稀缺资源，性别就是成本，这成本能创造多大的价值和效益，或者倒赔，取决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性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有需求，有供应，有风险，有收益，还要计算投入产出比。性行为是有成本的，在决定性选择之前，双方需要有个理性的思考：是否能预见并能负担起这些成本，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性行为的后果；还要考虑使用减少负面结果的手段，比如安全套，避免意外怀孕和感染性病、艾滋病。世间没有免费的性事，**是参与者充分合作才能产生“效应”的人生体验。要达到理想境界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双方不能逃避其应负的责任；二是彼此都要明白身兼施受双重角色。就是说，性行为的伙伴都在追求同一目标，这种特性使**和一般日常活动尤其是商业交易有所不同。性行为与生俱来，但具有强烈的理性成分，比如艾滋病等，令人们在**方面较为谨慎。
性行为能产生“效用”，与普通商品或服务便没有分别。这等于说，绝对理性的人，其性需求的数量与价格成反比。经济学家屠洛克认为，妓女经营生意一定不能忽视这条原理：要想多接客就得价格合理。
一句被经济学家广为引传的话：“对体制内的交易双方来说，性像一块永远嚼在口里的口香糖，它的好处是随时有东西让你咬，不至于空虚，不至于闲得牙疼；缺点是越嚼越无味，牛皮糖嚼成牛皮鞋垫，到最后就成了一种纯粹的习惯。”“七年之痒”的说法，不仅说明交易双方对单一产品、无差别服务的厌倦，也证明了性资源使用中的边际效用递减：最开始拉拉手精神抖擞，亲一下浑身颤抖，到后来拉得越多、亲得越多、这事就越没有吸引力。网络上流行着一百多对情侣、夫妻的睡姿，最后超过两年的，几乎百分百是背对背睡。这些姿势和体位，我们可以看做是人性化的市场需求信息。
上面的分析是在把爱情、浪漫和道德从性行为中抽离，同时亦以不包含价值判断成分的实证经济学视角下的观点。细想一下，也不无道理。
为什么明星不愿意生孩子
关于周慧敏生孩子的传言一直不断，她也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相信这样的消息。但最近数次收到信息说要祝贺，周慧敏则表示自己一头雾水，并且郑重地坦言自己决定不生孩子。
20世纪90年代中期，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和台湾商人刘淳晴结为夫妻。但是，医生告诉她，女性累积的脂肪量需占体重的22%才可受孕。像杨丽萍这样几乎没有脂肪的人来说，怀孕简直难以想象。在两难之间，杨丽萍选择了舞蹈。
电影明星张曼玉曾在接受记者访问时透露，自己与法籍男友的感情非常稳定，虽然她很想做妈妈，但是“9·11”事件让她放弃了“造人计划”。但她表示会考虑收养几个孩子，这个计划准备在45岁时实现。
大S喜欢小孩儿已经众所周知，但谈及自己怀孕生子的计划，她居然明确表示：“我自己不要生，因为从怀孕到生产的过程都太痛苦了。我看小S怀孕，看她肚子被切开生产的全过程，太可怕了。不过我喜欢照顾孩子。”
2007年10月，陈孝萱和制作人詹仁雄结束婚姻。两人随后发表声明，强调个性落差太大是两人结束婚姻的主要原因。女星陈孝萱离婚后，仍和前夫詹仁雄住在同个屋檐下，却形同陌路。对于友人积极介绍新欢，陈孝萱均谢绝好意，表明不会再婚，也不会再生小孩。
刘青云与郭蔼明结婚多年，依然未有所出。郭蔼明曾坦言想过生小孩，无奈遭刘青云否决。她说：“他想要大自由度，有好多机会是因为有小朋友而要放弃。（那么你自己想不想？）女人某个阶段都想，不过大家要有所妥协，如果我想他不想，不行啦！那就顺他的意了！”
“小龙女”李若彤在5月份罕见“出关”，与富商男友郭应泉出席某医院董事局交代就职晚宴。年届35的李若彤与年过50的男友拍拖接近9年，过着阔太太生活的她表示最近无事忙，在家也不需做家务，有佣人照料。还表示看完《金婚》后称自己不会生小孩。
刘雪华在《春天后母心》中与5个孩子一起演戏。听着孩子喊自己“娘”，刘雪华满心喜欢。但遗憾的是，生活中她和老公结婚多年依然没有小孩，她毫不避讳地说：“我老公比我大10多岁，也许是由于年龄大的原因吧，我天天想生小孩，可是到现在都没有生出来！”
50多岁的郑裕玲虽有吕方相伴，却决定不结婚不生子，只与吕方“姐弟恋”。七八岁时已决定一辈子不结婚，她觉得是一生做得最正确的决定：“今时今日我觉得生命中可能有很多事情是决定错误的，但直到目前为止有两件事一定不会错的，就是不结婚和不生孩子。”
已近中年的范晓萱，虽然已有男友的忠心守护，但迟迟不愿走上红地毯，至于生小孩，那更让范晓萱感到恐惧：“我不愿生小孩，那太累了！”
都知道女人生孩子不是件简单的事，做一个怀孕要生产的女星更是难上加难。
有一种解释是，普通妇女的生育意愿更强烈。普通妇女比明星妇女喜欢要更多的孩子。这种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不过这样的解释，很难让经济学家信服，他们不喜欢用偏好来解释人们的选择行为。
经济学家在解释此问题时，假定人们的偏好是给定的，无论普通妇女还是明星妇女，妇女们的生育意愿或偏好都是一样的。之所以存在生育率的差异，是由于他们的“生育成本”或“孩子价格”不同造成的。
这里的“生育成本”，是指妇女生孩子、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仅就时间而言，妇女要用10个月怀胎，还要用2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生产，要想生一个小孩总共需要6 500个小时；另外，抚养一个小孩，每天要花4个小时，一共18年，加起来是26 280个小时。这样，养育一个小孩总共需要32 780个小时。
如果一个妇女将32 780个小时花在养育孩子上，那她在这段时间里就不能去赚钱了。假设，普通妇女平均工资是每小时3美元；而明星妇女平均工资是每小时15美元。这样，普通妇女养育一个孩子的机会成本就是98 340美元；而明星妇女养育一个孩子的机会成本则高达491 700美元。
在偏好一致、收益相同的条件下，我们很容易看出，明星妇女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要比普通妇女养育孩子的成本高得多。经济学中认为个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明星妇女会考虑自身的成本，选择不生育是她们“理性”的行为。
生孩子的费用，特别是分娩的花费，普通人与明星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一位贫困孕产妇花费600元就可生个孩子；而歌星那英喜得贵子，仅住院5天，就花费了12万元。在娱乐圈，天价生孩子的明星越来越多。
2008年生第一个孩子时，布兰妮对产房的要求颇多，也诸多挑剔。要求产房既豪华，更要兼顾浪漫气息。布兰妮将产房安置在亚利桑那州的医院。因为生孩子，这位明星搞得医院天翻地覆。布兰妮选了最大最豪华的产房，要求左右相邻的两间产房不能有人，希望她生孩子的过程能完全安静并能保护她的隐私。
布兰妮还提出严格要求，每一个为她服务的护士都要经过背景调查。负责面试护士的是布兰妮的妈妈林恩和医院的院长。除了对产房的要求外，布兰妮更要求，一进产房就要看到白色和黄色的玫瑰。布兰妮还坚持要在房间配备DVD、录影机和高级音响，她希望在产房能营造出一种在家的温馨感觉。布兰妮预定的产房位于医院二楼，估计她三天的住院费不会低于13 000美元。
看看她们的做法，难免会感叹，孩子不是父母生出来的，而是花钱买来的。女明星正是看到在孩子的花费上成本过高，怕怀孕之后一身赘肉影响了形象，怕孩子出生之后开销高昂而不愿意生孩子。
为什么婚外情让法律很为难
2009年12月，英国遭受罕见大雪袭击，很多人因为交通瘫痪而无法上班，即便能去上班，在办公室里也是无事可做。《每日电讯报》1月6日报道，英国一家名为“非法邂逅”的网站称，为了打发无聊时光，数千名已婚男人和女人，开始登录该网站寻找新的“罗曼蒂克”，玩起了违背道德准则的婚外情。
“非法邂逅”网站，专门为已婚人士提供婚外约会机会，会员人数已突破35万，绝大多数会员的年龄介于36岁至40岁之间。该网站透露，在过去的6天里，该网站新增了2 500多名会员。从注册的信息来看，这些人大多住在受恶劣天气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汉普郡和波克夏郡。过去3天内注册的900名新会员来自多赛特郡、德文郡和康沃尔郡。为了应付会员激增的状况，“非法邂逅”不得不招聘了新员工。
虽然英国人在寻找婚外情，而对现在的中国人而言，“婚外情”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有一家侦探公司这样说：“婚外情最泛滥的城市是上海，深圳紧跟其后。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很多人只身闯**，没有亲人可以倾诉，经常感到空虚，很容易依赖别人。私企老板、公务员等职业最容易发生婚外情，女白领兼职当第三者也并非个别案例。”
人们也一直是从伦理道德的层面上看待“婚外情”。广东省却出台了一个地方性法规，要对婚外情的法律惩罚付诸实施。这一法规的一大突破是赋予婚姻的受害方分割婚外情一方为第三者所购置的财产。针对这一地方性法规的出台，许多法学专家激烈地反对对婚外情实施法律惩罚。
总结他们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惩罚婚外情是道德泛化的表现，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是开历史的倒车。《婚姻法》并不禁止婚外恋，法律的手不要伸得太长。婚姻法上没有通奸或者婚外恋的概念。
其次，如果道德的东西非让法律来取代，管的效果肯定不如道德的好。道德是通过说教或舆论来实现控制的；法律是以强制力做后盾的，就是要强行让你这样做或者不让你这样做，不管你内心是否服气。法律管得太多的时候，人们就会丧失很多个人自由，不自由的社会是一个很不宽松的社会，会产生很多问题。
最后，法律不是万能的，尤其是人类私生活领域，法律不可取代道德的作用。法律要给人们留下一个私生活空间。“通奸、第三者插足是不道德的”，这肯定是一种主流道德规范。但能否上升为法律，要看它是否是全社会公认的一种具有社会支撑效果的公共道德准则。如果非要上升为法律，就成为立法中的道德霸权主义。
其实，这些反对意见有三方面的缺陷。
第一，自古以来，道德和法律之间就没有严格的界限，道德和法律两者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转换，甚至可以对同一行为作出好与坏的评判。比如，偷盗既要受道德的谴责，还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因此，用所谓“道德泛化”来反对“对婚外情的惩罚”是难以站得住脚的。
第二，对婚外情的惩罚不能从个人自由的角度去反驳。不错，惩罚婚外情是对发生婚外情一方自由的限制，但是，它同时是对受害方不受另一方侵害的自由的维护。
第三，对婚外情的惩罚不能因为侵犯了私人领域而不为。在中国，地缘和血缘团体曾经独立于法律之外，是公法无权管辖的私人领域。但是，几十年来法律的扩张和进一步完善打破了这一私人领域，不存在自然的私人领域。以保护私人领域为理由也无法反驳“对婚外情的惩罚”。
这里我们先不从意识形态上争高论低，而是以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惩罚婚外情”的利弊。看它能否达到预定的社会目标，即增加社会中高质量婚姻的目的能否通过“惩罚婚外情”达到。
我们先从婚姻的属性开始。在《婚姻法》专家意见稿中，第一次确定了配偶权。所谓配偶权，是指婚姻双方对对方负有一定的责任，一旦某一方对另一方出现背叛行为，如发生婚外情，背叛方将要受到惩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婚姻是一张受法律保护的长期合同，要解除这一合同，离婚是唯一的合法手段。而婚外情则是违约，应该受到惩罚。因此，配偶权可以解释为婚姻双方在婚姻这个长期合同中所具有的权利。从社会角度来看，婚外情会导致其他家庭的跟风，让更多的人发生婚外情，随之也会产生更多的受害者。另外，婚外情的泛滥会导致那些忠诚于婚姻的人因为怕受到伤害而害怕结婚。如果婚姻对社会来说具有正面的价值，这些忠实于婚姻的人不结婚就是社会的损失。
不过，承认配偶权并不意味着惩罚婚姻违约行为就一定能够达到增加社会中高质量婚姻的目的。《法律经济学》里对“有效违约”是这样定义的：当违约的社会收益大于其成本时，违约是有效的。一个法律条文如果诱使较多的“有效违约”，则是一个失败的法律条文，要尽量避免这样的条文出现。如果某些人的婚外情属于故意违约，应该受到惩罚；但是，如果有些人的婚外情是基于婚姻感情的破裂，是一种正常的追求，则没有必要对此实施惩罚，否则只是增加了没有爱情的死亡婚姻，是会降低社会收益的。对后一类人来说，违约是有效的。那么，惩罚婚外情是否会诱使这样的“有效违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