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哼了一声，说：“这年头哪家的孩子肯听大人的话呢？横竖看她们自己的造化了。”黄尔顾又说：“将来大妞妞小妞妞在外头生了孩子，都带回来养吧。”飞云正想问：“带回来谁养呢？”就听见门嘭的一声被撞开了，一个满脸褶皱的老女人，手里捧着个海碗，脚底生风地走进屋来。海碗里装的是白生生的饺子，正丝丝地冒着热气。饺子上头摆着一个细碟，碟里盛的是红辣酱。女人将碗碟在桌上放稳了，就从兜里掏出两瓣白蒜，用手掌啪的一声将蒜在桌面上拍碎了，又俯身把蒜皮呼呼地吹去。吹净了皮，便拿两个手指捻了些碎蒜放到辣酱里，屋里顿时就溢出了些香气。黄尔顾吸了吸鼻子，响响地打了个喷嚏。飞云待不住，便起身要走。
走到院门口，听见那个女人喘喘地追了出来。两人站在迟暮的斜阳底下，眯着眼睛彼此对望着，却都无话。渐渐地，女人的头便低了下去：“妹子你别气恼我。我这么个人，又七老八十了，哪里值得你气恼？可怜倒还差不多呢。”
飞云看见女人千层饼似的一张脸，在晚风里抽搐着，心就酸软了下来。女人从布衫子里抽出一条帕子来，也擦起了眼睛：“妹子散完了心，几时想回来，就回来。大妞妞小妞妞生了孩子，我给你带。我老是老了，从小劳作惯了，身子骨反比你们读书人强。”
下山的路很长，飞云走得很累。其实飞云完全可以不走那条青石板小径的。青石板小径早已不是上下泉山的唯一途径了。近一两年疗养院边上盖起了一个室内温泉浴场，又修了一条柏油马路，汽车可以直达浴场门前。浴场四周，还新建了好几家宾馆饭店。于是，泉山也和世界的许多角落一样，一夜之间突然热闹了起来。
飞云不喜欢这样的热闹，飞云也不愿意坐车下山，所以飞云依旧挑选了那条古旧的小径走下山去。那条小径似乎比过去长了很多。从前飞云可以一口气走完全程，现在上山时她必须歇息两趟，下山时歇息一趟。那天她走累了就找了块平整些的石头在路边歇下，一边慢慢地将气喘匀了，一边看树听风。山上起风和平地起风是很有些不同的。平地起风时风沿街刮过，带走一地灰尘，卷起各式街音，混混浊浊的，倒把树叶子的清声给盖过了。山上起风时，无灰无尘。风从高处流下，干干净净的，如同手指缓缓地拨过琴弦，单纯清冽，全无杂声。飞云抬头看风，那天的风却迟迟未起。飞云的眼睛停在树上，不再滑动。
那是一棵她至今叫不出名字的树。叶子很小也很丑，深深的绿成了赭褐色，沿着树枝繁衍开来，远远一看，竟如一团一团脏黑的蝇子，爬满了树身。山上这样的树很多，飞云却独独记住了这一棵。这棵树身上有块疤，也许是雷劈的，也许是虫蛀的。疤口只有碗大，但如果将手探进疤口，里头却是大大的一个空洞。这个空洞是龙泉最先发现的。那时飞云刚刚到疗养院工作，龙泉整日忙得没了昼夜，两人只有在星期天才能匆匆会上一面。星期天飞云若遇到开团组织生活会，便不能下山见龙泉。早一天晚上，飞云就预先下得山来，将装着茶叶蛋的茶缸用毛巾包好塞进树洞里，再夹上一张便条。便条折成一只轻盈的飞燕，俏皮地压在茶缸底下。龙泉见不着飞云，就会去摸树洞。取完了茶缸和纸条，再留下一本书和另一张纸条。他学她的样子，也把纸条折成飞禽。不过他折的不是燕子，却是鹰。飞云在山上开会，心里想的却都是山下的事。等到开完了会，便急急地摸黑走下山来，去树洞里取他留下的东西。看见燕子去了，老鹰来了，她的心跳得如同做了贼似的，一路咚咚地跑回宿舍。关了灯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将纸条翻来覆去地看过几遍，方能入睡。
几十年过去了，山不是那座山，石头也不是那块石头了，树却还是那棵树。飞云忍不住站起身来，去找那个树洞。不知是树长高了，还是她变得矮小了，哆哆嗦嗦地竟摸不着那个洞口。只好去找了一大一小两块石头，叠在一起，颤颤巍巍地站了上去，方探着了那个洞口。刚想把拳头伸进去，谁知呼啦一声洞里飞出一只野鸦来，翅膀扑扇着刮起一阵旋风，嗖地一下便飞进暮色里去了，却将树叶子抖了飞云一肩。嘎嘎声犹响在耳侧，飞云早吓得腿脚酸软了。
回到家，天已大黑了。飞云不想吃饭，在黑暗里呆呆地无心无绪地坐了一阵子，方将床头的小灯开了，拉出床头柜里的抽屉，找出一个记事本子，翻着了一个长途电话号码。拨通了那个号码之后，飞云不知怎的就结巴了起来。
“那个洞，那个树洞还在。”
那头愣了一愣，半晌，才问：“首长，他还好吗？”
“他好得很，不好的是我。”
听出了飞云话语里头的怨气，那头的语气便越发地小心温婉起来：“飞云你还是那个老样子，诸事由着自己的性子。”
两头便都无话。后来飞云就撂了电话。
飞云把记事本放回抽屉，又从抽屉里拿出当年阿九给萱宁蕙宁姐妹俩打的护身锁，紧紧地捏在手里，手心就微微地有些汗湿。心里却突然疏透了起来。
她知道她把该留的留下，该带的带走了。
36
蕙宁从苏山马瑞看完母亲回来，便打定主意南下到美国碰运气去。于是一边打点行装，变卖带不走的笨重物什，一边与城里的新识旧知一一话别。一日从朋友家里出来在街上等车，百般无聊，就捡了地上扔的一份旧报纸胡乱地翻看着。正该是天不绝人，不知怎的，竟让她翻到了一则豆腐干大小的广告：士嘉堡全科医院的住院部要招聘一名护士。蕙宁揣了报纸回家，急急地打印了一份履历表，送去给医院的人事部。第二天就接到了面试通知。广告上说要三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蕙宁自知条件不够，虽不敢存了太大的奢望，却也认认真真地将学校里学过的东西捋了一遍，又准备了好些应试的话题。
到了面试那一日，仔细地整理过头脸，换上一身庄重保守的套装，方怯怯地去了。谁知那一肚子的台词，竟一句也没有用上。院方一听蕙宁会说中英法三种语言，立时便露出些喜色来。就换了法文来与蕙宁交谈。蕙宁答得甚是窘迫，却也勉勉强强地将意思疏通了。蕙宁当年在上海读书时学的第二外语就是法语，后来出国留学又选修了好几门法文课程，这回竟意想不到地派上了用场。当然，最主要的用场还是中文—— 士嘉堡是华人聚居地，来医院看病的好些病人，需要找专门翻译陪同。假如医护人员本身能说中文，那将省很多事。院方当场拍板录用。蕙宁一时很是喜出望外。回家也不拆行李，就在医院附近的劳伦斯街上寻了间地下室，立时搬了过去，从此准备在多伦多城长住下来了。
就这样蕙宁成了士嘉堡医院里最新的一名护士。上班的头几个月，医院里也没派给她什么正经事，每日只让她给几个老护士当下手，做些只动手脚却不动脑子的闲杂差使，做好了也无人夸奖，出了差池也无人审查，日子反比做学生时清闲了许多。晚上下班早早地回到家里，吃过晚饭，一个人坐在还没有黑透的屋里，看着自己的身影虚虚瘦瘦地投在墙壁上，听着时钟响响地走过一个又一个点数，竟想不出一个可去之处。拿起电话来跟几个读书时的旧友聊天，却发觉人家不是结了婚就是在交男朋友，日子过得满满的竟没有一个空缺需要她来充填。熙熙攘攘的世界里似乎只剩了一个孤孤单单的自己。刹那间蕙宁觉得生命如同夏天花壶里的水，正一滴一滴地往下漏，被无花无实的贫瘠日子瞬间吸干，竟留不下一丝痕迹，便很是惊惶起来。历史在这个时候又悄悄地重复了一下自身—— 时隔三四十年，蕙宁终于体会到了同为护士的母亲当年初进泉山疗养院时百无聊赖的心境。只是打破这种心境的，却不会是龙泉。
蕙宁的归宿成了飞云无法回避的心病。那段时间里飞云寄往泉山疗养院的信，突然频繁了起来。黄尔顾不得不承认，他那个才貌双全的小妞妞，已经成为久待闺中的老姑娘。在这件事情上，农夫兼军人出身的黄尔顾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细致和容忍。也许他在古稀之年终于从自身的婚姻中读懂了某些道理，对于妻子让他在国内为女儿寻找对象的事情，他很坚决地予以拒绝。可是无论他如何小心，蕙宁还是从电话上父亲声音的迟疑温婉中明白了自己处境的可怜。这个发现使她极为震惊。在她以往的人生舞台上，尽管也有过大起大落的时候，但无论是在巅峰还是在低谷，没有人会用“可怜”两个字来诠释属于她的那个角色。她宁愿被人因嫉恨而生毁谤，也不愿让人因怜悯而生宽宥。在她人生的那个阶段，她已经不堪承受任何对自尊的细微打击了。
她不由得想起了大金。
其实她一直知道，当时大金会接受她的任何解释的。那个解释对大金来说是一块通往婚姻大门的台阶，可以是坚固的大理石，也可以是破碎的砖石。内容无关紧要，形式却必不可缺。而她固执地保持沉默，除了自尊之外，也还因为她那时模模糊糊地以为，在她后来的人生道路上，还会有许多个供她歇息的驿站，还会有许多个大金在驿站上等候她。当时她绝对没有想到，大金之后的那个驿站，竟会如此遥遥无期。至此蕙宁方懊悔了自己以往的骄纵任性。
大金结婚之后，他们之间就失去了任何联系。萱宁依旧时不时地给蕙宁打电话。开始时蕙宁一听见萱宁的声音就甩电话，后来她意识到这样做其实是在大张旗鼓地表明她对大金的不舍和不甘。后来她就接听了她的电话。萱宁可以忍受蕙宁的淡漠甚至奚落，而她却很难承受她始终如一的沉默—— 在电话上她们之间几乎完全没有对话。渐渐地萱宁就终止了尝试。有一天蕙宁到市中心办事路过“金勺子”餐馆，连她自己也说不上她为什么会在马路对面的公用电话亭里伫立良久。那天她仔细地观察了餐馆修饰一新的门面和三五成群进进出出的食客。最后她看见一个戴着白色厨师帽的高个子男人，拎着一大袋垃圾从边门走出来。过了一会儿她才看出那人原来是大金。大金扔完垃圾，双手叉腰隔着窗户在高声对厨房里的工人说话。蕙宁惊奇地发现大金发福了很多。就是在那天蕙宁终于明白了其实大金早已习惯了没有她的日子。她在他心里留下的空洞已经被生活平实无奇地充填起来了。
想起大金时蕙宁不可能不想起谢克顿。想起谢克顿时她有一些颇为复杂的感情。谢克顿使她记起她那个短暂却也真真切切地开放过的青春年华。谢克顿是第一个走近她花丛的男人。海鲤子不是。离开海鲤子时她还只是一朵青涩的包裹得紧紧的花蕾。可怜的海鲤子甚至还没有机会看见花瓣的颜色。在盛开的青春里，任何一段偶遇都可以擦出一片亮丽的火花。后来蕙宁曾在无可排遣的寂寞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她和谢克顿之间的那些往事。直到有一天，她惊奇地发现在这样的回忆中，她关注得更多的其实是花季本身而非赏花人。赏花人只是花季里必不可少的场景之一。
尽管谢克顿在无意之中毁坏了自己和大金的关系，萱宁却无法恨起他来。在她和谢克顿的交往中，他始终如谦谦君子般地恪守着她制定的游戏规则。她允许他走得多近，他就走得多近。可是他也有他的原则。他的原则是他必须始终在场。无论她让他离得多远，他都不会离开她的视野。每隔一两个月，他就会开车从伦敦小城到多伦多来看蕙宁。车身上铺满了沿途的尘土，车后厢里放着他带给她的礼物。他从来不给她买商场里可以买得到的东西。他的礼物是他从自己的花园里采摘下来的鲜花和果子，带着泥土和晨露，甚至蛀虫的疤痕。他把礼物放下，就带她出去教她开车。她开起车来错误百出，愚拙无比，他常常被她吓出一头一脸的汗来。开累了两人便去海滩上散步。散累了步便坐到礁石上看水，看海鸥和帆板如何把水切开又缝拢。她把头微微地靠在他的肩上，他用手指轻轻地梳理她沾着沙石的头发。远远地看上去他们仿佛是一对经历了诸多沧桑终于懂得了相依之道的老夫老妻。他说话的方式很奇特。他低低地诉说着对她的思念向往，极为平实直裸，没有铺垫衬托，甚至没有抑扬顿挫。她被自己的思绪困惑着，常常不知如何对应。可他并没有刻意去寻求她的对应。他好像在与自己很投入地谈着心，并不在乎她是否介入。
后来她便渐渐习惯了他的这种叙述方式，体会出自己和他的关系中最为欠缺的一面，其实也正是最为美丽的一面。她感到了一生与男人的交往中所没有过的省心。她仿佛仰卧在温暖平静的海面上，闭着眼睛尽情享受阳光的触摸，却丝毫不需费心与风浪搏击。有一天她趴在地下室的窗口上，看谢克顿的车子慢慢地离去，踏上归家的路程，她的心突然抽了一抽：也许爱除了喧嚣的欲念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更为沉静的内容。也许**只适宜满树鲜花的青春岁月，而在花已落尽期待果实的季节里，理解与默契才是唯一持久的。
在这样的情绪中她几乎决定了要嫁给谢克顿。
如果那天她没有与陈约翰再次相遇的话，她的人生就会拐入一条完全不同的小径，遭遇一些完全不同的景致。当然她永远也不可能知道那些景致的内容了，因为她毕竟再次遇见了陈约翰。
那天医院里突然来了许多产妇，产科病房住不下了，就匀了些人到其他住院区去。蕙宁值夜班，到了时辰就推着小车给各病房送体温表血压计。后来她走进了一间病房，看见有一位医生在房里，却又不是平常见到的那几位，便猜想是产科的医生。那位医生正在教产妇如何包裹婴儿。他将医院发的白单子放在**摊平了，把孩子斜放在中央。孩子甚是瘦小，眼睛半睁半闭，小手小脚懒懒地蹬动着，露出手心脚心四团粉红色的肉。医生将白布上边的两个角顺着孩子的肩膀一左一右地夹裹起来，又把下边的那个角往上一兜，在颌下叠了几叠，那孩子的整个身子都不见了，只剩了一张满是褶皱的细脸蛋儿。裹好了，就把孩子斜斜地横放在自己的臂弯处，孩子的头软软地耷拉下来，露出一脸舒适的困意来。
医生将孩子轻轻地晃了几晃，又放回到**去，让孩子的母亲来拆了包裹重打。孩子的母亲看上去还是个孩子，神态动作上都显出些没有经验的慌张。医生反反复复地又教了几回，方熟练些。这种事情通常是护士的职责，医生从来不管的。蕙宁就暗叹了那位医生的细致。又觉得那人的声音有几分熟悉，便忍不住注意地看了那人几眼。那人觉得了，也回过身来看蕙宁。两人眼睛一对上，便都愣了一愣。原来那人就是先前蕙宁宫外孕手术时遇到的陈约翰医生—— 蕙宁出院不久，陈约翰就结束了实习，被士嘉堡全科医院聘任为妇产科住院医生。事隔一年多，两人又见了面，自然勾起了蕙宁心中一段不愿被人知晓的隐情。蕙宁的脸上难免有些尴尬，内心却又有几分莫名的欢喜。
两人就渐渐地相交了起来。若上的都是早班，有时下了班就相约着在医院的餐厅里喝一杯咖啡，闲闲散散地聊几句天。蕙宁常常地诉些工作上的苦给陈约翰听。蕙宁的顶头上司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护士长，在医院里工作了三十多年，就很有些倚老卖老的架势，连主任也得略微让她几分。因当时雇蕙宁时没有事先征求她的意见，便一直耿耿于怀，时时地给蕙宁小鞋穿。至今不派她独立当班，整天让她跟在老护士身后做些打杂的事。
陈约翰听了，就劝蕙宁：“我是这里最新的医生，你是这里最新的护士，咱们只好认命当几年小媳妇，慢慢地熬出头来吧—— 她这个岁数了，还能再干几年呢？她退了休，你就出头了。”蕙宁垂头丧气地说：“只怕没等到她退休，我就先死在她手里了。”陈约翰便嘿嘿地笑了起来：“至于吗？其实，跟着老护士，倒也真能学本事呢。不说别的，就学学她们怎么**那些狠的病人、歪的医生。任是什么样歪横的医生，在那班护士手里顺过一遍，就全成了我这样老实乖巧的样子了。”蕙宁忍不住笑了起来。
陈约翰在家里是独生子，父母很早就离了婚。母亲留在了夏威夷，父亲去了日本，扔下他一个人，跟着香港的奶奶过。前几年奶奶又中风故去，他感觉中便再无亲人了。多少年来他还对父母置他于不顾执意要离婚的事耿耿于怀，至今和父母总是疏疏的，难得相见。蕙宁见他虽然没戴结婚戒指，却一句不肯提自己的身世背景，就存了几分疑惑。便每每说些自己家中的事，来引陈约翰开口，谁知那人总不接这个话茬。陈约翰听见蕙宁说母亲说父亲说外婆，却总也不提那个孪生姐姐。又想起蕙宁住院时姐姐的忍让妹妹的骄扈，那姐姐仿佛让妹妹捏着极大的一个短处。由此又不免猜测让蕙宁怀孕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心里便也有几分困惑。两人明明对彼此存了极大的好奇心，嘴上却都不敢造次相问，生怕一句话问错了，就将好好的一个头开坏了。故此两人见不着时纵有千般思念，相见时却小心翼翼，很是生分客气起来。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蕙宁认识了达吉雅娜。
达吉雅娜是个五六岁的女孩子，最早是医院急诊部的病人，因高烧引起全身**而送来就诊的。送她来的是一个中年妇人。那妇人放下孩子，说忘了带医疗保险卡要回家取一趟，谁知去了就不再回来。医生一验血，发现达吉雅娜患有艾滋病，就来问话—— 谁知那孩子竟听不懂一句英文。护士中有一个从乌克兰来的，隐隐听出达吉雅娜说的是俄文。众人便猜测那孩子是从俄国领养过来的。那养母大概被那边的领养机构骗了，领回一个艾滋病童，后悔不迭，就将孩子弃在了医院。医院一边给达吉雅娜退烧，一边通过社会福利机构寻找孩子的养母。达吉雅娜是换了个英文名字入境的，她只知道自己的俄国名字，却说不清楚英文名字是什么。后来来了个警探，教她在纸上画她家的样子。她果真就画了几幢房子，房顶上都有一个十字架—— 那是孤儿院的标记。既不知道名字又不知道住址，寻找她的养母如同在大海里捞针，谈何容易。这桩案子后来就成了无头案，不了了之。
达吉雅娜是个极为乖巧的孩子，身世又是这般可怜。虽然只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上上下下各个科室的医生护士，都愿意来病房探她。后来她的烧退了下来，病情也略微稳定一些了，就有社会福利部的人来，把她带去弃儿中心。走的那天，众人都从家里带了诸样玩具来送她。达吉雅娜抱了一怀的布娃娃，眼泪汪汪的，竟露出些不舍的神情来，惹得那些见惯了生生死死的医生护士们，也红了眼圈。达吉雅娜走后，开始时众人还时不时地想起她来，感叹这孩子真是可怜。后来事过境迁，便将这事渐渐淡忘了。
只有陈约翰没忘。
每逢周末假期，陈约翰得了时间就跑去弃儿中心看达吉雅娜。达吉雅娜从生下来起就不知搬过多少回家，住过多少回医院。大人们个个如过眼烟云似的来来去去，竟没有一个人像陈约翰那样有常性。不知不觉地，就依恋上了陈约翰。若逢陈约翰忙，有几天没过去，那小人就缠着弃儿中心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他。接通了电话，陈约翰也听不懂她的一口俄国话，只听见他的名字被反反复复地叫着。他拿着电话，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心里却突然有了些暖意。
后来陈约翰便带了蕙宁去看达吉雅娜。
蕙宁见到达吉雅娜时，那孩子已经病重了，被弃儿中心送到了病童医院的临终护理部。原先一头金黄色的碎卷发，现在稀稀疏疏地只剩了几缕。护士便干脆给她剪了个秃头。陈约翰看着别扭，就去买了一顶鲜红色的绒帽子送给她。达吉雅娜终归还是个孩子，并不知道自己已经病入膏肓，见陈约翰来看她，就高兴得要坐起来。谁知坐了几回也没能坐住。陈约翰便过去将她抱了，坐在自己怀里。达吉雅娜拿了帽子，反复把玩得腻味了，方胡乱地扣在头上。蕙宁见她戴了帽子，才有了一两分生气。雪白的一张细脸儿，眼窝深深的像两个褐色的洞，上面盖了一层厚厚的睫毛，随着眼珠子一颤一抖的，如同风中欲折的芦苇。
蕙宁心想这孩子若能无病无灾地长大，说不定会是个怎么样的美人儿呢。就将随身带来的那个箱笼打开了，抱出一只雪白的兔子来。达吉雅娜见了兔子，便要下地去捉。那兔子仿佛通人性，也不害怕，直直地走到达吉雅娜脚边，闻了闻她的鞋子，就放心地把身子瘫软下来，卧在她脚边憨睡了过去。达吉雅娜一边拿手指梳着兔子身上的毛，一边问蕙宁：“我可以叫它尤金吗？”那阵子成天和弃儿中心以及住院部的其他孩子混在一道，达吉雅娜也学会说几句简单的英文了。
没多久达吉雅娜就搂着兔子睡着了，额上湿湿地流了些虚汗。陈约翰将孩子抱回到**去，只觉得那怀里轻轻软软的像捧了一片羽毛，又上上下下地将被子捂严实了，正欲离去，只听见**的那个人低低地叫了声：“约翰叔叔。”两人赶紧回过头来，看见达吉雅娜不知何时又两眼炯炯地坐了起来，“我长大了要嫁给你。”
第二天达吉雅娜就死了。
等陈约翰带着蕙宁赶去时，达吉雅娜已经下葬，新墓的土尚起伏不平地黝黑着。墓碑上竖着一个十字架，下面有两行字。说两行字实在是有些夸张。确切地说，达吉雅娜的墓碑上只有两个词，两个分成两行的词。第一行是“达吉雅娜·？”，第二行是“？—1996”。陈约翰将一只雪白的玩具兔子放在墓前，兔子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短裙，头上戴着一顶猩红色的小绒帽。落日将墓碑和兔子都无比凝重地裹进橘红色的余晖里。两人看着墓碑，想着那两个问号里所包藏着的、永远也不会有人知晓的故事，久久无语。
后来陈约翰伸出手来揽住了蕙宁。蕙宁将头靠在他的肩上，两人相拥着，被暮色销蚀成一高一矮两个灰色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