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在汴梁时与韩公草草相见，之后都没有机会谋面，但内心对韩公仰慕已久，也知韩公与葛伯奕、杨茂彦、汪伯潜绝非一类人也，”
徐怀踞于案后，微微侧过身子，说道，
“葛伯奕与胡虏暗通媾和之事，有人虑韩公率重兵驻守一侧，淠河非歼敌之良地，我却深知韩公乃是深明大义之人；杨茂彦、晋庄臣等逆贼蛊惑陛下东窜，我其时在潢川从容以对，不忧其急，乃是知道韩公不会坐看大越四分五裂；会敌于颍州之时，胡虏走投无路，竟使反间计说韩公与东虏暗通，我却相信韩公定会出兵徐泗牵制强敌，助我斩获颍州大捷。司空府上上下下，此时都信服于我，主要还是我在看人上，有几分众人所不及的本事……”
韩圭举杯朝韩时良敬酒谢罪，说道：“韩圭以往对韩公多有揣度，不识韩公胸怀，真是自惭形秽，还请韩公宽囿。”
徐怀虽然没有明说司空府到底都有哪些人猜忌韩时良，但韩圭还是主动站出来领罚。
一来徐怀与韩时良如此推心置腹的说这番话，还是要重用韩时良，他需要与韩时良尽释前嫌，日后在司空府的大旗之下，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内耗与猜忌。
二来也不是他不站出来，韩时良就不知道都有哪些人在猜疑他。
当然，他乃是徐怀身边谋臣，怀疑一切可疑的对象，思虑种种一切可能存在的纰漏，都是他的职责所在，没有什么好忌讳的。
“韩圭你也不必自责，你乃我身边谋主，凡事当然需要思虑周全，”徐怀笑着替韩圭解围道，“当然了，说到底你还是有一点点不如我嘛，这点你没有什么好否认的……”
“主公识人之明，韩圭深感信服。”韩圭朝徐怀行礼道。
“淠水河口一役、逃京事变以及颍州大捷，乃是事关大局走向的三件大事，韩公虽说当时没有公开跟司空府站在一起，但已是居功甚伟，”徐怀看向众人，问道，“诸公现在对此没有什么疑问了吧？”
“韩公确实居功甚伟。”王举、史轸、陈子箫、徐武碛、刘师望等人一起说道。
回想近年来的几件大事，众人也是深有感慨。
淠水河口一战，乃是第二次淮南会战的收官战役，也恰恰是堪称完美的收官之战，不仅彻底稳固住淮河中下游防线，还彻底激励起朝野军民收复中原的信心，挫败潜邸系与胡虏媾和的阴谋，使诸路勤王兵马听命于京襄（司空府），使得靖胜、宣武、骁胜三军改制及军属授田得以落实。
然而在决定发动淠水河口战役之初，韩时良、葛钰率六万精锐驻守寿春，距离淠水河口仅数十里——当时已经确知葛伯奕之流暗中与胡虏媾和，京襄（司空府）众人怎么可能不担忧寿春发生什么变故，令他们在淠水河口遭受重挫？
徐怀力排众议，坚决发动淠水河口之战，全歼留在淮河南岸殿兵的四万虏兵，给第二次淮南会战画上圆满的句号。
逃京事变之时，荆州水师封锁长江，是能限制韩时良、葛钰率部渡江南下，却没有办法阻止杨茂彦、晋庄臣等少数人簇拥绍隆帝渡江逃往扬州与葛钰会合。
如果韩时良、葛钰当时据六七万精锐兵马在扬州拥立绍隆帝，即便京襄（司空府）有信心拿下淮东，但后续的局势发展也定然与此时有天壤之别，更不知道要往后拖多少年才能收复中原。
恰恰是韩时良在楚州保持沉默，最终迫使葛伯奕、葛钰、魏楚钧等人妥协，选择抛弃绍隆帝，率部撤往浙西谋求割据。
颍州大捷则是彻底扭转敌我力量对比的关键一役。
当时韩时良出兵徐泗牵制住东路虏兵数万兵马，而不是暗中与虏兵媾和，意义有多重大，就更不需要细说了。
当然了，徐怀此时当着大家的面提起这些事情，并非单纯赞赏韩时良军的功绩。
徐怀相信韩时良个人是有壮烈情怀，甚至也不在乎个人毁誉，同时韩时良在龙武军也有极高的声望与威势，这才使得韩时良三年前能毅然决然的推动淮东改旗易帜。
即便是如此，韩时良对他未来的命运，就没有一点担忧与犹豫？
除开韩时良之外，龙武军那么多军将武吏以及韩时良在龙武军任事的十数子侄，他们内心的忧惧，又会是怎样一个情况？
不过，徐怀这番话除了要释韩时良及今日随韩时良赶来汴梁参见的龙武军诸将内心的忧虑外，同时也是说给韩圭、陈子箫、刘师望等人听的，要他们明白韩时良改旗易帜的本质非是趋炎附势，更非贪生怕死、贪图功名。
徐怀又跟韩时良说道：“此战过后，收复中原失地已不再有任何的悬念，但虏兵实力尚存，而西北荒漠之地，又是虏兵能尽施锋芒之所，我军鞭长难及，后续的战事定然要比之前艰难得多。韩公乃有统兵征战之志，我即便不能亲抵西北督战，也能彻底放下心来……”
“时良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方能报主公相识之恩！”韩时良情绪激动的走到堂下跪拜。
韩确、韩举以及数名随韩时良赶赴汴梁参见的龙武军将领，也都上前跪拜。
“韩公何需行此大礼，何需行此大礼？”徐怀赶忙上前，也是先单膝跪地，以示与韩时良行对等之礼，然后再一边起身，一边将韩时良搀扶起来。
韩圭、陈子箫、刘师望等人则负责将韩确、韩举等人搀扶起来，大家再一起回到案后坐下。
韩圭看韩时良枯瘦如山石的瘦脸泪痕，终是信他有如此胸怀，同时也感慨唯有主公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将这样的人物收为己用。
见众人情绪激烈，徐怀便叫大家不再谈论军政，而是先敞开饮酒。
除了韩圭、刘师望、陈子箫他们自制力强的，又或者压根就不沾酒的，其他无一没有喝得酩酊大醉——徐怀也是宿醉，清晨头昏沉沉的在缨云的怀里醒过来。
一早饮过解酒茶之后，徐怀领着众人从军马湖北上，到黄河沿岸领略河淮初夏的风光，边走边聊军政事务；缨云也换了一身戎装，骑匹小马陪同在徐怀的身边。
赤扈人已经基本从中原撤出，但除了燕蓟北部的辽东等地，赤扈人的力量因为东路虏兵主力被歼灭，已经被彻底削弱外，其在河东以北的云朔、漠南地区，在陕西以西、以北的陇右、河西及河套平原等地，仍然保存着极其强大的军事实力。
这些也都是大越以往与契丹人、党项人争战百年、都没能取得战略性优势的交界地域，原本就不利于以步卒为主的中原兵马征战。
曾几何时，大越曾在这些地区设立秦凤路、熙和路、泾原路、环庆路、鄜延路及河东路（含麟府路）等六大军事路主掌攻伐守御之事。
当然了，从战略进攻为主的角度考虑，陕西及河东方向即便也要设立类似军事路或行营的战区机构，但没有必要切割得太细。
徐怀设想是包括河东在内的整个北部及西北方向，整体上可以分编四路兵马，就能很好对盘据陇右、河西、灵武、朔方及云朔的敌军保持压制，并为将来的战略进攻做好准备。
其中秦凤、熙和西进河湟为一路，泾原、环庆西进党项人旧都兴庆府（灵武）合为一路，鄜延与鄜府北进朔方（银州、夏州）合为一路、河东北进云朔（大同盆地）独为一路。
韩时良希望继续统领龙武军征战于最前线，徐怀思虑半片，决定对之前初步拟定的军事部属进行相应的调整。
杨祁业出任河北行省制置安抚副使，兼领燕蓟行营兵马都总管，以骁胜军为主力，负责进剿赤扈人盘踞于辽东、渤海的残余势力。
唐盘出任河东行省制置安抚副使，兼领云朔行营兵马都总管，负责进剿退守云朔的镇南宗王府虏兵。
韩时良出任陕西行省制置副使，兼领灵武行营兵马都总管，负责进攻盘踞灵武故郡的虏兵。
王宪出任陕西行省制置副使，兼领秦凤行营兵马都总管，负责收复秦凤、熙河失地。
顾琮出任陕西行省制置副使，兼领朔方行营兵马都总管，负责进攻盘踞前套平原（银州、夏州）的虏兵。
另使徐武碛出任陕西行省制置安抚使，坐镇京兆府（今西安），负责陕西境内的民生休养以及对灵武、秦凤及朔方三大行营的军事支援。
董成出任河东行省制置安抚使，坐镇太原府，负责河东境内的民生休养以及对云朔行营的军事支援。
调钱择瑞出任河北行省制置安抚使，坐镇燕京府，负责河北境内的民生休养以及对燕蓟行营的军事支援；同时齐王赵寅改封蓟王，遥领乐浪故郡，调胡楷出领燕王傅，只待杨祁业统兵收复辽东、乐浪等地，胡楷等先帝旧臣即可簇拥赵寅前往乐浪就藩。
徐怀现在就做这样的部署，一方面乃是对建继帝、缨云以及胡楷、钱择瑞、刘献、刘师望等先帝旧臣有一个交待，另一方面乐浪故郡位于朝鲜半岛的北部，自魏晋时期脱离中原的统治已经有七八百年之久，出兵占领这一地区或许不难，但想要易风移俗，使其真正纳入中原的统治，则需要一个相当漫长、以百年为单位的时期。
就像允契丹残部在邛崃山以西建立西燕郡国一样，对乐浪等故郡封王就藩更利于后续较大时间的过渡，同时也能屏护辽东等边地的安全，减轻守御压力。
由于四大行营的主要驻地以及进攻方向，与司空府目前所控制的核心区，同时也是后勤补给总基地，路途极为遥远，中间相隔的地域这些年来又受到战争的严重摧残，为了尽可能减少粮秣补给的压力，尽可能将更多的钱粮用于收复地的休生养息，驻军会进行相应的缩减。
同时，徐怀也决定撤消原有的战兵军镇番号，将天雄军、靖胜军、龙武军、宣武军、骁胜军、东川军以及选锋军为主，直接以数字番号改编成步兵若干镇、骑兵若干镇、水师干镇。
秦凤行营驻以第一到第三镇步兵、第一镇骑兵，辅以少量的番营及诸路州府轮戍兵马，总兵力控制在五万人以下。
灵武行营驻以第四到第六镇步兵，辅以少量的番营及诸路州府轮戍兵马，总兵力控制在四万人以下。
朔方行营驻以第七到九镇步兵，辅以少量的征募番营、诸路州府轮戍兵马，战守兵控制在四万以下。
云朔行营驻以第十到第十二镇步兵、第二镇骑兵，辅以少量的征募番营、诸路州府轮戍兵马，战守兵控制在五万以下。
燕蓟行营以主第十三、第十四镇步兵、第三镇骑兵，辅以少量的征募番营、诸路州府轮戍兵马，战守兵控制在四万以下。
此外除了第十五到第二十二镇步兵、第四镇骑兵、第一到第四镇水师的驻地以河南、淮南、荆北为主，拱卫南阳、襄阳两大核心区、镇慑西秦、浙西不敢有什么异动外，徐怀还决定调苏蕈率数千步骑精锐前往贡嘎山，与赵善、吕靖、刘福金等将统领的兵马并设步兵第二十三镇，准备会同西燕郡国所辖的第二十四镇军主力，借道吐蕃高地，从南面牵制占领河湟地区的虏兵，减轻秦凤行营西进的压力。
而新收复地的民生休养与恢复，司空府暂定也是以渭河流域以及汾水、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治理为主。
黄河下游近两百年来都刻意不治水利，使得河北平原长年深受水患之扰，着手治理黄河中下游流域，客观上能促进这一地区的农耕及交通大发展。
同时输入大量的钱粮，以工代赈，不仅能使地方民众得到休养，也能对当地的民众进行相应的组织、梳理，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将地方基层治理确立起来，还真正的加强民众对中枢及司空府的认同感。
这要比单纯的发放救济，又或者单纯从地方役使民力，都要好得多，见效也快。
……
……
虽说大越立朝一百七十年以来，在黄河下游一直都没有实际的征募数以万计、十数万民夫去修筑大堤，约束其在河北平原上的流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相应的意图或设想。
大越立朝之初，由三司修造案掌管水政，之后又独设河渠司继之，永熙年间设都水监治理水利，还设立疏浚黄河司等专门的机构，除了保障黄河中游河道的治理，但同时对下游的水文地理都有详细的资源留存。
而滑州、魏州等地，位于黄河中游往下游过渡区域，其土质松软，水患频发，却又因为属于大越注定重视的重镇藩屏之地，是必定重视水患治理的地方，朝堂也是在这些地方积累了大量的治理黄河的经验。
汴梁沦陷后，陈居卿、王仲元等一批熟悉河务的官员成功南逃，迄今乃在中枢都水监及工部任事。
因此钱择瑞、刘献等人前往河北、齐鲁行省出领制置安抚使、转运使等职、执掌地方权柄之后，司空府很快就专门设立新的疏浚黄河务司，调工部郎中王仲元等官吏主持，协同河北、齐鲁两省先着手进行滑州、魏州及郓州、曹州境内的黄河大堤修筑事宜。
其时南接颍水、北接汴河的蔡河已经完成修缮，河道复通，从八月下旬、黄河中下游汛情有所减弱之后，上百万石粮食等物资就源源不断的经颍水、蔡河北上，然后经黄河运抵滑州、魏州、郓州、曹州等地。
除了司空府直接征派的两万辎兵外，河北、齐鲁行省还从当地征募十万青壮民夫，入秋之后就率先启动滑州、魏州、郓州、曹州境内的黄河大堤修筑，同时对下游进行地质勘测，确定新的河道，以便在明后年初步修成下游入海大堤。
黄河下游水道固定下来之后，源出太行山东麓，经河北平原入海的漳水、易水、拒马河等河道也要进行疏浚治理，才能令河北水患得到根本性的治理。
绍隆十二年秋冬，位于丹水上游的武关故道也着手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拓宽。
武关道又名商山路，最初乃是春秋时期秦楚两国出于相互争夺的需求，利用秦岭北侧的灞水河谷与秦岭南侧的丹水河谷连接开辟而成。
汉唐定都关中，武关道作为帝都连接荆襄地区的国道，一直都备受重视；却是大越立朝定都汴梁，武关道的地位才被削弱。
徐怀既然决意定都襄阳，武关道作为襄阳及南阳连接关中的要津，比绕经河洛走崤函故道进入关中要近上千里的路程，自然也就提升到与郑泌大道、泌鄂大道同等的地位上。
又由于陕州、潼关境内的黄河流段礁石密布、水流湍急，不利行舟，唯有进一步拓宽、修缮武关道，才能源源不断的将粮秣布铁等物资大规模输入关中，支持关中地区的休生养息，支持秦凤、灵武、朔方行营对外征战，更加刻不容缓。
绍隆十二年秋，为拓宽、修缮武关道，一次就征派十万辎兵。
武关道的修缮标准，也是提高到承受五十石重载马车通过的水准。
这也注定原有的那些过于狭窄、险僻的路段，要么就要大规模凿石开山，要么就要开辟新的碎石路，还要架设数十座大小铁桥，工程量自是巨大。
当然，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关中地区在历经前朝末年长达上百年的战争破坏，人口稀寥、环境恶化，迄至到今日，农耕生产都远远没能恢复。
而今时河中、河洛等地也受到战争大规模的破坏，即便经过一定时间的休生养息，农耕生产也只能满足地方治理所需。
以往大越为保障陕西五路对党项人的作战需求，主要从汾水下游的河中府等地调运粮草，现在就只能从荆襄等地调运，同时每年所需调运的粮食规模不是三五万石，也不是三五十万石，而是三五百万石打底。
仅凭原先那条横穿东秦岭的狭仄险僻的武关道，是远远不能满足如此巨量的运输需求的。
因此前期即便成立秦凤、灵武、朔方行营，司空府也是要求各行营以恢复各地的坞寨防御为主，不主张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也不具备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条件。
而一条高规模、碎石硬化的武关道，不仅能令每年从荆襄往关中运输三五百万石的粮食变成现实，同时运输成本也将发生难以想象的下降。
以往武关道狭窄险僻，运输主要依赖人背马驮，从襄阳到京兆府，两千匹驮马辗转月余或许能运输四五千石粮食。
而待新的武关道修成，两千匹马组成的重载马车队，月余就能运输十万石粮食，运输效率提升之高，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而待后续通往秦凤路境内的秦凤大道以及通往灵武行营辖域的延州大道修通，不仅将令中枢对边州的控制能力提升到以往远远所不及的水平，同时也能将对河西、河湟、灵武等地的军事拓张能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不过，新的交通体系，本质不在于重载马车的发明跟不断改进，而是新式水轮机的大规模使用，使得筑路所需要的天量碎石变得廉价而易得。
就当前阶段，其意义甚至不比沈炼倒焰法稍低。
也因为有此为基础，徐怀才会坚决在新收复地推行行省制，加强地方权柄，而不是切割地方，对地方搞什么削弱制衡。
除了新收复地推行行省制、休养民生，拓修武关道，诸路兵马进入秦凤、灵武、朔方行营恢复坞堡防御体系之外，绍隆十二年冬，徐怀还通过门下中书省颁布《市舶谕令》，在原有泉州、杭州两大市舶司的基础上，新增明州、建邺、润州、秀州、廉州等市舶司，加快对外海路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