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我与共产党

陈公博，中共“一大”广州共产党代表。

利用暑假，要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选举了我出席，这次大会给我的坏印象不少，大概我后来脱离共产党，要以这次大会给我的恶劣印象为起因，而以仲甫（陈独秀）和我的一重公案为后果。

7月初旬法专和高师都放了暑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转上海。我们住在大东旅馆，各代表也有住在博文女校的，也有住在别处的。周佛海、李鹤鸣（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包惠僧，都在那时认识，而毛泽东则因为在北大图书馆办过事，可以算是比较熟的朋友。当时的代表大会，所谓共党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那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而李大钊则尚主持北大图书馆，也未南来，短短会期四、五日，使我发生极大的反感，其中有几件事，使我极端不满。

……

我们在汉俊楼上开会，人还没有到齐，俄代表马林和魏金斯基（应为尼科尔斯基）也到了，忽然有一个仆人跑上楼来报告，说有一个面生可疑的人问他经理在家否？这个仆人也算机警。俄国代表一听这样说，或者因为长期经验关系罢，立刻主张解散，我看各人本来已有些慌张，一听马林主张解散，都开前门分头离开，上海的弄堂房屋本来是惯走后门而不走前门的，大家往前门走，等于事急走太平门的办法。

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警报又张惶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他们走后不到三分钟，我和汉俊谈不上几句话，突然面前出现了几个人。现在我还记得，有三个法国警察官，有四个中国的便衣密探，至于外面还有多少人，那我被关在楼上是不知道的。这班人上楼之后，空气一时非常紧张，有两个人监视着我不许离开座位，不许说话，甚至于不许喝茶，其余的人便监视着汉俊往房间和各处搜索。为首的法国警察，问谁是主人，汉俊不慌不忙地自己承认。这样搜索，花了一个多钟头，什么都看到，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

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密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重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这样过了一个多钟头，才审问汉俊。他们问汉俊为什么家藏许多书，汉俊是懂得几句法语的，告诉他们他是学校教员，藏书是供参考和研究之用。他们问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汉俊说他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什么书都要看看。他们问汉俊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汉俊说是英国人，是北大的教授，这次暑假来沪常常来谈。

审讯完汉俊之后，便轮到我了。在搜索时间，我不能发言，我不能起身，但抽烟是许可的。自从国焘等人走后，汉俊开了一听长城牌烟卷，我们刚刚燃着一枝，法国警察便上来，我坐着没有事做，连续把那余下的四十八枝烟卷吸完，终于被审问了。还幸他们问得早一点，若再迟五分钟，便无烟可抽，真是不知如何是好。法国巡捕开始用法语问我，我那时还未习法文，旁边一个中国人说：“总办大人问你是不是日本人？”这时，我很诧异，为什么那位先生倒以为我是日本人。我想还是直接通话为便罢，遂用英语问他懂不懂英语。这样，他便用英语问我，以下是开始的简单问答：

“你是不是日本人？”警官很神气的。

“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我不懂你为什么怀疑我是日本人？”我有些开玩笑。

“你懂不懂中国话？”

“我是中国人，自然懂中国话。”

“你这次由什么地方来的？”

“我是由广东来的。”

“你来上海什么事？”

“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这次暑假，是来上海玩的。”

“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就住在这里”，我一想不好，我决不能告诉他我住在大东，在旅馆我还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也有广东共产党的报告，所以这样告诉他。

法国警官的态度似乎缓和了，但关于我是否是日本人的问题，他还反复询问，我揣测他这样寻根究底，也许他另接报告，以为我们中、日、俄党人在这里开什么会。这样又经过半个钟头，那位法国先生便用法语向汉俊演说一番，后来汉俊告诉

我，法国人所说的话，大意说知道我们是知识分子，大概想有某种企图，但中国教育还未普及，什么都谈不到，希望我们以后专在教育上用功，今天既然找不到证据，只好便宜我们了。

他们一窝蜂下楼之后，汉俊便催我急走，我说危险算是过去，我们何必事后慌张，再开一听长城牌享受一下罢，因为我不吸烟又半个多钟头了。尤其难受的，两个钟头未喝茶，口干得厉害。汉俊重新叫人煮水沏茶，楼梯又响，我那时真有些吃惊，难道他们又卷土重来，谁知那人头探出来是包惠僧。惠僧问我们法国巡捕走了没有，我说此非善地，你还是走罢，详情明日再谈。惠僧走后，我和汉俊再谈几句，看时计已十点多钟，遂和汉俊告别。

我总以为大风过去，海不扬波了，但出了汉俊门后，倏见一个人隐身在弄口，似乎在侦察，我走了几步，他居然跟着来，我故意走快几步，他也走快几步，我走慢几步，他也走慢几步。我心想今夜终不能回大东旅馆了，然而又不能不回，因为有许多文件，倘不烧毁，终须贾祸。路边恰巧有一家商店，还是灯火辉煌陈列着许多商品，我装作看商品，一面思量怎样脱身。可以说是灵机一动罢，我记得去年由北京转沪回粤，在上海曾逛过一次大世界。大世界在夏天有两场电影，地下露天，屋顶也露天，那个地方异常黑暗，是容易脱身的。我主意既定，立刻叫了一部黄包车往大世界，谁知那人也雇了黄包车跟在后头。我到大世界后什么地方都逛一逛，很悠闲的逛书场，逛戏场，终在地面的露天电影看了三四分钟，便踱至屋顶的露天电影，在人丛中绕了一个圈，从别门下楼雇车回大东旅馆。我回至房间叫我的太太打开箱子，关好房门，一口气把文件用火焚烧，全搁在痰盂，至此才详细的告诉她当夜的情形。湮灭证据的工作，算是告成了。

……初到杭州，玩了两三天也腻了。天热的杭州，等于一个大汽炉，蚊大如蝇，夜热逾昼。我们只好赋归了。归来上海之后，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的南湖船上开过，会议至此结束。大会宣言发出与否，授权仲甫决定，因为仲甫已被举为中央书记，当时所谓书记，就是党魁。我和各人草草谈了两三次，遂乘船回广东了。

——摘自《寒风集·甲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