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

1890年10月2日，李达出生于湖南零陵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李达自幼聪明好学，六岁上私塾，十五岁考入永州中学，享受公费待遇。上学期间，他在接受新知识的同时，也逐步了解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统治的腐败。这些都大大激发了他内心的爱国主义思想。

1909年秋天，李达考入京师优级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即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他在这所学校读了两年后，倍感学校的腐败，遂萌发了“教育救国”的理想。1911年秋天，京师优级师范学校暂时停办，李达返回故乡教书。半年后，他考入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继续学习。两个月后，他转入湖南优级师范学校就读。这时，他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的思想影响，决定放弃“教育救国”的理想，改读理工科以“实业救国”。

1913年，李达以优秀的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开始了在日本的求学之路。留日期间，他时刻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到灰心，这也使他“实业救国”的理想破灭了。

正当李达一筹莫展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轰隆一声响，给他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他在报纸上首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等思想。从此，他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积极投身中国留日学生反帝反封的革命斗争中。

1918年，李达作为湖南留日学生代表、救国团的主要成员，回到北京，联合北京各高校的学生约两千人，于5月21日共同发起了向段祺瑞政府的请愿示威

运动。虽然这次请愿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它为次年的“五四”运动作了先导和预演。

同年6月，李达返回日本，放弃理科专业的学习，专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他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开始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宣传者。此时的李达，已由爱国主义者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1920年夏天，李达离开日本，回到国内。在上海，他见到了《新青年》的创办者陈独秀。两人交谈颇多，在建党方面达成了共识。他们以《新青年》社址做掩护，秘密进行建党的相关事宜。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翌年二月，陈独秀辞去书记一职，由李达代理，全权负责上海党小组的工作。1921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在李达的组织下进行的。在会上，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主要负责开辟和扩大党的宣传工作。9月，李达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自己担任主编。10月，上海平民女校开办，李达任校长。

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李达与陈独秀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陈独秀主张共产党应成为国民党的一部分。李达表示反对，仅赞成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需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为此，两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李达脱离了党组织。脱党后的李达仍然与湖南的党组织战斗在一起，除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外，还协助湖南党组织做一些外围工作。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李达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利诱和迫害，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利用合法讲坛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引导广大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32年8月，李达经由上海到北平。受当时进步学生的邀请，他来到北平大学任教。由于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深受本校和外校学生的喜爱，被誉为当时“最叫座的教授”。他在北平生活了五年。在这五年间，他一边与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地作斗争，一边继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和哲学著作，并写出了《社会学大纲》、《社会进化史》、《经济学大纲》等鸿篇巨制。

抗日战争期间，李达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并错过了去延安的好时机。抗战胜利后，李达回到家乡。没想到，短暂的和平之后，内战又爆发了。他和家人再次陷入到水深火热的处境中。

1949年4月，李达在中共华南分局几人的护送下北上北平，并于年底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对李达脱党后二十余年政治表现的最好结论。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开始奋斗在教育战线上。他先后担任北京政法法大学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等职，并把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办得有声有色。如今，漫步武汉大学校内，仍能见到李达的塑像。

“文革”期间，李达成为“四人帮”攻击的对象。在长达两个多月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后，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李达含冤离世。这一年是1966年，这一年李达76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