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建党大业终完成
新中国成立后，曾是中共“一大”与会者之一的董必武在参观完“一大”旧址后，提笔写下“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一切伟大的开始都是简单的，但迈出了第一步，就意味着一个伟大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在简陋的会议场所里，在几经波折的过程下被宣告成立。从此，中国有了第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今天看来，意义重大而深远。
马林、尼克尔斯基：中共“一大”会议上的两名洋人
在中共成立大会上，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十三名代表外，还有两名“洋人”列席了会议。这两名“洋人”分别是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克尔斯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5月出生在荷兰著名的海港城市鹿特丹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尽管他从小聪明刻苦，但贫寒的家境让他不得不早早地辍学。中学毕业后，他成了一名铁路工人。19岁那年，斯内夫利特自学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加入了荷兰社会民主党，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30岁那年，斯内夫利特被派往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从事革命运动。在荷属东印度期间，他在当地最为繁华的爪哇岛领导当地的“土著人”进行民族革命斗争运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在荷属东印度发表演说，公开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他的“过激行为”引起了荷属东印度当局的不满，不久就被驱逐出境。
1920年5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斯内夫利特按照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指示，以
印尼共产党员代表的身份前往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二大”。从这时起，斯内夫利特化名“马林”进行活动。共产国际“二大”结束后，马林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作为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前往中国，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并为在远东地区建立一个共产国际的办事处做些情况调查。
1921年4月上旬，马林途经欧洲，准备他神秘的东方古国之行。然而，马林从荷兰启程时，其行踪便受到了荷兰政府、荷属东印度当局、荷兰驻华公使及中国当局的监视。4月15日，马林被维也纳警方驱逐出境，乘火车离开奥地利。4月21日，马林在威尼斯登上“阿奎利亚”号邮轮，前往中国。5月21日，马林抵达新加坡。6月3日，马林抵达上海。
马林的中国之行，是按照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斯里兰卡——新加坡——香港——上海这条线路前进的。他这一路，惊动了沿途所有国家的大使、警察和密探。他每到一处，都要受到严格的盘查，甚至有时候还不让他上岸登陆。即使安全抵达上海，这张密不透风的监控网仍旧没有挪开，他的一言一行仍在密探的监控之下。
马林踏上上海滩的码头时，并没有任何人来接应他。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心情，他径自走向大东旅社安顿下来。为了躲避密探的监控，马林曾先后两次搬家，但最终还是没能摆脱跟踪。尽管如此，马林仍然与之前来华工作的弗兰姆堡取得了联系，并从他那了解了一些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情况。弗兰姆堡是俄共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东方民族部的一员。他于1921年初来华，致力于中国的工人运动。在弗兰姆堡的帮助下，马林与李达和李汉俊取得了联系。
马林
前往中国的时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也派遣了另外一名俄国人动身前往中国。他是尼克尔斯基，到中国接手维金斯基的工作。
当时，维金斯基报告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说，中国正式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已成熟，可以于1921年5月召开成立大会。为了对成立大会进行指导，尼克尔斯基领命来到上海。他当时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身上肩负着参加中共成立大会、负责向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资金和为将在苏俄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选拔中国代表等任务。
1921年4月，尼克尔斯基离开伊尔库茨克，大约于6月3日前后抵达上海。他与马林到达上海的时间几乎一致。
通过弗兰姆堡的介绍，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很快认识，并在一起工作了近半年。那时，马林能讲英语和德语，与李达和李汉俊的交流没问题。可是，尼克尔斯基则因语言不通，常常在一旁默默不语，所以他的知名度远不如马林。他长期被称作“一个被遗忘的中共一大会议成员”，直到1989年才被人们所熟知。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了解中国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的建立情况后，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成立全国性的组织。随后，李达写信给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征求意见，得到他们的同意后，便确定于6月20日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不过，后来由于各地区代表大会时间延迟，中共成立大会拖到7月23日才正式召开。
李达后来回忆说：“六月初旬，马林和尼可洛夫（尼克尔斯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