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5章 十六届四中全会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深秋。随着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临近，京城再一次热闹起来。
丝丝秋雨之中，华夏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６日至１９日在京城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９４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１５２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时年仅三十二岁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萧宸首次作为中央委员出席全国党代会。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顾挽澜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顾挽澜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华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贾乐红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中央政治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郑南巡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继续推进各方面改革，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保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新进展，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全会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一致认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关系华夏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华夏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只有不断解决好这一课题，才能保证我们党在建设华夏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全会回顾了党的执政历程，一致认为，党执政５５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把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华夏建设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华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经过艰辛探索和实践，积累了执政的成功经验，主要是：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华夏一切问题的关键；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这些主要经验，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必须在实践中长期坚持并继续丰富和完善。
全会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郑南巡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全会确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各项部署。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维护社会稳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增强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全党要紧紧围绕上述任务，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全会强调，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是党执政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积极推进华夏特‘色’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加强军队全面建设。
全会指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要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的新局面。解决宝岛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党肩负的神圣使命。要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决反对和遏制“岛独”分裂势力，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全会强调，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加强党的建设。要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用郑南巡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强领导集体，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增强党的团结和活力。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全会审议通过了《华夏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同意姜恩国同志辞去华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和《华夏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调整充实华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
全会高度评价姜恩国同志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姜恩国同志是华夏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１３年中，在国际国内十分复杂的形势下，以姜恩国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郑南巡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推动华夏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进展。姜恩国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１５年来，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对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举措，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郑南巡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创立了姜恩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领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姜恩国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尊重实践，尊重群众，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华夏化的最新成果，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必须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
全会决定，顾挽澜任华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一致认为，这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有利于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全会决定，徐仁任华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增补王文斌、陈效清、张定远、计安邦为华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海提艾斯.木拜克里、王正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华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祝维军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祝维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
全会号召，全党同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顾挽澜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郑南巡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扎实工作，开拓进取，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华夏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祝维军从祥林省长任上被中央调任政务院宗教局党组书记、局长之后，就一直处于中纪委调查之中，终于在这次党代会之前被查明问题，经华共中央、中央纪委研究，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他的问题的审查报告。据内幕消息，祝维军在担任祥林省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500余万元。
……
１６日至１９日，华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京城召开。这次备受瞩目的会议设定了一项备受瞩目的议程——审议《华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中央全会的形式对执政党的能力建设作出决定，这在党的８３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观察家指出，这既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和境界，也表明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紧要关口的大背景下，执政党的能力建设问题已然凸显到一个必须从战略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从战术角度全面推进的地步。
在两年前的十六大上，中央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命题，并要求全党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这次全会，则对十六大提出的这一命题进行了更为深刻、更为系统、更为全面的阐述。
中央全会是党就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凝聚全党智慧，统一全党意志和行动的重要政治制度，是华夏共产党进行治国理政的思想政治总动员。证诸党的历史，对华夏的发展与进步产生深刻影响，给当代华夏带来巨大变革的决定，无一例外都是在中央全会上作出的。而本次全会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为主要议程的动因，是因为在全球化的开放环境下执政，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必须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潮’流和规律，其执政方式既要符合现代政党的要求，也要符合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普遍规律，其执政能力必须符合人民群众更高、更严格的要求。
在本次全会召开前，不少观察家都认为，进入新时期后，虽然华夏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面临的内外形势仍然十分复杂，改革与发展的难度甚大，社会矛盾增多，国际环境诡谲多变。这一切，都对执政党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国际环境来看，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世界还很不太平，国际政经格局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动向。“一超多强”格局基本形成，并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恐怖主义依然猖獗，国际反恐陷入“越反越恐”僵局；世界经济环境剧烈‘波’动，国际油价起伏不定，能源之争日益‘激’烈；世界科技依然在急速发展，人才争夺加剧，……。华夏的发展，面临着如何科学判断国际局势，科学决策自己发展道路的挑战与考验。
从国内形势看，在华夏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一些僵化教条的理论，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仍在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如何在思想理论上与时俱进，以创新的理论引导全体人民的创新实践，不断开创华夏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
华夏的改革开放在向更深层次、更广的领域发展推进的过程中，新的深层矛盾和问题不断涌现出来，甚至是集中地暴‘露’出来了，并与尚未解决的老矛盾、老问题缠绕一起，形成了华夏的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个个大沟大坎，这对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新的考验与挑战；
华夏的社会主义民主仍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党的依法执政的自觉‘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如何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如何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在思想文化领域，境外各种思想文化大量涌入，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严峻挑战。改革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利益格局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使满足各个社会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时代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思想文化资源的配置、利用和社会效果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人们享受文化资源的权利开始与市场经济的运作相联系，自主‘性’更强。现有文化体制与文化发展需要不相适应，文化产业落后。这种全新的时空环境，对党如何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与此同时，在土地承包、征用土地、城市拆迁、企业下岗失业职工安置和保障农民工权益等工作中，维护群众利益的问题非常突出，一些党政职能部‘门’、执法机关的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的消极因素大量存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分艰巨。
本次全会作出的决定，内涵十分丰富，对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与华夏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相映照，有许多值得留意的观察点：
本次全会的决定，是党在理论创新方面的又一重要成果。而理论的创新，正是全面加强执政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理论和纲领是执政党的行动指针，是凝聚党心、赢得民心的旗帜。理论的因循守旧必然导致实践上的裹足不前。党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就要根据实践的要求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党的全部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才能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巩固和增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
本次全会对如何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华夏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华夏共产党人的一大创举。市场经济虽然是走向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但“布满荆棘和陷阱”，将之与华夏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能力，而对之实行科学的驾驭，则需要在实践中正确处理一系列复杂的关系，解决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这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熟练的‘操’作技巧。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依法执政是检验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和未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着力点，就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而在制定和执行这种制度、规范和程序时，是否能真正按照郑南巡所要求的那样，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而依法执政，既是现代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也理应是华夏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基本方式。各级领导干部能否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党的活动如何进入国家法制的轨道，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如何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能否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自觉接受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包括党内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力戒以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动员来贯彻政令措施，避免权力运行的无序和魂‘乱’，这既是时代要求，也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题之一。
始终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全新课题。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深层支撑。当前，在全球和信息时代的大‘潮’中，中外文化正在进行着史无先例的‘交’流与碰撞，华夏的传统文化经受着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巨大冲击。承接传统，继往开来，发展华夏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处在一种令人担忧的困局之中。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下，党如何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领导全国人民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考验。
整合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转型期华夏社会发展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的新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华夏原有的利益格局正在进行深刻的调整、分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出现了一些错综复杂的利益‘交’锋，并且因此而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出现了一些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突出矛盾和潜在隐患。如何协调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尽可能地扩大执政的群众基础，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次全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于“执政能力”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新年的到来，当国家统计局发布2004年度统计报告之后，萧宸这个华夏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党的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委员，又因为分管发展规划、参与2004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而被大批记者堵在国家发改委大‘门’口。随后，萧宸干脆坦然接受了采访。
首先出来的记者问道：“回顾2004年华夏经济，人们听得最多、谈得最多的就是“宏观调控”，您能不能简要评论一下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萧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主要作用是弥补市场缺陷，熨平大的经济‘波’动。衡量宏观调控成功与否，要同时看两个方面：一看经济发展中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是否得到抑制，是否避免了经济发生大的起伏；二看经济基本面是否受到伤害，经济是否保持又快又好的发展。现在看来，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另一名记者问道：“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字看，2004年国民经济的增长令人振奋：gdp增长9．5％；财政收入增长21．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突破1万亿元，增长38．1％；外贸进出口突破1万亿美元，增长35．7％；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特别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更是令人鼓舞。您能否用数字概括一下，通过宏观调控在抑制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方面取得的成效？”
萧宸微微笑道：“如果讲数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一是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2004年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增长2％左右，扭转了连续5年下滑的趋势；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加387．5亿公斤，是新华夏成立以来增产最多的一年。二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遏制。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0073亿元，增长25．8％，比一季度回落17．2个百分点。三是货币信贷增势减缓。2004年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分别增长14．6％和13．6％，比上年分别低5个和5．1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新增2．26万亿元，同比少增4800多亿元。在控制信贷总量的同时，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信贷结构也有所改善。
2004年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增长比较快、效益比较好、活力比较强的良好势头，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也得到缓解，这一事实证明，中央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是及时的、正确的、有效的。”
一位香港记者接过话筒，问道：“既然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缓解了，国民经济又保持了较快增长，宏观调控是不是完成了历史使命？”
萧宸笑起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效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不可盲目乐观。
2005年，华夏的经济发展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从国际看，有三个问题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影响较大，也增加了华夏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一是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频繁发生；二是国际油价高位‘波’动；三是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此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强化，针对华夏出口商品的限制措施增多，增加了华夏扩大出口的难度。
从国内看，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仍十分突出：一是粮食进一步增产和农民进一步增收的难度加大；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规模依然偏大，新开工项目较多，投资需求膨胀还有可能反弹；三是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煤电油运仍相当紧张；四是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扬，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较大；五是就业压力大、收入分配不公等社会矛盾不可忽视；六是体制不完善、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前宏观调控仍处在关键时期，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前功尽弃。”
新华社记者的问题都是有针对‘性’的，或者说有专业捧哏嫌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今年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请您介绍一下重点好吗？”
萧宸当然不能说不好，于是继续微笑着道：“最重要的是，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把住信贷、土地‘两个闸‘门’’，继续搞好信贷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着力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快增长，切实防止某些盲目扩张行业投资反弹。更加注重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把握好调控的力度和重点。按照推动结构调整和实现‘五个统筹’的要求，安排好预算内资金和长期建设国债，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2005年，尽管华夏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但国内外环境总体上比较有利。只要我们认真贯彻中央确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的成果，今年国民经济一定会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
又是一名香港记者：“回过头看，争论始终伴随着这次宏观调控，可以说，对这次宏观调控的认识，要比历次宏观调控争论大。虽然人们的认识逐渐趋向统一，但仍有不少不同看法。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萧宸严肃了一些，说：“从客观上讲，主要是人们的认识对象即经济运行本身比过去复杂得多；同时，这次宏观调控是在经济运行中不健康、不稳定因素还处在苗头‘性’、倾向‘性’状况时提出来的，这比在矛盾充分暴‘露’后统一认识要相对难一些。从主观上讲，与人们占有的信息量不同，分析问题的思维框架不同，以及所处的位置和角度不同有关。”
那位记者却不肯‘交’出话筒，继续提问：“争论最大的问题，还是对这次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经济生活中出现一些问题，市场会自动调节，不需要政fǔ主动进行调控。因此，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是政fǔ的一种过度反应，您怎么看待？”
萧宸答道：“对于这次宏观调控究竟有没有必要这个问题，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理论上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两者内在统一，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内容。
从实践上看，经济运行中逐步凸显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表明，已到了非加强宏观调控不可的时候。从2003年起，华夏经济在快速增长中出现了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是粮食问题。粮食播种面积连续5年减少，粮食产量持续下降，这种趋势值得引起高度重视。二是投资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一些行业和地区投资过度扩张。更为严重的是，在总量扩张的同时，结构并没有改善。不仅已经关闭的小钢厂等恢复生产，而且又新上了一批资源消耗大、技术水平低、污染严重的项目。
历史经验多次证明，粮食大幅减产和投资需求膨胀‘双碰头’，经济运行就会起‘‘波’澜’。这次也不例外。投资膨胀是华夏经济发展的痼疾。由于投资增长过猛，使得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它助长了信贷规模过度扩张，信贷扩张反过来又推动投资更快增长；加剧了煤电油运的紧张，使经济运行绷得更紧；拉动了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加大了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如果不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任凭这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发展下去，最终会造成经济大起大落，我们长期企盼的、来之不易的好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经济恢复起来需要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个记者好像卯上了，还要继续提问：“这次宏观调控中对‘铁本’的处理，有人说是‘打压民营经济’，你怎么看？”
这种问题用词一定要准确，所以萧宸微微沉‘吟’，然后才回答道：“这次宏观调控不是以所有制划线，而是坚持一视同仁、依法办事。查处‘铁本’，不是因为它是民营企业，而是因为它在土地管理、环保评估、银行信贷和纳税等方面严重违法违规。在这次宏观调控中，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民营经济保持了较快发展。如2004年，‘私’营企业投资增长47．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2．1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比上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私’营企业外贸出口增长68．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3．2个百分点，所占比重提高了3．3个百分点。很多民营企业家在这次宏观调控中，进一步理清了发展思路，选择好发展重点。如江南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就深有感触地说：‘宏观调控引导我们加快树立科学发展观，让企业发展得既快速又稳健。’我想这算是一种有代表意义的思想。”
另一位看来比较关注萧宸的记者抢过话筒，问道：“争论很大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这次宏观调控的方法，有人认为，走的是‘老路子’，仍然是以行政手段为主。您曾说过，这次宏观调控打的是‘组合拳’，请具体介绍一下‘组合拳’的各种‘招数’。”
萧宸笑起来：“对于这次宏观调控，中央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主要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打的是‘组合拳’。比如，为了扭转粮食减产的趋势，国家并没有恢复粮食种植和收购的指令‘性’计划，强迫农民种粮、卖粮，而是实行对粮农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补贴等财政手段，特别是对部分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用价格信号来引导农民增加粮食生产。为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也并没有主要靠强化项目审批，而是主要靠把好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在信贷方面，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控制信贷总规模，两次调整了存款准备金率，还上调了存贷款利率，扩大了利率的浮动范围等。在土地方面，主要是法律手段，按照《土地法》的规定开展开发区和土地市场清理整顿，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对于一些盲目投资、过度扩张行业，严格市场准入标准，提高了建设项目的资本金比例。
当然，在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在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时，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并与经济手段密切配合。”
这位记者不光关注萧宸，看来也相对比较维护萧宸，他接着萧宸的话说：“看来，是靠‘组合拳’的力量，才把固定资产投资的温度降了下来？”
萧宸笑道：“其实，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几个百分点收获更大、意义更深远的是，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不仅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了一次经济发展大的起伏，而且加深了全党同志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这种思想上的收获，对于我们理清发展思路，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今后的实践，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该透‘露’的都透‘露’了，该表明的也表明了，萧宸朝周林微微使了个眼‘色’，周林顿时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开始隔开记者，并向记者们解释说明：萧主任还有会议要参加，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
规划天下这一卷，快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