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全观作为一种安全理念，有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新安全观的形成不但具有国际背景，同时，也是国内安全形势发展的需要。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一、安全、国家安全、新安全观
安全是指安全主体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安全离开主体就没有意义了，依据安全主体的不同，人们可以将安全区分为个人安全、组织安全和国家安全。互信互利的新安全观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一种安全理念，即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1]
就像人类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变化一样，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人们对国家安全内容的认识也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国家安全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安全威胁向非传统安全威胁转变的过程。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之一。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政治威胁及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政治因素。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于传统安全威胁而言的，是指除军事、政治以外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包括金融安全、恐怖主义、信息安全、贩毒走私、环境安全、海盗活动、非法移民以及传染性疾病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越来越突出。胡锦涛指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2]当今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人类再也经受不起世界大战的创伤，军事冲突与对抗只会造成两败俱伤。因此，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在不断下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在不断上升。各国、各地区以及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但并不排除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
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有关内容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有些现象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早在公元前，中国和西方国家都曾出现过海盗、传染性疾病威胁。进入21世纪，非传统安全威胁之所以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因为人类面临着许多过去并不突出而在当前却日益加剧的新问题。在世纪之交，先后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9·11”事件、“非典”疫情、印度洋海啸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频繁出现，世界各国难以独善其身，究其原因主要是：首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让一些弱势群体深感不安，采取极端手段就成为可能；其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南北贫富差距拉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不到美国的1%，这些国家部分民众的绝望心理和铤而走险的心态，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温床；再次，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长期失谐，导致越来越多的环境安全问题。例如，据统计全球重大自然灾害平均每年200起以上；最后，国际合作的加强与国际危机防范机制的不匹配，也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出现的一个原因。例如，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地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都不可能回避非传统安全威胁带来的隐患，是由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跨国性特点所决定的。首先，非传统安全威胁本身具有全球性，世界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就不是由一个国家所能处理和解决的，其产生不局限于国界，其治理也不是一个国家所能完成的任务；其次，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本身具有蔓延性，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几乎同时蔓延到世界各地，迅速转变为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最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分布于世界各国，国际恐怖组织在世界各地游**，其中心或总部的所在地往往并不确定，“基地”组织的其成员就分布到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各国、各地区以及人类社会的危害凸显，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环境等方面造成严重的影响：政治上，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日益严重，中国面临着民族分裂主义的严峻挑战；经济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以及生态环境安全严重困扰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文化上，封建迷信依然存在，邪教组织活动频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在继续；环境上，气候框架协议斗争激烈，不可抗力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等等。综上，中国正面临着非传统安全威胁，在此背景下，提出了自己的新安全观。
新安全观主要是在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过程中产生的，淡化了排他性的安全合作，强化共同安全，强化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对话与协作，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安全理念。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以往不处于主导地位的安全威胁问题日益凸显。国际恐怖主义、核武器的扩散、世界环境的恶化、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频繁出现，迫切要求结束冷战思维，用新的思想观念认识和对待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用合作而非对抗的方法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同时，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使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国际局势的新变化促使各国改变了传统的国家安全理念。以往那种只顾自我安全而不顾地区和国际安全的做法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先后出现了由冷战思维安全观向共同安全观、综合安全观、合作安全观等新型国家安全理念的转换。区别于冷战思维安全观的新安全观，尽管有许多不够科学的地方，但却反映出一定的进步意义，主要体现在：经济安全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军事安全的基础没有改变，政治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网络安全被提到了议事日程，环境安全得到了足够重视。这些方面对我国新安全观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有利于我们在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背景下，积极应对挑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以上几种国家安全理念基本上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利益，实质上是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寻求庇护。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全球治理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国家安全的内涵不断丰富，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判断和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传统的安全观把国家的安全主要看作是国家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这显然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国家安全除了传统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外，已经发展为包括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鲜明的特点，有些学者将非传统安全威胁称之为“新威胁”（New Threats）。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根据世界上已经存在着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适时调整国家安全理念。中国认为，“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3]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新安全观，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新安全观是一种综合安全观，它的核心是互利、互信、平等、协作。新安全观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新安全观的时代背景
中国新安全观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格局转换的新的历史时期。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始显现，中国的安全生存问题也尤为迫切，中国的军事发展还不能满足国家利益不受侵犯的需要，同时，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也不容乐观。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是中国对国际关系深刻变化和自身发展深度思考的结果。
（一）中国新安全观提出的国际背景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终结，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国际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多极化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有利于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随着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往来的依存度不断加深，整个世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国家利益打破了原来那种的“零和”博弈，各国在相互往来中寻求“共赢”得到了共识。各国之间的经济安全以及其他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谋求共同安全已成为人类的一种共识。这就促使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维护世界安全的新途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宗教、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日益凸显。这些问题的出现促使大多数国家改变了过去的传统观念，各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安全问题进行了探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安全理念，产生了全新的安全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各自的安全政策并付诸实践。例如，美国的“集体防务观”、欧洲的“共同安全观”、东盟的“合作安全观”等的提出，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深入思考安全问题，提供了借鉴。同时，也对我国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环境和安全意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中国新安全观提出的国内环境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多项经济指标很快跻身于世界前列，国家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始显现，主要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给我国的自然资源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同时，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国内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方式等很难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所有这些都迫使中国考虑自身的经济安全问题。
冷战结束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发展势头良好，但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资本主义国家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中国面临的政治压力空前严峻。面对这一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独立自主外交，始终不移地站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点上，坚持不懈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对自己的安全理念做出准确的定位。
中国的军事策略一贯是内敛性自我防御。一方面，以中国的财力状况去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具有很大难度，军队现代化建设物质基础和物质保障还不够雄厚；另一方面，中国具有“和为贵”、“仁为上”的悠久历史传统，历来主张以和平的方式而不是军事扩张的方式发展自己、维护安全。面对国际社会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家肆无忌惮的军事扩张计划和日益明显的攻势，中国必须从思想理念入手，以适合时代和世界需要的新思想、新观念，认识和对待世界军事竞争与合作，以互利共赢的思维和行动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进而维护世界的安全局势。
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国情，在吸收世界各国安全观念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在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出现并对国际社会行为主体构成威胁的背景下，形成了“新安全观”。“新安全观”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毛泽东、邓小平国家安全观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的国家安全观是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是时代的产物，有其深厚的国际国内背景。它为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树立爱好和平的国家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在我国国家安全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邓小平的国家安全观是以综合安全为特征的国家安全观。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进而把国家安全界定为以经济安全为中心，同时兼顾国家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综合安全观。综合安全观为我们应对各种安全风险提供了保障，也为我们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内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把国家的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相结合，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相结合，认真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理论为指导，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国家安全观，形成了互信互利的新国家安全观。
三、新安全观的演进历程
新安全观作为一种理念，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基于经济、政治、安全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中国新安全观是在国家安全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自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新安全观以来，至今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新安全观经历了酝酿、深化、完善和发展的过程。
（一）新安全观的酝酿
1993年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亚太地区建立国家安全和国家间信任”会议，深刻阐述了我国对国家间安全合作重要性的认识。会后，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情况，发动各方面深入研究国家间安全合作问题，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国家间安全合作的极端重要性，并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对构建国家间安全合作关系提出建设性意见，新安全观应运而生。1995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发表题为《让我们缔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中，江泽民提出了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五点主张，这其中包含了关于新安全观的最早构想。[4]1996年，“上海五国”以上述主张为基础提出并确认了“上海精神”，[5]新安全观的雏形初步确定。1997年，在与菲律宾共同主办的东盟地区论坛上，中国政府首次正式提出新安全观的概念。
（二）新安全观的深化
1999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发表题为《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第一次明确阐述了新安全观的基本思想，并向全世界阐明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江泽民说：“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6]同年，江泽民在瑞士工商界人士集会上发表了题为《发展中欧友好合作，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演讲，演讲中他对新安全观又做了进一步阐释，阐述了新旧安全观的本质区别。
（三）新安全观的完善
200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再次强调了新安全观的思想：“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新安全观的表述越来越精确。2002年，江泽民在出访欧亚五国的外交政策协会上以及上海五国第二次峰会上的演讲继续深化和丰富了新安全观的理念，中国新安全观进一步完善。
（四）新安全观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新安全观不断丰富和发展，最突出的是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与实践。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人本外交、新发展观、新文明观。2005年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峰会上首次提出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同年，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系统阐述了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新理念。胡锦涛的和谐世界观是对中国新安全观的进一步发展，为中国新安全观注入了新的内容，并将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和谐不但是国内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也是构建良好的国际秩序的根本要求。和谐世界理念不但是新安全观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新安全观的归宿。
四、新安全观的主要内容
新国家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有学者对这四个内容作了深刻的阐述。潘光教授认为：“‘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互相信任，互不敌视，开展安全对话；‘互利’，是指本国利益和他国利益兼顾，本国安全与他国安全并重，争取实现双赢；‘平等’，是指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协作’，是指以和平方式进行协调，解决争端，开展安全合作。在这里，互信是基础，互利是目的，平等是保障，协作是途径。具体而言，新安全观的主要内容是：各国在安全问题上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共同点在增多，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实现其安全目标；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实现普遍和持久的安全；各国应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从根本上减少不安全因素，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7]新国家安全观是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生态、社会、文化等多要素的安全观。
中国新安全观之所以“新”，就在于它超越了传统的“冷战”思维，改变了“冷战”时期以对抗求安全的战略思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极力主张国与国之间在互利、互信的基础上，形成淡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合作关系，以合作的方式寻求共同利益，以合作为基础解决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争端。我国政府主张，共同利益与互相信任是新安全观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它也是国际形势发展和变化的需要。
“冷战”时期，中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是来自大国之间的对抗以及世界大战的威胁。“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对抗的局面有了改善，大国互相合作的趋势有所增强，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在此基础上，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是一种综合安全观，是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统一。以新安全观为视角，观察当今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可以看到，当今世界的安全问题包括局部战争、南北差距、国际恐怖主义、民主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环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严重传染性疾病以及气候变化等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危害人类新的安全问题的出现，要求世界各国要有新的战略和思维，同时，也要求世界各国在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上要有一种新的理念。
中国新安全观在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上主张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而不是实力之间的对抗。世纪之交，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提出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上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为中国的新安全观注入了新的内容，也把中国的新安全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政府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主张与联合国倡议的“人类安全”的概念高度吻合。
中国的新安全观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安全观。之所以说其具有中国特色，是因为这种新安全观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实现途径上都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是中国现阶段的产物。
综上，中国新安全观主要包括相互安全、普遍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发展安全以及共同安全等主要内容，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安全理论体系。
[1] 刘跃进：《国家安全学》，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3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4] 江泽民在此次讲话中提出的“五点主张”是：我们要创造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要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我们要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我们要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我们要共同对付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在涉及安全问题上提出的新主张，主要是：和平是世界人民的第一需要，没有和平，任何建设事业都无从谈起。国家之间的争端，要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必须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不能成为变相干预内政，更不能卷入冲突，成为战争的一方，而且要量力而行。要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裁减少数国家的庞大武库，遏制和消除可能导致战争的诸多因素，保障各国和各地区的安全。（《江泽民文选》，第1卷，476～4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 “上海五国”是1996年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五国共同形成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五国确认了处理相互关系乃至于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原则，即“睦邻互信、平等互利、团结协作、共同发展”。这被称为“上海精神”，并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6] 《江泽民文选》，第2卷，3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 潘光：《“三个代表”与新安全观》，载《解放日报》，2003-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