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顾根本与共同的国家利益观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它又指导我国的国家利益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兼顾根本与共同的国家利益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兼顾根本与共同的国家利益观为中国对外战略指明了方向。中国国家利益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兼顾根本与共同的国家利益观既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又兼顾其他国家与全人类的利益，同时，也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理论的重大发展
马克思利益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由于接触了现实生活中的利益问题，才开始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关系研究，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必须首先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利益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变革的最终目的是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国家利益主要是以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为目的的。利益矛盾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共产主义是高度和谐的利益共同体等等。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并在实践中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这里重点分析国际政治视角下，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利益理论的重大贡献。
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在国家利益的实践中，对国家利益内容的理解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由片面追求某一领域的利益要素到各领域利益的协调发展，初步形成了以政治利益为核心、以经济利益为基础、以文化利益为支撑、以安全利益为保障的国家利益理念。国家利益各要素间互相促进、相辅相成，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理论的新贡献。
第一，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保障，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没有了国家的安全，国家的利益就无从谈起。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国家的安全利益，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认识逐步升华。中国国家安全观从军事安全观开始到综合安全观，再到新安全观，逐步形成了“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军事安全为保障，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科技安全为关键，融生态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于一体的新国家安全观”。[2]面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挑战，在维护和拓展国家安全利益的途径上，中国主张：世界各国在安全领域应加强合作，增加信任，应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关于国家安全利益并没有直接的解释。当代中国国家安全利益观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的。当代中国国家安全利益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为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第二，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是国家利益的核心，也是一项长期的利益。“政治权利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3]党的历代领导集体特别关注我国的经济利益。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以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4]的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后，我党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坚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5]；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6]；坚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7]；“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主张“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努力建立公正、公开、合理、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使经济全球化成果惠及世界各国。携手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使21世纪成为人人享有发展成果的世纪”。[9]中国关注自身发展利益的同时，从不忽视其他国家的发展利益。中国共产党坚持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进程中实现国家间的利益互动，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当代中国国家经济利益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利益理论的新发展，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
第三，政治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10]“一条道路”、“一个体系”、“一个制度”、“一面旗帜”以及社会稳定、保障人民享有更多切实的民主权利是我国政治利益的核心。中国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当代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原则，也是当代中国的国家政治利益。实现和维护我国的政治利益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利益观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
第四，文化利益是我国国家利益的支撑与保证，它为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拓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国家的重要利益。当代中国维护与拓展文化利益就是弘扬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为目标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健康积极向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文化实际相结合的新文化。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通过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认识和积极探索，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确立了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观、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江泽民关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科学论断以及胡锦涛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命题是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利益观不仅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增添了新内容。
二、促进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发展与创新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出发点，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战略得失的根本标准。纵观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就是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奋斗的历程。在国家利益的实践中，党对其有一个认识过程，每一次对国家利益认知（国家利益观）的改变，都对我国的对外战略产生重大的影响。本论著分析了兼顾根本与共同的国家利益观的形成及其演进，从中我们能深刻地领悟到国家利益对我国外交战略的重大影响。根据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家利益认知、判断以及实践途径的不同，我们大体上将中国共产党兼顾根本与共同国家利益观的形成及其演进分三个阶段。以下从这三个不同时期国家利益的不同内容，分析国家利益观对我国外交战略产生的重大影响。
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兼顾根本与共同的国家利益观的萌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是中国最大的利益。党的外交战略始终以这一利益为核心。但当时由于党的自主性受到限制，意识形态的影响又非常严重，再加上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虽然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中国共产党总体上还是坚持中国的国家利益应与共产国际的利益，甚至与苏联的利益保持一致。因此，在对外战略上，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国际并接受其领导，接受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张。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能力独立地思考中国国家利益，这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一定的损失。抗日战争的爆发，逐渐改变了这一局面。中国共产党开始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考虑中国的问题。对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这一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国家利益的内容和实现途径有了客观和灵活的认识。党开始纠正“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提出最大限度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11]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战略，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基于中国的国情和国际局势，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主张：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两大阵营以及中间地带的理论。这些主张为解放战争时期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战略主要是以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最大利益为核心。
第二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兼顾根本与共同的国家利益观的形成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开始全面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主要是因为新中国的成立以及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形成了以国家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为核心，兼顾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国家利益观。这一时期经历了“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及“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的演变。这一外交战略的演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开展外交活动的宗旨。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的思考，我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影响根深蒂固，与西方的对外关系还没有延伸到经济领域，中国国家利益并没有得到全面的拓展。但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迎来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建交的**，在独立自主的对外战略策略下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总之，这一时期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观，是我国对外战略的出发点。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至今）：兼顾根本与共同的国家利益观的完善与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的国家利益观。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国家利益内容的排序、国家利益实现的手段都有了更成熟、更深刻的认识，形成了“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持和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12]的国家利益观。我国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同志说：“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13]他还说：“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14]江泽民指出，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我国的和平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胡锦涛指出，我们要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要通过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总之，我们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要以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为基础，发展同世界各国政党之间的关系。[15]真正做到永远不屈从、永远不结盟、永远不画线、永远不对抗。[16]同时，我们要有所作为，决不当头，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为解决国际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从兼顾根本与共同的国家利益观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与实现对内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对外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只要国家还是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那么国家利益就是国家对外交往的出发点和归宿。国家是平等的，国家利益当然是平等的利益，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是承认其他国家也有合法的国家利益，而不能把实现本国的利益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都决定了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拓展采取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经历了从和平解放到和平共处再到和平发展的历程，彰显了中国和平外交的理念。以和平的方式作为维护和实现我国国家利益的途径，不仅为我国赢得了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利益，也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思路。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民族国家，便产生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各国在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时，就会产生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这样国际争端就出现了。由于陷入争端的主体多少不同，可以将争端分为双边的、多边的以及全球性的国际争端。纵观人类社会解决争端的方式，虽然也出现过和平的方式，但更多的还是以武力的方式加以解决的旧思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利益维护与拓展的方式方法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思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以及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从世界各国人民渴望和平的美好期待出发，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这一思路源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后来得到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普遍认可。邓小平从解决与中国有关的实际问题出发，既考虑到中国人民的利益，又考虑到对方可以接受的可能，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为出发点，提出了“一国两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平协商、合情合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等一系列具体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自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付诸实践，已经取得可喜的成果。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我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和领海问题的相互理解与达成的部分共识都是这一新思路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当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并不是放弃使用武力，只不过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而为之。
江泽民和胡锦涛根据当代中国国家利益的实际，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江泽民指出：“安全不能靠增加军备，也不能依靠军事同盟，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17]胡锦涛“和谐世界”的主张是我们观察和认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即在解决国际争端中要寻找共同点，要寻求共同利益。这一主张要求国际争端的各方以协商、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反对使用武力和武力相威胁。
兼顾根本与共同的国家利益观决定了中国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方式是“和平崛起”，决定了中国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道路是“和平道路”，决定了中国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途径是“和平发展”。和平是解决中国与其他国家矛盾分歧的出发点，也为解决国际问题提供了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一，新思路划清了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实力解决国际争端的思维理念，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第二，新思路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第三，新思路在解决全球范围内国际冲突的实践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维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新国家安全观》，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6）。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 姚常明：《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读本》，2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6]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0]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1] 李东朗：《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外交活动》，载《人文杂志》，2002（1）。
[12] 《2002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3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
[16] 不屈从是指坚持国家主权独立，不受大国意志左右，不屈从任何外来压力；不结盟是指不与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不画线是指在处理国家关系时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论亲疏；不对抗是指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
[17] 《中国对亚太形势的立场和观点》，载《人民日报》，1997-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