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求，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始终坚持的外交方针和战略目标，为新世纪提出和坚持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丰富的外交经验。
一、新中国的建立与和平共处的战略思想
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是中国共产党筹划建设新中国的一个既定方针与目标。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2年，中国共产党就认真研究国际形势及其发展态势，鲜明地提出了共产党对战后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基本构想。中国共产党主张，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应当成为人民的胜利；各国采取何种社会制度应当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一国内不同的反法西斯政治力量，在国际国内民主机构中所享受的权利，应视这个力量对反法西斯斗争所做的贡献而定。“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与各友邦发生平等互惠关系的中国，而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1]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正式宣告，毛泽东主席指出：“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友谊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2]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实现世界和平的思想写入建国大纲之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这一思想在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再次得到确认。因此，高举和平旗帜，为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而斗争，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一贯传统。
但是，20世纪50年代，国际形势十分复杂。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战争阴霾始终困扰着世界人民。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面对战后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不断发展，采取了冷战与热战相互借用的战略，发动了一系列局部战争。1950年美国利用联合国军发动的朝鲜战争，就是其中一例。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对我国一贯坚持的和平外交政策严重挑衅和严重考验。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毛泽东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了积极应对政策，敢于同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做斗争，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要决策，决心用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和不惜流血牺牲的精神，保卫世界和平和国家主权，以反侵略战争求和平。在取得军事胜利的前提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果断决定同联合国军谈判，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体现我们一贯坚持的和平主张与和平目标。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鲜战争以打碎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宣告结束。1954年4月至7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宣告中国走上国际舞台，以和平的方式维护世界和平。我国和平外交取得辉煌成就。
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平共处理论的重要发展，作为新中国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的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于1953年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平外交思想的集中表现。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发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讲话。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3]1954年4月29日，《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在序言中明确宣布：“双方同意在基于（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惠，（五）和平共处的原则缔结本协定。”[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此确定为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因其积极的思想内容与世界各国人民谋求世界和平的愿望一致，因而得到广泛的响应。1954年亚非万隆会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确认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原则，为推动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运用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外交实践中，中国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原则与中国追求和平友好的文化传统相统一，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断获得新的内容与新的发展。一是以平等的言行积极发展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友好关系，成为我国坚持和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典范。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独特列夫人谈话时指出：“我们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已经独立的国家看成朋友，把还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也看成朋友。”毛泽东表示：只要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一律欢迎。“不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也好。不做生意，一般往来也好。”[5]这些思想得到了广泛的欢迎。二是突破冷战思维，在发展对外关系方面，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1963年10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时说：“任何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只要彼此没有互相侵犯的意图，并且互相尊重主权和独立，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因为我们有共同性，我们都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愿受任何外国的干涉和侵犯，我们都赞成在国际上应该维护世界和平，不允许几个大国垄断世界事务，因为这样不能维护世界和平，反而会增加战争危险。只有世界所有国家取得平等地位，大家有权过问世界事务，才能真正达成协议，才能真正维护世界和平。”[6]三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和新的判断。在世界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冷静观察、果断决策，认为战争可能推迟，和平能够维持，其手段和途径是把当代维护和平的力量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论断，深刻表明了他对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信念。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进一步从世界政治格局的战略高度，分析世界形势，把握未来发展趋势，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重要转变，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重新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重新总结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经验，重新制定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外交战略与策略。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应运而出，马克思主义和谐世界思想有了新的重要发展。
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突破纷纭复杂的国际社会和不断突出的热点问题，从整体和全局的角度观察世界，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思考未来的走向，从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的角度思考外交工作全局。邓小平新思想的突出特点就是抓住了“时代主题”这个具有全局性、整体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作为观察和判断世界形势的切入点。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说：“国际上有两个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7]1985年3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工商会议所访华代表团时，进一步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8]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为我们认识国际社会和未来发展，为我们制定正确的外交方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建设和谐世界理论的先声。
和平发展战略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很好地解决了我国改革开放环境下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一，关于战争能否避免的问题，邓小平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能否实现持久和平，是困扰国际社会的突出问题。而对战争与和平的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直接影响到各国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与时代主题的重要转变，得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重要结论。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举行的扩大会议上指出：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我们改变了原来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9]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因此放松战争警惕。他指出，冷战结束，天下并不太平。因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开始了。因为，发达国家欺辱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10]
第二，关于如何解决国际争端的问题。国际争端古已有之。只要存在国家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就不会消除。以往的政治家立足于借助强权和战争，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邓小平认为，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应该结束，应该用和平的方法而不是战争的方法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他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邓小平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11]在这一战略设想指导下，我国成功解决了与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矛盾和问题，为我国争取到了长期稳定的周边环境，推动了世界和平稳定的发展，并成功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
第三，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政党发展关系的问题。作为执政党，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对于吸收和借鉴外国政党的执政经验，以党际关系的健康发展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历史上，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在政党关系上总是以意识形态画线，以我为标准，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党叫作资产阶级政党，或者叫作修正主义政党等。这样，就限制了我们党的对外联系，也不利于世界政党关系的健康发展。邓小平在和平发展外交战略理念下，明确提出了“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的思想和理论。邓小平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和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各国党只有根据自己的实际，自己决定自己的政策，才有可能取得成功。邓小平对共产党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一个指挥中心”的做法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按照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中国共产党与外国党的关系的原则作了新的规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这个战略思想和策略主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党的关系得到健康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力量。
第四，关于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结束不平等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是邓小平始终如一的奋斗目标。1974年，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发言时，就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张。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邓小平对建立国际新秩序更坚定了信心。1988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系统地提出了我国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他深刻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这些东西是行不通了，那么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12]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坚决反对国际社会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地位一律平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平等互利；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干涉别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由此，建设一个普遍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国际新秩序。
三、21世纪新情况与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
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需要我们党审时度势，对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回答。2001年，作为对国际形势发展态势的重要判断，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刻指出：“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基于对国际形势深刻变化的科学分析与准确把握，对世界的未来发展与我国的外交战略选择，做了深刻论述。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基于对世界发展态势的这一判断，十六大指出：“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13]这就为我们在21世纪保持清醒而冷静的头脑，全力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奠定了思想基础。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把深刻变化着的国际形势概括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14]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15]
与冷战时期相比，21世纪世界形势广泛而深刻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世界的联系性、整体性更加鲜明。进入21世纪，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这种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大国关系出现了新情况、新态势：在经济领域，大国间既谋求优势互补，又谋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经济关系趋向互补化、互融化并重；在政治领域，大国间既谋求协调与共识，又谋求发挥增强各自的作用与影响，政治关系趋向多元化、均衡化并行；在军事领域，大国间既谋求交流与沟通，又谋求强化各自实力和力量间制衡，军事关系趋向互动化、互制化并存。二是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为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需求资源，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新技术的运用使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加重了对人类的危害，要求以新的理念和新的方式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观念创新成为时代命题。三是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为世界各国的联系和交往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问题。以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为发端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把世界各国快速整合到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之中，人们在共享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遭遇到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的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都形成了世界性冲击，以往的国际竞争越来越不适应全球化的新情况。四是世界多极化趋势迅猛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衡量国际力量对比的传统标准受到冲击，国家软实力受到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作为主要的新崛起中的全球力量，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将会改变地缘政治图景”。[16]五是国际文化交流迅猛发展，各种思想意识相互融合、相互激**，人类共同价值受到普遍重视。在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增进人类共识、创新人类和平发展理念，成为时代的要求。
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变化，我国外交理念出现了新的动向，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
第一，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我国应对国际事务的第一个重要主张就是“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是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共同理想目标的必经阶段。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所规定的基本任务，一是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和平与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世界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和平与发展为宗旨，抛弃民族、国家之间的历史积怨，抛弃各国统治集团及各种政治势力不同价值追求的差异，以民众的需求为需求，这样才是尊重人权、人的价值和人格尊严，以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二是扩大共同利益的交汇点。只要国际社会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就必然存在各自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就要承认在国际关系准则和供给机制框架内追求国家利益的合理性。同样，追求国家利益和实现人类共同利益也是相互联系的、相互影响的人类活动。找到共同的汇合点，就为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三是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需要良好的社会条件和国际环境。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各种力量和谐并存，是维护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物质基础，是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基本前提。四是推动共同繁荣的实现。创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使人们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根本点，是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现实表现。这就要求全世界都参与到发展经济与科技，缩小贫富差距，消除贫困和疾病等行动当中。五是确保各国利益得到尊重，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中获得均衡的发展。
第二，改革传统的思维观念。进入21世纪，我们获得了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认识，是思想理论的飞跃，同时需要更加完备的理念支持并完善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认识，对传统的观念进行根本性变革。一是确立人类发展合理推动论的观念，破除争取自身利益军事力量决定论的观念。以马克思主义合力论代替军事决定论，把无限发展的军事力量和无限升级的军备竞赛转向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贫穷落后的消灭。这就能够带来各国发展的广阔空间，产生不同类型国家具体利益的双赢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二是树立多数力量决定历史前进的观念，破除国际事务大国决定论。历史潮流的演进把各国的利益结合到一起，单纯依靠大国虽然能够在强权制约下解决某些棘手问题，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更无法解决涉及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最终结果，不是少数国家的实力，而是多数人民的共同利益。三是梳理世界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的观念，消除文明冲突论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历史潮流的不断涌动表明，人类各种文明成果都随着历史潮流的发展而发展，并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树立多样文明动力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保证各国、各民族平等相处、友好合作、共同进步的思想基础。四是树立依靠供给机制协调国际事务的观念，破除国家利益决定论。联合国和当代国际组织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机制的不断健全，提供了解决利益矛盾可供选择的模式和准则，利用国际机制解决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安全事务，解决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甚至自然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已经汇入当代历史潮流当中。
第三，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原则主张。中共十六大的突出特点是，提出了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四点主张：一是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二是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三是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四是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强调要加强国际合作，标本兼治，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
第四，在科学发展中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是21世纪中国向全世界的郑重宣告。面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危险论”等诋毁中国发展的言论，中国政府把和平发展作为我们始终坚持的发展道路。2005年中国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全面阐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一是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和平是发展之基，发展是和平之本。多年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了不懈努力，十分珍惜世界上爱好和平与追求进步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奋斗得来的和平国际环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并通过自身的发展，不断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增添积极因素，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发展。二是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科学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把发展的基点放在立足本国实际上，这就是自力更生为主；又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既请进来又走出去的开放战略，努力实现更为均衡的发展，以解决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三是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是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主流，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把既符合本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基本原则，坚持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经贸关系，不断为全球经济贸易持续增长做出贡献。四是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正确处理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关系，把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为自己的崇高目标。因为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最终目标。
[1] 《解放日报》，1942-07-07。
[2] 《毛泽东外交文选》，4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3] 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99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4]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措辞是逐渐完善的。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在1956年6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被改为平等互利。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亚洲会议的发言中，互相尊重领土主权被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5] 宫力：《毛泽东外交风云录》，179页，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6。
[6] 《周恩来外交文选》，36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126～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 耿丽华、房广顺主编：《新中国外交思想研究》，25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282～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46～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4]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5]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6]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大趋势——2020年的世界》，相蓝欣译，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