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三章袁世凯的退让
得到西南谈判消息的袁世凯现在急坏了，因为他发现自己手中能够使用的底牌不多了，现在猛然晃过神来，他才发现原来陆裕光竟然这么厉害，他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计算清楚，本来以为自己提出的那些条件，会让对方少损失一个兵力，对方也就顺势答应了，但是现在看来却并不是这个情况。
西南很可能还有足够的准备能够继续将这场仗打完，甚至还会将其他没有正式进行通知的地方给控制起来，这样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分薄了西南的军事实力，但是实际上西南现在还能够招收大量的军队，而且西南的那种新政改革也是很厉害的，这对于西南来说更方面他们控制国家，所以这些部队对于陆裕光来说也就并不是什么了，想到了这里袁世凯感到了一阵的焦急，他现在面临的问题还是很大的。
想要让西南放弃难为他的主意并不是很容易，甚至可以说十分的困难，不过他也不是傻子，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他忽然明白了，也许自己自从当上了大总统之后，所有的事情都是对方给自己下的一个套，这个套自己刚开始还不怎么觉得，但是现在他忽然发现对方已经勒的很紧，稍有不慎自己就可能会因此受到难以弥补的创伤。
不过他并没有想到在陆裕光心里，他现在不是稍有不慎受到难以弥补的创伤，而是已经受到了难以弥补的创伤，因为现在陆裕光的部队已经开始对北洋的军队进行进一步的逼迫了，刚刚被他调到安徽的王士珍已经感觉到了不对劲，可以说现在对方的兵力似乎比以前更加的强大了。
袁世凯忽然回忆起了当年的自己，刚刚起家的时候，那时候刚从朝鲜回来，而且朝鲜的哪一仗也让他有所顾忌了，不过当时的他并不气馁，在不断地当时甲午战争刚刚过去，空前严重的危机却到来了，听到各种信息后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王公大臣都受到了严重刺激。而当时也在四处的蔓延，可谓是真正的兵荒马乱，但是他当时也并没有什么气馁，而是不断地通过各种关系接触高层。
面对国内外动**的局势，在朝廷当中，有不少人纷纷上奏疏，要求在兵制、财政和学政等方面进行某些改革，以延长大清王朝的统治寿命。经过甲午之战，洋务运动在人们的心目中已威信扫地，可是满清的王公大臣们并没有从洋务派的失败中汲取应有的教训。他们新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见，但是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洋务派“求强求富”的老调重弹，只是花样略加翻新而已。而且由于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骄养的海军毁于一旦，淮军和刘坤一统率的湘军也一败涂地，大清的无能完全暴露出来，再加上日本军队采用西方新式武器、编制和战术所表现出来的巨大优越性，与清军的窳劣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清军将领自愧不如。因此，要求改革军队的呼声特别高。“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大抵都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朝廷当时也连发上谕说，“参酌中外兵制”，改练新军，是自强的“关键”，“救时第一要义”。并指令“督办军务处”负责整顿京畿旧军和改练新军。从此就产生了军训处。
当时的他就是到属于他的机会来了，为了能够上位，他也是改练新军的积极鼓吹者。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后来他在天津就上书李鸿藻，侈谈战争失败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个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计划。
想到这里他就走到了自己的书房，拿出了那份他曾经些给李鸿藻的建议书。
“
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且此次赔输甚巨，开源节流，亟需，而养兵之费，向属繁巨。似应速派明练公正真知兵大员，除将著名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外，仍将拟留各军认真点验，分别减汰，各期养一兵即得一兵之用……统计奉直一带，如有精兵六七万人，分归二三名帅扼要驻扎，计可自守。”
通过他的努力，他慢慢的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而且在甲午战争中，他也曾多次向李鸿藻写过报告战事的信札，后来李鸿藻认为他熟悉军中的情况。现在又看到他提出的整军方案“有可取之处”，再加上有他哥哥袁世勋不断为他求情，李鸿藻便于６月奏调他到北京，并得皇帝上谕“交吏部带领引见”，派充军务处差遣，以备顾问。
不过这一切都是他计划中的事情，从青年时代起，他就通过自己家里的情况看出王朝衰微，内忧外患频仍，而各种教导然他知道了掌握军事实力是取得权势的捷径。当时他最崇拜的就是有湘军曾国藩和有淮军李鸿章，他们才位极人臣，显赫一世，被人称为“中兴名将”。他的叔祖袁甲三也是由于有一支武装在手，才建立“功勋”，得有钦差大臣之荣。因此他早就想亲自统领一支军队，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资本。在朝鲜时，他千方百计夺取庆军，没有成功。而今被军务处调用，有了直接抓军队的机会，自然不能放松。他梦寐以求地向往掌握一支军队，正是为了支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而他经历了甲午战争之后，清军溃败的凄惨景象和危险局面无疑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立志要练一支军队，使病入膏肓的清王朝重振起来。他想让这个国家更加的强大一些，他不想在看到那些轻蔑的字眼，他要拥有世上最大的权利，好像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被权利真正得给迷昏了头。
为了得到军队，他进京以后，利用他叔祖袁甲三和堂叔们的社会关系，到处钻营，广泛结交权贵。又邀集幕友，在嵩云草堂翻译有关各国兵制的书籍，获得一些近代军事知识，逢人便鼓吹“用西法练兵”。他请求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保荐他练兵。刘、张先后上奏折，一致认为他“年力正强”，“志气英锐”，“胆识优长”，“任事果敢”，是少有的“知兵文臣”。要求皇上越级提拔他，使专心办理练兵事。他还多次到翁同家“谈练洋队事”，开始翁对他印象不佳，认为他“开展而欠诚实”，但后来终于被他感动说出了，说“此人不滑，可任也”
同时，他也极力巴结荣禄。因为荣禄是老佛爷的亲信，他知道老佛爷代表着什么，在大清国来说，老佛爷就是天，而这个荣禄就是天上的白云，他必须要去巴结。其实荣禄上位的原因很简单，咸丰死后，他暗中支持西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夺权有功，同治年间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元年又兼任步军统领，其后升为工部尚书。后来因反对西太后自选太监忤旨，外放西安将军。后来，再授步军统领、总署大臣兼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工策划，富权谋，深得西太后宠信，掌握军务处实权。甲午战后，李鸿章离开北洋地盘，表面上由王文韶接任，实际军权落在荣禄手中。他把翻译的兵书呈递荣禄，请求指教，自称门生，百般表示其倾慕膺服之诚。荣禄早已听到过人们揄扬他的“知兵”，又读了他主持编译的兵书才真正正视他，更加看重他，认作特等人才，大力提携，收为己用。其实别人不知道为什么荣禄会看上他但是他却知道，因为他给荣禄的东西，是荣禄最想要的。
不久，军务处议决“变通兵制”，“仿照西法练兵”，先以中日战争中组成的定武军为基础，扩编改革；办有成效，再逐渐推广。李鸿藻就推荐自己去接办定武军，他说：袁“家世将才，娴于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荣禄“亦右其议”，并指令袁作一个建军的规则。当时中外军人几乎一致认为德国的陆军最精税。他也很崇拜德国的陆军。他参照曾国藩、李鸿章早期编练湘、淮军的办法和德国的军制，拟定《练兵要则十三条》和《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及《募订洋员合同》，呈报军务处。军务处认为“甚属周妥”，即于１２月８日联名奏举袁世凯接统定武军，指令其扩编改建，更名为新建陆军。同日，光绪皇帝发下上谕说：“此次所练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积习，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
为了练兵他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当时他肩负着皇帝给他的练兵重任，到达站后接管定武军。站又名新农镇，在天津东南七十里。李鸿章镇压捻军以后，指令淮军周盛波、周盛传部在站驻扎屯田。盛军在此驻了二十多年，甲午战争中开赴前敌，因继任统帅卫汝贵临阵脱逃处斩，全军溃散。１８９４年底，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汉纳根的建议，决定建立一支新式陆军，派长芦盐运使胡在站“扫募开办”，汉纳根担任总教习。但由于汉纳根“拟办各节，事多窒碍，旋即中止”。汉纳根离去。胡把招募来的军队编为十营，名定武军。各级军官大都是淮军将领，同时还选拔了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何宗莲、吴金彪、曹锟、田中玉、刘承恩等担任教习或军官。又聘请德官沙尔等为教习，根据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定武军十营，计步兵三千人，炮兵一千人，骑兵二百五十人，工兵五百人，共四千七百五十人。他接管以后，派吴长纯在山东、河南、安徽各州县招募步兵二千二百五十人，派魏德清在锦州、新民一带招募骑兵三百人，总计七千三百人。按照他呈报督办军务处的营制，迅速改编成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虽然还沿用淮军的营务处、营、队、哨、棚等名称，但编制上打破了旧军的框框，而基本上采用了近代德国的陆军制度：军队分步、马、炮、工、辎各兵种；一军分两翼，每翼辖二三营不等；每营官兵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等等。新建陆军中有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随营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１８９６年初，他在正兵内考取“粗通文字者二百三十余人”，以八十人学炮兵，八十人学步兵，二十四人学骑兵，五十人学德文，于５月１３日一律开学。各学堂均聘请德官担任总教习。规定学习期间两年，毕业生除学德文者准备派赴德国留学外，其余都担任下级军官。学生每季大考一次，监考官、阅卷官和巡查官都由他亲自派定，一切规矩如同科场，优等者加薪受奖。为了收买人心，他还从自己每月的薪金中取出三分之一作为奖学金。从这四所学堂中，他培养出一批军官。
站练兵的时候，是他最充实的一段时光，因为他可以把自己手中的人训练成彪悍的部队了，当时以为凭借着手中的军队，能够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但是事实告诉他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了奢望。
新建陆军不仅得到朝廷的重视，也为列强所瞩目。他们看出新建陆军是整个国家唯一能够进行战斗的军队，所以沙俄、日本等国驻天津侵略军的头目，常常到站“观操”，“动色欢服”，“诧其军容之盛”。他还记得当时英帝国主义分子贝思福到达站，贝思福是由英国商业协会派遣来华调查商务，不过后来他才发现原来这个人也有问题。他在北京、天津、武昌等地调查情，当时自己还热情地留他在站军营住了两天，向他介绍了新建陆军的编制和训练情况，还陪他看了操练及作战演习。贝思福回国后写了一本书，盛赞新建陆军“操法灵熟，步伐整齐，以及旗帜之鲜明，号衣之整洁，莫不楚楚可观”。对于自己也赞誉备至，说自己“以儒生而为名将，多学多能，亦廉亦勤，聪明胆识，兼而有之”，“忠君爱国之心，溢于言表”，等等。当初年少轻狂的自己竟然相信了他的话，想不到紧接着就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对方竟然将他的军队情报窃取了。
从此以后他就知道了这些列强是不想让这个国家发展起来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国家就是一块肉，是一块谁都能够咬一口的肥肉。
不过最令他感到羞愧的并不是这个，毕竟他对于这个没有什么准备，但是另一件事情却真正的让他知道了政治的严酷性。
当时正是百日维新，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他，详细询问了新建陆军的情况。他都做了回答。当天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宜。其实他对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本来知情，入京以后，更为了然。但是这也造成了他的为难，最后他还是采用两面派的手法应付这种局面。一方面对光绪帝所赐特恩表示感激涕零，“惭悚万状”；另一方面却登门拜谒了几乎所有的“老臣”，如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匡力、刚毅、裕禄、王文韶和李鸿章等，对他们“备述无功受赏不克称”的心情；还与王文韶商量“拟上疏辞”。王劝阻说：此事“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但是他的内心还是倾向于变法的，毕竟他想要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但是天不随人愿。
握有兵权的他突然被召见，并“超擢以侍郎候补”，引起顽固派惊恐不安，造成“举朝惊骇”的局面。他进京后，荣禄就制造“英、俄在海参威开战”的谣言，借机调董福祥军到长辛店，调聂士成军十营至天津，“防袁有变”。并急电他回防，唯恐他在京受维新派煽动。同时，庆亲王奕匡力、端郡王载漪等多次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政局急剧转变，新旧两派进入最后决斗。光绪帝处境孤危，朝不保夕，遂下了一道密诏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康有为于９月１８日接到密诏，当晚集合维新派，“经画救上之策”。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自己当时已经被荣禄逼迫的无法回身了，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自己这是背叛，但是自己何尝又不是自保呢。不过这也让他对光绪皇帝充满了愧疚。
想到光绪皇帝，自己就觉得自己对不起他，当初他可是十分的信任自己，但是他却知道即使自己支持了光绪皇帝，到了最后他也斗不过慈禧这个老太婆，而他也是被迫不和他们联合在一起。
想到当初光绪皇帝对自己深切盼望的目光，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都说老了容易回忆当初，他现在是感觉到了人生暮年，失败是沉重的，当初光绪皇帝应该比现在的他还要难受吧，毕竟当初他可是先答应了光绪皇帝的，但是最后还是因为自己不管得罪荣禄，将光绪皇帝给害了。
不过他并没有觉得自己这样做是一个错误，毕竟当时自己想的是自保，而从那以后也迎来了自己最辉煌的时期。
他一直坚信，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如果他一直在站，那么他永远都不会有前途，但是命运似乎知道了他的心事，机会很快就来了。１８９９年夏天出事了，仅山东兖、沂、曹、济一带及鲁西北各属“四十余州县”，义和拳反抗教会压迫的事件就有“一千余起”。山东巡抚毓贤是一个残酷、昏庸的满族官僚，他又有盲目排外思想。他既不能镇压这些人镇压，又不愿向清政府求援，便企图把义和拳改为官办的团练，加以控制利用。可笑这哪里是能够随便变成团练的呀，在这个时候他最应该做的就是想办法快速的扑灭这个火种，将这个事情大事化事化了，但是他不这样做，最后结果适得其反，义和拳改名义和团后，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吸引了更多的百姓参加，他记得仅仅茌平县八百六十个村庄，就有拳厂多达八百处。不过这也给了他机会。
对山东的局势，他早已已经开始关心了，而且他还想方设法搭上了美国公使的路子。１８９９年５月底，他奉荣禄的命令率领新军八营前往德州一带，演习行军阵法。这次行军表面为准备抵抗德国侵略，实际是向义和团示威，毕竟如果义和团在这样闹下去，这个国家就真的一点恢复的力量都没有了。他在德州驻扎期间，多次给荣禄写信，报告山东情况。在给徐世昌的信中，他将毓贤“糊涂”，“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告诉了徐世昌，他知道徐世昌一定会将自己的想法告诉自己想要告诉的人，对毓贤的作法他表示“不胜愤闷”。７月回到站，他立刻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说自己目睹山东局面，“夙夜忧愤”，并献策说：在山东必须“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以便“导愚民，而缔邻好”。１１月，他进京为西太后“祝嘏”，趁机又向荣禄面陈了自己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毕竟这个时候如果和洋人闹翻了对于国家一点好处都没有，后来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年底的时候终于率领新建陆军到达济南，开始进行用军事控制山东政治局势的尝试。他接任后立即抓住肥城县义和团杀死英国传教士卜鲁克的事件，他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国家将面对更大的压力，而他则是很快就被放弃。他派兵前往肥城搜捕团民，押至济南，请英国驻上海副领事“观审”，判处两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三人充军个村保受鞭笞之刑，知县也撤职。还命令当地村民交纳赔偿费银九千两，又给卜鲁克建立“纪念碑”，为了国家的太平它只能够这样做。不过山东的问题解决了，国家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紧接着八国联军的战争终于打响了，这也是朝廷最丢人的一次战争，不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后来为了能够和洋人谈判，他爬上了直隶总督的位子，在内外政策上，他完全效法李鸿章。对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李鸿章采取“以剿为防，默寓抵制”的方针，他上任之初，则下令“先弭内乱，借杜外侮”。当然，他的“寓抵制”、“杜外侮”都是假的，都是招牌；“默”、“借”，只有“剿”、“弭”，才是真的，才是他的本意。而自己则是派唐绍仪驻天津，担任津海关道，积极联络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和天津领事，力图恢复清廷和帝国主义一度中断的关系，毕竟国家没有实力，个人的实力再强也没有用，就像当初的李中堂一样，虽然他自诩要比日本的那些人强，但是在那些人面前他还不是要陪着笑脸。
后来他当上了参预政务大臣，办理新政。政务处的实权掌握在荣禄手中。从表面看，清政府的各项新政似乎是在贯彻康、梁变法的精神，而实质上却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各省督抚鉴于变法失败的教训，开始对“新政”大都敷衍搪塞，存心观望，毕竟戊戌变法的影响太大了。而他自己则是凭着政治敏感，对朝廷推行新政的用意心领神会，他看出必须进行一些“改革”，才能争取人心，以摆脱这种弱国的命运。所以在山东时他对新政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１９０１年４月，他曾奏陈十事：“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开民智”，“增实科”，“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请求清廷“甄择”。并建议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和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切实整顿，力求富强”。紒紜矠同时，他在山东整顿财政，创立了银元局、课吏馆、校士馆等新政机构。１０月２８日在致徐世昌函中，他自鸣得意地说：“自强各要政，现已凑有的款，比初到东时司库如洗者，可谓甚富省分矣。”紒紝矠到直隶后，他更大刀阔斧地干起来，其所办的新政包括筹饷练兵、创办巡警、兴学、立宪等，而以筹饷练兵为中心。这也是他人生最自豪的事情之毕竟这些都是在自己的支持下办起来的。
而他真正的辉煌却是在北洋，为了练新军，他提出一百万两银子，作为募练新兵的费用。又参照曾文正公练湘军初期的办法，定出《募练新军章程》十九条，如规定所募兵丁，须有确定籍贯，并代扣赡家饷银等。派王士珍、王英楷赴正定、大名、冀州各属，会同地方官，选募壮丁六千，分别带领至保定训练，编为十营，称“新练军”。６月，又仿效德国常备军制度，定出《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饷，每月饷银四两二钱；在营三年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一两；又三年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平时各就其业，冬季调操一月，发全饷；又三年除其军籍，不豫征调；并以“新练军”六千人为基础，创练“北洋常备军”。同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作为全省“军务总汇之所”，他自兼督办。军政司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别提任总办。这个机构不仅是１９０３年末中央成立练兵处的蓝本，也是１９０４年各省设立督练公所的楷模。同年底，清政府任命他为京旗练兵大臣，从驻北京的旗兵中挑选三千人，分批派到保定进行训练，称“京旗常备军”。他怕娇生惯养的旗兵不听摆布，就奏派青年贵胄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
在朝廷的不断催促下，１９０２年底至１９０３年初，各省督抚也陆续开始编练新军。但“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朝廷一方面想改变各省兵制不一的纷乱局面，另一方面又担心形成由汉族军阀掌握的统一的军事力量，难以控制。当时，除北洋军外，以湖广总督张之洞所练的新军为最优。朝廷决定以北洋军和湖北新军为主干，使其平行发展，形成两大军事系统，以便互相牵制。１９０２年１２月１２日，清政府命令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北洋学习操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湖北学习操练。俟练成后，即发回各原省令其管带新兵，认真训练。每年由北洋、湖北请旨简派大员分往校阅，按其优劣，严加甄别”。
这也是他最喜欢的时期，因为在这个时候北洋还是一个心思，不像现在这么多人有着这么多的心思，当时的北洋只听他一个人的。
袁世凯不断的回忆着一幕幕当年自己的往事，最后他真的发现自己老了，自己真的老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敢打敢拼了，自从他当上了这个大总统，就再也没有想过被别人打败，他一直认为这个国家已经让自己给摸透了脾气，因此他才会和国民党的军队开战，他才会和西南的军队开战，他才会不给任何人面子，但是现在他忽然觉得他错了，他大错特错了，这并不是他能够完全控制的国家，他对于这个国家的脾性还没有弄清楚。
“呵呵，呵呵”袁世凯看着自己手中的那种当年给李鸿藻的信札初稿，大声的笑道，不过他的笑声中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是一种悲伤。
“来人，给杨先生发电报，让他退一步。”袁世凯大声的命令道，虽然他也不想让杨度退步，但是他知道这一次不得不让了，如果不退让，那么等待他的就是彻底的灭亡，到那时他不能这样，他还有自己的家庭，如果他彻底的灭亡了，那么他的家族呢？想到这里袁世凯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坚毅。
“刚才我得到皇上的电报，他让我们尽快完成这次谈判，哪怕是退一步也在所不惜。”杨度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他的秘书就把消息告诉了他，他的这个秘书不是别人，而是谭新宇，虽然他的能力并不是很出众，但是毕竟在南边还是很有人脉的，而且最近这一段时间跟着杨度进步很快，而他则是袁克定硬塞给杨度的，对于他们的想法杨度很明白，无非就是在袁克定登基之后让谭新宇管理这个情报部门，不过看来这一次要让他们失望了，如果留下两三个省还好说，但是如果真的对方要赶尽杀绝，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
“我知道了，看来我们得让一步了，这一步真不好让呀。”杨度叹息道他自从接触了西南的人之后就开始秘密的观察起来，最后他发现想要让这些人让步，那么就不需要有明确的指示，现在他正在四处的走们了，但是情况却很不好，这让他有一些灰心了，毕竟现在自己一点事情都没有办成呢，对于杨度来说这恰恰证明了自己的无能。
“我也觉得不好让，但是我们不让不行，他们现在的部队已经开始在我们的势力边上巡游了，我们虽然还没有和他们在进行大规模的交战，但是整个河南已经再一次被他们给拿下了，而且察哈尔也不保了，至于蒙古听说西南的部队已经进入那里了，现在正式西南的野心膨胀的时候，他们再也没有之前的顾忌了。”谭新宇说道，自从他跟着杨度之后，他就开始学习怎么分析事情，毕竟他在国外也学习过一些知识，经过杨度的**，他现在对于事情的分析能力已经大大的提高了。
“嗯，这个事情的确不好办，可是如果我们不办，那么这个事情总也过不去。”杨度叹息道。
“谭先生，这一次很感谢你来见我”杨度坐在谭桂生的对面说道，也不知怎么的杨度看起来要比之前老很多，谭桂生觉得可能是这一段时间发愁愁得。
“不客气，这一次杨先生打算提出什么条件？”谭桂生直接开口问道，他不耐烦去和杨度说这些东西，毕竟对于他来说杨度的情他都知道，就连杨度他们收到的电报他都知道，但是他并不知道袁世凯所说的退让是什么意思。
“这一次我们是很有诚意的，但是也希望贵方能够有一些诚意。”杨度说道，他对于上一次谭桂生的话很不满意，但是没有办法现在不是人家求他，而是他求人家，现在只能够落到别人的手中了。
“我们也是很有诚意的，毕竟这涉及到让我们西南士兵，不应该是让我们中国士兵少牺牲一些，不要打一些无谓的仗，我们应该去将保卫这个国家，而不是在内斗。”谭桂生冠冕堂皇的说道，其实他也知道自己说的话对方肯定不信的，其实刚开始陆裕光对自己说的时候自己也是不信的，但是现在他忽然信了，因为当时陆裕光没有必要去这个问题上说谎，至于杨度，他信不信自己的话都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