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下了飞机，排成一队走上停机坪。天气热得令人窒息，头顶上阳光刺眼，身边的安全警察虎视眈眈。警察们手持俄罗斯生产的AK-47步枪，上一次见到这种步枪，还是在有人端着一把朝我开火的时候。
游客队伍蜿蜒进了二号航站楼。楼体一片阴暗，气氛也不算友善。根据旅游指南的描述，这座航站楼建于苏联和古巴结盟的时期，专门接待搭乘包机的美国游客。我找来找去，也没找到写着“欢迎美国人”之类字样的标牌标语，可能是拿去维修了吧。航站楼里的空调设施应该失灵了，又或者，这里根本没有空调。不过还好，有几台落地扇在工作。
塔德举起写有“耶鲁”字样的牌子，整个团队也聚到了他的身边。我发现周围有很多文化协会、艺术博物馆以及其他大学校友会的小旗帜。古巴不愧是最近一段时间的旅游热点。
塔德招呼大家靠拢一些。看他那紧张的样子，我还以为他准备带领大家高唱一曲“维芬普夫之歌”呢，可是，他只是大声吼道：“大家不要走散了！”萨拉就站在我的身边，她的表情有点紧张。到了现在，有点紧张也可以理解。为了帮她放松，我主动开了口：“你好，我叫丹·麦克米克，你叫什么？”
她飞快瞄了我一眼，说：“萨拉。”
“第一次来古巴吗？”
“不是。”
“你知道哪儿有雪茄卖吗？”
“雪茄店。”
“好的。你这次是一个人吗？”
她没回答，但唇边闪过了一点笑意。这一次，我可是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我拍了拍她的肩膀，算是给她打了打气了。
艾莉森带来了一位穿着制服的官员。在这位官员的引领下，整团人来到了一个小亭子的前面。小亭子里高高的柜台后边坐着一个移民官。
大家列队整齐，萨拉排在我之前，隔着几个人的距离，我发现她现在已经变得非常镇定了。她的身上或者行李当中，可是藏着整整三十万古巴比索！如果这笔钱被搜了出来，那她可有得解释了。万一某个机警的安全官员问起耶鲁旅行团的行程安排，她那幅手绘的徒步旅行地图也可能引起怀疑。
移民官一声令下，排在队伍最前面的那个人立即凑了过去。很巧，她正好是昨天在“佩佩”餐馆和萨拉做伴的两位女士之一。
移民官机械地接过那位女士的入境申请表。他先看了看护照，再瞧了瞧眼前的真人，又对着贴在小板子上的旅客名单找了找相关的姓名。他还问了她几个问题，内容我当然听不清。最后，他叫她退后一步，摘掉眼镜并把脸转向柜台上的摄像头。糟糕，我可不想在这儿留下照片，但这好像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事情。
移民官在那位女士的签证上盖好了章，再把签证撕下一半收了起来。他又给她的护照盖了章，而后摁响蜂鸣器，示意女士通过一扇小门从左侧走出小亭子。 我感觉气氛很压抑，我真担心她这是一去不返。
移民官再次发令，又一位美国女士站到了他的眼前，这一次过关的是艾莉森。刚才的那一套程序又重演了一遍。
队列缓缓前行。突然，一对夫妇同时挤到了柜台边。移民官登时拉长了脸，吼道：“Uno！Uno！”（译者注：西班牙语，意为“一次一个”。）嗯，看他的这个态度，他一定没有真正领会到“古巴解冻”的相关精神和要求。
轮到萨拉了。她走上前，看上去，俨然是那个小亭子的主人。
移民官对奥尔特加小姐真是特别留意，而且交流进行得明显不大愉快。萨拉退后一步照好了相，又收好自己的签证和护照，消失在了门的后面。
移民官拿起电话说了几句，才招呼下一个人走上前去。但愿他打电话只是叫人来给印章添印泥，而不是打了萨拉·奥尔特加的小报告。
十五分钟过去，轮到我过关了，我就跟大家一样走进了小亭子。
移民官冷冷地瞄这我。我把护照、入境表和旅游签证卡全数奉上。
他看了看护照上的相片，又把护照翻看了好几页，从护照上，他应该知道我有两年多没离开过美国了。上次出国，我开着“缅因”号去开曼群岛走了一遭。
移民官用英语向我发问：“你有旅伴吗？”他的口音很重。
“没有。”但我盘算着和刚才那个惹毛了你的女人做伴。
嗯，过场走完了吧？不料，移民官一动不动盯着我的护照。到底怎么了？难道我是把“海螺共和国”的护照递上去了吗？
还好，最终他还是说：“退后。看着摄像头。不要笑。”
我遵命后退，皱起眉头，留下了自己的小照。移民官给我的护照和签证盖了章，照例撕下一半签证，并在摁响蜂鸣器后打开了小亭子的小门。我可担心坏了，小门的背后万一藏着个大大的黑洞呢？ 我就这样来到了海关检查区，看见几只警犬正嗅嗅行李，又嗅嗅各位旅客。我通过了扫描仪的检测，背包也被X光扫了一遍。海关人员打开背包的时候，特地看了看我的双筒望远镜——我觉得，寻找洞穴期间，还有前往卡约吉列尔莫的路上，双筒望远镜没准有些用处。海关人员又摸到了我的瑞士军刀。“这个，干什么用的？”他挥了挥军刀，问我。
“开啤酒用的。就是Cerveza。”（译者注：西班牙语，意为“啤酒”。）
“不合法。要缴税。十美元。”
缴税？他是想说“罚款”吧，其实就是“勒索”啦。我还是掏出了十美元。他也把军刀还了过来，说：“好了，走吧。”
好你个土匪，半个月的工资就这么到手了！其实，我乐于见到他们腐败，这种现象对我们完成任务可能会有点帮助。
我来到行李认领处，发现长长的柜台上行李已经堆成了山，乱得就像经受了天灾。我左顾右盼也没找到萨拉，倒是看见了艾莉森。她正带着那些通过了海关检查的团友走向一个出口。
我找到自己的行李箱，推着它朝一个正在收海关申报表的官员走去。那位官员身前聚了好些行李上画着粉笔记号的人，他们必须转往另一个柜台。几个官员守在柜台旁边，准备再次翻看他们的行李。显然又是一次“收税”的机会。而且，这些人还有可能被带去单独搜身。我不禁开始担心萨拉了。刚才，应该向艾莉森打听打听——不行不行，我和萨拉现在素不相识，一定要遵守预先写好的剧情。
我的行李上没有记号，我也没什么需要申报的东西，于是，我把几无内容的海关申报表递给那位官员就径自出了门。室外阳光灿烂，旅游大巴停了长长的一列。每辆巴士都张贴着各自旅行团的标志，我立即奔向了耶鲁旅行团所在的那一辆。塔德站在大巴边上，正对照着名单对游客点数。一位古巴工人拖着大家的行李往行李厢里搬。
我向塔德打了招呼：“我是麦克米克。”
他找到我的名字并在名单上做好标记，而后说：“您可以把行李交给这位先生处理，然后自己上车就行了。”
我夺过名单看了一眼，发现大多数游客都已经到齐，可是，萨拉·奥尔特加却不在其列。我丢下行李，再次奔到了航站楼边。门口的持枪警卫明确表示，我不能再次进入航站楼。没办法，我只得待在航站楼外，密切关注着楼门口的动向。
我拿出手机发现没有信号。即便信号良好，我也没有萨拉的电话号码。按照预先写好的剧本，我俩应该在飞机着陆之后的某个时刻，趁着哈瓦那断断续续的手机信号互换号码。
又有耶鲁旅行团的好几个团友从航站楼里走了出来，但是，萨拉还是不在他们中间。
我已经做好准备，要向塔德报告一下萨拉·奥尔特加失踪的事情了——虽然他很可能会摸不着头脑。正在这时，我看见了都拉着行李箱的艾莉森和萨拉。两人一边走，一边聊着什么。萨拉发现我，只是略微点了点头，艾莉森也认出了我，于是说：“人都到齐了，您可以上车了。”
说罢，她飞也似的跑向大巴。萨拉的脚步却慢了下来。
虽然并不“认识”萨拉·奥尔特加，我仍然作势要接过她背上的背包。单身男子为美丽女子拎包，实在合乎情理，她也没有拒绝。我俩并排走向巴士。“出什么事啦？”我问她。
“我被带进一个小房间，然后他们检查了我的行李。他们还搜了我的身，又问了好些问题。”
“你觉得这是偶然现象吗？”
“哪有什么偶然现象啊？他们早就准备要查我，他们就是这么偏执，反正就是看不惯古巴裔的美国游客呗。”
“钱还在吗？地图也没问题吧？”
“这些东西藏是藏不住的，地图就夹在我的旅游指南里面，他们完全没有发现。我把比索放在背包里，和美元混在一起。上次来古巴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处理的。海关的人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带这么多比索进入古巴境内。”
不用说，萨拉当时一定应对自如，要不然她现在也没有和我比肩而行的机会了。
“我告诉他们，携带比索并不违法，只有把比索花出去才算违法。而且，我携带比索的事情明明白白地写在海关申报表上。我还给了他们一份加拿大银行的收据，表明这些钱是从那里借来的。我还说要把钱分给好多家古巴慈善机构——美国救助团体经常干这种事，完全合法。”.
“看来人家还真信了你这一套瞎话。”
“他们觉得自己撞上大金主啦。”萨拉解释说，“海关就是那些海关官员的金矿。游客缴纳的罚款，每个官员都能分到一份。你要贿赂他们，他们也会收下。”
“他们敲了我十美元呢。”
“那算便宜你了，我这次花了整整两百美元。”
“嗯，这一次真是来错了。”奥尔特加小姐也真是个理想的主顾。“刚才你和检查口的人好像闹了点矛盾。”我问。
“那人特别讨厌，他说一个古巴裔的美国女人怎么可能愿意来古巴第二次，他还问我哪来的钱住得起中央公园酒店。他就是把我当成妓女了。我马上表示要去举报他。”
“我看，人家是向海关举报了你吧。”
“有可能。”她说，“我恨死这些人了。”
“没错。”我这个人经常出口惹祸。看来，这一次我不但自己要小心要闭嘴，还得管好萨拉这张嘴。
我和萨拉来到了大巴跟前，塔德与艾莉森已经很不耐烦。萨拉从我手中拿过背包，还抢到了我的身前。塔德在她的名字旁边做了记号，她把背包递给了工人，然后上了车。
塔德一定觉得我又准备抢他那张名单，所以，他把它紧紧地贴在胸膛上，摆出了守护的架势。
我懒得理他，只是自顾自地上了车。车内的空调功率十足，冷得好像钻进了缅因州大冬天的挖掘机后座。
巴士上有大概五十个座位。我轻轻松松就找到了两个空座，一个留给自己，一个用来放背包。萨拉坐在我的身后，旁边则是她昨晚结识的一位年长的女士。
塔德和艾莉森也上了车。他们和大家打了招呼，随后艾莉森表示：“嗯，今天还算顺利。”她又介绍了大巴的司机，他叫何塞。整团人在艾莉森的带领下向司机问了好：“Buenos días，José！”（译者注：西班牙语，意为“你好，何塞”。）
跟团游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每个游客不得不装出婴儿牙牙学语样子，随导游或者领队摆布。看着眼前这一幕，我仿佛回到了儿时的黄色校车上。
何塞开动巴士，我们就这样踏上了前往哈瓦那市区的路。旅游指南显示，机场和哈瓦那相距二十公里。在路上，塔德和艾莉森可以好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行程。古巴方面的地陪会在晚餐的时候和大部队会合。我们有什么关于古巴的问题，到时候都可以向他请教。反正，我的第一个问题已经准备好了——“您知道怎样才能从这里转机去巴黎吗？”
大巴很舒适，虽然是中国制造，但也符合美国人的乘坐习惯。不过，车上的卫生间出了一点毛病，我们也只能将就一下了。 塔德和艾莉森都说自己是第二次来古巴。不过，他们的第一次古巴之行并不是搭档。我衷心希望他俩赶快搞到一起，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两人絮叨个不停，我只好缩起耳朵，转头望向窗外。机场附近有些萧条，只能看到一座座灰蒙蒙的破房子和一片片锡皮屋顶。好在热带的花木长得繁盛，看起来一派生机，十分养眼，也遮盖住了不少丑处。有好几次，大巴拐来拐去，才没和冲上马路的驴车撞到一起。见此情形，耶鲁的高才生们纷纷凑到窗边拍照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