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40年代，美国作家霍桑写过一本《红字》，这部小说曾经在美国以及欧洲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个小说大概的情节，讲的波士顿有个妇女叫赫斯待普利恩，赫斯待普利恩跟当地教堂的牧师发生了暧昧关系，结果被人发现了以后，她为了保护这个牧师，坚持不吐露她情人的名字。
这个牧师倒过头来要作为当地上流社会的代表，还要对她进行训诫、还要参加对她的审判，最后判决赫斯待普利恩在波士顿市中心的示众台上面示众三个小时。
那么示众结束以后，要在她身上打一个红颜色的A字，大写的字母A，她的衣服上面必须绣上这个红色的A字，作为这是通奸者的象征，让她一直要穿这个衣服登上示众台，作为耻辱的标志。
作者描写波士顿当时的示众台是这样的，这个示众台它是个木台搭起来的，上面有根柱子，然后柱子上面有一块木板，木板上面挖三个孔，一个孔是把这个示众者的脑袋卡在这个孔里面，然后旁边有两个孔就在这个手卡在里面，那个人就被迫头必须要朝向观众，朝向广场上来来回回的公众，身体也不能动，被固定在上面，所以叫定位架，把他位置固定住，这个叫固定的设施，这种设施一直到今天，在欧美很多城市都是可以看到的，当然现在都是作为古代的遗迹放在那里，供大家游览的。但是在当时，在18世纪的时候，有了罪犯，就把他放在那里。
有人会说了，这不有点像咱们中国古代的大枷吗？
别说，还真有点像！像这种把罪犯示众，当众让他受到辱骂，除了会让罪犯的身体上造成创伤，还会给他造成心理上的创伤。可是这种不人道的刑法，全世界上却都在广泛采用，这个在中国古代也是非常普遍，就是咱刚才说的大枷。
你关在监狱里面给你带的夹跟专门用来示众的夹是不一样的，关在监狱里夹25斤重，示众游街的大枷实际上比这个轻一点。当时各朝的几乎都有这样的规定，一般的轻罪枷号五天、枷号十天，罪名重一点枷号一个月，再重一点三个月，再重一点半年、一年都有的，枷号的地点也是不固定的，大部分是在衙门口。
中国古代的枷号，还可以和游街联合起来用，这个一般都是生活作风问题犯罪，比如说像普利恩跟那个牧师这种通奸罪，如果是在清朝两个人都被抓住的话，要打四十大板，打完了以后，奸妇奸夫两个会被这个衙役牵着，让他们在城里面转一圈游街。
明朝的时候有个大太监王震，他曾经发明过重夹，把这块夹加到120斤，然后这个罪犯，说起来这个是轻刑，只不过是耻辱性，但是120斤的夹压到上面，时间长了就把你活活压死，120斤、150斤，枷号，弄死过很多人。
不过总的来说中国的枷号它没有欧洲的枷号这么残酷，因为欧洲的枷号它是让人站在这里，一动都不能动，脖子露在外面，两只手掉在上面，动都不能动。
古代中国采用的枷号一定要强迫那个示众的人，把脸露给大家看，但是欧洲不是。欧洲古代有很多示众行为，恰恰相反，他们把罪犯的脸遮起来，给他带上一个面具，当然这个面具极其丑陋，猪头面具、驴头面具、羊头面具，给你这个脸变成一个猪头，还有很多更加恶劣的，铁皮做的。
把罪犯的脑袋卡在这个面罩里，脸是没有全部露出来，但是人更痛苦，因为他这个铁条仅仅卡在你脸部的每个部位，连这个嘴巴里面它都给塞一个铁球进去，让你的嘴巴永远张在那里，含着个铁球，然后示众一天。
像示众、游街这种耻辱性的刑法在中国还有很多花样。
比如你们家出小偷，在你们家门上钉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窃盗之家，让大家知道你们家是偷东西的。这个村里面有人犯罪的，这个犯罪的家庭，就要红泥粉壁，施过其门。
什么意思呢？
中国古代一般的家庭，特别我们江南地区，民居的外墙都用白灰水粉刷的，黑瓦、白墙、绿竹。
在一片黑瓦白墙绿竹的背景下面，你们家红颜色的，用红泥巴把你们家的墙涂一边，一看，红泥巴的那个房子，哦，那户人家就是罪犯。
中国现在对罪犯的人格权进行了充分地保护，我国《监狱法》明文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
有些辱骂性词语是对特定的反社会行为的概括，如：贼、恶棍、流氓、娼妓、骗子、疯子、暴徒、强盗、奴才、走狗、歹徒、无赖、告密者、吸血鬼、大草包、无耻之徒，等等。如果用来谴责恶人做坏事，名实相副。但是如果来侮辱罪犯，那就有贬损人格的意味，就构成了对罪犯人格的侵害了。
人格尊严是一项普遍的、平等的权利，所有自然人，不分性别、年龄、职业、民族、职务、贫富、贤不肖、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等等，他的人格尊严都是同等的、不容侵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