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嫁女倾家**产却与“婚前财产公证”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其实，婚前财产公证没什么可讨论的，在最讲道德伦理的古代，早就有成熟完备的婚前财产公证的法律制度。宋朝时，父母在嫁女儿之前，也会替女儿立好婚前财产公证，以便一旦离婚，女方的嫁妆及嫁妆换钱后置办的房子等财产仍归女方所有。
“离知”是宋朝的法律术语，也叫“两离知”或“离”。大家都知道，休妻一般是男方主动，而“离知”则是男女双方平权，相当于现在的离婚。
宋朝时期规定，男女双方如果闹离婚，女方当初陪嫁过来的嫁妆仍然全部属于女方，不管婚后男方给了女方多少钱，也不管夫妻双方婚后担负了多少债务，都不能用女方的嫁妆去还。
同样，离婚时女方不得拿走男方的一点家产，只能拿走原本就属于自己的嫁妆。
宋朝时期的嫁妆是一个相当特殊的财产种类。嫁妆并不是单独注册在妻子名下的产业，官府要求财产都要以户为单位登记在男户主名下，不管实际上他是否活着。然而，虽然女方的嫁妆全部要登记在男户主的名下，但是具体的产业则要求明确地标示出来，这个事实关系到对嫁妆的恰当使用，不仅女人有生之年有权掌管它，而且还与确立的所有继承人有关。
在兄弟同财共居时期，妻子的嫁妆被视为“妻财”，分家时不在分割的范围内；在夫妻“离知”时，法律将保护女方的婚前财产，即嫁妆或嫁妆换钱后置办的房子、田地等财产仍归女方所有。
南宋时期有一个姓陈的老头，一纸状纸把他的儿媳蔡氏告上公堂，言其儿媳蔡氏把他家的田地多少多少亩和3间房子卖了，他要追回这个损失。判案的官员调查之后发现，这些田地和房子是蔡氏以前用自己的嫁妆换了钱后买的，后来又把它们卖了，而陈老头却说儿媳妇嫁到自己家，房子就是自己家的。
最后，这个官员依照宋朝的律例判决说，凡是女方用自己嫁妆购买的田产，包括从自己娘家陪嫁过来的田产，都不属于男方家族，不管婚前还是婚后，都是女方的个人财产，因此判决陈老头败诉。
不仅如此，这个主判的官员还给蔡氏写了一个证明，叫“田宅契”，相当于今天的土地证和房产证，官方证明这个田产就是属于蔡氏个人所有，“以杜绝他日之争”。就这样，这场官司就此息事宁人。
宋朝的法律有效地保护了在婚姻中很容易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方。
婚前财产公证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保护了妇女的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反过来，妇女也不得染指夫家的财产。
要知道，古代的妇女是不事生产的，不生产，也就没有新的财富，所以说，真正一辈子属于妇女自己的财产，只有婚前陪嫁过来的嫁妆。女方父母怕女儿去了婆家受欺负，或嫁妆少了在姑嫂之间无地位，都拼命地增加陪嫁，所以宋朝姑娘出嫁，往往带着大量的土地和房子。
因此，宋朝嫁女陪嫁甚丰，与历代相比，宋朝人的财富相对比较富足，所以宋朝人很要面子，做什么都讲排场，所谓“风俗奢靡，日甚一日”，在婚嫁方面更是花样百出。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女子的嫁妆越来越多，不仅有家具、首饰、铜钱，还有土地、房子，有时候多得吓人。特别是有钱人家嫁女儿，那陪嫁绝对是“富二代”的标准，动不动就是多少间房、多少亩地。
由此看来，也难怪贵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老先生，嫁个女儿都快倾家**产了，毕竟苏老先生是个文化人，自然比不得那些官二代、富二代了。
嫁妆如此厚重，相比之下娶媳妇的彩礼自然逊色多了，范仲淹老先生有一条家规，可以很明确地说明这个问题。
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曾任宰相这样的高官，自然积蓄不少。范仲淹发家之后，一个人把整个家族全养了起来，家族里不管谁家办红白喜事，都是范仲淹出钱资助。为了做到不偏不向，范仲淹定了一个规矩：凡是族里男孩娶亲，彩礼都要按20贯的标准去送；凡是族里女孩出嫁，嫁妆都要按30贯的标准去置。很明显，给女孩办嫁妆要比给男孩送彩礼负担重。
按照当时的购买力来换算的话，范仲淹所说的1贯大致相当于现在的4000元，20贯即8万元，30贯即12万元。也就是说，在范仲淹的家族里，男孩娶亲需要送8万元的彩礼，女孩出嫁则要带12万元的嫁妆。
可以说，嫁个女儿比娶个媳妇贵多了，如此反差巨大的性价比，更是给重男轻女的学说增添了市场。
现在，这些问题也出现了，最高法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三）》征求意见稿。根据意见稿，婚前所买房屋将可能成为个人财产，而非夫妻共同财产。这条意见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和热议。人们觉得现在的婚姻就是“爱情买卖”，一切都被物质化了。
虽然婚前财产公证能够省却很多的麻烦，但是带来的麻烦也不少。抛除夫妻之间的信任问题，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都不是好事。
未婚者在选择婚姻的道路上，需要更多的理性，毕竟，只有最适合的才是最好，如果两人合不来，钱再多有什么用呢？家和才能万事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