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闻(1/3)
一、关于古代的“卖官卖官”
《官场现形记》中出现了很多卖官鬻爵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卖官鬻爵并不鲜见。追溯起来，首开卖官先河的乃秦始皇嬴政。秦汉时期，买官卖官名气最大的当属曹操的父亲曹嵩。当时已继袭了老爸曹腾“费亭侯”封号的曹嵩，为了“侯升公”，用两吨半黄金买了个太尉。东晋以后，官员多头戴乌纱帽，演变到明代，“乌纱帽”一词便成了官员代称，卖官因此被民间讥为“卖纱帽”。
【秦朝】
《史记·秦始皇纪》中说道：“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当时蝗灾大疫，秦始皇下令，准许百姓交纳粟米够千石者，晋爵位一级。即每交纳1千石粟，可以授予爵位一级。
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秦国首次变法时制定20级爵位。那么买到一个爵位需要多少人民币？秦朝买官不用钱，需要上缴粮食。所以我们需要换算一下。有学者已经算好了两者的等价关系，我们来看一下：“粟不能直接食用，去皮后才是可以食用的小米，粟、米之间的比例约为1比0.6，1000石粟便是600石小米，换算成现代计量单位，约为21吨小米。按目前的小米的行情折算成人民币，
【汉朝】
汉代买官卖官达到新的高峰，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朝廷开卖武功爵。但仅买到第八级的“乐卿”，爵位没有什么实权，仅是一个名称，买者较少。为了更好地充实国库，朝廷便给买武功爵的人试着授以“实权”。价格从第一级17万铜钱，每级多加2万铜钱，1个铜钱就是现在说的1文；1万铜钱在当时等值于1斤黄金。这样算来，17万金就是17斤黄金，相当于现代的8.5斤黄金。以每斤黄金约17.5万元的价格换算，一级武功爵要花费人民币148.75万元。
汉灵帝更将买官卖官市场化，专设卖官“批发部”，想买官却又没钱者甚至可以“打白条”上任。在自己的后宫专门开辟了“宫中市”，效仿民间的市场。
【唐朝】
唐玄宗登基后，努力扭正前朝以来卖官鬻爵的弊端，削除冗官，调整官吏队伍的组织结构。但是私底下，背着皇上，官员“卖官鬻爵”现象越来越严重。唐朝韦皇后和她女儿安乐公主联手卖官，只要交上足够的银两，母女俩就用皇帝的名义通知中书省发布“任职书”唐昭宗时的韦贻范拜相，靠封官许愿的手段捞钱，货未出手，先收订金，其部下刘延美为从他手中买官借了巨额高利贷。可没等到兑现，韦贻范的母亲病死。依制丁忧三年，免职回家守丧。那些买官者纷纷吵上门来，要求退还买官钱。韦贻范无奈，守丧仅一月，便迫不及待要求提前恢复相位，好给那些买官债主封官晋爵。
唐爆发“安史之乱”，“卖官鬻爵”又由皇家出售。唐肃宗李亨即位后，因“军用匾竭，常赋莫充”，于是乃于江淮、蜀汉地区诏权率贷及卖官爵，“以补时用”。
【清朝】
到了清朝，官职已成为一种商品。“卖官鬻爵”也有了新的名称“捐纳”。捐官（捐纳、捐班）即为清政府公开推行的用钱买官制度。清时期规定，除八旗户下人、汉人家奴、优伶等不得捐官外，其他人只要有钱，不管是偷、抢还是合伙凑的银子，也不管是市井无赖还是地痞流氓，只要够数，便可一手交钱一手交官职，而且货真价实。嘉庆年间就出现了比较滑稽的买官事件，《清史稿》载：“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五月丁亥，刑部疏，审明知府王树勋即僧明心，蒙混捐保职官。得旨：枷号两个月，遣戍黑龙江。”和尚花钱买官当市长，这让嘉庆很恼火，遂将和尚发配到边疆。
而卖官捐纳名目也繁多，赈捐、军火捐、海防捐、工捐、米捐、茶捐，等等。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下诏鼓励富户捐纳，仅山西一省，捐县丞的有12000人。乾隆时，还出现过白米20石可捐一个县丞。
清朝中叶始至清末，清朝的捐纳制度出现了合法化。捐纳可分以下四种：一是“捐实官”，只要捐了钱，即可到差或待机补缺；二是“捐前程”，即付了钱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即使一时补不上实缺，也可穿相应级别的官服，使用相应级别的车辆；三是捐考试资格，即付了钱即为监生，有了考举人的资格；四是“捐升迁”，即小官可以花钱买顶大乌纱，因犯错误被革职而丢了乌纱的，也可以花钱买回乌纱，官复原职。
二、历史上的治水名人
《官场现形记》中有涉及到治水的失败事件，中国是农耕国家，水利对农业有着重大的意义。我国是河湖众多的国家，所以治水在我们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由于受季风气候的影响，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匀，各大江河流域洪涝、干旱灾害发生频繁、严重的国家，在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其中发生洪涝灾害的年度有两千两百多年。各朝各代政府也都非常重视治水（河务），因为水灾不但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如果救灾不及时或不恰当，还会使大量的灾民变流民、流民变暴民给社会经济、人们正常生活带来巨大损失，甚至而因此产生动乱，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治水意义重大。
下面列举一些中国历史上在治水方面取得较大成就的名人。
1.禹
禹，中国传说中古代部落联盟领袖，是中国最早治理大洪水的领袖人物。
帝尧时，中原洪水泛滥造成水患灾祸，百姓愁苦不堪。帝尧命令鲧治水，鲧受命治理洪水水患，鲧用障水法，也就是在岸边设置河堤，但水却越淹越高，历时九年未能平息洪水灾祸。接着禹被任命为司空，继任治水之事。
禹立即与益和后稷一起，召集百姓前来协助，他视察河道，并检讨鲧治水失败的原因。禹总结了其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改革治水方法以疏导河川治水为主导，利用水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疏通了九河。治水期间，禹翻山越岭，淌河过川，拿着量测仪工具，从西向东，一路测度地形的高低，树立标杆，规划水道。他带领治水的民工，走遍各地，根据标杆，逢山开山，遇洼筑堤，以疏通水道，引洪水入海。禹为了治水，费尽脑筋，不怕劳苦，也不敢休息。他亲自率领老百姓餐风露宿，过家门而不入，整天在泥水里疏通河道，把平地的积水导入江河，再引入海洋。经过十三年治理，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取得了成功，消除中原洪水泛滥的灾祸，至今为人所传颂。
2.孙叔敖
孙叔敖（公元前770—前476年），楚国期思（今河南淮滨期期思）人，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水利家。公元前605年，淮河洪灾频发，孙叔敖毛遂自荐，主持治水，倾尽家资。历时三载，终于修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期思陂，借淮河古道泄洪，筑陂塘灌溉农桑，造福淮河黎民。后来又修建了安丰塘等大量水利工程，其周长120许里，灌田万顷，迄今2600多年一直发挥着灌溉效益。
3.西门豹
西门豹，河北人，战国时期魏国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水利家。魏文侯时曾任邺令，初到邺城时，看到这里人烟稀少，田地荒芜萧条，一片冷清，百业待兴，于是立志改善现状。后来趁河伯娶妻的机会，惩治了地方恶霸势力，随后颁布律令，禁止巫风。同时，他又亲自率人勘测水源，主持修筑引漳十二渠灌溉工程，在漳河上建无坝取水枢纽和12座低溢流堰，引出12条灌渠，既减少了河水泛滥之祸，又肥沃了土壤，使大片田地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引漳十二渠经人们的不断整治，灌溉效益一直延续到唐代至德年间，有1000多年。西门豹死后，邺地百姓在他治水的地方兴建了西门豹大夫庙，宋、明、清三朝还为他树立了碑碣。直到现在，河北临漳地区还有一条渠道叫西门子渠。
4.李冰
李冰（约公元前302年—前235年），秦昭王灭周后，任蜀守。期间，李冰治水，创建了奇功，其建堰的指导思想，就是道家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他征发民工在岷江流域兴办许多水利工程，其中以他和其子一同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为著名。几千年来，该工程为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奠定坚实的基础。后世为纪念李冰父子，在都江堰修有二王庙。都江堰也成为著名的风景名胜。领导兴修了一批水利工程，其中最主要的是都江堰工程。都江堰工程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灌溉效益。为纪念李冰，早在唐代就兴建了李冰祠。
5.王景
王景（约公元20年—90年），琅琊不其（今山东即墨县西南）人，东汉水利家。自幼“广窥众书”，学识渊博，掌握多种技艺，尤其热心于水利工程建设。永平十二年，汉明帝召见王景，询问治水方略。王景全面分析了河汴情形，亲自勘测地形，规划堤线。先修筑黄河堤防，从荥阳（今郑州北）到千乘海口（今山东利津境内），长千余里，然后着手整修汴渠。由于黄河溜势经常变化，如何保持取水的稳定是一大难题。汴渠位于黄河以南平原地区，黄河南泛时往往被冲毁。黄河汛期时，引水口控制不好，进入渠内的水过多，汴渠堤岸也有溃决危险。王景在对汴渠进行了裁弯取直、疏浚浅滩、加固险段等工作后，又“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全部工程在次年夏天完工。明帝在完工后亲自沿渠巡视，并按照西汉制度恢复河防官员编制。王吴等随从官员，都因修渠有功升迁一级，王景则连升三级为侍御史。后人对王景“河、汴分流”，固定了河道，给予很高的评价。历史上对王景充满了赞扬之词：“王景治河，千载无患”。
6.范仲淹
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出生在一个贫苦农家，两岁丧父。他从小有志，发愤读书。26岁中进士，开始做官。文官至参知政事，武官至枢密副使，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倡言。他在水利方面也作出了不朽业绩。在出任泰州时，征调民众4万多人，重修捍海堰。自天禧五年（1021年）至天圣四年（1026年）完成，新堤横跨通、泰、楚三州，全长约200华里，不仅当时人民的生活、耕种和产盐均有了保障，还在后世“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人民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遗址迄今犹存。
景祐元年（1034年），苏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滥，积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弃，农耕失收，黎民饥馑困苦，范仲淹出知苏州后，根据水性与地理环境，提出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导流太湖，注入于海的治水计划。范仲淹以“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经画，不但获得时舆的赞扬，还泽被后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两浙职守，都依照这个模式去整治水患。
7.王安石
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江西抚州人，北宋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所主持的变法，在历史上有较大影响。变法期间，他制订了发展农业的各种新法，其中《农田水利约束》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农田水利法。《农田水利约束》的颁布和实施，大大调动了全国人民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形成了“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堰陂塘，悉务兴复”的喜人景象。许多地方在新法的彭励下，自动组织起来，大兴农田水利，形成了一次水利建设**。
8.郭守敬
郭守敬（公元1231年—1316年），河北邢台人，元代杰出的科学家，对天文、历法、水利三方面贡献很大。中统三年（1262年）提出修治燕京附近运道、开发邢台、磁州农田水利及豫北沁河、丹河水利等六项建议，这些建议得到元始祖忽必烈的称赞，并被任命为“提举诸路河渠”，受命负责河流与渠道的整修、管理事务。中统四年（1263年），郭守敬因兴修水利有功，升任副河渠使。1264年在西夏地方行政长官张文谦的支持下，在宁夏等地修复、新建了数十条引黄灌溉渠道，并修建了许多水闸。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唐徕渠、汉延渠等十几条渠道就是当时重修的。次年郭守敬升任都水少监，协助都水掌管全国的水利事务。回到大都后，郭守敬提出重开金口河，以引浑河（今永定河）之水入大都，兴漕运与灌溉之利。至1266年，全面整修了金口河，使这条旧渠道起到了既能灌溉又能漕运的作用。至元八年（1271年）郭守敬升任都水监，掌管全国水利工作。元十二年（1275年）元朝庭开始修筑京杭大运河，郭守敬奉命勘察了今山东西南的泗水、汶水、御河等主要河流，设计了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河道线路，为运河全面沟通奠定了基础。至元十三年任工部郎中，不久又调至太史局，负责制订新历法。至元十七年完成了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最精确的《授时历》。郭守敬还研制成功了近二十种观测天象仪器，组织实施了规模宏大的“四海测”计划。提出了以海平面为地形测量的基点的科学理论及“海拔”的概念。元二十八年复任都水监，修复通惠河工程。至元三十一年任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郭守敬是与张衡、祖冲之等人齐名的我国古代八大科学家之一，是十三世纪末登上世界科学高峰的杰出人物。
9.潘季驯
潘季驯（公元1521年—1595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明工治河专家。30岁中进士，嘉靖末至万历中，4次任总理河道大臣，历时近10年，一次又一次的治黄实践，使他从一个对黄河和河工技术一无所知的人，逐步磨练成一位治河专家，被比誉为“千古治黄第一人”。如果说他首任河官初识水性，二任河官则已深知堤防的重要性，三任总理河道时，他形成了“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思想并付诸实践，四任河官时，潘季驯就总结前人经验结合自己大量的实践，形成了他的治河理论，对以后治河有很大影响。
三、晚清著名土匪
《官场现形记》中出现许多土匪祸乱的现象，晚清时期由于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存在匪满为患的景象，下面让我们来看下晚清时期都有哪些为人所知的土匪。
1.张洁宝
张结宝，又名张占彪，白族，1899年生于云南兰坪，民国时期活跃在滇西北杀富济贫的著名土匪头子，颇有争议的传奇人物。
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父母双亡后，他随祖母到鹤庆西区牛街逃荒度日，他大姐嫁在牛街一户人家做童养媳，哥哥去当兵。祖母病死后，经人介绍张结巴到焦石洞瓦房村汉炳林家做养子，当时他九岁。开始几年，他放羊、砍柴，倒还听话。长大之后，性格倔强，行为乖张，不听汉家管教，甚至在山上把羊杀吃光了也不回家。汉家起了甩掉他的念头。此时恰遇邓川县里招募兵员，经人介绍去顶替一个叫“张占彪”的人应募当兵的名额，后来他就用张占彪这个名字，因他说话口吃，人们给他起一个外号叫张结巴。
入伍后，分配到邓川常备队服役。他已习成了飘游浪**，桀骜不驯的生活作风，受不了军纪的约束，常常任意四出游**，不假外出。有一次他约了几个人到酒馆喝酒，酒家女殷勤招待，他便以酒装醉，动手调戏酒家女郎。旁人看了不顺眼要与他评理，他竟动手把酒馆砸得稀烂。回队后受到严厉斥责，并挨了四十军棍，关了一个月禁闭。一天夜里，他用匕首戳死了卫兵，拐带了枪枝，越墙而逃。逃出邓川常备队后，回到焦石洞，纠集了与他平时相好的长毛老二、尖嘴老三等五、六十个人，打制了一批长矛、大刀、匕首等武器，正式当上了土匪。
1921年，有一个叫朱石宝的匪首带领三五十人的匪徒，在鹤庆、洱源、邓川、大理等县的边远山区占山为王。张结巴率十多个铁杆匪徒先投到朱石宝门下，后来朱被罗高才杀死，他又带领其匪徒投入罗的队伍。罗是洱源县保卫大队的大队长，张结巴就被委任为保卫副大队长之职。但他是个心怀叵测、野性难驯的狡徒，岂能够甘居人下，受人管辖。于是他伺机反出了保卫队，纠集流散匪徒，仍旧去占山为王，四处抢劫。
924年农历九月十三日，匪首张结巴带领大批匪徒，从松桂西南的马耳山下来，沿路烧杀。此后不久，张匪又抢劫了长头地区，以抢长头村的“文彩号”刘文斗家为名，除抢走一些财物外，还在各村掳去了男女一百三十多人。有的被杀，多数用钱物赎回。
1926年农历四月初八日早上，张结巴以抢劫金翅河李百万（李鸿康）家为名，洗劫了村中农民的财物，并在沿途各村掳去男女人质数十人，先后被杀死的有十余人。有一位妇女因产后不久，走路跟不上，被匪徒杀死。其他人质多数先后用钱赎回。张结巴还派人到各村威逼摊派银粮，少数有姿色的妇女被扣留在山上，匪乱平息后才得救回家。
1927年上半年，云南军阀争权夺利的混战加剧。张结巴虽为唐继尧的“北伐后援军”的旅长，但并不卖力作战，只要见势不好，他即拉走队伍避战。唐军失败后，龙云势力尚未到达滇西，大理暂时成为一座空城，张结巴乘隙进驻大理。称霸滇西是张结巴久已蓄谋的，乱世之中他忽而匪，忽而兵，保存扩充了力量。为了盘踞此城，他进城后不烧不抢，反而一反常态，下令不扰民，实行公平买卖，使提心吊胆的大理人民暂时安定下来。
不久，在诸军阀角逐获胜的龙云，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肃清地方匪患，派出一零一师张冲部来到滇西，剿灭土匪。张结巴慌了，不知张冲此来是吉是凶，当下与众人计议，决定以掷杯为号，大杀一场，但最终还是敌不过龙霖团长与赵源清营长的里应外合。1928年，横行滇西肆虐多年杀人如麻罪恶罄竹难书的恶匪张结巴匪帮彻底被消灭了。
2.张平
据相关资料记载，张平可以说是最为凶狠的湘西土匪，从小家境丰裕，生性顽劣，去私塾念书时，先生的戒尺惩罚不了他，反而为他所执。先生批评他时，他居然抓起墨砚砸向先生。先生向其祖父告状，反为其祖父骂得狗血淋头。16岁那年，他弄了一支汉阳枪杠着，成天出入乡里，狩猎山林，乡民见了唯恐避之不及。一次，因为田产纠纷，张平谋杀了他当乡长的叔父，于是便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操起了土匪生涯。
为匪之初，张平便烧杀**掠，无恶不作，甚至连自己的婶娘也不放过，乡邻张廷富劝他不要乱了天伦，他怀恨在心。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张平带几个匪徒摸进张廷富家，见人就杀，一口气竟将张廷富全家七口统统杀死。为扩张匪势，张平看准了鸦片能赚钱，便强令乡民种植罂粟，向他们缴烟土，他即用这些烟土换取枪支。不到两年，张匪人枪倍增，凶焰愈盛，经常窜扰到周围的村镇洗劫。老鸦浦一户农民交不出大烟税，张平便将他的婴儿用刺刀挑起，钉在墙上观赏婴儿四肢颤动，狂笑取乐。张平嗜食猪舌，周围的人杀了猪必以猪舌相献。邻县沅陵相木溪一姓向的农民，春节杀猪忘记给张平留着猪舌，被张平抓到李家洞问罪。张一刺刀戳进向的嘴巴，取人舌以代之。
据有关资料统计：张平为匪以来，其部杀害的群众达3000之多，为其奸污者不计其数。张平靠当土匪发家，到1949年，家中已有田1960亩，田地契约装了满满一大皮箱。此外还有烟桐、茶山几千亩，每年收桐、茶油上万斤。
张平在李家洞和古丈县城内分别修了富丽堂皇的楼院，且在金华山修筑了别墅式碉堡。家中养了106个枪兵，其中有专门为张平保镖的手枪队；有专门搞情报的特务队。
张平被宋希濂收编之后，领得了军装，便给其部下换了装，很有点正规军的气派了。但部队匪气难改，依然四处打家劫舍。沅陵“三、二”事变后，张平赶走了古丈县县长，便取而代之。
1950年2月底，47军422团、416团和军直共六个营的兵力合击张平。张率2800余匪固守李家洞老巢，3月3日被一举攻破，张化装逃脱，在3月4日至20日连续16天的追击中，张平匪部被全部击溃。张只身逃出与保靖，龙山匪首联系未获帮助。在部队和群众日夜清剿下，7月10日饿极的张平被击毙于杨家岭水田中。随后被搜捕者割下首级，拿到县城悬挂示众，两天后送至沅陵城，悬于中南门数日后，才被人扔到沅江里喂鱼去了。张平果然得了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3.姚大榜
姚大榜，字必印，号占彪，1882年生于湘西晃县（现新晃侗族自治县）方家屯乡杨家桥的牯牛溪。当时国民政府无能，对地方管制无力，社会秩序基本靠民间的帮派、土匪维持。对他来说，当土匪并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
姚大榜原来并不叫“大榜”，因为他小时候长得浓眉大眼，楞头楞脑，两腿滚圆，两个膀子尤其粗大，父母特别疼爱他，就叫他为“大膀”，“膀”、“榜”谐音，因此得了“姚大榜”这个名。
姚大榜长大成人后，外表看上去特别凶恶。由于一个哥哥早先夭折，姚大榜自小便被视作家中的独生子，娇生惯养，少年的时候就养成了好逸恶劳、吃喝嫖赌的坏毛病。他读过私塾，认得几个字，看了些杂七杂八的书，但好的没学会，却把绿林好汉杀人越货的那一套本领学会了，并把那些杀人的草莽英雄称为“强人”，萌发了要做“强人”的念头。
姚大榜16岁时，进入贵州讲武学堂学习。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套耍刀弄枪的本领，并且行走如飞，登山如履平地。有一次，他和手下几人从芷江回晃县路中，看见一条狗在前面跑，便问手下：“谁能把前面的狗抓住？”众人个个摇头，以为他是说着玩的，谁想姚大榜卷起衣袖，三步并两步向前追去，不一会儿便将狗抓回，手下见了都惊愕不已。
姚大榜杀人越货，整天生活在紧张的气氛之中，养就了机灵、诡黠、奸诈和不轻易相信别人的特征。为了免遭不测，他每晚睡觉前，总是把线香切成几寸长一段，将一截点燃捆在手指或脚趾上，作为他的报警器。等香烧到手或脚烫时，他便惊醒更换睡觉地方，往往一夜间转移好几个地方使偷袭者无从捉摸。这也是他家世代为匪的传家宝。他与人说话，也总手不离枪。
1949年冬，人民解放军进入晃县剿匪，敲响了姚大榜的丧钟。姚大榜拒绝人民政府和军队的政治争取，伙同其他匪股拼凑“芷晃剿共游击总队”，负隅顽抗，其长子姚应科曾就读于贵阳大学，思想进步，劝他放下武器接受宽大处理，他非但不听，还破口大骂姚应科是逆子，说：“人说虎毒不食子，今天我就要吃了你。”说完掏枪就要打，幸亏手下有一人抬高了他的手腕，姚应科才得以活命。
1950年八、九月间，解放军发动“雪凉合围”一役，将蚁集在湘黔边界凉伞的5000名土匪予以歼灭性打击。在随后的壕庆湾一战中，姚的人马几乎丧尽，家当输光，姚仅带几十名匪徒到达十家坪，在此他又集结了一些散匪，妄图到六龙山继续作恶。当晚，在渡河时，遭到解放军的猛烈射击，姚大榜落水而死。
4.郭清
郭清，字井泉，乳名玉宝，1906年出生于河北省临漳县柏合乡大营村一个地主家庭里。父亲郭廷玉，是个与土匪素有来往的青皮混子。郭清5岁时，父亲去世，留下他和母亲、妹妹三口人。10岁时在本村入私塾。由于娇生惯养成性，不守学规，爱打架斗殴。14岁就辍学，开始赌钱，钱赌光了就去偷，后来因钱输多了，只靠偷解决不了问题，就去抢劫。从此，郭清率匪帮到处流窜，后来与土匪赵金华、宋天成相识并结交，三股土匪合成一股，横行霸道。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南逃，地方治安更加混乱。郭清趁机在漳河南油房村设立据点，安起大锅，很快就收罗了地方民枪六七百支，又联合程希孟、大根、老殿成立了土匪总部。
1936年到1946年，郭清匪部活动频繁，抢劫成风，绑架肉票，**妇女，胡作非为。
1939年10月，日本为了利用土匪武装“以华治华”，成立“安临特别警备司令部”，任命王自全为正司令，郭清为副司令，郭清还兼任临漳县日伪二、三区区长。从此，郭清由土匪变成汉奸，公开与八路军为敌，对无辜百姓实行残酷迫害。
据1946年不完全统计，郭清在临漳、成安、魏县三地就残害7000多人。
1947年春天，为打破蒋军对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我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发动了豫北战役。4月间我军攻克柳园，5月6日解放崔家桥，大军直指安阳。郭清率部从柳园败逃后，先驻安阳桥，退守袁宅，又到郭家湾，被国民党安阳驻军任命为“河南省人民自卫队第二纵队”纵队长。5月底，我攻城大军撤出战斗向晋西南挺进。安阳改由地方部队进行围困。在此期间，我方派临漳县知名人士郝庆祯连续三次进安阳做争取郭清的工作，郭最后翻脸，郝几乎有去无回。相反，郭清连续派人对我方偷袭、骚扰，破坏我地方政权建设和土改运动，反动气焰异常嚣张。
1948年9月，国民党驻安阳军第四十军以参加徐州会战为名，撤离安阳。同时，任命郭清为安阳城防司令，统率王三祝的三个团，王景昌的两个团，刘乐先的一个团，程万福的一个营，郭清本部一个团，加上四十军一个辎重营和一个卫生担架队。国民党军让郭清困守安阳这座孤城，用这些土匪部队当炮灰，以期保住这个前沿阵地。
1949年初，三大战役结束后，我华北地区除了太原、新乡、安阳三个孤城外，全都解放。这时驻安阳的冀豫边区“清剿”总指挥赵质臣和副总指挥郭清等辖多股地主武装，凭借安阳坚固的城防工事，孤注一掷，作困兽斗。
1949年4月，我四野十三兵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围攻安阳。在扫清外围据点之后，于5月5日黄昏开始攻城，6日黎明爆破城墙成功，总攻开始，各部先后从北门、大西门突进城内。8时许，全城解放，歼敌14190人。敌副总指挥兼安阳城防司令郭清，在我军突进城内后，带了几个护兵从仓巷街逃至东门，受到解放军的阻击。后向南窜出，进了聂家院南屋，被我军包围。郭自杀未遂，后被击毙，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5.驼龙
驼龙，原名张淑贞（或素贞），东北辽阳人，1901年生于农民家庭，16岁跟人私奔至宽城子（长春），被骗卖入妓院，因无力逃脱，只得随遇求生，遇到王福棠，自称“仁义军”、报号“大龙”的绺子大当家，二人情投意合。
1919年，土匪“大龙”绺子的人要从“金玉堂”妓馆里赎她，老鸨子死活不肯，因为张淑贞是她的摇钱树。于是大龙决定绑票。一天，老鸨子领着她的独生子去逛庙会，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大龙的人就把孩子给绑走了。后来，“花舍子”（匪帮里的联络官）给送信，老鸨子心疼儿子，只好舍出张淑贞。
张淑贞被救出来后，二人结为夫妻，她也就成了压寨夫人。习枪练马，敢爱敢恨敢作敢当，成了大龙绺子里出名的女匪，带着2000余人经常活动于滨江道所属的五常、榆树、双城等县，并骚扰德惠等地，纵匪劫掠，烧杀**，残害百姓，成为当地的公害。
当时，张作霖部下李杜担任吉林省警备司令和长春戒严司令，多次率部剿匪，劝降了“老白龙”招安，改编为部下，维护地方百姓的安定生活。
民国十二年（1923年）10月5日，“仁义军”首领大龙和驼龙纠合“爱国”、“九龙”等几个土匪绺子，三十来个人就在凌晨4时许“打窑”，偷袭吉林德惠万宝的乱石山善人屯。这就是哄动东北一时的剿匪事件——兵打乱石山。
这时德惠地方保卫团早已成立，官府打击土匪的力度加大，长春保安队与纪家大院家丁里外夹击，土匪伤亡惨重，险些全军覆没，只好逃跑，还将因伤重而死的头目“大龙”丢弃在荒郊野外。
眼睁睁看到“大龙”死在德惠，连尸首都带不回来，驼龙伤心透了，发誓要报仇血恨。此后，驼龙自任这伙土匪的“大当家”，并报号“驼龙”，因其枪法较准并传说双手用枪故又有“双枪驼龙”之称。
1924年秋天，坨龙按照事先计划的路线，先砸开了纪家大院的窖子，后把柳条沟等大大小小的村落都蹬了一遍，最后以迅猛的势头席卷了东荒地，制作了历史上著名的东荒地血案。但最终寡不敌众，驼龙的队伍被多次包围击溃。驼龙叹了口气，命部下分散撤离，化整为零，自己乔装改扮，混迹人间，甚至重返妓院，抢当铺、劫富豪、大闹长春城。
李杜派得力部下侦访得知驼龙隐匿妓院，重操旧业，于是在1925年1月8日这天，派绿林出身的连长老白龙带部下，装成阔商包妓。驼龙照常接客，为老白龙宽衣，脱下猞猁皮袄。老白龙转身露出身份，“你认识我吗？跟我走一趟。”驼龙从容镇静，手伸向柜上皮箱：“我换件衣裳。”老白龙急忙扣住驼龙双手：“不必了。”于是喊来部下押解驼龙。之后打开皮箱，见有两支镜面匣子枪，子弹早已上膛，可随时一触即发。就这样，驼龙被捕，并于次日执行死刑。驼龙的土匪生涯，从妓院开始，又戏剧性地在妓院结束了。
6.刘黑七
刘黑七，原名刘桂堂，山东平邑县南郭泉村人。1915年，刘黑七23岁，与当地痞子共8人结拜为匪。按年龄，他排第七，皮肤又黑，故称刘黑七。他弟弟被称为刘黑八。他们在费县各村打家劫舍，发展到60多人。
1916年，鲁督张怀芝派兵剿匪，刘黑八被打死，刘黑七等逃往抱犊崮。1922年，刘黑七被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打垮，遂投靠最大匪首孙美瑶，并参加了1923年明的“临城劫车案”。事后孙美瑶受招安被杀。刘黑七与另一匪目张黑脸收容被遣散的匪众千人，在苏鲁边界为祸。不久，张黑脸南入江苏，刘黑七留在鲁南，到1925年已有千余人马，号“刘团”，自称团长，至1928年已达万人，横行于鲁南各县。
1925年至1928年间，刘黑七股匪在滕县、临沂、费县、蒙阴等地抢掳奸杀，罪行擢发难数。匪中歌谣说：“要使钱，上刘团”，“跟着师长到处窜，给个县长也不换”。刘匪对绑架来的人票极其狠毒。三五天不送赎金，即给其家中送去人票的一只耳朵或眼珠；再三五天，即撕票。撕票手段无不残酷之极。如将人埋入土坑，仅露头部，再用铁镐猛击颅顶，因被埋的人血液压向头部，故血花脑浆冲出老高，称作“放天花”。又如将人用铁丝捆紧，上身浇煤油点火，称“点天灯”。此外还有刀刺、刀铡、零刀削、活埋、剖腹、挖心等。
1928年以后，刘黑七忽兵忽匪，流窜华北七省，每到一地，均如此造孽。国民党二次北伐时，第二集团军的韩复榘驻许昌，见刘匪人多，便想收编。刘黑七收了韩送来的1.7万块银元和2000袋面粉后，认为韩的权势小，又改投第一集团军何应钦部，编为新四师，以“北伐先遣军”名义进军胶东，驻莒县，但匪性不改。
1929年2月，杨虎城率21师前往清剿，刘匪退往安丘、平度等县。第二年中原大战时，刘黑七投靠阎锡山，失败后逃往河北大名，依附于张学良、石友三，继续骚扰冀鲁豫边界。
1931年9月，河南省主席刘峙派兵攻打，刘匪逃回山东，招降纳叛渐至万人。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进剿无功，听说刘黑七极孝顺母亲，便抓来刘母，迫使刘匪归降。股匪编为“山东警备军”，韩任总指挥，刘任副指挥，驻高唐县。1932年6月，因刘部不听调遣，韩密谋解除其武装，刘匪重新叛出，过河北霸县时掘了韩复榘祖坟，遂北上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剿防无力与刘达成协议互不相犯。
1933年春，日军进犯热河，刘匪与日军勾结，被委任为第三路军总指挥，得到一批武器。6月间，他又转投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当了察东剿匪司令，乘机招编关外胡匪，形成以骑兵为主的匪队。他又向吉鸿昌表示愿意抗日，被任命为察省抗日同盟军十七路军军长。同盟军失败后，刘黑七部南下察、热、冀等省，于1934年初到河南，邻近各省先后调兵围追堵截，刘匪3000余人乃于3月中旬越过平汉线，直奔山东。
韩复榘闻讯调集近5个师
和民团在鲁西南重创匪部。刘匪仅余千人，便向韩请求收编，遭拒绝后，窜入泰山，准备南下返回蒙山老巢。在官军兜剿下，4月初刘匪仅余二三百人，逃往江苏赣榆县。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派兵迎击，刘匪搜罗当地土匪至500余人，回窜胶东。青岛市长沈鸿烈调海军出击，南京政府派飞机助战，刘黑七北逃高密、诸城、安丘，再南下苏鲁边界。残匪数十天奔逃作战，长发垢面，寝食不安，坐在马上昏昏欲睡。1933年4月22日，匪徒在临沂、莒县中伏，伤亡殆尽。刘黑七将残众交给手下师长刘怀志，自己只身逃到赣，买船遁往天津隐居。韩复榘倾全力追剿股匪近40天，仍未获魁首，对刘黑七的公仇私恨刻骨铭心。这年夏天，韩派特别侦探大队的刘耀庭和原刘匪教官徐一龙潜往天津行刺刘黑七。刘的脚和嘴中弹，4颗牙被打碎，却居然不死。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华北自治”，唆使土匪扰乱治安。刘黑七密令刘怀志率匪数百人到河北宣化，又募匪千余，于秋冬之际起事，入滦东为祸；第二年2月，竞南下保定、石家庄，被宋哲元、商震夹击。刘黑七再次匿居天津，部下则退往丰宁，于1937年春末被日本特务编成“大汉义军”，进犯绥远。
抗战爆发，刘匪返鲁，集旧部3000人投靠日寇，当上掖县皇协军司令；同时还任国民党苏鲁战区新编36师师长。
1939年，因与日军发生矛盾，刘黑七仓猝率500余人逃往蒙山抗日根据地投奔八路军。但转眼间，他又于1940年3月降日，并凭着熟悉地理环境，多次扫**我根据地。
刘黑七极为狡猾奸诈，他每日行踪、每晚宿地变幻莫测；还找了些体貌相似的匪徒做替身，伪顽杂牌军请他赴宴时，常由替身前往。有几次，八路军得到老百姓报告刘匪宿地，连夜奔袭，抓到的却是替身。还有两例足以证明他的狡诈。1934年刘黑七遭到韩复榘打击后只身逃跑，沿途官军严密盘查。刘见一青年农民推独轮车送母亲走亲戚，便上前攀谈，一路甜言蜜语，帮助推车、买点心，哄得老太太乐呵呵地认他做干儿子。遇到官兵时，老太太便称这是她两个儿子，使刘得以逃脱。抗战初期，刘匪在山东投敌，日军因他1933年投日得了武器后，旋即翻脸，故不愿相信他。他便找了个讨饭老太婆，给换上干净衣裳，送到日军那里，声称用亲娘做人质。日军也闻知他极孝顺，遂信之不疑。到1939年刘与日军反目，日军要杀人质，才知这个“刘母”是假的。
但无论多么狡诈，刘黑七最后仍难逃惩罚。1943年11月，八路军在费县东柱子伏击刘匪，刘黑七中弹毙命，结束了他作恶多端的一生。
四、古代通过贿赂产生影响的事件
1.琱生贿赂召伯虎
西周厉王五年，一位名叫琱生的贵族因大量开发私田及超额收养奴仆，多次被人检举告发。因为当时严禁开辟不用纳税的私田，也不允许多占奴仆，琱生的行为明显违犯了国法，按律当罚。为此，司法机关多次前往调查，朝廷也指派一个名叫召伯虎的人负责督办此案。于是琱生先是给召伯虎的母亲送了一件珍贵的青铜壶，请召伯虎的母亲以其在朝廷做大官的丈夫的名义，在召伯虎面前说情。后又送给召伯虎的父亲一个大玉璋。在召伯虎答应他的请求后，召伯虎得到了一件朝觐用的礼器圭。而“六年生簋”的铭文表明，到了第二年四月甲子的一天，官司有了转机。召伯虎告诉琱生，这场官司终于平息了，都是因为他的父母出面讲话，并把判决的副本送给生。琱生再次送给召伯虎一块玉作为报答。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例受贿事件。
2.白登之围
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韩王信在大同地区叛乱，并勾结匈奴企图攻打太原。汉高祖刘邦亲自率领32万大军迎击匈奴，先在铜辊（今山西沁县）告捷，后来又乘胜追击，直至楼烦（今山西宁武）一带。时值寒冬天气，天降大雪，刘邦不顾前哨探军刘敬的劝解阻拦，轻敌冒进，直追到大同平城，结果中了匈奴诱兵之计。刘邦和他的先头部队，被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7天7夜，完全和主力部队断绝了联系。后来，刘邦采用陈平的计谋，想从阏氏身上打主意，派遣使臣，乘雾下山向阏氏献上了许多的金银珠宝。
于是阏氏就对冒顿单于说：“军中得到消息说，汉朝有几十万大军前来救援，只怕明天就会赶到了。”单于问：“有这样的事？”阏氏回答说：“汉、匈两主不应该互相逼迫得太厉害，现在汉朝皇帝被困在山上，汉人怎么肯就此罢休？自然会拼命相救的。就算你打败了汉人，夺取了他们的城地，也可能会因水土不服，无法长住。万一灭不了汉帝，等救兵一到，内外夹攻，那样我们就不能共享安乐了。”冒顿单于问：“那怎么办呢？”阏氏说：“汉帝被围了七天，军中没有什么慌乱，想必是有神灵在相助，虽有危险但最终会平安无事的。你又何必违背天命，非得将他赶尽杀绝呢？不如放他一条生路，以免以后有什么灾难降临到咱们头上。”
冒顿单于本来与韩王信的部下王黄和赵利约定了会师的日期，但他们的军队没有按时前来，冒顿单于怀疑他们同汉军有勾结，就采纳了阏氏的建议，打开包围圈的一角，让汉军撤出。当天正值天气出现大雾，汉军拉满弓安上箭，从已经解除包围的一角慢慢地走出，才得以脱险。
3.明代宗贿赂大臣
明代宗朱祁钰为了换太子，贿赂大臣，而且成功了；立了他的儿子为太子，但是太子早夭。
朱祁钰召集内阁成员开会，当时的内阁成员共六人，分别是首辅陈循、次辅高毂、阁员商辂、江渊、王一宁、萧鎡，这六个人就是当时文官集团的头目。他们进宫拜见朱祁钰，行礼完毕后，等着听皇帝陛下有什么吩咐，但明代宗始终一言不发。等他们离开后，皇帝身边的太监兴安分别找到了他们，给他们每个人送钱。具体数额是：首辅陈循、次辅高毂每人一百两银子，其余四位阁员每人五十两银子。皇帝向大臣行贿，可谓是空前绝后，而行贿的数额竟然只有一百两！大臣不得不收下了钱，得知皇帝的意图，他们纷纷表示同意，并建议马上再立太子。景泰三年（1452）五月，朱祁镇的最后希望——皇太子朱见深被废，朱祁钰之子朱见济继任太子。
五、古代为官之道
《官场现形记》尖锐地抨击了封建社会末期极端腐朽和黑暗的官僚制度，那么在官场上怎样既能明哲保身，又能有益于国家社稷呢？下面让我们来看下古代那些书籍里讲的为官之道。
1.《予学》
由东汉著名学者许劭编著，它的价值不在于标新立异，而在于找到了决定人生成败的最本质的东西，而在此之前，人们或是茫然不知，或是不屑一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予学》的古籍整理便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它能促人改变观念，不仅仅以猎取和占有为能，而且要在“给予”这条更高的成功之途上多下功夫。这是建设文明和谐社会所必需的道德素养，更是对人对己都有利的处世谋略。
学古人“舍”与“得”、“予”与“取”的智慧，小予小成，大予大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中，《予学》的独特和价值都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作者站在一个令人惊诧的高度，对成功的奥秘做了最深刻的挖掘，揭示出了“给予”对人生意义产生的巨大作用；人生的质量由“给予”决定，“大成功需要大施予”。这个视角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更是惊世骇俗的。另一方面，《予学》从其深刻的内涵和严谨的论述，达到了思想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自成一家，特别是它所关注的问题，都是人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却又被人们忽视的，这就构成了《予学》作为一门学说，不仅哲理深邃、启人心智，而且适用面广、实用性强的鲜明特色。
《予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在强调“给予”的同时，告诫人们也要学会“不予”。这与《予学》的要旨并不予盾，而是事情的不同方面亦是成功所必需的。
2.《荣枯鉴》
《荣枯鉴》是一本经典的谋略著作。由五代宰相长乐老写成。五代宰相冯道一生仕唐晋汉周四朝﹐相六帝﹐因自号“长乐老”。《荣枯鉴》提供给人们的只是审视小人的一个独特的视角，至于如何定义小人、如何防范小人、并最终战胜小人、读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用曾国蕃的话说：“一部《荣枯鉴》，道尽小人之秘技，人生之荣枯，它使小人汗颜，君子惊悚……”其实，从《荣枯鉴》中可以发现，小人不是“惹不起”就能“躲得起”的，小人并非不可战胜的，小人的秘迹是有迹可循的，可以破解的，只有了解他，才可战胜他；洞悉其奸，才能防范在先，这是一部《荣枯鉴》给我们的启发。
3.《仕经》
本书为冯道原典，这篇文字虽有它的思想局限，但对掌握官场策略和技巧还是提供了很好的参考。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封建时代官场的权术。同时，它也具有一定的现实作用，通过它提供的内容，我们既可以识别官场中的某些机巧，又可以批判地继承其中的智慧。如对待上级，既要尊重，也要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对待下属，既要严格要求，又要适当宽松。这些都属于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范畴，即使在今天，也是适用的。至于其中的诈术，如果用于正当的地方，似乎也未尝不可。
4.《解厄鉴》
《解厄鉴》是一部十分罕见的经典著作，为北宋晏殊所作。它不仅立足于“解厄”，更关注致厄的根源。晏殊的官位和才华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几近他所处时代的顶峰。他入仕之后，一路升迁，最后位极人臣，官拜宰相。晏殊仕途如此之顺并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并不是缘于上天护佑，而是他深通解厄脱困之道的缘故。
5.《官术经》
北宋王安石著，《官术经》是对中国官场文化关于“术”之思想精华的集成，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伪术、媚术、攻术、守术、褒术、贬术、柔术、变术等等。每一个“术”字，它都关乎一个人的胜败荣辱：对于大人物来说，一个“术”字决定其是平凡还是伟大：对于一个平凡人来说，它决定其可成功还是失败。晚清大学士曾国藩赞叹道：“官术第一，世之仅见！”
6.《官智经》
这是明代名臣徐阶总结出的求迁、免谪、建功、化难、释疑、远谤、藏拙、去患，当属于为官“八智”。本书关注的问题具体，内容又极为丰富；文字不多却言简意赅，寓万千道理于其中，非常人所能道破。其理论高度和智慧深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不仅对为官者大有助益，对世人的影响也同样深远，与徐阶同时代的大改革家张居正就十分推崇，称其“道尽朝堂之秘，破尽宦海之机”。
7.《权经》
本书摘取张之洞守经用权的篇章言论，将其为官做人处世的真实故事娓娓道来，作为解读津梁，揭示其“权经”的内涵和奥妙，今人若能从中借鉴，也许裨益会出乎意料。
8.《官弈经》
《官弈经》是明朝重臣张居正的作品，它也是唯一一部专门论述官场博弈的古代典籍，由于张居正的特殊地位和显赫政绩，《官弈经》也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张居正是中古代唯一的顺风顺水改革家，他的成功秘要在《官弈经》中有多重展现。清代名臣曾国藩对《官弈经》研悟颇深，他说：“官之荣辱，尽在弈中。”
《官弈经》共分八卷，分别为道弈卷、术弈卷、阳弈卷、阴弈卷、强弈卷、弱弈卷、顺弈卷、逆弈卷。著名文史专家马树全先生在深刻点评原文的同时，又精心撰写了与之相关的历史事典。《官弈经》哲理深邃，见解高远，启人心智，实用性极强。
9.《败经》
《败经》是曾国藩十三套学问中仅为极少数人所知，却最具实用价值一部析败致胜的奇书，包含了曾国藩耗用近乎毕生时间对“败”的深刻理解和刻骨铭心的感悟，而这正是他何以历经千挫百折，一生涉危蹈险，却永立不败的玄机之所在。
六、李伯元为何遭追杀
《官场现形记》是我国谴责小说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直面社会而取得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也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全面批判封建官僚制度的长篇小说，首开近代小说批判社会现实之风气。
《官场现形记》写于1901—1905年，全书从中举捐官的下层士子赵温和佐杂小官钱典史写起，由30多个相对独立的官场故事联缀起来，所涉及官员大到中央大员，小到地方僚佐，高到名公巨卿低到佐杂小吏，无论正途出身还是捐班出身，无不写到，并将这些形形色色的官僚们的各种恶行丑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为升官而逢迎钻营，蒙混倾轧。他们或侵吞公款，贪赃枉法；或卖官鬻爵，大发横财；或名“剿匪”，实则害民；或冒名得官，寡廉鲜耻；或媚外惧洋，奴性十足。在李伯元眼里，这个官场是一个“畜生的世界”，作品犹如一幅封建社会末期官场的百丑图长卷，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惨痛的哀号“救救中国”，其情含泪带血，振聋发聩。
《官场现形记》在报纸上连载时，几乎震动了整个上海滩，“每一纸出，读者拍案叫绝”，有赞誉作者是“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有的比拟成“救世的手术师”；有的还夸赞是“锐眼的上帝”，这一切给李伯元带来声誉的同时，也被后来的追杀埋下了伏笔。
由于《官场现形记》在晚清官场上风行，写的又多是实人实事，所以震惊了衙门和朝廷。关于此书的种种消息，很快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朵里，于是，“慈禧太后索阅是书，按名调查，官吏有因以获咎者”。看来慈禧太后读到此书后很是生气，并把清末政令倒行、法纪废弛的责任都归罪到了官员们的腐败，胡来，不争气，她还把《官场现形记》当成了惩办官员的黑名单，按图索骥，抓人办人。
朝廷上的一些人对小说《官场现形记》恨得咬牙切齿。摄政王载沣就曾下令通缉此小说的作者，并令两广总督端方派人剌杀这个胆大妄为、扰乱社会的作者，取缔连载此作品的《世界繁华报》社。由于当时《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署名是“南亭亭长”，因而官府在通缉“檄文”中就扬言：凡抓到“南匪”就格杀勿论！
李宝嘉也不断收到了恐吓信，乃至子弹和砒霜等警告物。他遇险不惊，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世界繁华报》社（其创办人就是李宝嘉）化整为零。他本人迂回于英、法租界中“游击”办公，通过密友的关系，进行地下印刷。李宝嘉始终以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受挫不折，报纸一日未停。为显示大丈夫“站不改名，坐不改姓”的意气，将笔名干脆改为正名，并且以诗言志：“往日醒尘梦，尔今更抖擞；慷慨告天下，仍作不平鸣。”如此，李宝嘉和他的《官场现形记》终于躲过了劫难。
李宝嘉的作品除《官场现形记》外，还有《庚子国变弹词》也是一部写实的经典之作。《庚子国变弹词》是写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史称“庚子之役”），清政府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签字后，“海内沸腾，国人激于义愤。而议和照样糊成，以至当朝昏官骄侈**佚，敷衍塞责成风，演变成种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罪恶。”开篇就令人怵目惊心，推出清王朝杀戮无辜群众的场面：“这一杀，直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刽子手们似觉忘了人生还有父母兄弟姐妹，连自己却祖宗不识、六亲不认，鸡犬不如。”接着就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用氯气炮攻天津的惨无人道罪行和八国联军血洗北京城“一鼓破城恣抢掠，宝物尽入洋贼手”等残酷手段和种种罪行。李大钊对李宝嘉的《庚子国变弹词》评价甚高：“《庚子国变弹词》不但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信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受难史、帝国主义的侵略史。”
尽管李伯元因太过揭露封建黑暗而被追杀，可更多的是爱国志士的赞誉，柳亚子先生则盛赞他是“强项不低首，力作扫妖氛”。就连当时远在日本留学的秋瑾女士都寄来热情洋溢的勉诗：“剌破画皮促民醒，元群不愧轩辕孙。”国学大师章太炎为之亲题墓志铭曰：“一代爱国才子，千秋流芳人间”，可谓对李宝嘉传奇人生的盖棺之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