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即成功地把语言用作了分析的工具,前提是只要孩子能够开口说话。在漫长的分析过程中我们摈弃语言联想的原因是,孩子们并不能很自如地讲话,而且他们所遭受的焦虑仅允许他们用一种不那么直接的形式进行表达。既然玩具与活动这些原始的表征方式,对孩子来说是最主要的表达媒介,我们自然不会仅仅依赖语言工具来对孩子进行深度分析。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无论孩子年岁如何,除非他们有了完善的表达能力,否则分析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语言构建了通往现实的桥梁。
[17]我必须补充一点:在他历时278次的分析结束之后,他的困难已经消失,而且他的整个人格与气质都大为好转。他病态的恐惧和羞怯都去除了,重新成为一个快乐活泼的孩子。他克服了游戏中的抑制行为,和其他小孩的相处也变得融洽起来,尤其是和他弟弟。分析之后他的发展一直都很优秀。根据他最新的陈述,在治疗结束六年后,他在学校表现良好,对事物都充满兴趣,并且擅长运动。他也很听话,能够满足他这个年龄段儿童的社会要求。特别要注意的是,在他治疗过程中以及治疗后的几年内,由于家庭变故他还经受了一些额外的压力。
[18]我事先会从孩子的母亲那里了解孩子对于性器官和排泄过程的特殊称呼,并在治疗的时候用上这些称呼。但为了更清楚明了地说明案例,后面的案例介绍中我将不再用这些特殊的字眼。
[19]在第一章中,我提出了我的观点并陈述了理由,即儿童分析和成人一样,只有对病人保持纯粹的分析态度,分析情境才能被建立与维持。但在儿童分析中,在坚持这个原则的前提下,适当修正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如果一个小病人想要上厕所,但在家里他也不能独立上厕所的话,那我会跟着他去。但是我会尽可能少地协助他,以去除或尽可能去除这些协助中的关爱成分,因为孩子潜意识里总是想要获得关爱的。通过这么做,我在儿童分析中展示了一种友好的态度,得以建立和维系分析情境,这种态度在成人分析中也是必不可少的。病人从解析中获得的这种满足感及其深层动机必须服从于解析,另外,将这些满足感和动机与随后的联想或游戏联系起来也是很重要的。例如在彼得的案例中,他在厕所小便后说:“我正在尿尿,我有‘thingummies’呢。”然后继续玩马桶上男孩的游戏。后面的游戏行为有些细节值得我们仔细推敲,即他父亲的替代物(狗)不可以看男孩上厕所,但玩具女人可以看,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之前马上想小便,并希望我在场的原因。同样地,我也会透彻地分析为什么孩子在扮演游戏中给予我这样那样的角色,或需要对他自己或对他的玩具们帮这帮那。除了极个别案例,通常最小的孩子也不会在现实中有**行为,而即便在最强的积极移情阶段,都不会有孩子爬上我的膝盖,对我表示亲昵友爱。从这些事实可以大致看出我们在治疗儿童时建立分析情境的现状。当然,在诊疗时间失禁也是极个别的案例,哪怕孩子还非常小。
[20]参见第一章。
[21]参见第一章。
[22]楚德不同寻常的强烈阉割情结,是分析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并且曾在她分析的某个时段起着主导作用。分析让我们从她的情结后面看到了某种更为基础的深层焦虑,即害怕被母亲袭击,害怕母亲夺走她体内的东西和孩子,害怕身体内部受到严重伤害。
[23]就像在儿童分析中所有对死亡愿望的解析一样,这个解析引起了彼得异常激烈的阻抗。但这一解析在他后来的诊疗中得到确认,因为他曾问我:“如果我是爸爸,有人想要把我从**扔出去,想要我死掉,这事我应该怎么看?”
[24]参见第八章。
[25]他从所有规格的铅笔中选了两支长铅笔,这再次表明了一个事实,即两个犯人(两只猪)不仅代表他和弟弟,也代表他父母,他和弟弟相互**是对父母**的认同。这一点在前一日进行的自由联想中已经表现出来了。
[26]参见第一章。
[27]事实上这个姐姐是她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姐姐,比鲁思大约二十岁。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以前也接受过心理治疗。在另外一个案例里,我也曾不得不说服自己允许第三者在场。这两个案例都是在对分析非常有利的环境下做出的安排。但我必须指出,出于很多理由,若非分析无法进行,我绝不会推荐这样的处理方式。
[28]在前面这次分析中,掠夺妈妈身体的欲望和由此带来的罪疚感与焦虑,在一开始就呈现出来了。而且,她的神经官能症是紧跟着母亲怀孕、妹妹出生发作的。
[29]之前提到过,解析能够改变孩子游戏的特性,使素材的表征更为明显。
[30]在特别棘手的案例里,我常使用一些技术策略使分析得以开始。当发现孩子以完全不理人的方式显示出潜在焦虑时,我就抛出一个刺激性词汇,然后开始自顾自玩。我以非常受限的方式来使用这种策略。比如我会用积木搭出一些椅子,然后在旁边摆一些玩具小人。有的孩子会把它看作学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玩游戏;有的孩子把它看作剧院,让玩具小人扮演角色,等等。
[31]参见第一章。
[32]在海伦娜·朵伊契(Helene Deutsch)在她的论文《广场恐怖症的起源》中指出,对母亲怀有各种敌意却又害怕母亲死亡,是婴儿期神经官能症最常见的形式之一,与母亲的分离恐惧和恋家症状都与之相关。
[33]由于鲁思要跟随家庭回国,所以她的治疗未能完结,她的神经官能症也并未完全治好。但通过190次治疗过程,她的病症有了改善,并且在治疗终止之后的两年还能够继续保持:她的焦虑大幅减轻,尤其是各种形式的胆怯大大降低。她与大人和同龄小孩都能融洽相处,也完全能够适应家庭与学校生活。她对母亲的固着减少,对父亲的态度也变得更好,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也有明显改善。她的整个发展,尤其是教育、社会适应以及升华能力方面,都有不错表现。
[34]楚德的神经官能症表现为严重的夜惊、白天独处时焦虑、尿床、胆怯、过于依恋母亲、讨厌父亲、嫉妒妹妹以及其他方面的管教困难。对她的分析持续了7个月,共82个小时。通过治疗,她不再尿床,各方面焦虑和胆怯的症状大大减轻,和父母及兄弟姐妹的关系也大幅改善。治疗之前她常患感冒,在分析中被证明很大程度上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经过分析后,她感冒的频率与程度都有所减轻。尽管楚德的神经官能症有明显好转,但并未完全治愈,因为由于外部原因她的分析被迫终止了。
[35]在《朵拉:歇斯底里案例分析的片段》(1905,第48页)一书中,弗洛伊德指出:“一个男人对女孩或妇女谈论各种性问题是可能的,这并不一定会伤害到女性或引起女性怀疑,条件是要采用特别的方法来谈论,并且要让她们觉得谈论是不可避免的……谈论此事最好的方法是干脆直接,并且远离色情……要直截了当。”做了必要的修正后,我在分析儿童时也采用了相应的态度:我向他们用最适合他们思维方式的简单词汇谈论性问题。
[36]我们一定记得,大部分孩子仍受潜意识影响,他们的语言如同梦境和游戏一样,既富于直觉性又形象化。我们一再观察到,孩子对语言的态度与成人大相径庭。他们首先是通过形象化的特征或图像激起的幻想,对语言进行评估。倘若我们意欲在分析中进入孩子的潜意识世界(当然得通过“自我”和语言来实现),我们必须避免婉转曲折的表述,而尽量使用平实的语言。
[37]参见鲁思的案例。正是在洗手池游戏中,她完整地呈现出未被满足的口腔欲望。
[38]玩水和玩火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对游戏形式。孩子们总是先玩水,然后烧纸、点火柴,有时候也会反过来。尿床与烧火之间的关系,还有尿道施虐(urethral sadism)的重要性,很容易通过这种游戏行为展现出来。(参见第八章)
[39]本章内容以我在第一届德国精神分析师会议(1924年10月,德国乌兹堡)上宣读的论文为基础。
[40]在厄娜的潜意识里头代表阴茎,这一点可以由另外一个游戏很清晰地显示出来:一个玩具小人试图进入一辆汽车,把头卡在了窗户上。这时车子对他说:“你最好直接进来!”车子代表了母亲邀请父亲进到她体内、与她**。(可参照她用头撞枕头的强迫症症状。)
[41]这些幻想把阴茎看成是“好东西”,并且有治愈功能。我将在第十一和十二章中全面讨论这个论点。
[42]我将在下文中讨论她目睹父母**过程与她神经官能症的关系。
[43]德语儿童俚语中,Kaki是粪便的意思。——译注
[44]这是个厄娜自己发明的词,有点像德语“打奶油”。——译注
[45]在《论早期分析》(1923)这篇论文中,我曾详细考量了剧场、表演和作品普遍的象征意义,认为它们象征了父母**。也可参照奥托·兰克(Otto Rank)的《哈姆雷特》(Das Schauspiel im Hamlet)(1919).
[46]如孩子对客体(本案例中为想象出来的孩子)的愤怒程度过深,那么基本反映了超我对本我的反抗,而自我则通过投射的方式从难以忍受的情境之中逃离。客体被假想成敌人,这样本我就可以在超我的同意下,用施虐的方式摧毁它。如果自我能够促成超我和本我之间的同盟,那么它便能够将超我针对本我的施虐暂时送至外部世界。这样,针对客体的原始施虐冲动便增加了,它的增加其实来自于指向本我的憎恶。(参见本书第八章及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克莱因文集Ⅰ》)
[47]厄娜在现实生活中并无兄弟姐妹,虽然对潜在兄弟姐妹的恐惧和嫉妒在她潜意识里占据重要地位,但也只是在治疗中被揭示和展现出来。这是在儿童分析中另一个显示移情情境重要性的例子。
[48]在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克莱因文集Ⅰ》)中,我指出孩子若彼此之间存在性的关系,尤其是兄弟姐妹之间,那么他们会在幻想中结成同盟对抗父母,从而减轻焦虑与罪疚感。
[49]关于这个结论的充分论述参见本书第二部分。
[50]参见第九章。
[51]亚伯拉罕在论文《力比多发展简论》(1924)中说:“凡·欧布伊森(《迫害感觉的起源》,1920)和斯达克(《力比多的反转——迫害妄想症的征兆》,1919)两人均在精神分析的实践过程中发现,在偏执妄想中,‘迫害者’可能从病人对肠道中粪便的潜意识意象产生而来,病人将这些粪便视为‘迫害者’的阴茎,意指与之同性的人,也就是他原本的爱人。因此在妄想中,病人其实是从身体的一部分演化出迫害者,并相信迫害者就在他身体里面。他想要除去身体里的外物却无能为力。”
[52]我在后面的分析工作中发现,孩子对于有毒、危险的排泄物的恐惧增加了在前性器(Pre-genital)层面的固着。作为一个持续的诱因,孩子会不断说服自己这些排泄物,包括自己和客体的排泄物,非但不危险而且是“好的”。(参见本书第八章)这就是为什么厄娜假装和我交换“好的”排泄物作为礼物并彼此相爱的原因。但是假装互爱的游戏之后紧随而来的抑郁状态,反映了从心底里她相信并且害怕母亲和她正在相互迫害和毒害对方。
[53]这一方面厄娜早期野心的源头,可以从她的幻想里推断出来。在厄娜的幻想中,她在清洁方面做得比母亲好,被她的父亲称为“污物检阅员”,并因此嫁给了父亲,而她的母亲不得不在监狱挨饿。
[54]《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特质》(1913).
[55]我后来形成一个观点:过度的口腔施虐会使自我的发展过于迅速,同时也会加速力比多的发展。故而前文提到的厄娜神经症中的体质原因,她过强的施虐特质,自我的过快发展,以及过早的性冲动行为,这些都是彼此联系的。这一点也会在第八章中加以证实。在处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产生神经官能症的另外一项体质原因,是自我对焦虑的容忍阈值过低。在很多类似案例中,孩子的施虐特质很早就会引发焦虑,而那时的自我还不足以掌控这些焦虑。可以这么说,一般情况下自我掌控普通焦虑的能力因人而异,这种掌控能力是促成神经症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