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民族共同体”思想。“民族共同体”概念与“民族社会主义”概念在内涵上有部分重合之处，德国学者约阿希姆·伯恩斯（Joachim Bons）甚至认为两者互为同义词。既然如此，通过各种手段对德国社会实施重组，最大限度地缓解各个对立阶级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是纳粹当局对内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希特勒曾经提出：“如果我们是民族的社会主义者，那么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不是企图通过权利平等搞平均……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是，我们不仅仅只是保障每个民族同志（Volksgenosse）的公平，而且还要求整个民族对外的最高权利。所以我们是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如果整个德意志民族在世界上无法生存，那么单个民族同志的幸福就不可能实现。”[1]也就是说，纳粹分子强调，德意志民族要团结起来，为整个民族的生存能力而斗争。这是由纳粹主义的世界观决定的，“纳粹主义观念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观念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认为世界政治的历史进程不是社会和经济的冲突，而是各民族与各种族的力量斗争”，[2]特别是与犹太人的斗争。因此，希特勒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把民族的幸福作为最高理想”。所有的“民族同志”，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者，无论是工人还是企业主，都要为民族的兴旺贡献力量，要把自己的私利置于民族利益之下。与此相对应，纳粹当局强调，社会政策的重点不是保护弱者，而是着眼于巩固民族共同体。
如前所述，在德国纳粹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北方派”（左派）和“慕尼黑派”（右派或主流派）之间的斗争。但是到希特勒上台执政时，北方派作为一支力量，已经战败落荒。以希特勒为首的主流派，重视与权势集团的合作。他们的“民族共同体”主张，更多地建筑在承认大资本家大地主系经济领域中“胜者”的基础上。所有的建设工作，包括强化德国的民族共同体，前提是要保证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因此他们强调所有德意志人要“超越等级和阶级”，最终克服“阶级癫狂和阶级斗争”，“相互理解、融洽相处”，“共同意识到肩负着维护民族精神的义务”，“先公后私”（Gemeinnutz Vor Eigennutz），“统一意志”，“为共同的利益服务”[3]，以此为基础，组成一个“德意志共同体”，去完成争夺民族“生存空间”、实现雅利安人“主宰世界”的使命。
纳粹当局强调，有利于构建民族共同体的企业，其厂主的领导权是“在保障工人社会福利的法律框架内”获得的，[4]即企业主获得领导权的前提是要承担企业社会福利义务。在纳粹分子看来，理想的企业主是目标明确、会算计、有行动能力的经济领袖，并且能够满足工人的社会福利要求，能鼓动追随者，带有明显的家长特征。只有这样的社会经济领袖才能为提高民族生产打下企业基础。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1812—1887）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模范企业家。克虏伯公司是个父权式的企业，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的名言是“在我家和我的地盘上，我是主人，而且一直是主人”[5]。他拒绝让工人参与分红，但通过各种福利措施建立起员工与企业的紧密关系，如退休的“老克虏伯人”定期聚会、对年轻职工进行培训、经常召开部门庆祝会和郊游、办企业报纸、成立企业体育协会、兴建企业医院、建造住房等。1907年，公司已经建造了4560套住房，1925年“每10个埃森人中就有1个住在克虏伯的住房内”。然而，职工一旦参加罢工，就无权享用企业的福利。克虏伯公司的很多职工由于害怕失去企业福利待遇，不敢参加马克思主义者组织的游行示威。“克虏伯式的企业共同体”常常受到纳粹报纸的吹捧：“他在自己企业里建立了一个抵抗红色欺骗的堡垒……如果所有的德国工业家都能这样，那么社会民主的种子就不会生根发芽！”[6]除克虏伯之外，其他在企业中实行福利政策的企业家如曼内斯曼（Mannesmann）、西门子（Siemens）、蒂森（Thyssen）、蔡斯光学企业的恩斯特·卡尔·阿贝（Ernst Karl Abbe，1840—1905）等，也受到纳粹党的赞颂。
与此同时，纳粹党也强调要对企业实施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希特勒批评大多数企业主缺乏整体眼光，只盯住一己私利，认为正是他们目光短浅的行为把工人推向了马克思主义。为了制约企业主采取损害民族共同体的行动，1931年3月《纳粹党的经济政策基本观点与目标》草案规定，未来的纳粹国家要在承认私有制的基础上，保留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权”，包括警告、处罚、国家监督、国家管理、没收财产等，“国家经济领导不能仅限于监督和事后干预，而是要提前让国民经济导入符合完成民族任务的轨道”。[7]针对北方派鼓吹对大企业实施国有化的呼声，1931年希特勒在与《莱比锡最新消息报》的编辑谈话时表示：“我党在经济纲领中的基本思想只有一个，即权威概念（Autorit?tsgedanke）……我希望，每个人都应该保留他获得的财产，原则是‘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国家要保留控制权，每个财产所有者应该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委托人。他有义务不滥用财产来损害民族同志的利益……第三帝国将一直保留对财产所有者的控制权。”[8]在工会问题上，北方派明确要求组建纳粹工会，而希特勒的看法一直含糊不清。在他早年口授的《我的奋斗》一书中，这一态度就已初见端倪。在该书第一卷中，希特勒肯定“单个工人从来都无法对付强大的企业主”，因此工人有权组织起来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如果雇主的社会福利意识不强，或者甚至缺少法律意识，那么他的职工作为我们民族的组成部分，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反对个别人的贪婪和不理智，保护大家的利益”。但是他并不赞同德国现存的工会，指责社会民主党让工会偏离了原有职能，即“维护工人普遍的社会权利，为工人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是把工会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9]目的是破坏民族经济并最后破坏整个国家。所以，希特勒明确反对社会主义工会，但是没有谈到是否需要建立纳粹工会。在该书的第二卷中，他用了一章的篇幅（第十二章）来阐述自己对于工会问题的看法。他在前半章中再次强调工会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认为纳粹工会毋庸置疑是有用的，它可以对企业主和职工进行纳粹主义教育，让企业主和职工巩固“民族共同体”思想。另外，纳粹工会作为“职业代表机构”，是“未来经济议会和行业工会的砖瓦”，因此“纳粹运动必须承认自己建立工会的必要性”。但是在后半章中，他又表示反对建立纳粹工会，原因主要有三个：资金困难，缺乏合适的领导人选，害怕偏离纳粹运动的政治轨道。在这些原因中，希特勒最担心的是第三点。他认为，“过早将伟大的政治世界观的斗争与经济事务联系起来是危险的”，因为这会让纳粹运动偏离“政治斗争”的主旨，削弱运动的力量。纳粹党的经济目标只有等大规模接管国家后才能实现。最后，希特勒建议工会成员，或者从现有的工会中退出，或者继续保留成员身份，目的是“发挥破坏作用”。[10]希特勒对纳粹工会的模糊想法，以及纳粹运动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导致日后“德意志劳动阵线”在功能职责定位上的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