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分高等教育和初中等教育两部分，它们在纳粹统治时期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在第二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高等院校是保守的民族主义堡垒，笼罩着一派反民主的气氛。魏玛共和政府为改变大学的政治空气作了一定的努力。它一方面在科隆和汉堡创办两所新型大学，招聘一批进步和开明的学者前去执教，同时在原有大学中鼓励新兴势力进入学术领域，使一批社会民主党人、犹太人和女性学者走上讲台。但总体来说这些努力成效不大。右翼民族主义教授们人数不多，能量却很大。他们把持了各大学的评议会，以反对大学“政治化”为标榜，抵制和破坏共和政府的干预，极力排斥民主主义的左翼教授。在大学生中，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和种族主义思想也很流行，在魏玛共和国末期，他们对纳粹党的兴趣远远超过教师的。
德国高等院校一贯坚持的“非政治化”倾向，在希特勒执政以前有利于纳粹党对共和政府展开攻击，而在纳粹党掌权之后，却不符合其“一体化”的需要。实际上，在1933年以前，大学教师中真正支持纳粹党的人并不多。而纳粹头目们希望未来的德国大学是产生新类型的学生、新类型的教师和新概念的学者的地方，[69]他们指责现有的德国大学是“玩弄学术”的地方。1933年2月鲁斯特就任普鲁士文教部长不久，就夸口要在一夜之间“使学校不再成为玩弄学术的机构”。同年5月，他在柏林大学的教授会议上要求大学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学生上面，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德国大学有两个任务。大学不仅要从事科学研究，也是实施教育的地方。我们不能仅仅以学术成果的数量来衡量一所德国大学的价值，而必须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在非德意志的国家和非德意志的领导人堵塞着德国青年的前进之路时，你，正在孤独地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研究事业，全然没有注意到青年一代期待着你能够引领德意志民族走向美好的未来。青年正在前进，而你，并没有走在他们的前面。”[70]此后，全国高校的纳粹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高等院校的领导体制发生变化。大学的自治地位被取消，校长和系主任由政府部长任命，大学评议会和各系仅仅保留咨询权。大学内部推行“领袖原则”，校长和系主任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拥有全权。领导体制的改变往往同安插纳粹骨干结合在一起。著名的柏林大学竟由一名兽医担任校长，因为该兽医是冲锋队员。他下令在柏林大学开设25门种族学方面的课程和86门同兽医有关的课程。[71]
大学教师队伍中的犹太学者、自由主义学者和社会民主主义学者很快失去教职。据统计，纳粹党执政不久，全国有14.3%的大学教师和11%的大学教授（约1200人）被解雇，而在教育学院这一级，全国竟有60%的讲师被解职。[72]在五年内，官方学术机构中45%的成员被更换。[73]其中包括20位曾经获得或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被免职的教师中，约1/3是种族原因，其余为政治原因。[74]如波恩大学教授保罗·卡勒（Paul Kahle，1875—1964），原先有着较高的声望，同教育部官员的关系也不错。然而在1938年11月反犹“水晶之夜”后，由于其夫人与大儿子一起到一家犹太人商店逗留了五分钟，他遭到当地《西德意志观察家报》（Westdeutscher Bebachter）长篇文章的抨击，其儿子被波恩大学开除学籍，夫人遭到秘密法庭审讯，自己也被停职检查。最后不得已全家逃离德国，流亡英国。[75]
总的来说，在纳粹统治时期，高等学校教师是当局最不信任和最予蔑视的一种职业，并认为必须对之进行清洗和控制。纳粹党全国组织领袖罗伯特·莱伊竟公开攻击高级知识分子说：“一个科学家以一生发现一个细菌而自夸自得，而一个清道夫一扫帚就能把一千个细菌扫入水沟。”[76] 1938年，纳粹党弗兰克尼亚大区领袖、臭名昭著的反犹政论作家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在柏林发表演说，也攻击说：“如果我们把全国大学教授的脑袋放在天平的一边，把元首的大脑放在另一边，你们认为哪一边的分量更重？”[77]部分大学生跟着鹦哥学舌。1933年4月19日，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缩写NSDStB或NSD Studentenbund）的一名领导人说：“当德国大学处在危机之中时，我们无法对幽闭在密室中的精明修士们产生敬意……大学不能再为单独的个人提供讲课或培养学生的空间。是时候了，我们要反对单独的个人，反对来自资本主义社会和自由主义温床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使者。新型的大学将从自由主义共和国的‘自治’学术机构中脱颖而出。”[78]
纳粹党在大学里发动群众性的清洗运动。1933年4月13日，上述纳粹大学生联盟在全国各大学张贴一份题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的大学生12条守则，其中称：“犹太人只会像犹太人那样思维，他如果写德语，那他就是在撒谎……非德意志精神应一律从公共的书店中彻底清除……我们要求根据德意志精神思想上是否可靠来选择学生和教授。”[79]相比于教师，大学生中倾向于纳粹党的人数在该党上台前就略多些。1931—1932年，纳粹大学生联盟在很多学校的学生会选举中占了优势。纳粹掌权后，当局更注重唆使大学生起来充当大学清洗运动的打手。受利用的大学生按照纳粹的政治观点对教师实施监督，对所谓具有“非德意志精神”的教师进行诬告、诽谤以致动武，毁坏其名誉，在其讲课时进行捣乱，直至把教师从讲台上硬拽下来。在马尔堡（Marburg）大学，一名法学教授在讲授罗马法的课程中表达了纳粹的政策缺乏日耳曼根基的观点，当场遭到学生们的公开羞辱。[80]
当局采取多重措施加强对大学教师的控制。1929年成立的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重新组合，其高校部分于1935年重组成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教师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Dozentenbund，缩写NSD Dozentenbund），作为纳粹党在大学里实施控制的有力工具。按照规定，该联盟有责任“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全体教师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据此，每个大学都成立了包括全体教师的大学教师协会，直接受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教师联盟主席的统一领导。在实际运行中，该大学教师联盟连同各校的大学教师协会，主要掌管大学教师的挑选和培养工作，开设对在职教师实施政治培训的学习班，举办对新教师实施任教前为期6周训练的教师营。教师营对成员实施军事训练，负责人对营内每个成员的政治见解和性格加以分析，作出书面鉴定。纳粹当局还对新教师实行全国统一的大学教师任职资格认定，重新设置“有大学任教资格的博士”头衔，获得这一头衔的主要标准不是学术水平，而是纳粹政治思想标准，包括教师营提供的鉴定书。当局尤其重视大学教师的职称晋升工作，把它作为控制教师队伍的重要环节。晋升教授职称注重政治态度，其中包括在训练营里的表现和纳粹相关组织的评语。1937年1月，纳粹政府颁布《文职人员法》（Beamtengesetz），这一法令同样适用于教师，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控制。该法规定，教师必须是纳粹“党所支持的国家的意志的执行者”，准备“随时无保留地保卫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教师都必须宣誓“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81]
在纳粹当局的高压控制下，德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队伍发生分化。一部分卖身投靠。法学家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迎合纳粹当局旨意，撰写了《大德意志国家宪法》一书，声称“不存在国家必须尊重的、先于国家或离开国家的个人人身自由”，指斥学术自由的传统阻碍了科学“与人民内在的发展保持步调一致和站在民族复兴的前列”。[82]弗赖堡大学校长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发表演说，鼓吹革新大学精神，“使教授同学生一样，通过劳动服役、军事服役和科学服役三种形式报效民族”[83]。物理学家菲利普·莱纳德（Phillip Lenard，1862—1947）和约翰内斯·施塔克（Johannes Stark，1874—1957）攻击爱因斯坦，他们依靠官方力量获得“德意志物理学”专家的正统地位。[84] 1933年3月，由少数学者牵头，300名大学教授在一份支持纳粹党的呼吁书上签名。[85]同年11月11日，又有700名教授在《德国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明》上签字，呼吁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抵制境外对纳粹政权的敌视性批评。[86]在被免职的学者离校时，大部分同僚都不为所动。个别的讲师，甚至趁火打劫，依靠当局的力量获取梦寐以求的教授职位。据波恩（Bonn）大学教授保罗·卡勒回忆，该校讲师卡尔·施密特（Karl Schmidt）因没有学位，尽管经常代行生病教授罗默（R?mer）的职责，但长期得不到正式晋升。
在希特勒上台前的一次私人谈话中，他猛烈抨击中央党的政策，认为该党的政策导致他长期得不到提升。纳粹党执政后，他适时地转向纳粹主义，并成了一名积极的追随者，如响应号召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活动。1935年，他取代罗默成了教授，两年后担任波恩大学校长，直到1939年离开波恩。但这时他已经获得了“啤酒施密特”的绰号，整天挺着大肚子，饭桌上经常放着七大壶啤酒，并以此为豪。[87]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起而反抗纳粹暴政。基尔（Kiel）大学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1855—1936）1933年2月在柏林公开发表演说，极力维护学术自由，指出学术发展同一种自由的社会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88]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1882—1955）极力反对取消教学自由，认为“如果学生自己有权决定谁能应试，如果督促学生按照政治观点监督教师讲课，或者甚至狂妄地根据自己时髦的观点来断定书籍或教师是否具有德意志精神……那么实际上便取消了教学自由”[89]。1937年12月15日，柏林洪堡大学校长霍珀（Hoppe）在举行于马尔堡的全国大学校长会议上呼吁：“我必须特别强**授候选人学术水平的重要性。我不否认候选人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必须得到保证，然而如果他没有学术能力，我们就将一无所获。学术能力无疑应该置于首位。”[90]但当时大部分学者听天由命，对现状保持沉默。
高校的招生规模受到控制。希特勒上台不久，1933年4月22日，德意志大学学生会（Deutsche Studentenschaft，缩写DS）就发出呼吁，提出“所有在高等院校求学的全日制大学生，必须拥有德意志血统，母语为德语……而不论其国籍如何”。三天后，即4月25日，政府发布《防止德国中小学校和高等院校过度拥挤法》，规定要削减高等院校的在校学生人数，即取消高中毕业生自然获得高校入学资格的原有做法，改而实行给各州下达高校招生配额的办法，减少入学人数。在实际运行中，政治可靠度成为招生的重要依据，希特勒青年团员、身体强健者、雅利安人成为优先考虑的对象，按规定，犹太学生的人数比例不得超过犹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即1.5%。[91]
缩小高等教育规模的方针，以及全国上下轻视科学轻视知识，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也不高，所有这些因素，导致高等院校教师和在校学生人数下降。1920—1933年的魏玛时期，德国共有2333名学者获得大学任教资格，而1933—1944年的纳粹统治时期降为1534名。[92] 1932年全国高校学生注册人数为11.8万人，1938年降到5.1万人。面临1937年起全国出现的科技人员和医生紧缺现象，纳粹当局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如给予理工科学生一定的津贴，允许无高中文凭的职业竞赛优胜者进入高校学习。战争爆发后，又允许在军队服役五年以上的士兵优先进入大学。1943年大学生注册人数回升到8万人。大学生的专业结构发生变化，攻读工程技术的比例从1935年到1939年增加了1倍。
大学的教学体制也发生很大变化。原来的教学制度受到政治活动和军事性训练的冲击。1937年，政府教育、科学与国民教育部发出通知称：“大学生由于参加训练营等各种活动而导致缺课，不应该影响他们的考试成绩。”[93] 在课程设置上突出纳粹主义政治教育，自然科学课程强调直接为军备建设和经济复兴服务，大幅度削减基础知识的教学。每个大学生在学期间，需要从事为期四个月的劳动服役，为期两个月的冲锋队服役，每周还要从事三小时的强制性体育锻炼。大学生从劳动服役营回校后，还需要定期进入设在校园内的“同志屋”（Kameradschaftsh?user），他们在那里同吃、同睡、同起床，共同从事早锻炼，每周接受数次政治教育，以进行政治改造，经受体质锻炼，加强纪律性。[94] 对此，纳粹官员在对大学生的讲话中称：“真正的、伟大的、实践性的学校不是在大学里，也不是在文法中学里，而是在劳动营里。只有在那里，课程和说辞停止了，行动开始了。”[95]
当局还加强对在校大学生的控制。1933年，前述纳粹大学生联盟成为各大学学生会及其联合组织德意志大学学生会的上级组织，以后该联盟又被确定为纳粹党的分支组织。1934年2月7日，一项关于德意志大学学生会的指令称：“德意志大学学生会是全体大学生的代表，它保证大学生们能够充分履行对母校、民族和国家所承担的职责。通过冲锋队服役和劳动服役，通过政治教育，大学生能够成为一名真诚和光荣的德意志人，并无私地为民族和国家服务。通过与大学的有效合作，大学、民族、新一代大学毕业生三者之间将形成一种牢不可破的关联，这些大学毕业生扎根于民族，有着强健的身体和坚定的信仰，又具有必要的知识水平。……大学生的军事训练由冲锋队的大学办公室负责，其政治教育则由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负责。”[96]
1934年，当局发布了《德意志大学生十诫》，作为大学生的行为准则，主要内容为：
1.德意志大学生，你活着，并不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履行对民族的义务！你要成为的，是一名真正的德意志人。
2.对一名德意志男人来说，最高的原则和美德是他的荣誉。对荣誉的损毁只能用鲜血来偿还。你的荣誉就是你对民族和你自己的忠诚。
3.要成为一名德意志人，必须要有坚强的个性。你必须为德意志精神而战，追求德意志民族的纯真。
4.不存在无拘无束行动的空间，只有听从命令才有更多的自由。德国的未来取决于你的忠诚、热情和尚武精神。
5.无追求者将一事无成。如果你不燃烧自己，你就不会成为火焰。大胆地表达出自己的赞赏与敬畏。
6.一个人可能生下来就是个民族社会主义者，但更多的人是通过训练成了民族社会主义者。加紧训练吧。
7.一个人超越命运是因为他有勇气挑战命运。一个意欲杀害你而未遂的事件，反而会使你更强大。赞美会使你更坚强。
……
9.在你履行职责时，要像领导人般地坚韧，大胆地作出决定，不要低估人类的弱点，要顾及别人的需求，严于律己。
10.成为同志！要勇武和自律。要以自己的一生成为他人的榜样。与他人的相处之道是你成熟的标志。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要一以贯之。元首是你的榜样。[97]
纳粹当局的胡作非为给德国的高等教育造成极大损害，大学的科研水平和教学水平急剧下降。由于区分自然科学具有“德意志性”和“非德意志性”，德国脱离了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阵地。生物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根据纳粹主义的观点重新改写，其科学性日益减少。种族学、优生学、国防研究等大行其道。为了注释纳粹主义理论而兴办的研究所，如新德国历史研究所、犹太人问题研究所和党卫队的遗传研究所等，研究对象的科学性更是遭到扭曲。不仅大学生人数减少，而且他们的正常学业受到冲击，素质和水平都急剧下降。由于知识分子经常遭到纳粹当局抨击，教师更是经常受到清洗和干扰，青年普遍不愿当教师。高校学生中师范生的比重从1935年的16%降到1939年的6%。[98]这种状况甚至影响到德国的战争经济，因而战争期间纳粹当局采取某些提高脑力劳动者社会地位的做法。戈培尔曾向全国宣告：脑力劳动者属于“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他们以及他们的劳动价值不容贬低。[99]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教育体制，因而也无力改变原有的状况。
纳粹统治时期的中小学教育，与魏玛时期相比也发生很大变化。虽然其中有些举措同魏玛时期的教育改革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两者的内涵却截然不同。
私立学校受到排斥，排斥手段包括取消税收优惠条件，规定公务员和军人不得将子女送入此类学校，在关于此类学校存废的公民投票中使用作弊手段，等等。1933—1934年冬春，由普鲁士州起始，随后其他各州先后跟上，将私立学校的领导体制改成“领袖原则”，教师的决策参与权被剥夺，代之以个人决断。最后，在教育“一体化”的口号下，此类学校全部被取消，以保证纳粹当局能严密控制全国的全部教育环节。纳粹党在《二十五点纲领》中曾经提出打破受教育的特权，“要求不分等级和职业，由国家出钱培养具有特殊天赋的穷人孩子”。因此，取消私立学校，统一各校的收费标准，也是为了配合关于建设民族共同体、破除以经济条件为背景的中小学入学特权的宣传。除了私立学校，其他类型的学校也被大量取消。从1937年3月20日起，各种类型的中学实施重组，从原先的近70种类型缩减到3种类型：语言中学（Die Sprachschule）、实科中学（Die Realschule）和文理中学（Gymnasium）。女子中学主要集中到语言和家政两种类型。[100] 语言中学和实科中学是20世纪20年代兴起于普鲁士的中学类型，但纳粹统治时期又有所变化。前者不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强调的是德语、历史和地理课程；后者是一种缩减了课程的乡村中学，招收年满12岁的学生，提供为时六年的教育。文理中学教学质量很高，它为学生提供独特的毕业证书（Abitur），这是进入大学的重要依据。1938年，全国的中学生里，83.3%在语言中学求学，5.3%在实科中学，11%在文理中学。
德国在第二帝国时期，除巴登和黑森之外，全国的小学大部分是教会学校，地方和区一级的学校监督权多半掌握在教会神职人员手中。魏玛共和国时期，民主主义者普遍要求取消神职人员对学校的监督，并以非教会学校取代教会学校。天主教中央党和右翼保守势力则极力要求保留教会学校。结果，学校的非教会化问题未能解决，全国约4/5的小学仍保留其教会性质，在巴登和黑森两州则以教派混合学校为主。纳粹当局对中小学也采取非教会化的方针。当然，其目的不是用科学取代宗教，而是为了全面控制学校，以纳粹主义的新教义取代基督教教义。不过，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纳粹当局在学校非教会化的步骤上，进展是比较缓慢和温和的。
纳粹党执政之初，希特勒为了获得教会力量的支持，曾在1933年3月23日声明，“准许并确保基督教会对学校和教育具有影响”。同年7月20日，希特勒政府同罗马教廷签订的宗教协定，确认教会的办学权利，承认宗教课是正式学科，并给予教会以监督权。随着纳粹统治的巩固，从1935年起，当局着手将教会学校改为公共小学。它主要是通过重组后的“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来从事这项工作，并使用向学生家长施加压力的手段。结果，在天主教影响较大的慕尼黑，两年内93所天主教小学中的75所改成了公共小学。[101]从1937年起，纳粹当局采取措施，逐步压缩、贬低甚至取消中小学的宗教课程。在很多学校，宗教课从第一节换到最后一节，使其很容易被忽略掉。宗教课的总数也从中学阶段每周18课时减至12课时，小学阶段每周31课时减至15课时。职业学校中的宗教课被取消，理由是学生可以把时间花在更为实际的课程上。[102]在当局的鼓动下，越来越多的教师同意用“一种上帝的种族视角”去取代宗教。1936年，全国18.5万名教师中，只有376名宣称自己是“新异教徒”（Gottgl?ubig），但到了194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3143名（当时教师总数为17.1万名）。[103]不少教师用吓唬的办法逼迫学生家长签字，让孩子放弃宗教指导课，改为选修意识形态指导课。如一位教师这样问一名学生：“你的父亲是干什么的？”在得到“邮递员”的回答后，他恐吓说：“如果他不签字，他就会看到将要发生什么，他将不得不去扫大街。”[104]更多的措施直接指向孩子。符腾堡（Württemberg）某个地区的小学生们被告知：他们的宗教指导课将不再有分数，而只有意识形态指导课的成绩会被写入每年的成绩报告单；打算继续升学的学生将不再进行宗教课考试，而只需考意识形态课。对缺席意识形态指导课程的孩子，他们还设法予以处罚。如有一次，一些缺课的孩子被集中到一个房间进行听写测试，题目很难，连平时成绩最好的学生也错了7道。于是，表面上作为对这种成绩的处罚，所有的学生在第二天被罚以课后留堂，从下午2点留到4点，有几个甚至留到了4点半。[105]到纳粹统治后期，教会对教育的影响被压缩到最低限度。
政府保留了魏玛时期确立的四年制小学为最基本教育的制度，但在中学阶段强调实行双轨制，扩大职业教育，大力发展专科学校和技工学校。德意志劳动阵线领袖罗伯特·莱伊经常鼓吹要使每一个德国工人成为一名技术工人。
中小学的管理体制也强调“领袖原则”，在1933—1934年逐渐取消了教工参与管理的权利，推行校长全权负责制。甚至连“家长理事会”（Elternbeir?te）[106] 也被取消，代之以“学校共同体”（Schulgemeinde），该机构的成员由希特勒青年团领袖提名，经校长向当地党组织咨询后任命，成员包括教师、家长代表和希特勒青年团代表。[107]其权力同家长理事会相比，被大大缩减，仅拥有咨询权，没有否决权。
教育中大力贯彻种族主义原则。犹太儿童自1938年11月起全部被赶出“德意志学校”，划入专设的犹太学校，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后连犹太学校也被关闭。在德国侵占的东欧占领区，小学以上的学校全部被取消。一份由希姆莱秉承希特勒旨意起草的备忘录规定，东部非德意志居民最多只能设立四年制小学，目标仅仅在于让孩童学会500以内的简单计算，书写自己的姓名，能按上帝旨意服从德国人，做到诚实、勤勉和驯服即可。除此之外，东部地区不得有其他的学校。[108]而对德意志家庭则多方照顾，尤其是多子女的德意志家庭，可享受减免学费的优惠政策，以便同当局的种族生育政策相配合。例如，普鲁士州的德意志血统家庭，第二个孩子可减免1/4的学费，第三个减免1/2，第四个起全部免费入学。[109]在纳粹统治时期，以家庭经济状况为依据的受教育特权，被另一种特权取代，即注重种族条件和政治条件的受教育特权。纳粹狂热分子家庭，尤其是纳粹官员家庭，其子女常常获得进入较好学校的优先权。
政府还为全国的中小学规定了统一的礼仪，以强化纳粹主义的氛围。1934年12月18日，内政部颁布一项政令，其中规定：“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内外相遇时都要互致德国式问候（希特勒问候）。每堂课开始时，教师必须走到全班学生前，立正，抬起右臂，高喊‘希特勒万岁’；学生们也必须抬起右臂，回以‘希特勒万岁’。下课时，教师和学生同样互致德国式问候。平时，学生在校内遇到任何教师，都必须以合适的姿势行举臂礼。在校内举行天主教宗教仪式时，仪式开始时的宗教问候语之前，以及仪式结束时的宗教问候语之后，都必须增添德国式问候。非雅利安学生是否有资格致德国式问候，视具体情况而定。”[110]
在中小学的教育内容方面，纳粹政治教育和军事体育训练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希特勒青年团和德意志女青年团的活动，严重冲击正常的教学秩序。威斯特伐利亚一所拥有870名学生的学校，仅1937—1938年一个学期，平均每个学生就损失26.5个教学日。名为“PT科目”（主要内容是越野跑、足球和拳击）的活动越来越频繁，1936年以前每年2次，1938年增至每年5次。[111]
文化学习的内容也受到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严重侵蚀。1938年，德国教育中央研究院发布一个关于中学历史教育的官方指南，其中说：“历史教学的主题是弘扬德意志民族在内部和外部为身份确认而展开的决定性斗争中所表现出的本质性的伟大精神。孩童自然是民族共同体的一分子，通过接受关于德意志民族为自立于民族之林而展开决定性斗争的历史教育，就能使他们尊重德意志的伟大历史，忠诚于自己的伟大使命，为德意志民族的未来而奋斗，并尊重其他民族的生存权。历史教学必须生动，能将青少年带回到过去，以便他们能够理解现实，清楚地意识到每一个个体对民族整体所承担的责任，激励他们投身属于自己的政治活动……历史教学必须让青年一代清楚地知道，自己属于欧洲所有民族中历史最悠久，走向统一的道路最曲折，而在当下新时代开始时又对未来最自信的民族……历史课程不能采取编年史的形式，向我们的年轻一代展示用时间经线串起来的杂乱事件，而应该像一部戏剧，只抓取具有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在课堂上充分展现。这种重大事件不仅包括取得成功的重要人物，也包括悲剧性人物和悲惨时期；不仅仅取得伟大胜利，也包括遭到惨败。但必须是伟大的事件。”[112] 在实际运作中，历史课除古代部分外，几乎完全局限于讲授德意志历史，并充塞着反犹、反共、反民主的观点。
即使像数学和外语这些与意识形态关系较远的学科，纳粹主义的影响也悄悄地从后门塞了进来。以两本数学教科书为例。在第一本教科书里，第95道习题为：建造一座疯人院的总预算为600万马克，里面每栋建筑的造价是1.5万马克，这座疯人院能够配置多少栋建筑？第97道习题为：照料一名精神病患者每天需花费约4马克，照料一名下肢残疾者每天需花费约5.5马克，看管一名罪犯每天需花费约3.5马克，很多公务员每天的收入只有4马克，白领雇员约3.5马克，非熟练工人家里每天的开销不足每人2马克。a.根据上述数据制作一张示意图。——据保守估计，全国大约有30万精神病患者，包括癫痫患者，需要照料。b.依照每个病人每天需要4马克的照料费用计算，照料这些病人每天总共需要花费多少钱？依照每对新人可以领到1000马克的婚姻贷款计算，这些费用可以资助多少对新人？在第二本教科书里，有一道习题问：一架现代轰炸机能够携带1800枚燃烧弹，假设该飞机以250公里的时速飞行，以每秒1枚的速度投弹，它在投弹期间能飞行多少距离？两个弹坑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假设两架飞机之间的飞行距离为50米，10架此类飞机能引燃多少宽度的燃烧带？假设这些飞机携带的燃烧弹中，1/3命中目标，1/3偏离目标，他们一共能够引起多少处燃烧？[113]此外，数学课上还花费大量时间学习计算炮弹飞行轨迹和枪炮瞄准的提前量。生物、地理、德语等课程则着重讲述种族论和地缘政治论。
德国中小学生的知识水平大幅度下降。在某地举行的一次招工考试中，179名应试者中，有94人不知道专有名词的第一个字母应该大写，有81人拼写不出歌德的姓氏。这种状况甚至引起国防军的抱怨：“许多申请提升军衔的候选人在基本知识方面的缺乏简直令人难以接受。”[114]
纳粹当局对中小学教师实行严格的控制。当局对教师的要求，既要政治上可靠，又要求意识形态上坚定信仰纳粹主义。[115]希特勒就任总理后不久，不少州即开始清洗政治上“不可靠”的教师。1933年4月7日《重设公职人员法》颁布后，清洗工作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仅普鲁士州，截至1934年7月29日，中学12928名男教师中，有474人遭到清洗，占3.67%，1824名女教师中，108人遭清洗，占5.92%。[116] 1935年9月24日希特勒发布《元首命令》，授权“元首代表”（赫斯）对新招收的公务员或升职公务员实施政治审查，该命令同样适用于中小学教师。据此，纳粹党对教师队伍的控制进一步加强。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在希特勒执政后经过重组改造，成为当局控制中小学教师的有力工具。该组织由小学教师、纳粹党巴伐利亚东边区大区领袖汉斯·舍姆（Hans Schemm，1891—1935）创建并任主席，1933年1月仅有成员约6000名，但到了年底，成员数猛增至约22万名，1937年进一步扩张至32万名，占到全国中小学教师总数的97%。[117] 魏玛共和国时期，中小学教育由各州自行管理，在党派和宗教纷争的影响下，小学和小学教师的地位比较低下，经济大危机期间在各州政府减职减薪政策的打击下，小学教师的处境更加困难，1932年7月全国竟有22959名年轻的小学教师没有获得长期教职。此时纳粹党徒加紧在他们中间开展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到1934年底，有约8.4万人加入了纳粹党，这一数字占到教师总数的约1/4。1936年，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的成员中，32%加入了纳粹党，而在德意志公务员联盟中，这一比例只有17%。两个组织中担任政治领袖的比重则分别为14%和5.8%，前者中包括7名大区领袖或大区副领袖，78名分区领袖，2000名基层领袖。在农村或偏远地区，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普遍成为纳粹党的主要助手，有些甚至成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该组织的章程规定，它有“责任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理论对全体教师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1937年进一步规定其成员必须以纳粹主义思想教育德国青年，同时通过灌输与宣传“赢得整个民族”。[118]为了改造教师的政治思想，当局举办每期为时两周或一个月的教师营。到1939年，全国已有2/3的教师在教师营中受过训。教师营的训练科目和内容，均旨在磨灭教师的个性，强调提高教师的纪律性和身体素质，以便与学生的“体育优先”方针相吻合。营地风格倾向于年轻化，强令50岁以下的教师定期参加“PT科目”的训练，同学生一样从事越野跑、足球甚至拳击，以便受训教师返校后能够身体力行，贯彻纳粹的教育方针。据1937年12月《汉堡教师报》的一篇关于教师营的报道称：“制服、野地训练、歌咏、课程与讨论、体育、行军、吃饭与睡觉，教师们通过这些，培养自己的团队精神。只有经过这种训练的教师，才有能力去赏识希特勒青年团，也才有能力按照纳粹主义的教育目标从事教育工作。”[119]
然而，政府对改善小学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却无所作为。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小学教师短缺的现象开始出现。1936年，全国小学教职中有1335个空位，1937年，上升到2038个，1938年，进一步增加到约3000个。从1938年起，全国中小学每年需要招收大约8000名新教师，而教育学院的毕业生仅为2500名，形成很大的缺口。[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