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相继垮台所造成的历史激**,最终带来了1991年8月以军事政变为发端的苏联共产党的瓦解,以及后来“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20世纪以来以东欧为中心构建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能持续到21世纪,这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对其他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事实。

我们应该如何接受这一事实呢?关于“社会主义”体制解体的原因,不管是经济体制问题,还是政治体制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的地方还有很多。

与此同时人们不禁要问,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的解体是直接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还是意味着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体制的失败呢?

一些新闻机构正在热闹地报道着关于前者的相关议论,但不得不说它们都是一些肤浅的观点。如果除开资本主义体制拥护论者,诸如过劳死、通勤地狱、精神压力、“兔笼子”、家庭暴力和欺辱等日本资本主义的现状,根本无法支撑社会主义失败、资本主义胜利这种单纯的图式。

关于后者,我们要弄清楚的是以苏联为中心的东欧“社会主义”是否真的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马克思本身,重新探讨马克思的思想到底是什么。一般来说,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时,通常指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思想,还包括他们的后继者的思想和运动。但是,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不单单是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发展的历史,还包括马克思思想的演变及对马克思思想的偏离等方面的话,那么回到马克思本身,重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就成了我们不可欠缺的工作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也正是这种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

《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阿多拉茨基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旧MEGA)第I部分第5卷自1932年出版以来,到今年正好是整整60年。在出版后的最初30年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论述常常被作为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奠基之物而得到引用,但是,真正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例子可以说几乎是没有的。

进入60年代,关于第一篇“费尔巴哈”的文献学研究开始于我国的广松涉,国际上开始这项工作的则是苏联的巴加图利亚。[1]以此为契机,从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日本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盛行起来[2],并形成了一种研究流派。

最先开始进行文献考证的是广松涉,他认为阿多拉茨基版的文本“事实上等同于伪书”,并提出了自己关于第一篇的文本最新构成观点和独立的解释。[3]对此,翻译了巴加图利亚版的花崎皋平针对第一篇的构成提出了与广松涉不同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整体构想”一文。[4]

与文献学的考察同时进行的是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其中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否继承了早期马克思的异化论观点。关于这个问题,阿尔都塞在1845年提出了“认识论的切断”观点,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继承早期马克思的异化理论[5];广松涉也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放弃了异化论,转而采用了物象化论。[6]此后日本学界开始出现各种关于异化论和物象化论的研究,例如岩渊庆一就提出物象化论就是异化论的另一种形态,从这一观点出发对广松涉进行了批判,并主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论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得到了发展。[7]

另外,望月清司也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没有放弃异化论,并提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的‘分担问题’”这一新的观点。在望月清司看来,马克思恩格斯两人“位相不同”的历史理论——恩格斯从分工=私人所有的观点直接得出了废除分工的“所有形态史论”,马克思则立足于共产主义社会是在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分工展开史论”——并存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8]在望月清司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中川弘推断《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存在由所有关系视角、物象化论视角、自然和人的关系视角组成的“三种史论”,自然和人的关系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视角是马克思发挥主导性的部分。[9]

在批判性地继承这些先行研究的基础上,细谷昂还将包括第2篇“圣布鲁诺”、第3篇“圣麦克斯”在内的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都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考察。细谷昂根据巴加图利亚考证过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执笔顺序,探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见解上的相互碰撞,并最终提炼出‘共同结论’的过程”,而且,他还考察了该过程中唯物史观的各种概念是如何形成的。[10]

除此之外,70年代的《现代的理论》杂志分几期开辟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专栏。其中,根据广松涉的编辑方针,坂间真人编辑了自己的版本,他还介绍了巴加图利亚和广松涉等人文献学研究的成果[11],但到了80年代以后,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在日本就几乎看不到了。

另一方面,在国际上,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MEGA)第Ⅰ部分第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所作的文献学研究被公开发表在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贡献》(Beitr?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马克思恩格斯年鉴》(Marx-Engels-Jahrbuch)、《卡尔·马克思博物馆丛书》(Schriften aus dem Karl-Marx-Haus)上。[12]

这一系列的文献学研究,到目前为止都将重点放在了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背景说明上。其中,G.高罗威纳(G.Golowina)认为,1845—1846年马克思担任某季刊主编期间,曾构想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草稿发表在该季刊最初的两卷上。[13]

高罗威纳的论文改变了人们通常的认识,即马克思原计划写作两卷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并进行发表,他提出了马克思为什么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动机问题,而且,这篇论文还认为赫斯是该季刊的合作编辑,这也成了重新探讨赫斯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关系的机缘。[14]

如上所述,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考察并没有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期望今后能有更多的以资料为基础的考证的出现。

显然,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此。如果要追问马克思思想的现代意义,还需要我们在文献学的基础上,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拥有的丰富思想内容进行挖掘和阐明。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的。

我们注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双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第一,不管是当初作为季刊的论文,还是由两卷本组成的单行本,《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没有公开发表过,而是停留在了手稿的阶段,第一篇“费尔巴哈”还是未定稿,所以我们不得不说它是“未完成品”;第二,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但是,从它蕴含了之后的发展来看,它也是一部“未完成品”。

第一篇是未定稿这一事实引发了学界关于编辑问题以及所谓的“分担问题”等“文献学问题”的讨论,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问题还不仅仅只有这些。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意识形态论争之际正处于“自我认识”的过程中,而且《德意志意识形态》只以未定稿的形式留存下来,所以为了从内容上对其进行把握,就必须通过他们的思想形成史,以他们的文本为依据来进行考察。

谈到“分担问题”,简单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同的人格,他们的思想发展轨迹也各不相同,所以不能简单地把当时他们二人的思想看成是完全一体的,这一点不言而喻。但是,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存在思想上的微妙差别,但他们在共同的问题意识下一直在尽力“共同创造”他们的观点,这也是事实。所以,那种故意要区分他们,甚至要将他们的思想对立起来的做法就太不合适了。

另外,从今天的研究情况来看,一般认为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看作是已经被“纯粹培养起来”的东西,而必须在与费尔巴哈、鲍威尔、卢格、赫斯、施蒂纳等黑格尔左派的思想交流和斗争中去认识它。我们也认为,必须在当时德国的历史现实和思想环境下对处于发酵坩埚中的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思想进行考察。

总之,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马克思写作手稿时的思想状况作为横轴,把他的思想形成过程作为纵轴,将他们的文本置于横轴和纵轴的交叉点上,以此来挖掘《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思想。

最后,笔者还想简单提及一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完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是①由阿多拉茨基编辑的[15]旧MEGA第I部分第5卷(阿多拉茨基版,1932年)。[16]现在还有狄茨出版社(Dietz Verlag)出版的著作集(Marx/Engels Werke)第3卷,大月书店出版的翻译版就是以阿多拉茨基版为底本的。

另外,如果是第一篇“费尔巴哈”的话,那么除了上述文本之外,还有②梁赞诺夫编辑的文本(梁赞诺夫版,俄文版1924年,德语原版1926年)[17]、③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的巴加图利亚编辑的俄语文本(巴加图利亚版,1965年,花崎皋平译,合同出版,1966年)[18]、④东德《德国哲学杂志》发表的文本(东德新版,1966年,大月书店版《马克思恩格斯八卷选集》第5卷收录)[19]、⑤为新MEGA(Marx/Engels Gesamtausgabe)出版的试行本(新MEGA试刊版,1972年,没有日语翻译)[20],以及⑥广松涉编辑的文本(广松版,1974年,河出书房新社)。[21]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不同的版本,是因为第一篇“费尔巴哈”存在文本上的“文献学问题”。关于文本的“文献学问题”,请参考本书第一章小林一穗的论文。本书不仅仅是以第一篇为研究对象的,而且将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都作为考察的对象,其中包括了对第一篇的探讨。关于第一篇的文本,在新MEGA版[22]还未出版的当下,我们认为广松版是最好的,所以本书使用的是这一版本。

本书关于第一篇“费尔巴哈”的引文使用广松版,对第一篇之外的引文使用Werke,Bd.3(大月书店版《全集》第3卷),在本书中分别简记如(H.78,79)、(W.145,146)。前一位数字表示德语原文页码,后一位数字表示日语版的页码。

其他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使用Werke或者Gesamtausgabe,在本书中分别标记如(MEW,Bd.4,123)、(MEGA,Ⅰ-3,123)。

另外,来自于费尔巴哈或者赫斯的引文简记如下:

FGW:L.Fuerbach,Gesammelte Werke.Hrsg.von W.Schuffenhauer,Berlin 1967.

HS:M.Hess,Philosophishe und sozialisitische Schriften 1837-1850.Hrsg.und eingeleitet von A.Cornu und W.Mnke,Berlin 1961.

岩佐茂

渡边宪正

[1] 巴加图利亚文献学研究的机缘之一,被认为是1962年巴纳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发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3张新的手稿。在巴加图利亚编辑了新版的第一篇“费尔巴哈”之后,国际上又出版了以巴加图利亚版为基础,从新的角度编辑的东德新版和新MEGA试刊版。

[2] 详情请参考岩佐茂:《回顾〈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载《唯物主义》,东京唯物主义研究会编,第65号,1991。

[3] [日]广松涉:《〈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的问题点》,载《唯物主义研究》第21号,青木书店(收录于《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至诚堂,1974),1965。

[4] [日]花崎皋平:《马克思的思想和科学》,盛田书店,1969。

[5] [法]阿尔都塞:《复活的马克思》,人文书院,1968。

[6] [日]广松涉:《马克思主义的地平》,劲草书房,1969。

[7] [日]岩渊庆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异化论的发展》,载《唯物主义》,东京唯物主义研究会编,第48号,1975。

[8] [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岩波书店,1973。

[9] [日]中川弘:《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讲座 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第2卷,服部文男编,青木书店,1977。

[10] [日]细谷昂:《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

[11] [日]坂间真人:“《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批判的意义”(载《情况》1972年1月号)、巴加图利亚著,坂间真人译:“《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中的位置”(同杂志,1973年1月号)、“《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今天的课题”(同杂志,1974年1月号)、巴加图利亚著,坂间真人译:“《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再构成”(同杂志同期号)。

[12] 韩国的郑文吉独自进行了第一篇“费尔巴哈”的文献学研究,其译文被发表在了《立命馆经营学》上。[韩]郑文吉:《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I.费尔巴哈”章的重构(上、下)》,《立命馆经营学》第30卷第1、2号,1991。

[13] Galina Golowina, Das Projekt der Vierteiljahrsschrift von 1845/1846.Zu den ursprünglichen Publikationspl?ne der Manuskripte der Deutschen Ideologie,In:Marx-Engels-Jahrbuch,Bd.3,1980.

[14] 关于这个问题,W.门克(W.Menke)指出参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的赫斯还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的“奇妙性”,但正如高罗威纳所言,如果赫斯真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将要发表的季刊的编辑合作者的话,那么这一“奇妙性”也就有可能被理解了。针对高罗威纳的说法,J.洛基桑斯基(J.Rokycansky)考察了1845—1846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的关系,并支持这一说法。但I.陶伯特认为,即使赫斯是季刊的合作编辑,也应该明确赫斯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相关,他还认为,“格拉齐安诺博士”是赫斯在马克思的直接合作下写作的,所以理所当然应该被收录到第I部第5卷的附录里(Zur Mitarbeit von Moses Hess an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In: Beitr?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Bd.26,1989)。另外,Ch.依凯认为,“库尔曼博士”章也是赫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写作的,所以和以往的版本不同,所以应该增加到新MEGA第I部第5卷的附录中(Zur Mitarbeit von Moses Hess an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In: Beitr ?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Bd.26, 1989)。这些研究对新MEGA第Ⅰ部第5卷预定公开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了准备,但学界并没有停留于此,学者们还在继续探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执笔过程及其与赫斯的关系。可以说,考察《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过程中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必要性更加凸显了出来。

[15] K.Marx/F.Engels,Die Deutsche Ideologie,In: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Abt.I, Bd.5,1932.

[16] 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出版经纬,请参考[日]重田晃一:《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公开发行史的备忘录》(一)、(二),《关西大学经济论集》第11卷第6号、第12卷第1号。

[17] Marx und Engels über Feuerbach(Erster Teil der Deutsche Ideologie),Hrsg.v.D.Rjazanov,In:Marx/Engels-Archiv,Bd.1,1926.

[18] К.Маркс и Ф.Энгельс, Фейербах,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ь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 ид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воззрений, В: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том 10, 11,1965.

[19] K.Marx und F.Engels,Feuerbach.Gegensatz von materialistischer und idealistischer Anschauung,In: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Heft 10, 1966.

[20] K.Marx/F.Engels, Die deutsche Ideologie I.Band. Kapitel I: Feuerbach.Gegensatz von materialistischer und idealistischer Anschauung,In: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Probeband), Berlin,1972.

[21] K.Marx/F.Engels, Die Deutsche Ideologie.Neuverffentlichung des Abschnittes I des Bandes I mit Text-Kritischen Anmerkungen,Hrsg.v.Hiromatsu, Tokio,1974.

[22] 在新MEGA里,《德意志意识形态》被收录于第Ⅰ部第5卷中。郑文吉在报告中指出,卡尔·马克思·豪斯研究所正在进行该卷的编辑工作,预定于1993年出版(参考前揭论文)。另外,根据《为MEGA的继续所做的马克思现代探究》(大泉村·宫川彰编,八朔社,1992),第Ⅰ部第5卷是“编辑的初期阶段”中的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