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自我意识视角，不仅仅限定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贯穿于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1]而且，自我意识通过感性的普遍性被认识这一点，在联想到与费尔巴哈的联系时，更不能被忽视。费尔巴哈没有将自我意识——作为感性的存在的我固定为受动的，而认为正由于它是彻底的受动，所以也是能动的（=活动的）事物，他认为这种受动性和能动性的同一性是一种相互作用，也就是受动的（受苦的）存在的相互补充行为。这一点，与构成马克思实践概念之基干的“交往”，例如《穆勒评注》中展开的构成社会相互补充行为的交往概念——可以说受到赫斯的极大影响——是相通的。
之前我们也确认过，人的本质这种对象性存在的自我确证是在感性的普遍性中实现的。如果用更马克思的风格来说，是通过生产和交往的社会实践实现的。人的本质同时也是以自己为媒介的关系形态的确证。换句话说，当将它作为自然和社会的二重关系来认识，并且将这些关系作为“对我来说现存”的“关系形态”来把握时，马克思的自我意识特有的光辉闪耀其中。马克思通过深化交往概念将其进一步展开了。接下来笔者想就这一动态发展进行探讨。
1.内在于类存在物的自我意识
对于马克思来说，自我意识的问题构成肩负着重要的原理性意义，这一点通过他的共产主义观就能看出来。原本，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而是“充满活力的原理”，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的全部运动”，同时也是“从概念上意识、把握共产主义的产生的运动”[2]。就像社会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反过来社会也由人来生产。所以，共产主义通过“积极扬弃私有财产这种人的异化”，来显示“人的本质的现实获得”这一成果，是人本身作为社会的也就是真正的人有意识地产生的自我内部回归运动而已。据此，“作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即所谓的共产主义，是认清依靠以前发展的全部成果而诞生的历史运动的“积极的人的自我意识”。
不言而喻，马克思并没有将这种运动作为一种理想状态放置在彼岸，而是在现实的矛盾过程中去认识它。但它的核心无疑是“第一手稿”中的异化理论。
正如人们经常提到的，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础是“类存在物论”。首先，异化劳动的第一规定——劳动产品的异化从生产的结果看，属于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关系问题，但这个第一规定是以生产行为，即“生产活动内部”的异化为前提的。这是因为产品只是生产活动的要素而已。假如“劳动者没有被生产行为异化，劳动者就不会和自己的产品呈现疏远的对立关系”[3]，所以，“如果劳动产品是外化的，那么生产本身也必须是劳动性外化、劳动外化、外化劳动”[4]。另外，如果说是从这种异化劳动的第一规定和第二规定推导出的第三规定，即“类本质异化”，倒不如说相反是以类的异化为基础推导出的自然的异化以及自我异化。
我们常说“人是类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的人在与自然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从自然获取直接的生活手段以及自身生命活动的素材。但是，像这样在不断将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过程中，人类生命活动的普遍性得到了实践性的显示。人的类生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一点。“这是因为，人不仅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将自己的类和其他事物的类作为自己的对象……而且人还和自身这种现存的类发生关系，和自我这种普遍的自由存在发生关系。”[5]正如普遍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的特征”[6]一样。在“再生产整个自然”的普遍的自由的意识活动与人发生异化的过程中，人的劳动产品和生产行为与人发生了异化。马克思从这种类的异化推导出了异化的第四规定——“人与人的异化”。“人与自己对立的时候，其他人也与他自己对立。”[7]人与自己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才能被表现和实现。
如上所述，虽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以人的类存在物这一规定为前提，但仅仅断言人是类存在物还不够，因为无法得到关于这一点的确证。只有通过“对象世界的实践性生产，对无机自然界的加工”，人才能获得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确证，即获得“与作为自己的本质的类发生关系的存在，换句话说，获得作为类存在物的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存在的确证”[8]。在这一点上，人不仅仅是在意识中将自己二重化，也是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将自己二重化，所以，人是“在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中直观自己的”[9]。通过这样的生产行为，人将没有直接适合自己本质的自然加工成人的本质对象，并通过在同样程度上获得的财富使人的各种能力的形成成为现实。自然的再生产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都是有意识的普遍活动的成果。
2.共同存在性的相互补充行为
《穆勒评注》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马克思通过补充性这一点对人的相互关系所进行的考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把握，主要是以自然关系中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特质（自由的意识活动）”为焦点。而《穆勒评注》的论述焦点，可以说是放在了人从对自然关系中展开的生命活动的相互之间的共同性、“社会交往（geselliger Verkehr）”、相互补充行为上。笔者首先将针对这一点进行探讨。
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共同存在性”。他强调共同存在性是通过交往这一相互补充行为而获得自我确证的。所以，共同存在性这一人的本质不是放置在彼岸的理念，也不是以异化的形态被固定化。马克思是通过对货币这一交换媒介的本质分析来认识这一点的。所谓货币的本质，是“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10]。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是将“产品的交换”作为“人的、社会的行为”来把握的。在私人所有之下，“产生交换的人的媒介运动，既不是任何的社会运动也不是人的运动，也不是人的关系”[11]。但即使是抽象的关系，这种关系以价值的形式，或者说通过货币表现出来，这一点是事实。所以，“人的共同本质，以及证明自己的人类本质、类的生活、人为了证明真正的人类生活而制造的相互补充行为”[12]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通过商业这种形式来实现自己的。但关于这一点的确认，并不意味着如国民经济学认为的那样，“将社会交往的异化形态以一种本质的本源的，与人的本分相符的形式固定下来”。倒不如说，作为人的本质的共同存在性，作为“个人的需求和利己主义”的产物表现出来这一点，说明“这个被异化的人类社会是人的现实的共同存在性，即人的真正类的生活的讽刺画，所以它的活动是一种苦恼，它自身的产物成为与它疏远的力量，它的财富作为一种贫困，它与其他人的本质纽带作为一种非本质的纽带表现”[13]出来而已。对于私人所有者而言，即使交换的目的在于利己的盈利心，“社会的相互补充正是以利己主义这种露骨的‘异化交往’形式才得以实现”[14]。
3.意识成立的实践基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展开的意识考察的最显著特征是，他把意识作为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这两重关系形态的节点。换句话说，意识是人在与自然以及社会的关联中两重的自我关系形态。为了明确这一点，笔者首先想探讨一下意识成立的历史性前提。
“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开创全部人类史的前提，既不是通过把以后发展阶段的个人塞入到以前的阶段，将后代的意识强加给前代个人的“人的自我异化过程”，也不是“通过最开始舍弃各种现实条件的颠倒性，将全部历史变为意识的发展过程”，而是“活的人类个体的生存”[15]。原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人必须可以生活下去”[16]。衣食住穿等都属于这种生活的要素。所以，“首要的历史行为”是创造出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即“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而且，这一首要前提指的不仅仅是现实个人的获取性，同时也是指“眼前既存的生活条件和通过他们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各种生活条件”[17]。另外，最初的需求的满足会引导出新的需求，于是第二前提就成了“新需求的创造”[18]。第三前提是他人生活的生产也就是繁殖。生活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的自己生活的生产或是通过繁殖的他人生活的生产，既是自然关系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这是第四点。正是在考察了“本源的历史关系的四大契机，四个侧面”之后，才能说“人是具有意识的”。当然，这种意识不是所谓的“纯粹”意识之类，而是现实的活动的个人的意识。所以，意识的生产从一开始就“编入了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现实生活的语言中”[19]。因此可以说，“语言和意识是同年龄的”[20]。
如上所述，被作为“实践的、现实的”来认识的意识，“从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社会的产物”[21]了。这样一来，意识在当初“就是关于身边的感性环境的意识，是意识到自我的个人外部的其他人或事物之间狭隘的意识”[22]。然而，不管这种意识如何狭隘，人类意识的固有性存在于这种被意识到的关系之中。而且，这种关联作为“关系形态”对于“我而言是现存的”。所以，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只能通过与“我”的关系来把握，是以“我”为媒介的关系形态。可以说，马克思是把自我意识作为与自然以及社会相关的两重的自我关系形态来理解的。
4.交往和自我意识
《德意志意识形态》将“人的、批判的、利己的意识”的批判角度定位于彻底的唯物史观。即，不管是“人类”也好“自我意识”也好，或者是“唯一者”，只要是舍弃了历史的各种前提，换句话说，只要切断了与“现实中的，活动在由于物质资料的生产而独立于他们意志的各种物质的、独立的限制、前提、条件下的个人”的联系，就必须将隐藏在他们深处的“颠倒性”揭露出来。所以，批判这种虚伪的意识，不能仅仅将它作为某种“幻想”抛弃，而是要弄清它的颠倒性的产生根源。即使所有的人类关系在意识形态里都像“箱式照相机”那样呈现出倒立的图像，正如视网膜上的对象物的倒立生根于人的直接肉体一样，这种颠倒现象也是起源于人的历史的生活过程，我们必须弄清这一点。马克思积极的“自我意识论”蕴含在上述问题角度里，展开这一理论的钥匙正是“交往”概念。
所谓的“交往”一般来说，指的是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市民社会中“包括商品交换、商业往来、商品流通、贸易等在内的概念”[23]，其含义不得不说非常丰富。让我们感兴趣的是，马克思是分两种情况来论述“交往”概念的。一方面，他通过“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关系来把握作为“生产关系”[24]、“生产形式”[25]的“交往形态”。另一方面，他认识到交往还包括“精神交往”所体现的“精神的生产”。首先，让我们看看第一个方面。
关于生产与交往的关系，我们首先必须注意的是，虽然交往受到生产的限制，但生产本身也是以交往的程度为前提的，也就是“生产与交往的相互作用”[26]。从农业劳动到工业和商业的分离，这种分工体制的扩张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和交往的分离，促进了生产者和专门负责商品交往的商人的分离。组织商队来往于各个城市之间的商人阶级的形成，为跨越城市周边地区的“商业的结合”提供了现实性。这样一来，单一城市的孤立状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加深、需求的扩大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说某个地区的生产力，尤其是在某种发明之后获得的飞跃性发展，与“交往的扩张息息相关”[27]也是言不为过的。实际上，“工厂手工业最初的开端，是以与外部的国民的交往为历史前提的”[28]。例子之一就是，“美国和东印度航线的发现推动了交往的扩张”，这种扩张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样一来，“交往变成了世界交往，大工业成了基础，全体国民都被卷入竞争的时代的到来，确保了生产力的持续性”[29]。但是，这种关系反过来会对交往形态产生反作用，也就是生产力成为交往形态的“破坏力”的时候。到那时，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原有交往形态会被更发达的，更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交往形态替代。这种生产力对交往形态的关系与个人的交往和自己活动的关系相连，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交往的另一个侧面，即之前提到的“精神交往”。
可以说，马克思交往概念的深度体现在，他把“精神交往”也纳入了考察的视野。马克思指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30]。在相同的地方，马克思还论述到“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31]。这两种情况的特征在于，都是以个人的现实活动和关系为基础来认识意识、观念、理念的。换句话说，“个人的观念，是他们的各种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交往、社会、政治关系的意识表现”[32]。马克思虽然批判“理念支配世界”这种颠倒性，但他并不否认把握现实生活过程的意识性。相反，马克思积极地探讨了以“我”为媒介，在“我”和对象之间往返运动的自我意识——正如在他的共产主义观中体现的那样——在现实变革中所占有的重要意义。
对于马克思而言共产主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共产主义观以及其中展开的“积极的人的自我意识”论——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3]。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34]。所以，个人不是作为阶级的单一成员，而是在每个人都参与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各种条件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
正如前面章节确认过的，对于马克思而言意识不是埋没于对象中的意识，也不是内在于自身的意识，而是认识到“我与环境的关系形态”的意识。换句话说，意识被定位于一种纵横的关系之中，这种纵横关系指的是在自然关系中被认识的个人和自然的关系形态，以及在社会关系中被认识的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就是往返运动于对象和自己之间的理智。如果说“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35]的话，换句话说，如果与自然关系相关的生产力和表现为人类关系的交往形式通过劳动力产品的实现而被展开的“全部历史的真正熔炉”，就是“市民社会”的话，那么马克思的自我意识就是认识市民社会这一通过自然和社会这两重关系形态编织的舞台的“现实的、实践的意识”。所以，自我意识这种认识与自己相关的各种关系形态的理智，不是任何思辨的理智，而是以现实的生产和交往为基础，并认识它们的理智。
木村博
[1] 这个观点受到渡边宪正著作，特别是第四章的启发。参见［日］渡边宪正：《近代批判与马克思》。
[2] Feuerbach，L.，Grunds?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In:FGW，Bd.9，1982，316页。参见《未来哲学的根本命题》，船山信一译，收录于《费尔巴哈全集》第2卷。
[3] Feuerbach，L.，Grunds?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In:FGW，Bd.9，1982，546页。参见《未来哲学的根本命题》，船山信一译，收录于《费尔巴哈全集》第2卷。
[4] 同上书，546页。
[5] 同上书，515页。
[6] 同上书，516页。
[7] 同上书，517页。
[8] Feuerbach，L.，Grunds?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In:FGW，Bd.9，1982，316f。参见《未来哲学的根本命题》，船山信一译，收录于《费尔巴哈全集》第2卷。
[9] 同上书，517页。
[10] MEW，Bd.40，4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 同上书，447页。
[12] 同上书，451页。
[13] 同上书，451页。
[14] ［日］望月清司等：《马克思著作和思想》，47页，有斐阁，1980。
[15] H.23，23。
[16] H.22，22。
[17] H.23，23。
[18] H.24，24。
[19] H.29，29。
[20] H.28，28。
[21] H.28，28。
[22] H.28，28。
[23] ［日］岛崎隆：《思想的最低标准》，115页，大月书店，1991。
[24] H.74，76—抹消部分。
[25] H.142，150。
[26] H.96，100。
[27] H.98，100。
[28] H.98，102。
[29] H.98，102。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4页。
[31] 同上书，524页。
[32] H.74，76删除部分。
[33] H.37，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39页。
[34] H.126，1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79页。
[35] H.38，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