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夏，托人弄到一本《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的书，随书附赠当年顾圣婴演奏的两张唱片。看了一下出版日期，竟是2001年版，5000册的书怕是到现在都没能卖完。总顾问是原中央音乐学院的副院长赵沨，主编周广仁，副主编里还有鲍蕙荞的名字，想来这些钢琴界的名人大家是认得的。可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钢琴圣手顾圣婴，恐怕知情者寥寥无几。当年，她的名字比这里的任何一个都更受人瞩目。也不过是半个世纪的光景，开始人们还常常琢磨的那件神秘“钢琴家全家自杀事件”，渐渐少有提及，更何况那个年月的自杀事件在“艺术圈”并不罕见。顾圣婴，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书里尽是当年的师长、好友、同行散落的记忆片段，各种关于顾圣婴的不同表情始终逃不过两个主题：她是百年难遇的钢琴天才与1967年她携家人饮恨离去。从书里得知，顾圣婴的父亲顾高地因潘汉年案获罪20年，出狱之后，方知妻子儿女三人早已在“**”初期自杀身亡。饱受磨难从未被击倒的坚强父亲竟一夜白头，他四处搜集关于女儿的遗物：钢琴、乐谱、节拍器、奖状、日记、照片……简单地布置了一个顾圣婴纪念室，日思夜念地守着，直到1990年去世。
顾圣婴之死
上海愚园路1088弄103号，当年顾圣婴的家。20世纪50年代，互为近邻的傅家和顾家是通家之好，傅雷为顾圣婴补习文学，还给她介绍过钢琴老师（“**”中傅雷夫妇的自杀身亡，无疑给了顾圣婴和家人某种暗示）。1967年2月1日凌晨3点左右，一辆救护车向中心医院（愚园路749弄）疾速驶来。担架抬下来两女一男，已经没有了气息。医生匆匆写好死亡鉴定，旋即担架被推到太平间。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尸体烧掉后，没有亲属保留下骨灰（风雨如晦的年代又有谁敢来收尸呢），以致日后追悼会的骨灰盒里都是空的。一家三口临死之前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都将成为永远的谜。
那一年，才华横溢的顾圣婴还不足三十岁。
“**”初年的上海，文艺界里的音乐界是遭受迫害的重灾区。上海交响乐团的“**”受难者，除了顾圣婴，还有指挥陆洪恩。他在“**”初年因“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被捕，1968年4月28日被判处死刑（他是“**”中在上海第一个被处决的高级知识分子）。乐团的中提琴家周杏蓉也受到迫害，在1968年秋天自杀身亡。上海音乐学院在“**”中有十七人“非正常死亡”：以死抗争的有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杨嘉仁和妻子程卓如（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夫妻二人被批斗后，先是吞服了安眠药然后开煤气自杀，钢琴系主任李翠贞1966年开煤气自杀，音乐理论家沈知白1968年自杀，管弦系主任陈又新1968年跳楼自杀……这些教授们被“斗争”时，不但遭到红卫兵的殴打，而且被强迫和其他被“斗争”的教员互相殴打。红卫兵命令“牛鬼蛇神”们站成两排，打对面的人的耳光。如果不打或者敷衍了事，就会被红卫兵加重处罚。回想起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老资格的合唱指挥家、教育家马革顺说：“那时有一个学生来外调的时候，我回答一句，他不满意，马上就打耳光。而且平常你站在那里，很多人在后面踢你，把你踢倒，这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如此的穷凶极恶，在上海的“一月风暴”中也是不多见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来沪串联后竟感慨自己学院怎么一个自杀的都没有呢。
那个时代，各级部门的负责人对自杀现象毫无人道关怀，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非但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反而会给他们加上“畏罪自杀”的罪名。巴金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
钢琴才女
顾圣婴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之家，父亲顾高地是爱国将领，曾任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秘书，母亲秦慎仪是原上海大同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高才生。早慧的她五岁即入开设钢琴科的上海中西小学，自三年级起获历届比赛第一名。她先后师从邱贞蔼、杨嘉仁（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李嘉禄（20世纪40年代末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回国前曾接到美国许多大学的聘书）教授。她还跟从马革顺学理论，跟从沈知白学音乐史，文学则受惠于傅雷。顾圣婴自幼所受的音乐教育和钢琴训练，其系统性和纯粹性在那个年代是绝无仅有的，她纯正的“血脉”和少有的天赋后来造就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钢琴天才，那个年代，国内以自学成才为主的其他钢琴家均不可同日而语。1953年，十六岁的她开始登上音乐舞台，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肖邦《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大获成功，第二年即担任上海交响乐团钢琴独奏演员。1956年后，师从苏联著名钢琴家塔图良和克拉甫琴科，使她的眼界大开，琴艺日趋精进。在莫斯科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克拉甫琴科说：“顾在每一堂课上，都以自己的成绩使我感到惊讶。她每天弹奏10小时到12小时；她一年学会的作品，至少比我国音乐学院用功的学生学会的乐曲多一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称傅聪、刘诗昆、顾圣婴、李名强、殷承宗为“中国钢琴五圣手”。除了傅聪，其他四人在国内外名噪一时，获奖频多（稍后这个名单里加上了鲍蕙荞）。顾圣婴更是**独领。1957年，十九岁的她在第六届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中荣获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在国际音乐比赛中夺得的第一个金奖，四十多位评委一致认为她的演奏堪称奇迹。次年10月，她又在高手云集的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女子钢琴最高奖（著名钢琴家波利尼获男子钢琴最高奖），西方音乐界反响强烈，瑞士国家电台、电视台分别向全欧洲转播了颁奖音乐会的实况。1964年，她在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钢琴比赛中再次获奖。匈牙利的评论家说：“她给贝多芬的乐曲注入了魅力和诗意，在听众面前表现了巴赫的严肃、舒曼的丰富和德彪西的澄明和优美。”保加利亚的评论家说：“她的演奏着重诗意和发自内心的感受……肖邦的乐曲在她的手下呈现出不可再现的美。”更有国际权威评论称她是“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是“高度的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性令人惊奇的结合”。她手下的肖邦温婉秀丽，像春天刮过的风一般轻盈，自然流畅，诗意深情。那是内心的歌吟，仔细听来，琴声里夹杂着优柔哀怨，令人忧然远思……
顾圣婴的演奏风格有着强烈的个性，既有激越的浪漫诗情，又有端庄含蓄的魅力。用刘诗昆的话说，顾圣婴的钢琴风格是“轻功”，秀丽澄明的音色、轻巧快速的触键技巧，明快利落，宛如珠走玉盘。她周围的人，无论老师同学、同事朋友，提起她的为人也都是众口一词的称赞：优雅的家教，谦逊的人品，聪颖的天资，出众的才华，朴实的衣着，拼命三郎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她身上有太多的美好光明纯洁，但这一切在黑暗的年代里却成了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被碾碎的正当理由。
最后的选择
在肖邦两百周年诞辰的日子里，那么多璀璨的明星开演奏会，录制出版了叠床架屋的唱片，唯独把顾圣婴遗忘在历史的灰尘里。讽刺的是，她曾以弹肖邦震动世界琴坛，她视为生命的“肖邦手模”在批斗中被摔碎后成为“刺杀”她的匕首，直接将其送上一条不归路。
今天的年轻人自然无法想象顾圣婴生存的那个年代。她虽然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艺术宠儿（很多人根据她的名字，望文生义地以为她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教育），也是难得一遇的才女。赵沨院长曾说，像顾圣婴那样能够欣赏八大山人画作的钢琴家可谓凤毛麟角。
从50年代，顾圣婴一直按照组织的要求学习进步：1954年加入共青团，当年就被团市委表彰为先进青年，后又当选为市文化局团委委员、局优秀团员、三八红旗手，并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她生活朴素，平易近人，热心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在春节慰问解放军时一天演出三场，每天只能睡四小时到五小时，但始终精神饱满地演奏战士们喜欢的曲目。当所有的“奋进向上”和被批斗的残酷现实同时摆在她面前，当为祖国人民争来的荣誉被粗暴的耳光打翻之际，一个弱女子还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加缪说过，“人选择自杀，是觉得生活不值得一过，生活没有了意义”。
包括顾圣婴在内的许多优秀的人在“**”中选择了自杀，面对一个“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的黑暗年代，人的绝望是可想而知的。阿伦特说，“当人们被剥夺了公共空间时，他们就（可以）撤离到思想的自由中”。但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当地的中国，概率却微乎其微。公共空间占领了个人空间的最后一块领地，没有隐私，没有喘息，没有一丝一毫的后退可能。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人们将在哪里居住？女钢琴家似乎别无选择。
然而说到底，自杀是个个人问题。也有在“**”中遭到迫害的人选择了坚韧不屈并且熬过了漫长的严冬。某些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逆境中也许可以采取韬晦之策，拓展自我的思想空间，在监狱、下放劳动的干校、农村，他们利用一切手段积蓄思想的能量，实现着人格的自我完善。顾圣婴不同，她只是个钢琴演奏家，和许多艺术家一样，他（她）们思想单纯，懦弱善良，即便是被人陷于不义，也力图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一心希望得到组织的帮助和承认，力图跟上所谓时代的步伐。如若无所支撑，这些没有“自己的”思想空间可以退守的人，这些纤弱优美的灵魂的命运，将比暴风雨中的枯叶更摇摇欲坠。
此时的顾圣婴还有谁可以相依在危难中？
父亲，那个从小循循善诱教导她的慈父，在女儿最需要他的时候却身陷囹圄，远在天边。家庭，没有工作的母亲、辍学待业的弟弟，他们都是弱者，整个家庭的生活负担落在了年轻的顾圣婴的肩头。在顾圣婴留下的不多的文字中，所有的话题大都围绕着钢琴和与之相关的人和事，连出国比赛期间写回国内的信件里，对母亲和弟弟也只字未提。有知情者回忆说，坚忍的顾圣婴有时候也免不了唠叨几句家里的琐碎，家庭的温暖自父亲坐了监牢以后就消失了。随着“**”到来，“在几乎所有官方的高调言辞和空话的遮蔽下，一切公开领域的功能全部丧失，当这光亮被熄灭后，黑暗就降临了”（阿伦特语）。暴风雨来临之际，师友们也都自顾不暇，所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些曾经给顾圣婴关心鼓励爱护的人一时间都作鸟兽散。接下来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批斗会上的口号、口水、污蔑、攻击，以及人身侮辱，最后是自我了断。
私密的温暖
难道残酷的现实面前真的没有一丝光亮了吗？阿伦特说过：“人们在这些黑暗时代里是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彼此靠得更近，在这种私密的温暖中寻求光明与启明的替代品。”阿伦特所说的“私密的温暖”其实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凡黑暗年代，就一定有私密的温暖存在。据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一个老教授回忆说，当年他被打成反动分子，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威望尽失颜面扫地。当所有的人见了他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一次在学院门口，一个看门的教工给了他一个平静的微笑。也许这种微笑过去曾经有过，只不过他没有注意到而已。但危难之时，就是那样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微笑，使他在绝望无助的日子里有了支撑的力量，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当年和顾圣婴交情甚笃的殷承宗回忆说，1967年年初，顾圣婴返回上海前一日，俩人在殷承宗的住处促膝长谈整整一天。谈到创作，谈到《南方来信》等当时流行的一些文学作品和音乐创作的关系。“记得那天特别冷，零下20度，我们在厨房里开煤气取暖，但我们谈得很热烈，并且充满信心。她离去时，我把全套下乡用的棉衣棉裤都让她穿戴走了。”殷承宗不但不怕担嫌疑惹祸上身，除了物质上的温暖，还给了顾圣婴以精神上的砥砺（后来殷承宗很快用钢琴创作了“红色经典——《钢琴伴唱红灯记》”，成了“**”时期的红人，在顾圣婴最需要关怀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还是令人赞许的）。南去的列车上，我们不知顾圣婴穿着挚友雪中送炭的棉服心里是何等感动，她根本不必穿在身上，因为冰冷的心里已经融进了暖意。回到上海以后，如果有更多如此这般“私密的温暖”：一个眼神、一个笑靥、一次握手、一次交谈，说不定会给悬崖边的顾圣婴一个回转的空间。
人的“死”常是一念之差。
事实上，历史也见证了私密的温暖的缺失，记录了远害避祸的场面。同样是最后一面，这滋味却显得更为酸楚。顾圣婴自杀前的一天下午，她的一个钢琴老师远远地和她走了个对面，看到顾圣婴心事重重，步履沉重，缓缓走来，本想上前打个招呼，但因想到自己同样被动的处境，踌躇了好一会儿终没有上前搭话。第二天上午传来顾圣婴弃世的噩耗时，这位老师痛惜无比，后悔莫及。很多年后，只要一提起此事他都悔恨不已。多年后，顾圣婴的弟弟顾握奇的一个同学也回忆道，“依稀记得动乱初的一个初冬的黄昏，我去亲戚家借债购粮，路过淮海路国泰影院，蓦地与顾（握奇）迎面碰上。见他头发凌乱，脸色惨白。双方不敢多言，寒暄几句即分手。谁知这是我和他生前最后一晤”。我们无苛责他人的权力，更无意怪罪谁。那样一个危情时刻，谁也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超拔的能力。只是叹息在极端黑暗面前，为什么亮起一点“私密的温暖”如此之艰难，为什么温暖失去了本应有的力量？
1967年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见到过中央音乐学院的权威们一个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目睹了高个子的钢琴家刘诗昆在武斗中被打得头破血流，从他人处隐约听到沪上顾圣婴的死讯。一些浮光掠影般的交集尽是些传说：有人说她被剃了阴阳头，还有其他很过分的人格侮辱。多年后才在一个材料上看到事情的大体经过：1967年1月31日，在上海湖南路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中，上海交响乐团的“造反派”把顾圣婴揪到排练大厅的舞台上，当着上海交响乐团全体工作人员的面，打她耳光，揪她的头发，强迫她跪在毛泽东像前“请罪”。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那里也许不一定酿成悲剧，但顾圣婴不行，她的水晶般的纯粹是染不得一点儿纤尘的。读了这本纪念顾圣婴的书，这点我们绝对相信。
很多认识顾圣婴的人在纪念文章里对那个年代进行了谴责，对钢琴诗人的意外死亡表示惋惜。死亡纵有千番面孔，死亡纵有万种理解，我们却总在考量着值得与不值得。其实这也不是死者的问题，而是死亡留给生者的困惑。一个女钢琴家的弃世，今天看来，也许是正当其时。想想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批出色的钢琴家，刘诗昆，李名强，殷承宗，鲍蕙荞，在经历了那个黑暗年代以后，哪个找回了自己的艺术青春？他们的艺术生命在风暴来临的那天就宣告结束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当世界被粗暴地卷入一种在其中不再有任何持存性的运动之中时，对人或终有一死者的需要而言，世界就变得非人性化和不宜居住了。”（阿伦特语）既然是非人的世界，不宜居住，走便是了，一了百了。苟延残喘也是活受罪，就像明朝的李贽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所说的那样：“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自杀不是怯懦，亦不是因为抗争失败。有时候，自杀往往成为最后的抗争，更何况是一家三口的集体行为。顾圣婴之死就是她最有力的抗争，虽然只是她一生唯一的抗争。
离开愚园路，不知不觉竟到了上海交响乐团的门口。还是那个三层小楼，枝叶婆娑的梧桐密密匝匝地挡住了历史的视线：无法分辨顾圣婴是在哪个房间里被批斗的，难以想象所谓高雅的管弦键盘之声如何被口号声叫骂声打耳光声所替代。上前打问顾圣婴的有关事宜，回答你的是茫然的眼神和事不关己的敷衍。就在顾圣婴诞辰的日子里，除了牵挂者的孤独寻访，还有谁会委托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打听了解顾圣婴纪念室的蛛丝马迹？失望的结果也在意料之中。
在黑暗的年代里，尚且有殷承宗那样难得的“私密的温暖”，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幸福指数”似乎远远高于当年，人与人之间难道就不需要挨得更近些？让开启人性的光亮更多些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