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以为何伟亚是个汉学家。几年前，他来四川大学讲学，一开口，大家都笑了：这个“汉学家”不会说汉语！其实他汉语不好，并不是什么秘密。唯他也未必以“汉学家”自居：他虽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更感兴趣的是西人在中国的作为，如《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讨论的就是19世纪英人如何通过各种显性和隐形的（广义）“暴力”手段“教化”中国的过程。
何伟亚把英国对华战略放在其对全球权势格局的思索中加以解读。简单地说，就是要在两个意图间寻找平衡：既“试图让清政府更加合作更加顺从”，也“希望清王朝能够变得更为强大，使自己有足够的能力维护其领土主权”。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人的意图仍是“改变中国人对世界以及中国在世界中地位的观念”。在战后的外交磋商中，他们一方面表明自己“并无‘恶意’”，以缓和双方关系；另一方面尽力展示自身“良好的品行”，以“减少”清朝对外人的“偏见”。
一般认为，帝国主义者在利益驱使下，“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何伟亚这里所云不免令人疑窦丛生：希望中国“更加强大”，这群侵略者岂非太过纯良？不过，若由此讶异而进入对不同文化认知体系的探讨，或可深化我们对双方行为方式的理解：对英国人来说，自由贸易是一项神圣权利，不可侵犯；国与国的平等关系也是不证自明的外交前提。清政府面对通商与建立外交关系的请求，却推三阻四，令英人颜面受损，必须通过一场“神圣的报复”加以恢复。但对中国人来说，是否答应做生意，权在我手，岂能使强？一群人不顾数万里风波险恶，骑着炮弹而来，还自称满怀善意，谁能信服？显然，不同的文化预设和特定的历史经验造成双方在认知上的巨大差异，至少是酿成悲剧的原因之一。
但这也不是说两种文化没有相类之处。此书英文原题是English Lessons——“lesson”一词在这里语义双关，既有“课程”之意，又有“教训”之意。何伟亚说，这个灵感来自他看到的一张照片：1900年秋，列强在北京处斩几位义和团民，而旁边的一堵墙上贴了一张汉语告示，乃是附近一家英语学校的广告。在何伟亚看来，这张照片简洁地提示了帝国主义“教程”的两个层次：既是武力的较量，也是文化的传播——后者正是我在前文使用“教化”一词的原因。显然，自居文明人并非儒家专利，也是大英帝国在“赚钱”之外的重要战略目标。不同的只是，儒家并不主张“好为人师”，英人却视传教为天职。
相似的不仅于此。西人长期流传着中国人好“面子”（face）的传言，在他们看来，这实是一种心智缺陷——由于不能区分权力的“影子”和“实质”，清政府官员“对未知事物有某种无端的恐惧”；然而他们又并“不是去积极地应对”，“而是建造起一堵傲慢自大和顽固无知的高墙”（这个喻相显然来自“长城”）。正是这一认知，决定了西人的对华态度。不过，如果我们把“面子”与对它的“过度应用”区分开来，就会发现，西人也并不缺乏“面子”意识。此书专节讨论了“新兴资产阶级男性身体”观在建构英国政治“主权”中的作用——这令他们对在中国皇帝面前叩头的要求感到分外屈辱。同样，欧人在战后各种“羞辱”中国的行为，也是维持其帝国“构建和再生产”的一环。我想，如果说这里存在着另一种“面子”观，恐怕不会太离谱。
总之，此书提供的不少史实，有助于我们打破诸多关于19世纪西方和中国相遇过程的刻板印象：原来，这交手的两方，在面目各异中，也不乏可以互为对方镜像之处。战争的起源，不仅由于各种文化观念的相左，有时竟也源于人性中一些基本因素的类似。那么，如此说来，人生岂非过于悲观？不过且慢，上述结论尚需略做修改：战争的源起，固然在很多时候是由于人性中一些基本类似的因素却通过各种相异的文化棱镜折射出来，因而不免彼此误解，以为非打仗不能解决问题；但若我们能透过文化之异，看到人性之同，虽然并不一定从此便相安无事，至少也可以减少一些误会，多一点沟通，而沟通是和平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