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入威斯敏斯特区。刚才见她迎面走来，我们连忙转身，待她走过后，又跟了上去。过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她便离开了主街的灯光和喧闹。她走得很快，我们之间本来就有一段距离，她穿过威斯敏斯特桥上往来的两股人流之后，又加快了脚步，把我们远远甩在身后。直到进入米尔班克附近的临河窄街时，我们才赶上她。这时候，她好像听到了紧随其后的脚步声，便头也不回地穿过大路，走得更快了。
一个昏暗的门道里停着几辆过夜的货车，我从门道朝那条河瞟了一眼，不由得停住了脚步。我碰了碰我的同伴，没有出声，于是我们没有跟她穿过大路，而是留在路对面，借房屋阴影的掩护，尽量悄无声息地紧跟不舍。
在那条地势低洼的街道的尽头，有一座破破烂烂的小木屋，很可能是废弃的摆渡站。那座木屋，直到现在我写下这行字时都还在，它刚好位于那条窄街的尽头，又在那条大路的起点。大路一侧是一排房子，另一侧是河。她一到那儿，看见河水，就立刻停了下来，似乎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不一会儿，她就一面沿着河岸慢慢行走，一面聚精会神地看着河水。
我一路上都在猜测她是要到某座房子去。说真的，我曾模糊地希望，那座房子同我们那个失踪的女孩有某种联系。但从那黑漆漆的门道里瞟了眼河水之后，我就本能地意识到她不会再往前走了。
我们跟踪的那个女孩沿着河边漫无目的地走着，最后在这夜景中站定，凝视着河水，形单影只，一动不动，好像她就是被抛弃的垃圾，被扔在那儿任其腐烂。（第674页）
那时候，这一带非常荒凉，到了晚上，跟伦敦周边任何地方一样沉闷、凄苦、孤寂。没有窗户的大监狱旁，是一条阴森荒芜的大路，路上没有码头，也没有房屋。一条流速缓慢的沟渠将污泥淤积在监狱墙下。附近的沼泽地里长满了杂草。一个地方，几座房屋的骨架正在慢慢腐朽。这些房子不幸盖到一半就停工了；另一个地方，地上堆满了锈迹斑斑的铁怪物，有蒸汽锅炉、机轮、曲轴、管子、火炉、橹、锚、潜水钟、风车轮叶，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奇怪东西。它们都是某个投机商人搜集来的，如今匍匐在尘土之中—下雨的时候，它们已经在自身重量的作用下陷进泥中—看上去很想将自己藏起来，却又无能为力。河边上，各种工厂发出刺耳的轰鸣和耀眼的火光，惊扰了夜里的一切，只有烟囱里不断喷吐的浓烟不受干扰。满地泥泞的空地和堤道，在旧木桩之间蜿蜒。木桩上沾着一种令人作呕的东西，像是绿色的头发。木桩高水位标志上方，去年悬赏寻找溺水者尸体的传单残片正在风中上下翻飞。堤道穿过烂泥和雪水，一直通向退潮的水边。据说，附近有一个大瘟疫时期[1]挖出来掩埋尸体的大坑，从那里散发的死亡气息似乎仍弥漫在这一带。或者说，随着污水泛滥，这里渐渐腐烂成眼前噩梦般的模样。
我们跟踪的那个女孩沿着河边漫无目的地走着，最后在这夜景中站定，凝视着河水，形单影只，一动不动，好像她就是被抛弃的垃圾，被扔在那儿任其腐烂。
一些小船和驳船搁浅在淤泥中，这让我们得以走到离她只有几码的地方也未被察觉。然后，我示意佩戈蒂先生留在原地，自己从阴影里走出来，跟她讲话。靠近那个孤零零的身影时，我不由得浑身打战。她坚定地走到这个阴森的终点，几乎站在铁桥下洞穴般幽深的阴影里，注视着汹涌的潮水反射的扭曲灯光，这一幕让我心中陡然腾起一股恐惧。
我想她是在自言自语。虽然她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河水，但我敢肯定，她已经从肩上取下了披肩。她正心神不宁、慌慌张张地用披肩裹住双手，看样子不像一个清醒的人，倒像一个梦游者。我知道，也永远不会忘记，见到她那疯狂的举动，我坚信她会在我眼前投水自尽，于是我一把抓住了她。
与此同时，我叫了一声：“玛莎！”
她惊叫一声，在我手里拼命挣扎，力气之大，我至今都怀疑，要是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恐怕都抓不住她。但一只更强壮的手抓住了她。她抬起惊恐的眼睛，看出抓她的人是谁之后，只是又挣扎了一下，便倒在了我们两人中间。我们把她从水边架到有石头的干燥地面，让她躺在那里，痛哭呻吟。过了一会儿，她双手抱着可怜的脑袋，可怜巴巴地坐在乱石中间。
“噢，河啊！”她激动地喊道，“噢，河啊！”
“别叫啦，别叫啦！”我说，“冷静下来。”
但她仍然重复着那几个字，一遍又一遍不停地呼号着：“噢，河啊！”
“我知道，这条河跟我一样！”她喊道，“我知道，我是属于它的。我知道，我这种人，天生就要同它做伴！它来自乡野，原本纯净无害—流经阴暗的街道之后，就变得肮脏、凄惨了—最后像我的生命一样，流入永远汹涌澎湃的大海—我觉得我必须随它而去！”
听到她说这番话的语气，我才知道真正的绝望是怎么回事。
“我躲不开它。我忘不掉它。它日日夜夜纠缠着我。这个世界上，我最适合投入它的怀抱，或者说它最适合容纳我。噢，可怕的河啊！”
我的同伴一动不动地默默望着那个女人时，我心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即使我对他外甥女的过去一无所知，也可以从他脸上的表情猜出她的故事。无论是在绘画中还是在现实里，我从没见过恐惧与怜悯以这样震撼人心的方式交融在一起。他颤抖着，好像要摔倒一样。他的手—他的脸色让我吓了一跳，连忙摸了摸他的手—像死人的手一样冰冷。
“她正在狂乱之中，”我低声对他说，“等一会儿就不会这样说话了。”
我不知道他本想回答什么。他动了动嘴唇，好像觉得自己已经说了话。然后他伸出的手朝那女人指了指。
这时，她又放声大哭起来，再次把脸埋在乱石中间，躺在我们面前，仿佛是一尊象征屈辱和堕落的卧像。我知道，必须等她摆脱这种状态之后，才能同她正常交谈，所以在他要扶她起来的时候，我大胆地制止了他。就这样，我们在一旁静静地站着，直到她安静下来。
“玛莎，”我说，俯身把她扶起来—她似乎想起身走开，但她太虚弱，不得不靠在一条小船上，“你知道我是谁，跟我在一起的人是谁吗？”
她有气无力地说：“知道。”
“你知道今晚我们跟你走了很长一段路吗？”
她摇摇头，既不看他，也不看我，只是低声下气地站在那里，一只手拿着软帽和披肩，似乎没意识到手上有东西，另一只手握成拳头，顶着前额。
“如果你冷静下来了，”我说，“可以谈谈下雪那晚你很关心的那件事吗？但愿你还记得！”
她又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咕咕哝哝地说了几句话，感谢我当时没有把她从门口赶走。
“我不想为自己辩解，”过了一会儿，她说，“我很坏。我误入歧途。我无药可救。不过，请告诉那个人，先生，”她一直躲着佩戈蒂先生，“如果你对我还没有那么狠心的话，就请告诉他，他的不幸，绝不是我造成的。”
“从没有人说是你造成的。”见她如此诚恳，我也用诚恳的态度答道。
“那天晚上，”她断断续续地说，“她那样可怜我，对我那样温柔，不像别人那样躲着我，还好心帮助我！要是我没记错的话，那天晚上到厨房来的就是你。是不是，先生？”
“是我。”我说。
“要是我知道自己做了半点儿对不起她的事，”她说，带着可怕的表情瞟了眼河水，“我早就跳河了。要不是我跟那件事毫无关系，那我连一个冬天的晚上都不会等！”
“她出走的原因已经非常清楚。”我说，“无论从哪方面看，你跟那件事都毫无关系。我们完全相信这一点—我们知道你是清白的。”
“噢，要是我有一颗更善良的心，也许就能帮到她了！”那个女孩子懊悔不已地喊道，“因为她一向对我很好！她跟我说的话，总是那样亲切，那样在理！我非常清楚自己是什么德行，我怎么会让她变成我这样呢？我失去了生命中所有宝贵的东西，我这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再也见不到她了！”
佩戈蒂先生站在那儿，一只手扶着船舷上缘，目光下垂，用空着的手捂住脸。
“下雪的那天晚上，我已经听老家的人说过发生了什么事。”玛莎哭道，“我心里最大的苦恼是，人们一定会记得她曾经跟我来往过，他们会说，是我把她带坏了！上帝知道，那时候，只要能挽回她的名誉，我死也甘心！”
她长久以来都不习惯控制自己，悔恨悲伤的情绪一旦爆发，那锥心般的痛苦便不可遏止，令观者悚然心惊。
“可我就算死了也没多大用—我能说什么？我要活下去！”她哭喊道，“我要在这阴沉的街道活到老—在黑暗中四处游**，让见到我的人纷纷躲开—看见黎明的阳光洒在一排排丑陋的房屋上，回想同一个太阳也曾照亮我的房间，把我唤醒—只要能拯救她，我甚至宁愿这样做！”
她又瘫坐在乱石上，双手各抓一把石子，紧紧攥住，好像要把石子捏碎。她不停地扭动身子，变换姿势—忽而伸直两条胳膊；忽而把胳膊弯起来，好像要挡住面前仅有的一点光亮；忽而垂下脑袋，好像脑袋里的回忆太沉重，支撑不起来似的。
“我到底该怎么办！”她绝望地挣扎着，说道，“我现在这样子，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咒骂自己；接近别人时候，就会给他们带来羞辱。我怎么能活下去呢！”她突然转向我的同伴，“践踏我吧！杀死我吧！在她是你的骄傲的时候，我要是在街上同你擦肩而过，你都会认为我伤害了她。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字，你都不会相信—你怎么会相信？即便是现在，她和我说上只言片语，你也会认为是奇耻大辱。我不抱怨。我不是说她跟我一样。我知道，我们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只是说，尽管我罪孽深重、境遇悲惨，但我打心底里感激她、爱她。噢，不要以为我已经耗光了‘爱’的力量！你可以像全世界那样抛弃我，你可以因为我堕落成现在这样，而我又认识她，把我杀掉。但千万不要那样看待我！”
她苦苦哀求时，佩戈蒂先生用狂乱而恍惚的表情看着她。她沉默下来之后，佩戈蒂先生轻轻地将她扶起来。
“玛莎，”佩戈蒂先生说，“我要是那样看待你，天理不容。世上所有人里，数我最不应该那样做，我的孩子！你觉得我会那样看待你，但你根本都不知道，这些日子我身上都发生了什么变化。唉！”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你不知道，这位先生和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跟你说话。你不明白我们要跟你说什么。现在，你听着！”
佩戈蒂先生的这番话对她产生了很大影响。她畏畏缩缩地站在他面前，似乎害怕遇上他的目光。但她刚才激动的悲号已经止住了。
“如果你听到了，”佩戈蒂先生说，“下大雪那晚大卫少爷跟我的谈话，你就知道我一直在跋山涉水—哪儿没去过呀—寻找我亲爱的外甥女。我亲爱的外甥女，”他坚定地重复道，“她现在对我来说比以前更宝贵了，玛莎。”
她用双手捂脸，一言不发。
“我听她说过，”佩戈蒂先生道，“你很早就失去了父母，也没有一个亲人—哪怕他干的是打鱼这种辛苦的营生—代替他们抚养你。也许你会想到，如果你有这么一个亲人，日子久了，你就会喜欢上他。我外甥女对我来说，就像亲女儿一样。”
玛莎默默地颤抖着，佩戈蒂先生从地上拾起她的披肩，小心给她围上。
“所以，”他说，“我知道，只要她见到我，就肯定会跟我走，即便是去天涯海角。但我也知道，她这会儿肯定逃去了天涯海角，避开不见我。虽然她没有理由怀疑我不爱她了，她绝不会怀疑—绝不会怀疑，”他平静地重复道，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但羞耻心会从中作梗，把我们两个隔开。”
他这番话朴实而感人，我细细品味每一个字，再次认识到，他已经对埃米莉的问题做过了周密的思考。
“根据我们的估计，”他继续道，“根据大卫少爷和我的看法，她有一天会可怜巴巴地一个人来到伦敦。我们相信—大卫少爷、我，还有我们大家都相信—她身上发生的所有事，都跟你没有半点儿关系，你就像没出世的孩子一样清白。你说过，她待你和蔼、善良、温柔。上帝保佑她，我知道她就是那样的人！我知道她永远都是那样，对所有人都是。你感激她，你爱她，那就尽全力帮我们找到她吧，上帝会奖赏你的！”
她匆匆看了他一眼，这是当晚她头一次看他，仿佛并不相信他的话。
“你信得过我吗？”她用惊讶的语气低声问道。
“完全信得过！”佩戈蒂先生说。
“要是我找到她，就跟她说话；要是我有地方住，就跟她一起住；然后，瞒着她来找你，带你去见她，对不对？”她匆匆问道。
我们俩一齐答道：“对！”
她抬起眼睛，庄严宣告，她一定会投入所有的热情和忠诚，全心全意地去完成这个任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她就绝不会动摇，绝不会分心，绝不会放弃。这个任务能带她远离邪恶，是她现在生活的目标，假如她没有忠于这一任务，丧失生活的目标，那就让她落得比河边这晚更凄惨、更绝望的境地—如果这是可能的话—让她永远也得不到任何帮助，人神共弃！
她说话的声音同呼吸一样几不可闻，而且也不是对着我们说的，而是对着夜空。说完后，她静静地站在那里，望着暗沉沉的河水。
我们认为现在该把我们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她，于是我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她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但无论是何种表情，都始终透着一股坚定。她有时满眼泪水，但她努力忍住，不让泪水涌出。她的情绪似乎完全变了，平静得不能再平静。
我把话说完，她便问，如果有事，她到哪里联系我们。我在昏暗的街灯下，把我们两个的住址写在记事本上，撕下那页纸，交给她，她放进了破旧的胸衣里。我问她住在什么地方，她迟疑了片刻，说她什么地方都住不久，还是不问为好。
佩戈蒂先生小声提醒了我一句，其实我已经想到，于是掏出了钱袋。可是，无论我怎么劝说，她都不肯接受我的钱，也不肯答应下次接受。我对她解释说，以目前的经济状况而论，佩戈蒂先生不能算贫穷；还说，她利用自己的资源去找人的想法令我们深感震惊。但她坚持不肯收。在这个问题上，佩戈蒂先生和我一样无能为力。她对佩戈蒂先生表达了感激，却仍旧固执己见。
“也许我能找到工作，”她说，“我要去试试。”
“在你去试之前，”我回应道，“至少可以接受点儿帮助啊！”
“我答应要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了钱。”她回应道，“就算我快饿死了，也不能拿这笔钱。给我钱，就等于收回了你们给我的信任，就等于收回了你们交给我的任务，就等于收回了唯一能让我免于投河的确定理由。”
“我以那位伟大裁判者的名义，”我说，“请你快快打消这个可怕的念头吧！你和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在那个可怕的时刻站到他面前。只要愿意，我们都可以做点儿好事。”
她浑身颤抖，嘴唇哆嗦，脸色愈发苍白，回答道：“也许你们一心想拯救一个可怜的人，要她改过自新，但我不敢这样想。这个想法好像太大胆了。如果我做过一点儿好事，或许可以开始抱有希望。可我做的全都是坏事。你们交给我这个任务，让我试着去完成。我悲惨地活了这么久，还是头一次得到别人的信任。我只知道这些话，说不出别的话了。”
她再次忍住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伸出颤抖的手，摸了摸佩戈蒂先生，仿佛他具备某种疗愈魔力一般，然后沿着那条荒凉的路走了。她病了，很可能已经病了很久。刚才近距离交谈时，我趁机仔细观察了她，只见她疲惫不堪，形容枯槁，那对深陷的眼窝则表明，她长期忍受着艰辛的生活。
我们跟她顺路，于是就跟在她身后不远处，直到重返灯火通明、人流如织的街道。我完全相信她说的话，便问佩戈蒂先生，如果我们再跟下去，会不会显得我们一开始就信不过她。佩戈蒂先生也有同样的担心，并且也很信任她，所以我们就由她走她自己的路，我们则走上前往海格特的路。佩戈蒂先生陪我走了一大段路。分手的时候，我们都祝愿这次新的努力能够成功。我一眼就看出，佩戈蒂先生脸上流露出对玛莎体贴怜悯的神色。
我到家时已是半夜。我走到自己家门口，站在那里听圣保罗大教堂低沉的钟声。我觉得这声音仿佛夹杂在无数报时的钟声中，传到我耳畔。就在这时，我惊讶地发现，姨婆小屋的门开着，门口一道暗淡的灯光照到路上。
我以为姨婆又犯了大惊小怪的老毛病，也许是在张望远处她想象出来的一场大火。于是，我走上前去同她说话，结果看见有个男人站在她的小花园里，令我大感意外。
那人手里拿着一只杯子、一个瓶子，正在喝什么。我突然停下脚步，躲在门外茂密的树叶中间，因为此时月亮已经升起来，尽管并不明亮。我认出来了，那个人，我曾以为是迪克先生幻想出来的，后来还同姨婆在伦敦街头遇见过一次。
他又吃又喝，看上去饿极了。他对那座小屋很好奇，似乎是头一次见到。他弯下腰，把瓶子放在地上，然后抬起头，望了望窗户，又四下打量了一番，但带着偷偷摸摸、急不可耐的神色，好像很想赶快离开。
走廊里的灯光暗了一下，姨婆走出来。她的样子很激动，往他手里数了一些钱。我听到硬币相撞的叮当声。
“这点儿钱能干什么？”他质问道。
“我只能拿出这么多了。”姨婆答道。
“那我就不能走，”他说，“你可以把钱拿回去！”
“你这个坏蛋，”姨婆怒不可遏地回应道，“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但我何必多此一问呢？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心太软！要让你永远不来纠缠我，除了对你不管不顾，让你去受该受的罪，我还有什么办法？”
“那你为什么没有对我不管不顾，让我去受该受的罪呢？”他说。
“你问我为什么！”姨婆答道，“你长了颗什么样的心啊！”
他闷闷不乐地站在那里，一面把钱弄得叮当作响，一面摇头，最后说道：“那么，你只肯给我这么多了？”
“我只能给你这么多了。”姨婆说，“你知道我受了损失，比以前穷了。这个我跟你说过。既然你都拿到钱了，干吗非要折磨我，让我继续看到你这副鬼样子？”
“我的确穷困潦倒，如果你指的是这个的话。”他说，“我现在昼伏夜出，过得跟夜猫子一样。”
“我过去的财产，大部分都被你夺走了。”姨婆说，“你对整个世界关闭了心门，一关就是这么多年。你对我虚情假意、忘恩负义、铁石心肠。走吧，去忏悔吧。你已经让我遍体鳞伤，别再来留下新的伤痛了！”
“好哇！”他回应道，“很好很好！—算了！没法子，眼下只好将就了。”
他嘴上虽然这样说，但看到姨婆气得眼泪直流，也不由得面露羞愧，垂头丧气地走出花园。我假装刚进门的样子，快走两三步，在门口撞见他。我们一进一出、擦肩而过的时候，还仔细打量了对方，但对彼此都不抱好感。
“姨婆，”我连忙说，“这个人又让你受惊了！让我跟他谈谈吧。他是谁？”
“孩子，”姨婆抓起我的胳膊，回应道，“进来吧，十分钟内别跟我说话。”
我们在她的小客厅里坐下。姨婆退到原先那把绿团扇后面，如今团扇钉在一把椅子的靠背上。她不时抹抹眼泪，过了大概一刻钟，才从团扇后面出来，坐到我身边。
“特罗特，”姨婆平静地说，“那个人是我的丈夫。”
“你的丈夫，姨婆？我还以为他死了呢！”
“在我心中，他是死了，”姨婆答道，“但他实际上还活着。”
我惊愕地坐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贝齐·特罗特伍德现在看起来不像柔情万种的人，”姨婆镇定自若地说，“可当年她完全信任那个人的时候，特罗特，她就是那样的人。那时候，她爱他，特罗特，非常爱。那时候，她将所有的眷恋和挚爱都献给了他。而他的报答是夺走她的财产，几乎撕碎她的心。所以，她把这种感情永远埋进了坟墓，填上土，压平了。”
“亲爱的好姨婆啊！”
“我离开了他，”姨婆像平常那样把手搭在我的背上，继续道，“慷慨地给了他一大笔钱。过了这么久，我还是可以说，特罗特，我离开他时，慷慨地给了他一大笔钱。他对我那么狠心，离婚时我大可以争取到对自己更有利的条件，可我没有那样做。他很快就把我给他的钱挥霍一空，生活每况愈下。我听说，他又娶了个女人，变成了一个投机者、赌徒和骗子。他现在是什么样子，你已经看见了。但我跟他结婚那阵子，他可是风流倜傥呢。”姨婆说，口气里隐约透着当年的骄傲和爱慕，“我当时竟然相信他—我真是个傻瓜—相信他是正人君子！”
她捏了捏我的手，摇摇头。
“现在他在我眼中已经无足轻重了，特罗特，半点儿分量都没有了。不过，我还是不愿让他触犯法律，遭到惩罚—他要是在这个国家东游西**，迟早有那一天—所以，每过一段时间，他来找我，我都会想方设法接济他，打发他离开。我跟他结婚的时候就是个傻瓜，在这件事情上，我更是傻得无可救药。就因为我曾经相信他，到现在，连他这虚幻的残影，我都不忍心严厉对待。因为，如果有哪个女人真心爱过，特罗特，我就是。”
姨婆长叹一声，结束了这个话题，然后抚平裙子。
“好啦，亲爱的！”她说，“嗯，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你都清楚了。我们再也不要提这件事了。当然，也不要对其他任何人提这件事。我这个暴躁、古板的老太婆的陈年旧事，咱们两个知道就行了，特罗特！”
因为，如果有哪个女人真心爱过，特罗特，我就是。（第683页）
[1] 即伦敦大瘟疫，从1665年持续到1666年，是最后一次发生在英格兰的黑死病大流行，超过十万人死于这次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