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逃离默德斯通与格林比公司之后，我一直忘了提佩戈蒂。不过，当然，我在多佛尔安顿下来之后，就立即给她写了封信。等姨婆正式决定做我的监护人之后，我又给佩戈蒂写了封长信，把详细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我在斯特朗博士的学校里上学之后，我又给她写了封信，一五一十地描述了我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在最后这封信里，我把迪克先生给我的半基尼金币塞进去，通过邮局寄给佩戈蒂，以偿还我向她借的债，这让我感到莫大的快乐。直到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才提起赶驴车的小伙子抢钱的事。
这些信，佩戈蒂就像商店店员回复顾客需求那样，都迅速予以了回复，只是没有那样简明扼要。她穷尽了表达能力（她在遣词造句方面当然能力有限），试图写出她对我艰苦旅程的感触。她洋洋洒洒写了四页，可前言不搭后语，开头都是叹词，却没有结尾，还满篇污迹。尽管如此，仍不足以平复她的心情。但在我看来，这些污迹比最华美的词句更意味深长，因为它们告诉我，佩戈蒂写信时一直泪如雨下。我还夫复何求呢？
我轻易便看出，佩戈蒂对姨婆依然没什么好感。仓促之间，她还无法纠正长久以来对姨婆的偏见。她在信中写道，我们永远无法认清一个人。想想看吧，贝齐小姐竟然与先前给人的印象大相径庭，这真是个教训呀！这是她的原话。她显然还是怕贝齐小姐，因为她向姨婆道谢时仍然畏首畏尾；她显然也怕我，担心我不久又会逃跑，因为她不止一次暗示，只要我开口，她时刻都愿支付我去雅茅斯的车费。
她告诉了我一条让我很难过的消息：我们原来家中的家具都卖光了，默德斯通姐弟搬走了，房子都上了锁，准备出租或出售。上帝知道，他们待在那里的时候，那座房子跟我全无关系。但一想到亲爱的老宅被彻底遗弃，花园里荒草丛生，小径上堆积着厚厚的湿落叶，我就心如刀割。我想象着冬天的寒风会如何在房子四周呼号，冷雨会如何拍打窗玻璃，月亮会如何在空房墙壁上映出幢幢鬼影，终夜守护房中的寂寥。我又想起教堂墓地树下的那座坟墓，现在那座房子似乎也死了，一切和我父母有关的事物都消失了。
佩戈蒂的信里没有别的消息了。她说，巴吉斯先生是个很出色的丈夫，只是依然有点儿小气。不过，我们所有人都有毛病，她自己就有不少（但我不知道她有什么毛病）。巴吉斯先生向我问好，我那间小卧室永远为我准备着。佩戈蒂先生身体很好，哈姆身体也很好，格米奇太太身体不太好，小埃米莉不肯问我好，但她说佩戈蒂愿意的话，可以替她向我问好。
所有这些消息，我都老老实实地告诉了姨婆，只是没有提及小埃米莉，因为我本能地觉得姨婆不会喜欢小埃米莉。我刚到斯特朗博士的学校那一阵，姨婆来坎特伯雷看望了我好几次，每次总是在反常的时间，我猜她是想趁我不备来了解情况。但是，看到我学习用功，品行端正，又从各方面听说我在学校里进步飞快，她不久就不来看我了。每隔三四个礼拜，我会在礼拜六回多佛尔见姨婆一面，顺便享受大餐。每隔一个礼拜，我会在礼拜三见到迪克先生。他会坐驿车在中午到达，待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去。
每次来的时候，迪克先生总是随身携带一个皮制的小写字台，里面装着文具和那篇陈情书。关于这篇文章，他意识到，现在时间已经愈发紧迫，确实必须赶快完成。
迪克先生非常喜欢吃姜饼。为了让他的来访更惬意，姨婆吩咐我在一家点心铺设一个赊账户头，还立下规矩，任何一天他的姜饼开销都不得超过一先令。这笔账，还有他在投宿的郡旅店的小额账单，在付款之前都必须经姨婆过目。这就让我怀疑，姨婆只许他把口袋里的钱弄得哗啦作响，却不许他花一个子儿。经过进一步调查，我发现情况正是如此，或者说，他和姨婆之间早就达成了协议，他的所有开销都得向姨婆报账。由于他不想欺骗姨婆，而且总想讨她欢心，所以他花起钱来异常谨慎。在这一点上，还有在其他许多方面，迪克先生都相信，姨婆都是最睿智、最了不起的女人。他把这当作头等机密反复对我说，而且每次都把声音压得很低。
“特罗特伍德，”某个礼拜三，他说完这句悄悄话之后，又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咱们房子附近藏着一个能叫她害怕的人，那人是谁？”
“能叫姨婆害怕，先生？”
迪克先生点了点头。“我本以为没有人能叫她害怕，”他说，“因为她是—”说到这里，他柔声低语道，“你可别往外说—她是最睿智、最了不起的女人。”说完，他后退了几步，观察我对他如此描述姨婆有何反应。
“他头一次来的时候，”迪克先生说，“是—让我想想—一六四九年是国王查理一世被处决的年份吧？我记得你说过是一六四九年，对不对？”
“是的，先生。”
“我不明白这怎么可能，”迪克先生大惑不解地摇着头，说道，“我不相信我有那么大年纪了。”
“那个人是在那一年出现的吗，先生？”我问。
“哎呀，说真的，”迪克先生说，“我不明白怎么会是那一年，特罗特伍德。你是从历史书上查出那个年份的吗？”
“是的，先生。”
“我想，历史绝不会撒谎，对吧？”迪克先生怀着一线希望说。
“噢，天哪，不会的，先生！”我斩钉截铁地答道。当时我年轻天真，相信历史不会撒谎。
“我想不明白。”迪克先生摇着头说，“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不过，在错将国王查理一世脑袋里的一些烦恼拿出来放进我脑袋里后不久，这个人就出现了。有天喝完下午茶，天刚黑，我跟特罗特伍德小姐一块儿出去散步，就在离我们房子很近的地方遇到了他。”
“他在走来走去吗？”我问。
“走来走去？”迪克先生重复道，“让我想想。我得好好想想。不—不，不，他没有走来走去。”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在那儿干什么。
“嗯，他一开始根本就不在那里。”迪克先生说，“他突然走到特罗特伍德小姐背后，跟她悄悄说了句话。接着她一回头，晕了过去。我一动不动地站着看他，他就走开了。不过，从那以后，他就藏起来了—不知是藏在地下还是别的什么地方—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从那以后，他一直没露过面？”我问。
“没错，一直没露过面。”迪克先生严肃地点头，答道，“直到昨天晚上才出现！我们昨天晚上去散步，他又来到你姨婆身后，我又认出了他。”
“他又把我姨婆吓了一跳？”
“吓得浑身直哆嗦，”迪克先生一边说，一边做出哆嗦的样子，牙齿咔嗒咔嗒直打架，“她抓着栅栏，哭了。可是，特罗特伍德，过来，”他把我拉到他跟前，非常轻声地同我说话，“你姨婆为什么要在月光下给那个人钱呢，孩子？”
“也许他是个乞丐吧。”
迪克先生摇摇头，彻底否定了这个说法，同时坚信不疑地反复念叨：“不是乞丐，不是乞丐，不是乞丐，先生！”然后继续说，后来夜深时，借着月光，他从窗户看见姨婆在花园栅栏外给那人钱。那人拿到钱就溜了—他觉得那人多半是钻到地里了—此后再没露过面。这时姨婆急匆匆地偷偷回到屋里，直到第二天早晨都很反常，这让迪克先生不禁心烦意乱。
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个故事，认为那个来历不明的人物只是迪克先生的幻觉，同给他找了许多麻烦的那个倒霉国王同属一类。不过，思索一番之后，我开始怀疑有人两次企图把可怜的迪克先生从姨婆的保护下夺走—或者说，两次发出企图绑架的威胁。而姨婆呢，由于她对迪克先生的深情厚谊—我从她身上看出了这一点—很可能被迫付了一笔钱，以换取迪克先生的清静和安宁。我已经同迪克先生非常要好，非常关心他的福祉，恐惧之下，我没来由地相信这种猜测就是事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次他礼拜三来看我，我几乎都会惴惴不安，担心他不会像平常那样坐在驿车车厢里。然而，他总是照常出现，白发苍苍，笑盈盈、乐呵呵的，再没提过那个能令姨婆害怕的人。
这些礼拜三是迪克先生活中最快乐的日子，也给我带来了不少欢喜。不久，学校里的每个学生就都认识他了。除了放风筝，他从不主动参与任何游戏，却像我们一样，对我们的所有体育运动都深感兴趣。有多少次，我看见他全神贯注地观看打弹珠和抽陀螺，脸上流露出不可名状的兴趣，到了关键时刻连大气都不喘一下！有多少次，我们玩猎犬追兔游戏时，我看见他站在小土墩上，给所有参赛者呐喊助威，把帽子举过白发苍苍的脑袋用力挥舞，全然忘记了殉道者国王查理一世的头颅，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有多少个夏日，我看见他在板球场上看球，那对他来说是多么幸福的时刻！有多少个冬日，我看见他站立在风雪之中，鼻子冻得发青，观看孩子们从长长的坡道滑下来，兴高采烈地拍打着毛绒手套！
大家都喜欢迪克先生，而他在制作小玩意儿方面匠心独具，技艺卓绝。他可以把橘子雕成出人意表的样式。他能用任何东西，甚至是串肉签，做出小船来。他能用羊膝盖骨做棋子，能用旧人头牌做古罗马战车，能用棉线轴做带辐条的轮子，用旧铁丝做鸟笼。但他最拿手的是用细线和麦秆做器物。见了这些器物，我们大家都相信，凡是人的双手做得出来的东西，他都能做。
时隔不久，迪克先生的名声就传到了我们学生圈子之外。过了几个礼拜三之后，斯特朗博士亲自向我询问迪克先生的情况，我把从姨婆那儿听到的话全都对他讲了。博士颇感兴趣，提出迪克先生下次来的时候务必为他引见。于是我进行了这项仪式，博士恳请迪克先生，倘若在驿车售票处找不到我，便直接来学校休息，等我们上午功课结束。这很快就成了迪克先生的习惯，一下车便理所当然地来到学校，如果我们的功课结束得稍晚—这种事礼拜三经常发生—他就在院子里散步等我。在这里，他结识了博士年轻美貌的妻子（这段日子里，她比以前更加苍白；我觉得，我同大家见到她的次数也少了许多；她虽然不那么快活，但依然美丽动人）。这样，他跟大家变得越来越熟悉，最后终于进教室等我了。他总是坐在特定角落的特定凳子上，那个凳子便得了“迪克”这个名。他坐在那里，探出白发苍苍的脑袋，聚精会神地聆听正在讲授的课程，对自己未能获得的知识深怀敬意。
迪克先生将这种敬意也延伸到博士身上。他认为，博士是古往今来思想最敏锐、造诣也最高的哲学家。很长一段时间，迪克先生同博士谈话时都会脱帽。后来他们成为好友，常常在被我们称为“博士步道”的花园另一侧散步，一走就是几个小时。即便到了这时，迪克先生还是会不时脱下帽子，向智慧和学识致敬。至于博士怎样在散步时开始将那部著名词典的片段读给迪克先生听的，我不得而知；起初，也许他觉得，这跟读给自己听完全一样。然而，这也成了一种习惯。迪克先生侧耳倾听，脸上闪耀着自豪与愉悦的光芒，打心眼儿里认为这部词典是世上最令人喜爱的书。
现在，我回想起他们在教室窗前走来走去的情景—博士读着手稿，脸上挂着得意的微笑，不时挥一下手稿，或者严肃地摇摇头。迪克先生兴致勃勃地听着，他可怜的想象力乘上艰涩单词的翅膀，在不知什么地方平静地遨游—我认为这是我见过的最赏心悦目的情景了。我觉得，他们仿佛会永远这样来来回回地走下去，而世界或许会因此变得更好—仿佛这世界轰动一时的千百件事，无论是对这世界还是对我，都不及此情此景的一半美好。
阿格尼丝很快也成了迪克先生的朋友。他常到威克菲尔德先生家来，因此认识了乌利亚。我和迪克先生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而这友谊建立在这种奇特的基础上：迪克先生表面上是以监护人的名义来照顾我，但只要遇到一点儿疑难，他总会跟我商量，并且无一例外都会按我的意见行事。他不仅对我天生的聪慧钦佩有加，而且认为我从姨婆那里继承了许多优点。
一个礼拜四的早晨，我正要陪迪克先生从旅店走到驿车售票处，然后回校上课（我们早饭前有一个小时的课），却在街上碰到了乌利亚。他提醒我，我曾答应他，要跟他和他母亲一起喝茶。说完，他就扭了下身子，补充道：“但我不指望你会履行诺言，科波菲尔少爷，因为我们太卑贱了。”
我当时真的还没拿定主意，究竟是喜欢乌利亚还是讨厌他。在我与他面对面站在街上的时候，我依然犹疑不定。但我认为，被人视为傲慢是极大的侮辱，于是我说，我只是在等待他的邀请。
“噢，如果真是这样，科波菲尔少爷，”乌利亚说，“如果你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卑贱才不登门，那请你今天晚上来好吗？不过，如果你觉得我们太卑贱，那不必顾虑，尽管明说好了，科波菲尔少爷，因为我们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
我说，我要把这件事告诉威克菲尔德先生，如果他同意—我相信他一定会同意—我一定乐意前往。于是，当晚六点钟—那天晚上事务所下班早—我就告诉乌利亚我准备动身了。
“母亲一定会很骄傲的。”我们一同出发时，他说道，“或者说，如果骄傲不是罪过的话[1]，她一定会很骄傲的，科波菲尔少爷。”
“可你今天早晨明明认为我很傲慢啊！”我回应道。
“噢，天哪，没有那回事，科波菲尔少爷！”乌利亚回应道，“噢，相信我，没有那回事！我绝没有那样的念头！如果你认为我们太卑贱，配不上你，我也绝不会把这看作傲慢，因为我们确实非常卑贱呀。”
“你最近还在学习法律吗？”我问道，想换个话题。
“噢，科波菲尔少爷，”他带着自我否定的语气说，“我只是读读书，算不上学习。我晚上有时候会把蒂德先生的大作读上一两个小时。”
“我猜，很难懂吧？”我说。
“对我来说，有时候确实难懂。”乌利亚回答，“但我不知道对有天赋的人来说难不难。”
他一边走，一边用骨瘦如柴的右手食指和中指在下巴上敲出一小段曲子，然后补充道：“你知道，科波菲尔少爷，蒂德先生的书里的一些词语—拉丁文单词和拉丁文术语—对像我这种学识浅薄的人来说，读起来是很吃力的。”
“你想学拉丁文吗？”我轻快地说，“我正在学拉丁文，很乐意教你。”
“噢，谢谢，科波菲尔少爷。”他摇摇头，答道，“我相信，你是出于一片好意才有此提议。但我实在太卑贱了，没资格接受。”
“你胡说什么呀，乌利亚？”
“噢，说真的，你得原谅我，科波菲尔少爷！我非常感激你，老实说，我打心底里一百个愿意跟你学。但我太卑贱了。已经有那么多人看我地位卑贱而践踏我，我又怎么敢获取学问，惹他们勃然大怒呢？我是不配拥有学问的。像我这样的人，最好不要有什么雄心壮志。想要活下去，我就得继续保持卑贱，科波菲尔少爷。”
他发表这番感想时，一边不住地摇头，一边谦卑地扭动身子。我从没见过他的嘴咧得这样宽，两颊的褶痕挤得这样深。
“我觉得你错了，乌利亚。”我说，“我敢说，只要你肯学，有好几样东西我可以教给你。”
“噢，这一点我不怀疑，科波菲尔少爷，”他回应道，“一点儿都不怀疑。但你自己不是卑贱的人，所以对卑贱的人的看法或许不够准确。我不愿为了获取学问而去触怒比我高贵的人，谢谢你啦。我太卑贱了。这就是我那个卑贱的居所了，科波菲尔少爷！”
我们从街上径直走进一个低矮的老式房间，在那里看到了希普太太，她简直就是乌利亚的翻版，只是更矮一些。她极其谦卑地接待了我。她吻了下儿子，然后向我道歉说，他们虽然地位低微，却也具有人类天生的情感，希望这不会冒犯到任何人。那是一个十分体面的房间，一半客厅，一半厨房，但完全称不上舒适。桌上摆着茶具，炉架上的茶壶里烧着水。有一个顶部是写字台的五斗柜，供乌利亚晚上读书写字用；上面放着乌利亚的蓝提包，包里的纸张都露了出来；此外还摆着一排乌利亚的书，最显眼的是蒂德先生的大作。屋里还有一个角柜，以及几件常用家具。我不记得屋里有任何物件看上去简陋、凄惨、寒酸，但我的确记得整个房间却给人这种感觉。
希普太太依然穿着丧服，这也许是她谦卑的一部分吧。希普先生已经去世多年，她却依然穿着丧服。我认为，她只是在帽子上稍有变通，其他装扮就跟新寡时一模一样。
“今天真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乌利亚，”希普太太一面泡茶，一面说，“因为科波菲尔少爷到咱们家来了。”
“我说过你一定会这么想的，母亲。”乌利亚说。
“真希望你父亲还活着呀，”希普太太说，“那样的话，他今天下午就能认识咱们家的贵客了。”
听了这番恭维，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我也能觉察到，他们将我待若上宾，因此我对希普太太印象很好。
“少爷，”希普太太说，“乌利亚早就盼着这一天啦。他就担心你觉得我们卑贱，不肯赏脸。我也一样担心哩。我们现在卑贱，过去也卑贱，将来还会永远卑贱下去。”
“我相信你们不会一直卑贱下去，希普太太，”我说，“除非你们心甘情愿。”
“谢谢，少爷，”希普太太回应道，“我们知道自己的地位，已经感恩知足了。”
我发现，希普太太渐渐向我靠拢，乌利亚则渐渐挪到我对面，他们毕恭毕敬地劝我享用桌上最上等的食物。当然，桌上并没有什么上等食物，但我觉得他们一片好意，招待得十分殷勤周到。不久他们就谈起姑妈、姨妈来，我就对他们讲了我姨婆的事；他们又谈起父母来，我就对他们讲了我父母的事；然后希普太太谈起那些当继父的，我就对她说起了我继父的事；但话说两句就停下了，因为姨婆曾告诫我，遇到这个话题要守口如瓶。然而，正如一个又软又嫩的木塞抵不住一支拔塞钻，一颗稚嫩弱小的牙齿抵不住两名牙医，一枚小小的板羽球抵不住两只球板一样，我也抵不住乌利亚和希普太太两个人。他们将我玩弄于股掌之间，把我不愿对人说的话都一点点打探出来。这事我现在一想起来就脸红；尤其是，我当时年幼率真，竟然因为自己对他们说了心里话而自鸣得意。我那会儿还以为，这是我给款待我的两位可敬主人的莫大恩惠。
他们彼此相亲相爱，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认为这是天性使然，也不由得为之感动。但是，他们一个人不管说什么，另一个人都能接上话，这种本领堪称绝技，令我愈发招架不住。等到再也无法套出我的更多个人信息（因为我绝口不提在默德斯通和格林比公司的生活，以及逃到姨婆这里的旅程），他们便谈起了威克菲尔德先生和阿格尼丝。乌利亚把球扔给了希普太太，希普太太接住球，又抛回给乌利亚，乌利亚持球片刻，再次送还希普太太，他们就这样不停地扔来扔去，直到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不知道球究竟在谁手中。球本身也在不断变换，一会儿是威克菲尔德先生，一会儿是阿格尼丝；一会儿是威克菲尔德先生多么厉害，一会儿是我多么钦佩阿格尼丝；一会儿是威克菲尔德先生的业务和财产规模，一会儿是我们晚饭后的家庭生活；一会儿是威克菲尔德先生喝什么酒，为什么喝这种酒，以及他喝那么多酒有多不好；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然后这个那个一起上。在这段时间，我似乎没有多说话；除了偶尔鼓励几句，以免他们因为自身的卑贱和我的光临而有所顾忌，我似乎什么也没做。但我发现，我一直在透露我不该透露的事。这一点，从乌利亚那两个带凹痕的鼻翼的翕动就看得出来。
我开始感到有点儿不自在，巴不得赶紧结束访问。恰在这时，街上有一个人从门口经过—为了透气，门是开着的，因为当时天气闷热，屋里也很热—又折回来，往屋里瞅了瞅，走进来，高喊道：“科波菲尔！这怎么可能？”
是米考伯先生！米考伯先生，还有他的单片眼镜、他的手杖、他的衬衫领子、他的绅士派头、他屈尊俯就的口气，凡此种种，一应俱全！
“我相信你们不会一直卑贱下去，希普太太，”我说，“除非你们心甘情愿。”（第254页）
“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伸出手来，说道，“咱们这次重逢简直就是天意，好让我们体会到世事是多么无常—简言之，这可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重逢。我刚才走在街上，心里还在琢磨，今天会不会时来运转—我现在对这种事非常乐观—就发现了你这个宝贵的年轻朋友，你在我多灾多难的岁月与我休戚与共，那段日子可以说是我的人生转折点。科波菲尔，亲爱的朋友，你好吗？”
我不能说—我实在不能说—我很高兴在那里见到米考伯先生。但我还是对他说，我很高兴见到他，还热情地跟他握手，并询问了米考伯太太的近况。
“谢谢，”米考伯先生答道，像从前那样挥了挥手，下巴缩进衬衫领子里，“她大体康复了。那对双胞胎已经不再从天然源泉吸收营养了—简言之，”米考伯先生又像要突然吐露秘密似的说道，“他们断奶了—现在米考伯太太正跟我一起旅行哩。她再次见到你会很开心的，科波菲尔，因为你已经从各方面都证明自己是友谊圣坛上的合格牧师。”
我说我很愿意见到她。
“你太好啦！”米考伯先生说。
米考伯先生笑了笑，又把下巴缩进衬衫领子里，四下打量了一番。
“我发现，”米考伯先生彬彬有礼地说，但这话并没有专门对谁说，“我的朋友科波菲尔并不孤单，而是在参加社交聚餐。同坐的有一位孀居的夫人，还有一位显然是她的孩子—简言之，”米考伯先生又像要突然吐露秘密似的说道，“是她的儿子。若蒙引见，我将倍感荣幸。”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把米考伯先生介绍给乌利亚·希普和他母亲，于是我便这样做了。他们在他面前自我贬低一番之后，米考伯先生便落了座，用最优雅的姿势挥了挥手。
“凡是我的朋友科波菲尔的朋友，”米考伯先生说，“都有资格跟我做朋友。”
“我们太卑贱了，先生。”希普太太说，“我儿子和我，我们不配跟科波菲尔少爷做朋友。他太好了，肯屈尊同我们一块儿喝茶，我们对他感激不尽。你能留意我们，我们也对你感激不尽啊，先生。”
“太太，”米考伯先生鞠了一躬，回应道，“你太客气了。科波菲尔，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呀？还在做葡萄酒行当吗？”
我迫不及待地想把米考伯先生弄走，于是手拿帽子，想必也满脸通红地回答说，我是斯特朗博士学校的学生。
“学生？”米考伯先生扬眉道，“听到这话，我高兴极啦。虽然像我朋友科波菲尔这样的人头脑聪慧，”他对乌利亚和希普太太说，“并不需要那种培养。当然，对那些不如他那般了解人情世故的人来说，培养是必需的。而他的头脑是一片沃土，蕴含着勃勃生机—简言之，”米考伯先生微微一笑，又像要突然吐露秘密似的说道，“他才智超群，精通古典名著。”
乌利亚慢慢绞拧着两只长长的手，上半身可怕地扭曲了一下，以表示他同意米考伯先生对我的评价。
“我们一起去看看米考伯太太怎么样，先生？”我想把米考伯先生弄走，于是这样说。
“如果你肯赏脸看她，那就去吧，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起身，答道，“当着在座朋友的面，我可以毫不犹豫说，我这个人，常年都在同经济困难做斗争。”我知道他肯定会说这种话的，因为他向来喜欢吹嘘自己备尝艰辛。“有时候，我战胜困难；有时候，困难—简言之，困难打败了我。有时候，我给困难一连串迎头痛击；有时候，困难实在太多，我只好让步，并引用加图[2]的话对米考伯太太说：‘柏拉图，汝所言极是。如今一切告终，吾已无力反抗。’不过，”米考伯先生说，“向我的朋友科波菲尔倾吐痛苦，乃是我一生中最感满足的时刻—如果可以用‘痛苦’这个词形容主要由收债委托书和支付期限为四个月到六个月的期票所引起的麻烦的话。”
米考伯先生用下面这句话结束这段华丽的颂词：“希普先生，再见！希普太太，保重！”然后带着最优雅时髦的风度同我一道出了门。他一路都哼着小曲儿，鞋底踏得路面啪嗒作响。
米考伯先生在一家小旅店投宿，住的是从商务客房隔出来的一个小房间，房里弥漫着浓烈的烟草味。我认为房间下面便是厨房，因为好像有一股暖烘烘、油腻腻的气味从地板缝里冒出来，墙壁上还挂着大滴大滴的水珠。从烈酒的气味和玻璃酒杯的叮当声，我推断这个房间离酒吧不远。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一匹赛马。画下有张小沙发，米考伯太太就躺在沙发上，头朝壁炉，脚则伸到房间另一头的上菜车[3]上，把芥子酱都踢了下来。米考伯先生一进屋就对她说：“亲爱的，请允许我向你介绍斯特朗博士学校的一位学生。”
我渐渐注意到，虽然米考伯先生仍像从前那样弄不清我的年龄和身份，但他一直记得我是斯特朗博士学校的学生，因为这是一件很体面的事。
米考伯太太大吃一惊，但还是很高兴见到我。见到她我也很高兴。我们双方热情地互相问候过后，我就在小沙发上挨着她坐下。
“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如果你想给科波菲尔谈谈咱们的现状—我敢说他一定想知道—那我就去看报纸了，瞧瞧广告里有没有什么机会。”
“我还以为你们在普利茅斯呢，夫人。”米考伯先生出去后，我对米考伯太太说。
“亲爱的科波菲尔少爷，”她回应道，“我们倒是去过普利茅斯。”
“好亲自守在那儿。”我暗示道。
“不错，”米考伯太太说，“好亲自守在那儿。但事实上，海关并不需要人才。我娘家人在当地的势力太小，没法给米考伯先生这样才华横溢的人在那个部门谋差事。他们宁肯不用米考伯先生这样才华横溢的人，因为他只会让别人显得无能。除此之外，”米考伯太太说，“不瞒你说，亲爱的科波菲尔少爷，我娘家住在普利茅斯的那一支，知道米考伯先生是带着我、小威尔金斯、他妹妹和一对双胞胎一起来的，就没有热情欢迎他。他本以为，自己刚出狱，应该受到热情欢迎才对。事实上，”米考伯太太压低声音说，“这话我只跟你说—他们对待我们十分冷淡。”
“天哪！”我说。
“是呀，”米考伯太太说，“想想看，人竟然能如此狠心绝情，真叫人难过呀，科波菲尔少爷。但他们对待我们确实冷淡得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我们到那儿还不满一周，我娘家住在普利茅斯的那一支就对米考伯先生进行人身攻击了。”
我觉得他们应该感到羞愧，于是这样说了出来。
“但他们就是那副德行。”米考伯太太接着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像米考伯先生这样心气儿高的人该怎么办？显然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跟我娘家那一支借点儿路费回伦敦，无论如何都得回伦敦。”
“这么说，你们全家又回来了，夫人？”我说。
“我们全家又回来了。”米考伯太太答道，“从那以后，我又跟我娘家其他分支的人商量米考伯先生走哪条路最合适—因为我主张他必须找一条出路，科波菲尔少爷。”米考伯太太像是与人争论似的说，“一家六口，还不算仆人，总不能靠喝西北风活着呀。”
“当然不能，夫人。”我说。
“我娘家其他分支的人认为，”米考伯太太接着说，“米考伯先生应该立刻将注意力转移到煤炭上。”
“转移到什么上，夫人？”
“煤炭，”米考伯太太说，“转移到煤炭行业上。经过咨询，米考伯先生认为，像他这样才华横溢的人或许可以在梅德韦河流域的煤炭行业谋一个职位。那么，正如米考伯先生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那样，第一步明显就是来看看梅德韦河。所以我们就来看了。我之所以说‘我们’，科波菲尔少爷，”米考伯太太动情地说，“是因为我决不会抛弃米考伯先生。”
我嘟囔着表示钦佩和赞许。
“我们来看了梅德韦河，”米考伯太太重复道，“对那条河流域的煤炭行业，我的看法是，才华也许是需要的，但资本是必不可少的。才华，米考伯先生是有的；资本，米考伯先生则没有。我觉得我们已经把梅德韦河流域的大部分都看过了，而这就是我个人得出的结论。既然离坎特伯雷这么近，米考伯先生认为，要是不来参观一下大教堂，就未免太仓促了。第一，那座大教堂参观价值极高，而我们从没来看过；第二，在有大教堂的城镇，很有可能会碰上什么时来运转的机会。我们已经来这里三天了，”米考伯太太说，“什么时来运转的机会都没碰上。还有一件事，亲爱的科波菲尔少爷，你听了不会像陌生人那样吃惊：我们现在正等着伦敦的汇款，来付清住在这家旅店的费用。要是收不到钱，”米考伯太太激动万分地说，“我可就回不了家啦—我是说彭顿维尔[4]的住所—见不到我的儿女，见不到我那对双胞胎了。”
见米考伯夫妇处在令人忧心不已的困境之中，我深感同情，便对刚回家的米考伯先生做了如此表示，还说我真希望自己有足够的钱借给他们。米考伯先生的回答显示出他内心的激动。他握着我的手说：“科波菲尔，你是真正的朋友。不过，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谁都找得到一个拥有刮脸刀的朋友。”听到这可怕的暗示，米考伯太太一下子搂住米考伯先生的脖子，恳求他平静下来。他哭了，但马上就恢复了常态，摇铃叫来侍者，订了一份热牛腰子布丁和一盘小虾，作为明天的早餐。
我告别的时候，他们俩都一个劲儿地要我在他们离开前来这里吃晚餐，盛情难却，我只好答应。但是，我知道我第二天来不了，因为我晚上要准备很多功课。于是米考伯先生另做安排，打算第二天上午造访斯特朗博士的学校（他预感汇款会在上午邮到），并建议说，如果我方便的话，饭局可以改在后天。第二天上午，我果然被叫出了教室，只见米考伯先生在客厅等我。他是来告诉我，晚餐将按原计划举行。我问他是否收到了汇款，他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便走了。
当天晚上，我朝窗户望去，只见米考伯先生和乌利亚·希普挽着胳膊从窗前走过，这令我大吃一惊，也很不自在—对米考伯先生的垂青，乌利亚谦卑地意识到此乃莫大的荣幸；而对自己能施恩于乌利亚，米考伯先生也感到平静的喜悦。但更令我惊奇的是，第二天四点钟按照约定时间走进小旅店，从米考伯先生口中听说，他曾随乌利亚回家，在希普太太那里喝了掺水的白兰地。
“你听我说，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道，“你的朋友希普年轻有为，将来或许会成为首席检察官哩。假如我在山穷水尽、一筹莫展的时候就认识这个年轻人，那我敢说，我就有巧妙得多的办法对付那帮债主了。”
我简直不知这话从何说起，因为米考伯先生其实没有还过债主一分钱，但我不想追问。我也不想说，我希望他没有对乌利亚透露过多，也不想打听他们是否谈了太多关于我的事。我怕伤了米考伯先生的感情，或者说，我无论如何都不愿伤了米考伯太太的感情，因为她太敏感了。但这件事总让我很不舒服，后来还常常想起。
我们吃了一顿简单却可口的晚餐，有一盘味道鲜美的鱼、一碟烤小牛肉里脊、一道烤炸香肠、一只鹌鹑，还有布丁。有葡萄酒，也有烈啤酒。饭后米考伯太太还亲手为我们调制了一盆热腾腾的潘趣酒。
米考伯先生非常开心。我从没见过他在人前这样眉飞色舞、谈天说地。潘趣酒令他脸上容光焕发，好像涂了一层清漆。他兴高采烈地谈起了这个城镇，说他如何依依不舍，还举杯祝它繁荣昌盛。他说，米考伯太太和他本人在坎特伯雷过得舒服极了，他永远都忘不掉在这里度过的美好时光。后来，他又为我祝酒。他、米考伯太太和我，我们三人一起回顾往昔，还把被迫变卖家产的故事重温了一遍。然后，我为米考伯太太祝酒，或者，至少我谦虚地致辞道：“米考伯太太，请容许我现在荣幸地祝你身体健康，夫人。”话音刚落，米考伯先生就将米考伯太太的品格大加颂扬了一番，说她一向是他的导师、智囊和良友，还建议我到了结婚的年纪，就娶一个这样的女人—如果我能找到如此难得的女人的话。
潘趣酒喝光了，米考伯先生变得更亲热，更快活了。米考伯太太也情绪高涨起来，于是我们唱起了那首《友谊地久天长》。当我们唱到“我们往日情意相投，让我们紧握手”的时候，我们围着桌子拉起手来；当我们唱到“让我们举杯痛饮”的时候，尽管完全不懂这句苏格兰语歌词的意思，却都十分感动。
总之，我没见过任何人像米考伯先生那样乐不可支，这兴奋劲儿一直持续到当晚最后一刻，我向米考伯先生本人和他和蔼可亲的太太告别的时候。因此，第二天早晨七点钟，我接到他下面这封信时，竟毫无心理准备。写信时间是昨晚九点半，我离开他一刻钟以后。
亲爱的年轻朋友：
事到如今，已无可挽回—一切都结束了。今晚我强颜欢笑，用病态的假面掩盖内心的忧愁，没有告诉你：汇款已全然无望！我羞于忍受，羞于思量，也羞于启齿，在这种情况下，为解决我在此处的欠债，我已签下一张期票，约定十四日后，在伦敦彭顿维尔我的住所偿付。期票到期时，我势必无力支付。结果是毁灭。雷霆将至，树木必摧。
就让如今给你写信的这个可怜虫成为你一生的前车之鉴吧，亲爱的科波菲尔。他写信的意图和希望即在于此。如果他认为自己有此大用，那一缕阳光或许可以照进他郁郁寡欢、身陷囹圄的余生之中—虽说他能活多久在目前（至少是目前）还极成问题。
亲爱的科波菲尔，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了。
一贫如洗的流浪汉
威尔金斯·米考伯
读完这封令人心痛欲裂的信，我大惊失色，立刻向那家小旅店跑去，打算在去斯特朗博士学校时，顺便到那儿宽慰米考伯先生两句。但半路上，我碰见驶往伦敦的驿车，米考伯夫妇高坐在车顶后部的座位上。米考伯先生看上去平静而悠闲，一面笑眯眯地听米考伯太太讲话，一面从纸袋里掏核桃吃，胸前口袋里还支出一只酒瓶子。经多方考虑，我觉得既然他们没看见我，那我还是不见他们为好。于是，我如释重负，转身钻进去学校最近的小巷。总的来说，他们这一走，我松了口气。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他们的。
[1] 在基督教教义中，傲慢（在英语中与“骄傲”同为proud）是“七宗罪”之首。
[2] 即小加图（前95—前46），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家和演说家，斯多葛学派哲学践行者，坚定地支持共和制，恺撒进军罗马时，他坚决抵抗，战败后自杀身死。下面的引文出自英国剧作家约瑟夫·艾迪生（1672—1719）创作的悲剧《加图》第5幕第1场。
[3] 一种可移动的餐桌，通常有可旋转的架子。
[4] 伦敦中部伊斯灵顿区北部边缘的一个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