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回到学校到三月间我的生日，这期间学校里发生的一切，我就略过不提了。因为除了斯蒂尔福思愈发令人敬佩之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他最晚本学期结束时就要离开学校。在我眼里，他比以前更活力四射、特立独行，因此也比以前更富魅力。除此而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当时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那件事似乎吞没了其他所有小事，单独存留了下来。
我甚至难以相信，回到塞勒姆学校和过生日这两件事，居然间隔了整整两个月。我现在只能认为这就是事实，因为我知道情况肯定如此，否则我就会坚信这两件事是接踵而至的，中间没有任何间隔。
那天的情况，我记得多么清楚哇！我现在还能闻到四处弥漫的浓雾；还能透过雾气看到幽灵似的白霜；还能感到我那覆霜的头发黏糊糊、冷冰冰地落在我的脸颊上；还能在昏暗教室中朝远端望去，看见那里七零八落地亮着几支蜡烛，照亮雾蒙蒙的早晨，同学们一边往手指呵气，一边脚跺地板，他们呵出的热气在阴冷的空气中化作袅袅白烟。
吃完早饭，我们被从运动场叫进教室。这时，夏普先生进来说：“大卫·科波菲尔，到客厅里去。”
我以为是佩戈蒂给我捎来了一大篮东西，所以一听到这道命令就欢欣雀跃。我敏捷无比地离开座位时，周围的几个同学还叮嘱我，有好吃的东西可不要忘了他们。
“不要急，大卫，”夏普先生说，“有的是时间，我的孩子，不要急。”
如果我当时多想一下，就会对他那充满同情的语气感到诧异，可我直到后来才发觉其中的异样。我急匆匆地来到客厅，只见克里克尔先生正坐在那里吃早餐，面前放着那根藤条和一张报纸，而克里克尔太太手里拿着一封拆开的信。但我没看见篮子。
“大卫·科波菲尔，”克里克尔太太把我领到沙发前，和我并排坐下，说道，“我特意把你叫来，是想跟你好好谈谈。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的孩子。”
我理所当然地朝克里克尔先生看去。他眼睛盯着别处，摇了摇头，正要叹气，又用一大块抹了黄油的烤面包塞住了嘴。
“你还太年轻，不懂得世事无常，”克里克尔太太说，“也不懂得人人都逃不过生老病死。但这种事我们都得经历，大卫，有的人年轻时就经历了，有的人年老时才经历，还有的人一辈子总在经历这种事。”
我认真地看着她。
“你假期结束离开家的时候，”克里克尔太太略作停顿，道，“家里的人都还好吗？”接着她又停顿了片刻，“你妈妈还好吗？”
不知为什么，我浑身颤抖起来。但我依然认真地看着她，没有作答。
“因为，”她说，“我不得不很难过地告诉你，今早我听说你妈妈病得很重。”
在我和克里克尔太太之间突然升起一片迷雾，她的身影似乎在雾中摇晃了一下。然后，我感到滚烫的泪珠从脸庞滑落，她的身影又稳定下来。
“她的病很危险。”她补充道。
我现在全明白了。
“她过世了。”
她没必要告诉我这句话。我早已忍不住凄惨地大哭起来。世界这么大，我竟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
克里克尔太太对我很好，让我在那儿待了一整天，有时候还让我独处。我哭啊，哭啊，哭累了就睡，醒了又哭。当我再也哭不出来的时候，就胡思乱想起来。这时我才发现，我心头的压力沉重无比，我的哀伤隐隐作痛，无法缓解。
但我的思绪杂乱无章，没有只考虑压在心头的这场灾难，与灾难相关的一切我都在瞎想。我想到家里门窗紧闭，悄无声息；我想到那个娃娃，据克里克尔太太说，他最近愈发虚弱了，他们觉得他也活不成；我想到我家附近教堂墓地里父亲的坟墓，想到母亲将安息在我熟悉的那棵大树下面。房间里只剩下我的时候，我就踩到椅子上照镜子，看看自己的眼睛有多红，面容有多悲伤。几个小时后，我开始琢磨，我的眼泪现在似乎很难流出来了，倘若如此，我快到家门的时候—我是要回去参加葬礼的—又该想些什么与我失去母亲有关的事，才能让自己痛哭流涕呢？我记得，我当时已经感到同学们对我的尊敬，感到我的不幸让自己成了重要人物。
如果有孩子感受过彻骨的悲痛，那就是我了。但我记得，那天下午别的孩子都在教室上课，我却在运动场散步。这种重要人物才能享有的特殊待遇令我大感满足。他们去上课的时候，我看见他们从窗后望着我，感觉自己确实与众不同，于是显出愈发悲伤的样子，脚步也更慢了。上完课，他们走出教室同我说话，我对任何人都毫无傲慢之举，对待他们的态度同以前一模一样。我觉得自己这样表现得挺好。
我要在第二天夜里回家，不是乘邮车，而是乘一种笨重的夜行公共马车，名叫“农夫”，主要是供乡下人短途旅行用的。头天晚上，我们没讲故事，特拉德尔斯非要把他的枕头借给我用。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当时觉得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因为我自己也有枕头。不过，这个可怜的家伙，能借给我的也只有这个了，此外还有一张画满骷髅的信纸。我们分别的时候，他把那张信纸送给了我，希望借此抚平我的悲伤、获得内心的安宁。
我在第二天下午离开了塞勒姆学校。我当时并未想到，我这一走，便再没回来。我们整夜都走得很慢，第二天上午九十点才到雅茅斯。我往车外张望，想找巴吉斯先生，却没见到人影，只看到一个胖乎乎、喘吁吁、乐呵呵的小老头。他身穿黑衣黑裤，马裤的膝盖处系着褪色的小丝带，脚穿黑色长筒袜，头戴宽檐帽。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车窗前，说道：“你是科波菲尔少爷吧？”
“是的，先生。”
“请跟我来，少爷。”说着，他拉开了车门，“我将很荣幸送你回家。”
我把手放进他手中，暗自揣测此人是谁。我们走到窄街里的一家店铺前，招牌上写着：奥默服装店、缝纫店、针线店、殡葬店，等等。那是家又挤又闷的小铺子，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服装，有的做好了，有的还没做好，橱窗里堆满了海狸皮帽和女士软帽。我们走进铺子后面的小客厅，看到三个年轻女人正用堆在桌上的黑色布料干活儿，地上到处都扔着边角余料。房间里炉火正旺，弥漫着做丧服用的黑纱受热后那种令人窒息的气味。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气味，但现在知道了。
那三个年轻女人看上去非常勤劳而且愉快，她们抬头瞅了我一眼，然后便继续埋头工作，缝呀，缝呀，缝呀。与此同时，从窗外小院另一头的作坊里传来有节奏的锤击声：啪—嗒嗒，啪—嗒嗒，啪—嗒嗒，毫无变化。
“我说，”带我来的那个老头儿对三个年轻女人中的一个说，“你们干得怎么样啦，明妮？”
“试样子前就能做好，”她快活地回答，并没有抬头，“别担心，父亲。”
奥默先生摘下宽檐帽，坐下来，呼哧喘气。他太胖了，不得不喘了一阵子才开口：“这就对了。”
“父亲！”明妮开玩笑道，“你胖得都成海豚了！”
“唉，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亲爱的。”他琢磨了一会儿说，“我确实挺胖的。”
“要知道，那是心宽体胖，”明妮说道，“什么事都看得开。”
“看不开也没用啊，亲爱的。”奥默先生说。
“确实没用。”她女儿回应道，“谢天谢地，我们在这儿都挺开心！你说对吗，父亲？”
“但愿如此，亲爱的。”奥默先生说，“我现在喘过气来了，那就给这位小学者量量尺码吧。请到前面店里去好吗，科波菲尔少爷？”
我遵照奥默先生的要求，走在他前面，来到店里。他给我看了一卷布料，说那是上等货色，如果不用来做丧服就可惜了，然后就给我量了各种尺码，记在本子上，边记还边叫我看他铺子里的存货，告诉我哪种款式“刚流行”，哪种款式“刚过时”。
“就因为这些过时货，我们常常会赔不少钱。”奥默先生说，“不过，流行款式这东西啊，同人一样，谁也说不清它们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来、怎么来的，也说不清它们什么时候走的、为什么走、怎么走的。在我看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就会觉得一切都跟人生一样。”
我当时万分悲痛，没心思同他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或许都无法讨论这种问题。量完尺码，奥默先生又把我带回客厅，一路吃力地喘着气。
然后，他朝一道门后一小段极陡的台阶喊道：“把茶和黄油面包送上来！”我坐下来，一边环顾四周一边想心事，同时听着房间里做针线活儿的声音和院子另一头有节奏的锤击声。不一会儿，有人将盛着茶和黄油面包的茶盘端了上来，原来这是专门为我准备的。
“我认识你。”奥默先生开口道，在此之前端详了我好几分钟。这期间我没怎么碰那份早餐，因为那黑糊糊的东西倒了我的胃口。“我早就认识你了，年轻的小朋友。”
“是吗，先生？”
“从你一出生，我就认识你。”奥默先生说，“甚至可以说，在你出生之前我就认识你[1]。我认识你之前，先认识你父亲。他身高五英尺九英寸半，他的坟地长二十英尺，宽五英尺。”
啪—嗒嗒，啪—嗒嗒，啪—嗒嗒。锤击声从院子另一头传来。
“他的坟地长二十英尺，宽五英尺，分毫不差。”奥默先生和蔼可亲地说，“那是你父亲的要求，要不就是你母亲的吩咐，我记不得了。”
“你知道我的小弟弟怎么样了吗，先生？”我问。
奥默先生摇摇头。
啪—嗒嗒，啪—嗒嗒，啪—嗒嗒。
“他在他母亲的怀里。”他说。
“噢，可怜的小家伙！他死了吗？”
“别去想那些你无能为力的事。”奥默先生说，“不错，那个娃娃死了。”
听到这消息，我心上的伤口又裂开了。我丢下那份几乎一口没吃的早餐，来到小房间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前，趴在桌上。明妮连忙把那张桌上的东西收拾干净，生怕我的眼泪弄脏了放在那里的丧服。她是个性格温和的漂亮姑娘，见我的头发遮在眼前，便轻柔地帮我撩开。不过，她因为快要按时完成工作了，所以非常高兴，和我的心情截然不同！
他给我看了一卷布料，告诉我哪种款式“刚流行”，哪种款式“刚过时”。（第125页）
不一会儿，有节奏的锤击声停下来，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穿过院子，来到客厅。他手上握着锤子，嘴里叼着许多小钉子。他不得不先把钉子掏出来才能说话。
“噢，乔拉姆！”奥默先生说，“你干得怎么样啦？”
“很好，”乔拉姆说，“都干完了，先生。”
明妮有点儿脸红，另外那两个女孩相视而笑。
“什么！这么说，昨晚我去俱乐部的时候，你在点灯熬油地干活儿，对不对？”奥默先生眯着一只眼说。
“是的。”乔拉姆说，“因为您说过，干完活儿我们就可以一起出行，明妮和我—还有您。”
“噢！我还以为你们要甩掉我呢。”奥默先生说着哈哈大笑，笑得都咳了起来。
“既然您好心答应了我们，”那个小伙子接着说，“我当然就要拼命干呀，对吧？请您看看我干得怎么样，行吗？”
“行啊！”奥默先生说着站了起来，“亲爱的，”他停下来，转身对我说，“你要不要去看看你的—”
“别带他去，父亲。”明妮插话道。
“我本以为他会同意，亲爱的。”奥默先生说，“不过，也许你是对的。”
我说不清自己当时怎么知道，他们要去看的就是我那最亲爱的母亲的棺材。我从没听过造棺材的声音，也从没见过棺材，但那有节奏的敲击声传入我耳朵时，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而那个小伙子一进门，我就敢断定他刚才在干什么。
现在，那两个女孩—她们的名字我还没听人说过呢—干完活儿，掸掉衣服上的碎布和线头，然后去前面的店铺收拾了一番，等候顾客上门。明妮留在后面，将做好的东西叠起来，装进两只篮子。她是跪在地上做事的，边做还边哼轻快的小曲儿。乔拉姆—我确定他就是明妮的情人—走进屋子，趁明妮忙碌之机偷吻了她一下（他似乎一点儿都不介意我在场），然后说她父亲去套马车了，他必须抓紧做准备，说完就又出去了。明妮把顶针和剪刀放进衣兜，将一根穿着黑线的针灵巧地别在长裙的胸襟上，然后对着门后的一面小镜子，干净利落地穿上外套。我从镜子里看到了她那张喜洋洋的面庞。
这些情况，都是我坐在墙角的桌子后面观察到的。我手托脑袋，一边看着他们，一边思考着完全不同的事。不一会儿，马车就来到了店门口。他们先把篮子放进去，然后把我扶上车，随后他们三个也跟了上来。我记得，那辆车半像载人马车，半像运钢琴的货车，被漆成暗色，由一匹长尾黑马拉着。我们全坐到车上，空间仍然绰绰有余。
我和他们同乘一辆车，看到他们如此享受这趟出行，却又分明记得他们此前在干什么活儿，这种奇特的感觉是我从未经历过的（也许我现在更懂事，也不觉得奇怪了）。与其说我生他们的气，不如说我怕他们，仿佛我被抛入了这群与我天性迥异的人中间。他们兴高采烈。老头儿坐在前面赶车，那对年轻人坐在他身后。只要老头儿一跟他们说话，他们就会探出身子，一个在那张大胖脸的左边，一个在那张大胖脸的右边，千方百计地讨好他。他们本来也想同我说话，可我缩在角落里郁郁不乐。他们打情骂俏，肆意嬉闹，虽然远远谈不上喧嚣，却还是把我吓到了，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因为铁石心肠而受到惩罚。
因为这个，当他们停车喂马，大吃大喝，尽情欢愉的时候，我坚决不碰他们碰过的食物，继续禁食。也因为这个，我们一到家门口，我就迅速从后面溜下马车，以免同这伙人一起出现在那几扇肃穆的窗户前。那些窗户从前好像晶莹的眸子，现在却如同闭上了眼皮，看不到我的存在。噢，当我看见母亲房间的那扇窗户时，看见它旁边那扇窗户—过去的美好时光中，那曾是我房间的窗户—我哪里还需要担心有什么能令我潸然泪下呢？
我还没走到门口，就倒在佩戈蒂怀里了。她将我带进屋，一见到我，便忍不住悲伤地痛哭起来。但她很快就控制住自己，说话轻言细语，走路蹑手蹑脚，仿佛害怕惊扰了死者。我发现，她已经很久没睡过觉了。现在她到夜里仍然不睡，给逝者守灵。她说，只要她那可怜又可爱的美人还没入土安葬，她就不会抛下她不管。
默德斯通先生在客厅，我进去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我，只是坐在壁炉边的扶手椅上默默垂泪，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默德斯通小姐坐在书桌边忙碌，桌上铺满了书信和文件。她将冷冰冰的手指甲朝我伸过来，用严厉的语调低声问我量过丧服的尺码没有。
我说：“量过了。”
“还有你的衬衫，”默德斯通小姐说，“都带回来了吗？”
“是的，小姐。我把衣服都带回来了。”
这就是她的坚定给予我的全部安慰。我毫不怀疑，她借此机会展现她所谓的自制力、坚定、意志力和常识，以及她所有凶狠恶毒的品质，并且自得其乐。她尤其自豪的是自己的办事能力。为了炫耀才干，她将一切事务都用笔墨来处理，对一切都无动于衷。那天剩余的时间，以及后来每天从早到晚，她都坐在书桌边，用一支硬笔镇定地唰唰写个不停，用同样沉着的语调对每个人低声说话，脸上的肌肉从没放松过一下，说话的口气从没柔和过一次，身上的衣服也从没凌乱过一丝一毫。
她的弟弟有时会拿起一本书，但我从没见他读过。他会打开书，盯着书，仿佛在看，但整整一个小时一页都没翻，然后放下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常常双手十指交握坐在那里，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看着他，数他的步子。他很少同他姐姐说话，也从不搭理我。在整座死寂的房子里，除了那些钟，唯一安定不下来的，似乎就只有他了。
葬礼前的那些天，我几乎看不到佩戈蒂。不过，上下楼的时候，我总看见她待在我母亲和她的小娃娃停灵的房间附近。每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她也会来看我，坐在我床头。下葬前一两天—我现在觉得是在下葬前的一两天，但我知道，在那沉痛的日子里，我脑子一片混沌，根本没留意时间的流逝—她把我领进那个房间。我只记得，一张洁白的罩单盖在**，周围美丽，干净，清爽，我觉得罩单下躺着的，就是这座宅子庄严静穆氛围的化身。佩戈蒂要轻轻揭开罩单时，我连忙喊道：“噢，不！噢，不！”一把抓住她的手。
葬礼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比发生在昨天还清晰。我记得我走进家中最好的那间客厅时里面的气息，记得熊熊的炉火、细颈酒瓶里闪亮的葡萄酒、玻璃杯和餐盘上的花纹，记得蛋糕的幽香和默德斯通小姐衣服的气味，记得我们穿着的黑色丧服。奇利普先生也在场，他走过来和我说话。
“大卫少爷，你还好吧？”他和颜悦色地说。
我不能说我很好，只得把手伸出去，给他握住。
“天哪！”奇利普先生露出谦和的微笑，眼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小朋友都在我们身边长大啦。长得我们都不认识了，对不对，小姐？”
这话是对默德斯通小姐说的，但她没有回答。
“这里比以前改善了很多，对不对，小姐？”奇利普先生说。
默德斯通小姐只是皱了皱眉，做样子躬身行了个礼，算是回答。奇利普先生狼狈地拉着我同他一起走到角落里，再没开过口。
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当时发生的所有事我都会提，而不是因为我只关心自己，或者回家后关心过自己。这时，钟声响了，奥默先生和另外一个人来叫我们做好准备。很久以前，佩戈蒂常对我说，当年送我父亲去同一个墓地的人，就是从这个房间准备出发的。
送葬人有默德斯通先生、我们的邻居格雷珀先生、奇利普先生，还有我。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抬棺夫已经抬着棺材在花园中等待了。我们跟在他们后面，穿过花园小径，经过榆树，走出大门，进入教堂墓地。我经常在夏日清晨在那里听鸟儿鸣唱。
我们站立在坟墓四周。我觉得那天似乎同平时不同，阳光失去了往日的色彩，暗淡而凄惨。墓地上庄严肃穆的气氛，连同即将入土安息的逝者，都是我们从家里带来的。我们脱帽肃立时，我听见了牧师的声音。在空旷的墓地，这声音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却又是那样清晰、真切：“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2]接着，我就听见有人啜泣。是那个善良而忠诚的仆人，我在远处站立的旁观者中看到了她。在世上所有人当中，我最爱她。我那幼小的心灵坚信，总有一天上帝会对她说：“好。”[3]
在那一小群旁观者中，有许多我熟悉的人。有的人我在教堂里东张西望时见过，有的人则在年轻漂亮的母亲刚到村上时见过她。我并不关心这些人—我只关心自己的悲痛—但我看见了他们，而且他们所有人我都认识。就连远远地站在人群背后的明妮，我也看见了。她正朝我这边张望，对她那站在我附近的情人暗送秋波。
葬礼结束了，墓穴的土也填满了，我们转身离开。我们的房子依然矗立在面前，依然那样美丽，一点儿也没有改变。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这座房子同我失去的一切紧密相关。与这座房子唤起的悲哀相比，其他所有的悲哀都显得微不足道。但他们带着我往前走，奇利普先生一路上都在跟我说话。我们到家后，他给我喝了点儿水。当我请求上楼回自己的房间时，他像女人一样温柔地打发我走了。
如我所说，这一切都宛如昨天发生的一样。后来发生的事都离我而去，漂向彼岸。终有一天，被忘却的一切都将在那里重现，而这件事会像一块高耸的巨岩，矗立在大海之中。
我知道佩戈蒂会到我房里来。那安息日一样的寂静（那天多像礼拜天啊！我把这件事都忘了）对我们俩再合适不过。她坐在我的小**，紧挨着我，握着我的手，时而拿起来亲吻，时而轻轻抚摩，就像在哄我的小弟弟那样。她以自己的方式，将所有必须对我说明的情况和盘托出。
“有很长一段时间，”佩戈蒂说，“你妈妈的身体一直不好。她精神恍惚，闷闷不乐。娃娃出生后，我起初还以为她会好起来的，谁知她更加虚弱了，一天不如一天。生娃娃之前，她老喜欢一个人坐在那儿抹眼泪。娃娃生下来以后，她就总是唱歌给他听—唱得好轻好轻，有一次我听见，觉得那就是天上的声音，越飘越远了。
“我觉得她近来变得更胆怯，更容易受惊了。只要说了句重话，就像给了她重重一拳似的。但她对我还是老样子。她对傻傻的佩戈蒂始终没变，我可爱的小姑娘始终没变。”
说到这里，佩戈蒂停了下来，轻轻拍了会儿我的手。
“我最后一次看见她像从前的样子，是在你回家那天晚上，亲爱的。你走的那天，她对我说：‘我永远见不到我可爱的宝贝啦。不知怎的，我就是有这种预感，我知道这是真的。’
“从那以后，她一直在强打精神。有好多次，他们说她没有脑子、不知操心的时候，她就装出他们说的那种样子。但她那时候早就大不如前了。她对我说的话，她从没有向她丈夫说过—她不敢对别人说这种话—直到一天晚上，也就是出事前一个多礼拜，她才对她丈夫说：‘亲爱的，我觉得我要死了。’
“‘我心头的大石总算落地了，佩戈蒂，’那晚我服侍她睡觉的时候，她对我说，‘在未来的几天里，那个可怜的人啊，他会越来越相信我的话是真的，然后一切就都会结束了。我好累。如果这就是睡觉，那我睡觉的时候，请你坐在我身边，别离开我。愿上帝庇佑我的两个孩子！愿上帝保护、照顾我那个没爹的孩子！’
“打那以后，我一步都没离开过她，”佩戈蒂说，“她时常跟楼下那两个人说话—因为她爱他们；她可受不了不爱她身边的任何人—不过他们一离开她床边，她总会转向我，好像佩戈蒂在哪里，哪里就有安宁似的。如果不是这样，她就一点儿都睡不着觉。
“最后一晚，黄昏时分，她吻了我，说：‘要是我的小娃娃也死了，佩戈蒂，请叫他们把他放在我怀里，同我葬在一起。’（后来就是这样办的，因为那只可怜的小羊羔在她走的第二天也离去了。）‘让我最亲爱的宝贝送我们去安息之所，’她说，‘告诉他，他母亲躺在这儿的时候，为他祝福过不止一次，而是一千次。’”
说到这里，佩戈蒂又沉默了片刻，轻轻拍了拍我的手。
“夜已经很深了，”佩戈蒂说，“她向我要水喝，喝过以后，她对我微微一笑，天哪！她笑得好美！
“天亮了，太阳升起来，这时她对我说，科波菲尔先生对她如何温柔，如何体贴，如何包容。当她怀疑自己的时候，他就告诉她，爱心比智慧更好、更有力量，在她的爱心中，他是一个幸福的人。‘佩戈蒂，亲爱的，’她接着说，‘让我再靠你近点儿。’因为她实在太虚弱了。‘把你强壮的胳膊放在我脖子下面，’她说，‘把我转向你，因为你的脸离我越来越远，我要靠近你的脸。’我照她说的做了。噢，大卫！我第一次跟你告别时说的话都应验了—她会欣慰地把可怜的脑袋放在她那头脑愚笨、脾气火暴的仆人怀里—然后她死了，就像个睡着的孩子一样！”
佩戈蒂的叙述就这样结束了。从我得知母亲过世那一刻起，她最近的形象便从我心中消失了。从那一刻起，我只记得她给我留下的最早印象，只记得那位年轻的母亲，她常常把光亮的鬈发缠绕在手指上，在黄昏时分同我在客厅里跳舞。佩戈蒂现在对我讲的一切，不但没有把我带回她一生的最后阶段，反而加深了她给我的早期印象。说来也许奇怪，但事实确实如此。她死后飞回了平静安详、无忧无虑的青春时代，其余的一切全都一笔勾销。
躺在坟墓中的母亲，是我孩提时代的母亲；而她抱着的小家伙就是我自己，我永远地安眠在她的胸口，就像当年在她怀中睡着了一样。
[1] 因为“我”与父亲都叫作大卫·科波菲尔。
[2] 这句话是葬礼上的常用语，出自《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11章第25节：耶稣对她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3] 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21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