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时今日，李恪在秦廷的威望远甚于雍廷。
他就站在阿房宫，无兵，无将，无官，无职。
可正是因为他的存在，中尉寺上下人等忆起了老尊上辛腾的百般好处。
因为他的存在，卫尉寺两万官兵感受到老长官羌瘣的威仪。
也因为他的存在，在宫中失势三年之久的韩谈束甲杀人，又成了那个在内廷中呼风唤雨的御前正监。
虽不动刀兵，但李恪却依旧用最激烈的方式，用一个长日犁尽了赵高三载的苦心经营。
上兵者，设谋，取势，伐国。
李恪认为这一趟咸阳之行是圆满的，虽然过程并不是他所喜欢的方式。
总体来说，因为技术类官僚的本质特征，他始终更倾向于一种宽松、多元，允许歧见存在的政治生态。
这对他来说很重要。
便是今日，李恪依旧不能确定自己心目中的行政法度能够真正与这个时代相处融洽，所以他需要不同的声音，也需要不同的对手代表他所关注不到，或者不甚重视的阶级来发出声音。
虽然政争会让他自己有些厌烦，但在斡旋和妥协过程之中，政策本身却能得到完善和充实，变得更本土化，更时代化，也更有推行和实践的价值。
这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商人地位的问题。
基于商人对工业发展的重大价值，李恪本希望彻底取消对商贾的桎梏，使其与工同。
在大雍，工近于士，唯一的区别在于一个从文，一个从理。
这一建议最终遭到了大雍上下的一致反对，就连代表商人阶级参政的吕奔和程郑都在反对之列。
于这个时代而言，商人逐利，不事生产。
即便李恪已经证明了他们的价值，但为农牧思量，将商人阶级从社会的最底层抽出来，与农、牧易地而处，根本上拔高的依旧不是商人，而是对农牧这两个生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形成了压迫和损害。
国以农本，继续压迫原本地位就不高的农人显然是昏得不能再昏的昏招，连商人阶级都不能对此感到认同。
李恪闻过则喜，迅速调整了这项政策，几经商议，最后将商贾定位为同牧，弱农，形成士工为上，农次之，牧商再次，归夷为末的基本阶级结构。
稳固的结构，再辅之以大秦最成功的阶级创造，暨二十级军功爵制度，大雍的社会阶级流转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表现甚至更优于商君变法初期的盛况。
这都是允许歧见存在的功劳。
所以李恪一直在有意回避那种以阵营为基本，带着明确目的的政治清洗。
在雍廷中，他不仅很少施威，还有意收敛起自己的羽翼，予以反对派，尤其是严骏所代表的【壹王】政系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
可秦廷不同。
秦与雍最大的差异是对大秦正统的认同，凡居高位者，大体都对胡亥在位的合法性没有怀疑，换而言之，便是否认扶苏具备大秦的合法继承权。
李恪主动掀起这一场政治风暴的目的也在这里。
他要通过这一场大规模的罢黜，为扶苏奠定还都之基本，彻底攫夺大秦帝国的正统地位。
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李恪的态度是非黑即白。他不需要任何反对的声音予他警醒，也不需要有人跳出来，维护那些非扶苏派所代表的阶级利益。
因为，天无二日。
故李恪下手极狠，凡异见领袖，囚之，骨干精英，缚之，就算是那些立场不坚的墙头草和两面派，他也径直钉上品行不端的标签，一撸到底，永不叙用。
赵高搭台，李恪唱戏，藉由这场指鹿为马的闹剧，李恪蛮横地把秦廷的三公九卿打剩到三位，八百石以上二千石以下卿大夫驱逐至五人，至于四百至八百石的中坚官员，他更是直接一扫而空，一个不留。
他心中甚至可惜，因为大秦仍保有近十个郡的统治基础，他不能把秦官和选择了胡亥的老秦勋贵真的一网打尽。
退而求其次，他选择保留那些堪堪攀上四百石这个临朝秩级，尚未形成明确政治立场的那些个散郎、侍郎。
他们相对年轻，他们处在官场下游，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终其一生得不到展露才华的空间，只能在散官和属官的位置上反复流转，直到年老体衰，终结官途。
那个叫阴荷华的倒霉蛋就是他们的标杆式人物。
李恪代扶苏给他们宣示了恩德。
在离开咸阳前，李恪要求假相羌瘣竭力维持住秦廷运转之稳定。为了达成李恪的无理要求，羌瘣唯一的选择就是在眼下这些小官大吏之间拔擢人才，给予他们在两廷合并前的短短空窗期中充分施展自身才华的舞台和空间。
近几日，相府会派出大量的任状，茫茫多不起眼的小官吏会顶着一个【假】字骤临高位，硬着头皮去处置那些他们不甚熟悉的一国之政。
李恪不担心他们尸位素餐，也不担心他们究竟能不能胜任。
因为合并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注定要回归到原本的属官之身，或许一无所得，或许积功获得一两个秩级的提升。也有少部分才华出众的会得到认同，退而为辅，晋升中游。
唯有少部分能力强且运气好的幸运儿才有可能留作原任，但同样的，也会有差不多一样的不幸者因为才不胜任或是这样那样的疏漏，最终被弃而不同。
但无论如何，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他们获得了公平的证明能力的机会。
维护扶苏的正统地位带给他们这样的特权，则唯有拥护扶苏的正统，他们的经历才得以称之为正统。
这才是李恪最终的目的，通过这场政争，消灭正统之辩，同时明确雍廷在未来的新秦廷当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主导国政。
李恪成功了。
经此一遭，扶苏以正统临朝的一切障碍都扫平了，这也意味着他这场耗时几年的谋划、追求也终于得尽了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