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经充分掌握议和全权,并且将主和的亲王大臣捏合在一起后,李鸿章方才得以放开手脚。1900年9月1日,清廷谕令李鸿章拿出扭转局面的确凿办法,他次日即奏请抢修电线并明发“严剿拳匪,以靖人心”的上谕。

在李鸿章看来,“拳乱实为本朝二百四十年未有之奇祸,亦为历代史乘所罕见”,应予剿办,“官不剿不能保民,官不剿而留为外人代剿,更不能为国”。应该指出的是,李鸿章对义和团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他痛心于拳民大多被清廷中一帮别有用心的王公大臣所利用,其义举反而加速了国家的危机;另一方面,他也看出了拳民“愚忠”之可敬,在具体处置措施方面,并不同意像袁世凯所主张的那样予以残酷镇压。说到底,李鸿章所谓的“严剿”其实是为了不贻人口实,他真正在意的,还是惩办首祸王大臣和保护各国公使安全,以便和谈得以开展下去。

9月7日,朝廷做出回应,正式发布“剿匪”谕旨,将主要责任诿卸于义和团,指责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声称“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

次日,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出电旨“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命李鸿章“即日进京,会商各使,迅速开议”,并且反复劝说李鸿章,北上之行“不仅是国家安危所系,同时也是国家存亡所系,要扭转乾坤,非奇才不能胜任”。

李鸿章已确定将离沪北上,不过在此之前,他还要确保国家不会被各国所瓜分。保护各自在华使馆和侨民安全,本是各国侵华的最初理由,但到此时为止,欲望的闸门已被打开,各国均心怀鬼胎:英国想趁机独占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日本欲借此迈出其掌握亚洲霸权的第一步,沙俄妄图独占东北,德国则想伺机扩大其在华特权,认为“这是发展东亚商业之最大的希望”。

李鸿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在给袁世凯的一份电报中断言:“乱不靖,则瓜分之势必成!”为了阻止各国的瓜分企图,在沪期间,李鸿章使出浑身解数,对各国采取了不同策略,竭力打通外交关节:与俄国秘密交涉;请美国、法国进行调解;向德国道歉;对日本打同文同种的“种族感情牌”;告英国以将努力保护其在长江流域的商业利益为词。

李鸿章的做法被法国殖民部长称为“鸿章之分化联盟政策”,他的这一外交努力在短期内取得了很大成果。9月13日,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在回答赫德关于欧洲是否要瓜分中国的电询时,说:“各国显然仍拟支持清王朝,不主张瓜分。”维护慈禧地位关系到最后的议和能否举行,这一问题也已得到解决,金登干告诉赫德:“英国舆论主张维持光绪皇帝,给慈禧太后以个人安全,但反对英国政府承认她”,不过这只是英国舆论的意见,“至于俄国等则倾向于支持她(指慈禧),必要的条件包括惩办祸首、赔款、保证今后对各国友好等。”

一番心力总算没有白费,在仔细权衡中外形势后,李鸿章认为北上时机已经成熟,遂决定航海北行。当张元济劝他勿再为清廷效力时,李鸿章以其一贯的果断口吻说:“你们小孩子懂什么,我这条老命拼得过!”

李鸿章向各国驻沪领事通告了自己的北上日期。自天津沦陷后,海防已阻,各国海军司令官对此开会讨论,除德国外,都允许他通过海上防线,其中俄、美尤其表现积极,俄国答应派舰护送,美国则承诺将电告京津统兵将军,沿途对李鸿章提供保护。

既然各国已允许李鸿章北上和谈,为其保留了外交解决的机会,就进一步说明各国暂时没有或不敢有瓜分中国的打算。自来到上海起,李鸿章几乎日日处于惊心动魄的危急时刻,如今经过步步为营的应对,时局总算慢慢明朗,他可以安然北上了。

9月15日,李鸿章正式从上海启程北上。他本已接到朝廷谕旨,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会安排军舰,护送他北上,但结果赫德因故并未遵旨执行,李鸿章只好接受俄国人的建议,由俄军护送赴津。考虑到天津进口须有各国保护接待,才可以畅行无阻,而自己身上又有“亲俄派”的嫌疑,直接乘坐俄舰易遭各国敌视,李鸿章决定仍乘招商局“安平”轮,只由一艘俄国军舰沿途护送。

随着汽笛声鸣响,李鸿章晚年最惊心动魄、艰难困窘,同时也使他备受后人诟议的这段不归之旅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