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建立新朝之后，没过几年国泰民安的日子就遇上了各种各样的起义、造反，不仅贵族反他，平民百姓对他也极度不满。但天下之所以大乱，究其起因，却跟“人心思汉”这四个字基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完全是王莽自己瞎折腾导致的。加上他的运气也不怎么好，又碰到了连年的天灾，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下子百姓真的没法儿活了。
不管什么时候，老百姓从来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最容易知足又最柔弱的群体，因为在所有阶层中他们的需求最低，也最单纯，那就是生存。一旦连这个最低需求都不能得到保障之时，再温顺的人也不得不为维护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而拼死一搏。
天凤五年(公元18年)，青州和徐州两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本来朝廷朝令夕改已经让普通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如今加上天灾，老百姓更是连饭都吃不上了。百姓们没有菜吃，可以只吃粮食；粮食不够，就吃树皮、草根；但是当草根、树皮也不够吃的时候，有些人便迫不得已只能吃人。然而，不同于吃鸡、鸭、牛、羊，人吃人的风险是很大的，你可以吃别人，别人同样可以吃你。于是，为了生存，大多老百姓不得不另寻出路。
这一年，琅邪郡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省莒县)聚集了一百多饥民揭竿而起。樊崇这人没读过书，但他长得高大、魁梧，颇有威望。为了生存，他振臂一呼就拉起百来人的队伍。他们转战泰山间，袭富豪，开粮仓，屡战屡胜，引得青、徐两州饥肠辘辘的灾民纷纷投靠，队伍很快由一百多人发展到上万人。
通常起义队伍人一多，为首的就要称王封官分等级了。可樊崇与其他人都不同，他的队伍里没有过多的官吏冗员，也没有无意义的繁文缛节，整个队伍里地位最高的樊崇自称为“三老”，然后是次一级的“从事”，接着就是众生平等的“卒史”。
这已经很难得，更难得的是，虽然樊崇手下大多是为了活命不得已造反的饥民，但军队纪律严明，他的队伍在地方上基本没有做过骚扰百姓的事情，因为樊崇约束手下使用的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约法两章——杀人的偿命，伤人的接受同等伤害的惩罚(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
这样的队伍在当时简直是另类的存在，其战斗力与腐化败坏的朝廷军队甚至不可同日而语，兵力不足的新朝地方军根本不是樊崇的对手。在连续击败地方官府的围剿，又整合了临近几支义军之后，樊崇的队伍发展到数万人。
樊崇是个老实人，他带领百姓造反的最初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能有口饭吃，能活下去。以这个目的为指导，义军其实最不愿意跟正规军面对面、硬碰硬地干，甚至只要保证他们有饭吃，义军可能就会放下武器，回家种地。但王莽既听不进个别大臣正确的进言，又不肯改变他的政策，终于促使农民起义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
等樊崇的军队达到数万人之多，这才引起朝廷的些许注意。地皇二年 (公元21年)，王莽派将军景尚率军去平叛。
本来官员为了迎合王莽以为的天下太平的假象，对地方上的农民起义大多采取隐瞒的态度，不怎么敢上报，偶尔有瞒不住的，也尽量假装“问题不大”。当时朝廷官员私下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有一百个人造反的，就说有十个；有一千个人造反的，就说有一百个。依照这个规矩，樊崇已经发展到几万人的队伍大概被说成了千把人。地方上的瞒报让王莽错估了形势，他所派遣的将军景尚并非良将，带的军队人数也不足，结果造成了比之前地方瞒报造反人数更严重的危害——经此一役，打了很久小怪的樊崇连同他指挥的义军都升级了。
以前看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侠客们虽然武艺高超，可以一当十，帮派也人多势众，但他们鲜有敢招惹正规军的，毕竟战场上的两军对垒和平日里百十人的械斗不可同日而语。在《天龙八部》里，即便是萧峰此等盖世英雄，到了战场上也不由得暗自心惊：“这般恶斗，我生平从未见过……
任你武功天下无敌，到了这千军万马之中，却也全无用处，最多也不过自保性命而已。”
一说这个有人就要反驳了：金庸先生虽然令人尊敬，但《天龙八部》毕竟是小说，小说里的事怎么做得了真？
于是在下便不得不摘录另一段文字以显示鄙人论点的正确性：
或问曰：“平时官府面前所用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之法，可以用于敌否？子所教，亦有是欤？”光曰：“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平日十分武艺，临时如用得五分出，亦可成功；用得八分，天下无敌；未有临阵用尽平日十分本事，而能从容活泼者也。”
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两军对垒靠的是勇气、胆量和行动的协同划一，任凭个人有如何精妙的闪转腾挪功夫，在战场上也是无法施展的，一旦用出来，只会扰乱队形，徒增麻烦而已。
这段文字我就不翻译了，大家自己体会。要说的是，这段文字取自《纪效新书》，作者乃是明朝一代名将戚继光，即文中所谓的“光”。
既然武林高手在战场上尚且如此，平民百姓就更加不济了。樊崇虽然勇敢，但他毕竟是农民出身。队伍里除了一个叫徐宣的曾经做过地方上的监狱官，勉强算得上粗通文墨，其他人跟樊崇一样，都是农民出身。这些人原本是不会打仗的，如果当时来一支大军，说不定樊崇和他的义军就一举被消灭了。可景尚带的只是一支人数并不算多的偏军，他本人又非严尤之类能征惯战的将领，能力不足以将数量明显多于自己的对手消灭。一仗仗打下来，只是让义军在战斗中学习战斗，并最终学会了战斗。起初，景尚的队伍还能和樊崇的有来有往，打个不分上下，发展到后来变成樊崇单方面碾压。到了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二月，樊崇彻底击败了景尚的队伍，景尚本人也被斩杀于阵前。
经过景尚“无私”的锻炼，樊崇和他的队伍终于完成了蜕变。樊崇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他的队伍成了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这个时候回过神来的王莽再想处理掉樊崇，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可王莽是皇帝，他无法逃避，事情再不容易也得做。地皇三年四月，王莽决定派太师王匡、新上任的更始将军廉丹率军十余万去讨伐樊崇。
然而，王莽还是低估了樊崇。如果这十万人能早一年动手，樊崇他们大概是没有还手能力的，但此时樊崇和他的队伍已经今非昔比。他们在景尚身上打出了经验，打出了气势，更打出了信心，此后即便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也可以一战。
虽然有了战斗力，但樊崇仍有疑惑，那就是在战场上如何进行敌我识别。
樊崇手下的兄弟们本来是赤膊上阵的，很多人手里拿的都是前一天在田里劳作的锄头、镰刀，直到后来消灭了景尚，他们才用上正规的装备。这下队伍的战斗力是提升了，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那就是现在两方人马的装备样式与颜色都一样，一旦打起来，怎么判断谁是哪一方的？
我们知道，在冷兵器时代，两军交战大多都是贴身肉搏，在战场上拼的是勇气和反应，可真到杀得兴起的时候，两膀子抡圆便顾不得许多了，遇到亲兄弟说不准还得拼上几个来回。现在双方的装备一样，打到自己人怎么办？
樊崇虽然是个庄稼汉，但他懂得从实践中学习：与人格斗的第一条铁律就是要睁着眼睛，时刻盯住对手。那种内劲外发、罡气护体、听声辨位的功夫只存在于想象之中，阵前临敌如果闭上眼睛，下一刻你知道是你砍别人，还是别人砍你？
好，既然如此，就让手下人把自己的眉毛都涂成赤红色，颜色醒目而刺眼，鏖战的时候便不用担心发生敌我不分的情况。
因此，樊崇的队伍得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头——“赤眉军”。
相比于樊崇的机智，他这次的对手王匡和廉丹就太一般了。他们的队伍不仅行动拖沓，而且除了人数比景尚的多，其他方面并不见得比景尚有优势。也不知是王莽没给够军饷，还是廉丹的脾气就是如此，他的队伍纪律极差，可谓**掳掠无恶不作。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廉丹是一个战略大师，他从战略的高度出发，认为“欲消灭反贼，必先消灭反贼滋生之土壤”——于是他一路坚壁清野，认为这样即便日后战斗不能获胜，反贼也将难以生存，他廉丹终将立于不败之地。
但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都是一样的。王匡和廉丹带领队伍一路上烧杀抢掠，还没打仗就引得百姓怨声载道。大军所过之处，老百姓纷纷传唱：“宁愿遇上赤眉，也不要遇上太师(王匡)！遇到太师还能勉强活命，碰见更始(廉丹)的话就死定了。”由此可见，与纪律严明的义军相比，王匡和廉丹反倒像是祸害天下的反贼。
王匡和廉丹的行为同样激怒了王莽，但不是因为他们的军队纪律败坏，而是王莽觉得他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害得他耗费了许多钱粮，于是召使者拿着一封斥责廉丹的诏书，日夜兼程送到军中。廉丹打开一看，里面有几句是这样写的：“仓廪尽矣，府库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战矣！将军受国重任，不捐身于中野，无以报恩塞责！”翻译成大白话，意思大概就是“(眼下)仓库见底了，府库也空了，(将军)可以生气了吧，可以战斗了吧！将军接受朝廷的重任，不战死沙场便无以报效国家”。
王莽这人善于情感表达和肢体语言，历来不以文笔见长，却在此处以排比句式连用四个“矣”字，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心中的愤慨，还能让读者感同身受，而丝毫不觉得重复啰唆，实在是悲愤心痛之下难能可贵的超常发挥。
我不知道各位读到这句话是怎么想的，反正第一次读到它时，让我对王莽这个人有了新的认识。这个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周公转世，黄帝再生”的人，或许从始至终根本没把天下苍生和黎民百姓真正放在眼里，更别提放在心上了。如果除去所有的虚伪包装，王莽内心真正在意的有且只有他自己而已。所以，当读到这份诏书时，我读出一种莫名的喜感，因为此时我脑子里就蹦出一个字：抠！
但廉丹显然不敢这么评价，而且诏书上的意思很明确——你们费了这么多钱粮，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胜，要么死！
既然话都已说到这份儿上，廉丹和王匡只好进军，再不能拖沓了。就这样，这支很像反贼的正规军过足了烧杀抢掠的瘾，在出发将近半年之后终于要和等待已久的很像正规军的反贼相遇了。
大概在这一年(更始三年)的十月，廉丹和王匡在无盐(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南)遇到了第一支敢于和他们对抗的队伍。王匡仗着自己人多，指挥军队一顿猛冲猛打，很快就消灭了这支义军，斩杀了首领索卢恢及其手下一万多人。
打赢了一仗，王匡飘飘然起来，以为樊崇等人终究是一群乌合之众，依他所见，不过尔尔！王匡一面向朝廷上表邀功，一面准备趁胜出击，进攻盘踞在梁郡的一支赤眉军。
然而，这时廉丹和王匡在下一步行动方案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廉丹好歹算是打过仗的人，知道行军打仗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在军事上还算谨慎。他认为既然胜了一仗，此时军队应该休整，而不应该持续作战。而且，打赢了一仗，自己的命就算保住了，他不想奢望太多。
正在两人意见相左，无法决定的时候，王莽的嘉奖令到了，他对王匡、廉丹的初战告捷甚是满意，下令将二人封为公爵。
只消灭万把人就成了公爵，如果把樊崇灭了，岂不是要封王？这下王匡就像打了鸡血，更加迫不及待地要进军，廉丹还是死命地拦着，不让他去。最后王匡不干了：“你爱在这儿待着就待着，别妨碍我封王！”
于是，王匡自己带着一队人马出了无盐县，急速往梁郡方向挺进。
本来身处义军的地盘就已经让廉丹浑身不自在，现在又分兵两处，更让他坐立不安。大家在一起，要死也有个垫背的，总强过被别人分开生吞活剥！廉丹虽然极不情愿，但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剩下的队伍跟在王匡的屁股后面往梁郡方向出发。
这边廉丹无奈赶路，那边王匡却走得兴起，一心只想着灭掉梁郡的赤眉军回去当他的诸侯王，没想到赤眉的大军已在樊崇的带领下朝他们包抄过来，双方在成昌(今山东省东平县以西)迎面撞上。
终于遇到了赤眉主力，王匡大喜过望，下令全军出击。
开始时，王匡的队伍气势汹汹地杀了过去。须臾之后，双方混战，又冲杀两轮，然后局势变成了赤眉军反冲锋，把新朝的正规军逼得连连后退。赤眉军的战斗力之强悍，让毫无心理准备的王匡大吃一惊。
原来王匡、廉丹之前消灭的索卢恢只是地方上一支响应赤眉的队伍，并不属于赤眉军的正规战斗序列。要打李逵，结果打了李鬼，这让王匡一直错误地估计了赤眉军的作战能力。等真的和这些染红眉毛、把愤怒都画在脸上的饥民和庄稼汉交上手，王匡便后悔了：早知道在无盐待着多好！
但后悔是没有用的，他手下那些只懂得拿普通老百姓作威作福的士兵根本经不起赤眉军的连番冲击，才打了不到半天，队伍就被冲得七零八落。乱军之中，王匡的大腿被扎了好大一个窟窿，鲜血直流。情急之下，王匡死命地抱住马脖子，在手下亲兵的掩护下才逃了出来。但赤眉军可不准备放过他，一路直追。很快，王匡便和跟在自己后面的廉丹遇上了。
说到底，王匡只是王莽的亲戚，并非军旅出身，本就不是带兵打仗的料，派他来镇压起义，只是给他增加日后加官进爵的资历，所以王莽才命带过兵、打过仗的廉丹和他一起出征，给他多上一重保险。可谁知王匡自己作死，把还算可以的局势弄到无法收拾的地步。这时，王匡一身血污，已经没了走时的意气风发，见到廉丹也不说合兵一处，伺机反击，而是催促廉丹跟他逃命。
看到王匡的狼狈相，廉丹却不为所动。他刚得到前面溃败的消息，心里正不住地骂娘呢。再一看王匡身后这阵势，心知败局已定，不由得暗自绝望。可廉丹好歹是个军人，胆气到底比王匡强点儿，加上王莽在给他的诏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撤退就等于死亡。因此，王匡可以退，他廉丹却是没有退路的。
看着王匡的残部急匆匆地逃窜，廉丹一狠心一咬牙，下了决定：等死不如硬拼！他让手下的军吏拿着自己更始将军的印信和韨、节等，一同交给王匡，并告诉王匡：“你小子可以走，我却不能走！”
于是，廉丹鼓起三分余勇，带着自己的少数亲兵逆败兵而上，与赤眉军交战，一场混战之后终因寡不敌众死于阵前。
两个主帅一死一逃，剩下的将校没了主意，士兵们更是乱作一团，跑得快的也跟着逃了，跑得慢的只好投降赤眉军。
樊崇消灭了廉丹的队伍，手下发展壮大到十几万人，成为帝国东部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不过，赤眉军本就是为了能活口而起义的，加之当时樊崇也缺乏争天下的野心，对于王莽而言，他们暂时还构不成直接威胁。可南边的义军就不一样了。
天凤年间，南方同样面临着大规模的饥荒，由于朝廷赈灾不力，很多百姓生活难以为继。为了活命，大家只好到处寻觅所有可以食用的物品。不同于其他地区饥荒之年只能吃草根、树皮，荆州一带湖泊、沼泽众多，盛产一种叫凫茈的植物，其根茎可以食用，当地百姓于是纷纷聚集于野外，挖凫茈充饥。
可吃凫茈也有吃凫茈的难处。所谓凫茈，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马蹄或者荸荠。这玩意儿虽然鲜美多汁，口感强过草根、树皮百倍，但吃多了也有问题，因为它是一味中药，有开胃解毒、消宿食、健肠脾的功效。说白了，就是越吃胃口越好，也就越饿——这在本来就没饭吃的饥荒时期同样是致命的。而且，野生的凫茈虽多，可也经不起成千上万人长期挖掘。于是，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饥民们不得不自发组成不同的势力进行械斗，豁出命去争夺每一寸凫茈产地的所有权。持械斗殴的风险很大，会死人，但他们别无选择，毕竟没有东西吃同样会死。
地皇元年(公元20年)，随着饥荒的日益严重，这样的争夺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持久，不断有人在械斗中受伤死去。本来作为饥民就已经很惨了，那些成为饥民手下的牺牲品、为了争夺一口食物而死去的人，命运更是凄惨得无以复加。好在这时新市(今湖北京山县东北)的王匡、王凤(并非前文提到的王匡、王凤)站了出来，为大家调解，制止了械斗的进一步恶化。
这王匡、王凤二人大概平时都有些豪侠的气质，在当地颇有影响力。他们凭借自己的影响实施统筹规划，给新市附近的饥民妥善分配了最低配置的食物。在当时那种年景下，大家只求能够果腹，不敢奢望温饱，现在有人能给自己提供维持生存的口粮，谁还愿意为一口粮食拼死拼活？大伙儿对王匡、王凤两人感恩戴德，新市附近的饥民心甘情愿地推举他们做了大伙儿的首领。王匡、王凤二人身边一下子集聚了好几百人，甚至连附近较为有名的为了生存而沦为亡命徒的马武、王常、成丹等人，也纷纷主动前来投靠。
这下两人不经意间成了荆州地区一股较大的势力，同时也引起了官府的注意。为避免和地方上的官兵发生冲突，两人一合计，干脆把大伙儿带到绿林山中，建一座山寨藏匿起来。
绿林山位于今湖北京山县，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虽然王匡和王凤带着队伍躲进了绿林山，试图避开官府的视线，却还是有躲不开的麻烦。这时候两人已经名声在外，各方不断有饥民上山投靠或寻求保护。短短的几个月，王匡和王凤的手下就猛增到七八千人。因为他们在绿林山上，很自然地被称为绿林军。
俗话说：“人过一万，如山如海。”七八千人已经算大半座山、一大片海，铁定成了官府的眼中钉，再怎么矜持、谨慎也没有用。虽然汉代的地方官在军队指挥上一般没有多大的权力，但当时国家有一项应急制度，就是平时在各郡、诸侯国常备一些射手和骑士，情况紧急的时候，地方长官发布命令，其中骁勇、敢死之士便会闻命奔赴，谓之“奔命”。这实际上类似于现在的雇佣兵，因为这些“奔命”之所以肯主动去送死或送别人去死，并不是出于兴趣爱好，而是作为“奔命”的他们在当时有一项特权：如果对手不投降，“奔命”们对对手可以“恣意掠夺”，在承担巨大风险的同时享受巨大的获益。当然，这实在说不上是一种好制度。
地皇二年(公元21年)，荆州牧启动应急制度，发“奔命”两万人围剿绿林山。面对此种刀子显然已经架到脖子上的境况，王匡、王凤避无可避。为了不被别人“奔”了自己全家老小的命，绿林军只好应战，他们主动出击，在新市附近迎击荆州地方军。
荆州牧派的这两万“奔命”可能是太急着去绿林山里抢夺了，根本没想到这群前些天连饭都还吃不饱的家伙居然真的敢抄起家伙和自己对着干。“奔命”们从思想到行动都没准备好，被七八千人的绿林军杀了个措手不及，两万人中有数千人被杀，剩下的看着眼前这群杀红眼的糙汉子也没了胆气。为了活命，他们丢下辎重掉头玩命地狂奔，真正是“奔命而来，奔命而去”。
绿林军击败了荆州牧派来的两万人，又缴获大量的辎重，战斗力更胜从前，于是也不做休整，马上由防守转为主动进攻，接连攻陷竟陵、云杜、安陆几座城池。王匡、王凤的绿林军与樊崇的赤眉军不同，他们在接收“奔命”送来的装备后，自己也化身为“奔命”，每到一地必劫掠钱财、妇女。等他们绕几座城池转过一圈回到绿林山时，整个山寨的人口已经由出发时的七八千迅速膨胀为五万多，这下地方上更拿他们没办法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绿林军气势旺盛的地皇三年(公元22年)，一场从天而降的瘟疫不期而至，疫情漫布整座绿林山。大概是绿林军里没有像样的军医，这场瘟疫远比荆州牧手下的“奔命”强，不出两个月绿林军就病死了一半人，整个山寨几乎就要被毁掉。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遇到大规模的流行病、传染病，一旦落后的卫生条件和简单的药物无法控制疫情，那么就只有一条活路可走——逃。于是，先是不断有逃兵出现，到了后来，连绿林军的头头儿们也待不住了，最后众将领决定整体撤出绿林山。
虽然跑是必须的，但往哪儿跑又成了问题。
在这一关键点上，绿林军内部出现了重大分歧。有人要往北走，说北边地域开阔，适合队伍发展；有人说向西走，因为西边是长安所在地，他们甚至可以继续西进，说不准还有机会过一把皇帝瘾。大家各执一词，可眼前的形势已经不容他们再争论和研究。为了活命，争执不下的绿林军最后不得不一分为二，分别往北和西两个方向逃去。往北的一支号称“新市兵”，由王匡、王凤带领，进入南阳郡；向西的一支号称“下江兵”，由王常、成丹领着挺进南郡。又有平林人(今湖北省随县)陈牧、廖湛收罗了一千多散兵，号称“平林兵”，响应当时攻击随县不力的王匡。
这时已经是地皇三年的冬天，这个冬天对王莽和他的新朝而言似乎带着一丝暖意。东边的赤眉军虽然势不可当，但他们只为有口饭吃，暂时没有西进的意思；北边数量众多的铜马义军想法和赤眉军的差不多；而有西进雄心的绿林军虽然躲过了瘟疫的灭顶之灾，可毕竟元气大伤，一时难以言勇。朝廷似乎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时候南阳郡里刮起的一阵寒风将这个摇摇欲坠的新朝吹了个透心凉。
掀起这阵风的，是刘家的刘縯和刘秀两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