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我在最初认识的时期，还没有这个名字，我们只知道他叫邵振青。飘萍两字，乃是他以后到了北京，在文字上所用的笔名。他的笔名也很多，我所记得的，有阿平、青萍等；后来人家只知道邵飘萍，想是飘萍两字用得多了。当时我说：“飘萍两字不好，有轻浮之意。”他说：“人生如断梗飘萍，有何不可？”至于青萍两字，到了他被害以后，文人词客，以之与林白水的作对偶，动辄曰“青萍白水”，两个为军阀惨杀的报人了。
我认识的邵飘萍，却是先认识了他的夫人汤修慧。因为我在编辑《妇女时报》杂志的时候，征求女界同志的文词，汤修慧即来投稿，她所写的不是诗词之类，却是短短的论文，谈的是教育、卫生一类的事，我起初以为不是她自己写的，或是有床头捉刀人，如毕倚虹夫人杨芬若所为。但后来她来领稿酬，亲来访我，方知确是她自己写的。她是苏州人，寄居于杭州，入杭州的浙江女师范读书的。她谈吐甚佳，既大方，又幽默，我认为在现代女界中是不可多得的。
继而始知其夫为邵振青。振青，浙江金华人，也是在杭州求学的，其学历我不详。他俩的有情人成了眷属，当是在西子湖边。修慧在访问我的时候，振青不在上海，后来他到了上海，夫妇两人同来访我，也常常吃小馆子，旋觉亲密了。不过他们来上海，只是做客，固定的居住地点，还是在杭州。我有时到杭州去，他们夫妇也常来陪我游玩，楼外楼鱼虾一餐，西子湖**船半日，在所不免的。但飘萍那时候，在杭州有何职业，我不知道，他既不言，我也未便问他。只见他好像很忙碌，时而上海，时而杭州。他的朋友很多，我都不认识的，他本来一口苏州话，是他夫人所熏染的，但遇到了他的同乡，这个金华话，实在莫名其妙了。
邵飘萍最初就是一个喜欢搞政治的人，但他从来不与我谈及政治。他有他的许多朋友，可是什么团体，都未见他加入。他在杭州时，据说曾与褚辅成等一班人有所谋略，浙江当局认为他是反动分子，曾欲捕其人，后有人为之疏通，汤修慧也奔走其间，这事他也没有和我谈过，是后来有人告知我的。他是个深藏不露的人，怕我是个新闻记者，乱说什么了吧？至于他的从杭州、上海到北京，早先也没有通知我，只是修慧和我说的，那时已在袁世凯洪宪时代以后，五四时代以前，什么日子，我已忘怀了。
一到北京，他就发挥他的新闻事业的天才。那时候南方人士，关于新闻事业而到北京去的有好几种：第一，南方各报馆特派到北京去的通电员、通讯员。北京为政治的重心，当时外国的通讯社，也未能像后来的普遍，如上海《申报》所派的秦墨哂、《新闻报》所派的张继斋等，都是常驻北京发电的。第二，南方人有些政客，或是依附军阀，要伸张他们的权威的，便到北京去开报馆，因为那时在北京开报馆较为容易，不似上海的繁难，所以南方的所谓新知识阶级，都惠然肯来了。第三，至不得已也到北京来搞一个通讯社，倘能筹得一千元，可以办像样的一个通讯社，甚至有二三百元，也可以办起来了。
这三种新闻事业，可以称之为三部曲，可是邵飘萍去了北京，还不到一年，这三部曲完全创立成功了。最先就说，为南方各报特约通电与通讯，那是飘萍起初的志愿，恐也受一些黄远庸等的影响。不要轻视那些特约通讯员，他们是很有权威的。譬如说：我们蛰居于上海报馆里，编新闻，写评论，全靠北京通讯员的报告，作为指示的。即使那时有外国通讯社的报告，那是总不及自家的靠得住。黄远庸当时是只写文章，不发电报的，飘萍起初是又写通讯，又发电报，到后来是只发电报，不写通讯了。
黄远庸最初在《时报》写特约通讯，可谓名重一时，到了《申报》易主，被史量才夺了去，但黄远庸不忘故旧，在《时报》每月也还有一二篇点缀其间。及至赴美被害，乃成绝笔。
不久，飘萍就设这个京报馆了。我不是说北京开报馆较为容易吗？第一是报址，有许多报馆都是开在自己家里的，那不是省俭得多、便利得多吗？辛亥革命以后，豪门贵族，退出京师，巨邸也就不少。飘萍的报馆，就是开在他们家庭里，我第一次到他那里的时候，这地方唤做甜水井呢。第二是印刷，北京有很多印刷厂，这些厂家，都是代各家报社印刷报纸的。好在这些报，出纸不多，销数也有限，所以一家印刷厂，可以担任几家报社的印刷。不过飘萍的《京报》是自办排字印刷的。第三是发行，假如在外国各大都市以及中国如上海等处，报纸除本地销行以外，还要每日发行到外埠去的，北京的报纸，却只着重在京销行，到外省去的寥寥可数，那就省了许多手续（若《大公报》开设在天津乃是例外）。其他在采访、编辑上，便利之处也正多。若在飘萍，则与他的通电、通讯，更有联系之妙呢！
北京特约通讯，系《时报》与黄远庸创始的。这时的《时报》的北京特约通讯，已成空隙了，虽有几位维护《时报》的朋友，偶尔通信，有所报告，那只是客串性质而已。故邵飘萍正在北京初发展，我就介绍他给《时报》通讯。以文笔而言，飘萍何能及远庸，远庸是个名进士，自八股以至策论，现又受了新文学影响，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可是发通电，则飘萍独擅胜场，精密而迅速，无能出其右者。可惜上海的报纸，都是持保守主义的，怕得罪权贵，泄露他们的秘密，不敢重用。
既而又开一个通讯社了，通讯社在北京已是很多了，不是我说有几百块钱就可开一个通讯社吗？他这通讯社附在报馆里连几百块钱也可以省。原来这些通讯社都有背景，或属于某军阀，或属于某政党，发稿给北京各报馆，以作宣传之用。他有了他的通讯社，一、可与别的通讯社作交换利用；二、可以采取对外通讯的材料；三、可增加自己报纸上的新闻；可称是一举而三善备也。其实这些通讯社是可笑的，属于某一军阀的，只为某一军阀说话；属于某一政党的，更为某一政党宣传，他们不需资本，只要有一具日本的油印版，一刀中国的毛边纸，便可解决了。此外便有社长的薪水、采访的薪水，向他的后台老板报销，实在只一人兼之，广东人所谓“一脚踢”，而且东抄西袭，毫不费力。
为什么我说飘萍的为各报馆特约通电，独擅胜场呢？那是我亲知灼见的事。他的发电报，每天有三个时期。上午，如上海各报馆一样，无所事事。下午三四点钟，报馆及各通讯社的报告来了，那都是普通新闻，他先发一次，往往自己不发，托人代发（其时潘公弼为《京报》编辑主任，常为他代发）。夜来九十点钟，有些政治要闻，是属于当天公开的，再发一次。这两次都是发的新闻电。如果发第三次电，必在夜间十二点钟以后，那就非他亲自发出不可，且不拘于发新闻电，常发三等急电，甚而至于可以发密电，也是有的。
有一次，我到了北京，汤修慧邀我住在他们家里，这正是北洋军阀繁盛时期。我觉得飘萍这时交际已经很广，每日下午多半不在家中，夜夜有饭局，什么报馆、通讯社，他都不大问讯。及至夜阑人散以后，回到家里，他才忙了。第一是打电话，他所通电话的那里，都是可以得到政界要闻的几位朋友，大都是出席于政治会议的秘书长，或是各部总长的智囊团，当然那是最好的秘要新闻。不过飘萍是有斟酌的，有的发出去，可称独得之秘，有的觉得关系颇大，只好按住不发的。这些电报，就是在十二点钟以后，要发三等电的了。他的电话在书房里，我适睡在后房，因此略知其事。那时我已出时报馆，不与问新闻界事，故他也不避忌我。
住在飘萍家里的时候，有一天早晨，修慧和我说：“今天晚上，振青要在家里请客。”我忙问请的是什么人？修慧说：“都是那些官老爷，我也不管，也不大清楚。”这个时候，交际应酬场中还是男人世界，凡是有什么宴会，即在家中，女主人亦不列席的。不过修慧所以告我，知道我不能高攀这班阔佬，通一消息给我。我知其意，那天下午，就出去访朋友，串门子，吃夜饭，打游击战去了。及至回来时，他们家里还是宾客喧哗，我只见那个孙大胡子孙宝琦，正在兴高采烈地打牌。我便一溜烟地跑到房里去睡觉了。
谈起孙宝琦的打牌，我又有个插曲了。那个时候，北京赌风极盛，麻将牌已是家喻户晓，而舶来品的扑克牌，尤为首都人士所欢迎。至于军阀中这班老粗，还是以为传统的牌九来得爽快。可是这位外交部孙宝琦总长，酷嗜这个方城之戏，但是又打得手段奇劣。他有一个癖性，凡是摸到了中、发、白三张牌成为一刻时，便将这三张牌，合在台面上。有一次，起手就得了三张中风，洋洋有得色，照例合在台面上。随后他又摸到了一张中风，也不开杠，也不丢去。及至人家的牌和出来了，他才拈出那张中风来，说道：“谁有中风？台面不见，可是被我扣留住了。”有人问道：“那您合的是什么牌呀？”翻开来却是三张中风，大家都哈哈大笑。这是修慧讲的，她说：“他是外交总长呀！怎么如此糊涂？”我笑说：“那便是郑板桥所说的‘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了吧。”
我住在飘萍家里的时候，长日无聊，飘萍总是出门去了，修慧说：“我们来打个小牌吧！”我们也是常常打的。除我与修慧两人之外，到外面编辑部里找两人便行了。但编辑部里只有潘公弼一人在，还是三缺一。修慧道：“我们可以找徐老四。”徐老四何人？那便是凌霄汉阁主徐彬彬是也。本来自从黄远庸被害后，《时报》的特约通讯，后起无人，飘萍又懒于写长篇大论的通讯稿的，于是我就介绍徐凌霄，倒也写了有好几年，现在久已不写了。他在北京穷困得很，和飘萍也认识，因为写通讯时，我叫他到飘萍处探访新闻。现在飘萍知他经济困难，在京报馆为他位置了一职。
修慧便命仆人去请徐四爷来，因他住得相近。我因问徐老四境况如何？她说：“他这个人太疏懒，不活动，在北京此刻这个地方，正是要手打脚踢，那他就吃亏了。他倒是老北京，一个人住在这里，没有家眷。他弟弟一士，却在天津，是人家称为掌故家的。”正说时，徐凌霄来了，穿了一件旧袍子，双袖都污黑了，真有些落拓不羁的样子。偏有那个修慧老给他开玩笑，冲着他道：“徐四先生！您今天洗过脸吗？”徐凌霄虽别号彬彬，却也是嘻嘻哈哈的。
过了一天，我去访问了徐凌霄，直到了他的房间里，这间房，既是他的书房，又是他的卧房。桌子上乱七八糟，堆着许多不可究诘的书籍，卧**张着一个月洞帐子，怎叫“月洞帐”呢？那是四周围全都围住，只在帐门前开一圆洞，人要蛇行而入的，这种帐子，在夏天防蚊最好的，但是北京很少蚊虫，问了他，他说：“虽无蚊子，也有一种百蛉子，甚而至于还有蝎子。”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以好奇心，向那月洞门里张了一张，便觉有一股气息冲鼻而来，不是吴刚砍的木樨香味。再一窥看，则见线装木版的整套书籍与痰盂、茶杯，分庭抗礼呢！
至于他的弟弟一士，我只仅见一二回，他们有个一元聚餐会，我曾临时加入过。何谓一元聚餐会？就是每人取出一块钱来，聚餐一次，那时物价廉，有八人至十人，也可以得丰美一席菜呢！座中许多同文同志，可惜我此时都记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