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兄弟四人，我上面有三个哥哥。二哥李子秀于1954年7月出生，7岁上学，9岁从母校北极寺小学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1]。这是一所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亲自提议并推动成立、从幼童开始专门培养为共和国外交事业输送人才的学校，由外交部负责管理。学校是寄宿制，小学、初中、高中连读，开设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四个语种，师资由北京外国语学院调入——由大学老师来教中小学生，可见国家对这所学校的重视。学校每个语种都配有外籍老师，当时称为“外国专家”。1963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经过层层严格的考核选拔，最终录取了小学三年级新生151人、初一新生160人、高一新生97人，可谓万里挑一。二哥是母校唯一推荐并被录取的，入校后分配到俄语班学习[2]。
学校是在三年困难时期[3]结束不久后成立的，当时生活条件仍然很艰苦，但这些孩子受到了特别的关照，他们在这里健康快乐地成长着。
1964年4月，校长曾远辉先生（后排左三）和法语老师柯忆（后排右一）、语文老师王淑兰（倒数第二排左二）带领小学部的同学在颐和园春游（照片及人物姓名由袁帆先生提供）
这是一张二哥他们年级最早的部分师生合影照（见上图）。照片中的孩子们都露着开心的笑容，前排右一是袁帆，倒数第二排左一是二哥，后排右三是吴丽。11年后的一天，他们三人相聚在上海。
对这所特殊的学校，有这样的文字记载[4]：
和平门南边有所学校，八十多年前叫作国立女子师专，是鲁迅和周作人教过书的地方。校园不大，建筑全是洋式，有木地板和拱廊。楼与楼之间的花园也是洋式的，竖着方尖碑和六角形的石柱，还竖着一座架子钟。石碑上刻了很多姓名，是烈士还是捐钱的就不得而知了。校园里有无数燕子和蝙蝠，不知来自何处。有一回，我钻到楼顶的保温层玩耍，摸到一手鸟粪，算是有了答案，而那些倒挂着的“黑鸟”也确系蝙蝠无疑了。
写下这段文字的是二哥的同班同学刘冠军。他也是1969年与二哥一同入伍的战友，现在的名字叫刘恒，是一位编剧、作家。
当年学校图书馆、校园照片（袁帆先生提供）
1963年，外语附校入学照[5]
这批从小培养的孩子，在学校里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遗憾的是这段美好的时光没能按规划延续。1966年“**”爆发，整个国家都陷入混乱的状态中，打乱了国家创办这所学校的初衷，也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学校小学部只招收了三届学生就停招了，已录取的这三届学生毕业后也是各奔东西；但无论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他们大都在后来的工作和事业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即便看着眼前二哥的照片，对他少年时的模样，我依然没什么印象。二哥长我8岁，9岁住校，15岁参军，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交集也少。我至今仍然记得，大概在我一两岁时，母亲在总参谋部防化兵某部工作，部队驻地在京北的一个地区。母亲把我放在部队托儿所，周末坐班车回家，大哥和二哥会去花园路防化兵总部接我们。回家的路上，经过北京市第三聋哑学校，学校东墙上有一幅巨大的用涂料绘制的白底人物宣传画，画中的人物高举着拳头。不知何故，每次路过这里，我都被这幅画给吓哭了，以为那个人是个妖怪。大哥、二哥弯腰捡起路边的石子，砸向画中的那个人，我这才不哭了。虽然我那时年幼，但对这件事印象深刻。
1965年，小学五年级照片（一）
1965年，小学五年级照片（二）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稍微长大些时发生的。二哥每次周末放学回来，邻居家的小伙伴们都会到我家找他玩。大概是一个夏天的夜晚，他在家里给小伙伴们演示一个奇妙的玩具。这是一个有两个火柴盒大小的东西，底座是一块小木板。他将这个玩具放在桌子边沿，然后把一块碗口大小的圆形纸片与它相连——纸片被蜡笔涂成红色，四周还被剪出许多长条空隙；紧接着接上电池，用手轻轻拨动纸片，纸片就快速转动起来，看上去就像太阳在不断喷发着光芒。小伙伴们都凑着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只能站在外圈，大家都感到非常奇妙。
观玩具
我上学后才知道那个玩具是电动机。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我在西单商场看到柜台里摆放着一些小牛皮纸袋，纸袋外面画着的图形和二哥当初演示的那个玩具一模一样，标价是0.50元一套，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两套；回家打开，发现里面是些组装零件，按照说明书去组装，一套也没有成功。原来这不是玩具，而是直流电动机原理的教学演示模型。对于一个没受过任何训练的小学五年级学生来说，手工缠绕电动机定子、转子线圈，几乎是不可能的。电动机对我的**非常大，在北京买不到玩具电动机，我就写信给在上海的二哥，请他给我买台玩具电动机及磷铜丝。寒假时，这两样东西二哥都给我带回来了。
外壳喷着闪亮灰漆的电动机有墨水瓶大小，里面装有磁铁，接通电源，电机飞快地转了起来，不用手去触摸转轴，几乎看不到电机在转动，非常轻微均匀的“唰唰”声听起来格外美妙。在经历了对电动机的惊喜、好奇之后，我开始用这台电动机制作各种玩具；上中学后，很快就与班里几位同样爱好模型制作的同学成为好朋友；后来我们一起制作的舰船模型获得1979年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作品三等奖。毫无疑问，那个夜晚“太阳”发出的光芒，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小时候，我对大哥的印象就更少了。大哥在1965年——才16岁，就去了东北建设兵团。除了在上幼儿园时的周末，大哥和二哥接我回家外，只记得在一个春节前的夜晚，我躺在**快睡着了时，只听父亲在门外喊：“你们看谁回来了？”话音未落，父亲便肩扛着大旅行包推门进来，后面跟着的是大哥。父亲为了给家人惊喜，接到大哥探家的电报后没有对我们说。大哥工作的地点紧靠中苏边境，回家要换乘好几次汽车、火车，耗时很长，非常辛苦，几乎是每次到家后，都要足足睡上两天时间。大哥每次探家都会带回沟帮子熏鸡，味道非常香。
1969年夏，外语附校俄5班合影
前排左起：杨丽英、金捷、白良炎、刘淑芳、冯临燕、贫下中农辅导员、陈幼阳、张莉、苏蓝蓝、丁小平、郭小流
二排左起：李季（班主任）、张国华（工宣队[6]师傅）、刘宪平、张大慰、史世忠、二哥、贾燕军、宋晓桐、李振水（贫下中农辅导员）、杨国强、缪韩、贺卫国、黄平江、钱小南（俄语老师）
三排左起：刘冠军、□□□、毛绍基、苑国良、张子镁、吴健、邓晓东、辅导员、袁明福、黄金鹏、刘广德（照片由袁帆先生提供，学校军代表、解放军报社记者周大可先生拍摄，当天有几位同学因故未到。资料来源：《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成立50周年纪念刊》）
“**”爆发后，全国大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外语附校虽然于1967年复课，但学校和老师都受到严重的冲击，教学受到很大影响。在外语附校上学期间，除了学校签发的那张入伍通知书、几张照片和学生证、公交月票卡外，二哥没有留下其他资料。上方这张照片是1969年夏他们班在北京房山县西地村人民公社参加夏收劳动时拍摄的，也是二哥他们班小学、初中同窗六载留下的唯一一张集体合影。之后不久，他就参军入伍告别了学校。
从9岁开始，二哥在外语附校学习生活了6年多时间。在这所学校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受特殊的学习环境和氛围的影响，打下了他正直、诚实、开朗、热情的品格基础，养成了他好学、钻研、思考的习惯，对他之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外语附校小学部走出的那些小三届的学生，不论年龄、语种是否相同，他们对这所学校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同学之间保持着深厚的友情。
[1] 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在本书中简称“外语附校”。
[2] 本书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的历史情况，参考了鲍安琪《“北外附”的芳华岁月，一代特招的外语幼童》，详见2020年1月6日总第931期《中国新闻周刊》，在此向作者致谢。
[3] 三年困难时期，指1959—1961年。
[4] 摘自鲍安琪《“北外附”的芳华岁月，一代特招的外语幼童》。
[5] 未做特别说明，本书单人照均是二哥本人。
[6] 工宣队，“文革”时期成立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大学、中学都派有工宣队代表。同时还有军宣队，即“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大学、中学也都派有其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