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对人民、对群众、对实际的工作负责，还是对抽象的“党的利益的教条”负责，其实是单纯对上级机关或个别领导人甚至是个人的意志和利益负责？
二、工作的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事物前进，还是为了维持“工作”自身的形式和现状？
三、在工资问题上怎样体现按劳分配？（价值理论的再研究）
四、职务是否应一成不变？
五、善于和敢于提出问题是好事还是坏事？
六、应该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还是应该怀疑群众的绝大多数？
七、怎样改革政治机关和部门的工作，使之能促进其他部门的工作而不至于成为扯皮、拉后腿的障碍？
八、应不应该强调效率？
九、怎样克服空洞形式的政治宣传和教育？
十、怎样区别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分属于它们的东西？怎样认识社会的进步与倒退？怎样区别光荣传统与陈旧的封建保守的习惯？怎样区别积极的革新与瞎胡闹？
十一、使每个人学到更多的东西、掌握更多的知识、生活得更好些，是好事还是坏事？解放下面群众的思想，是好事还是坏事？
十二、怎样看待人们的各种要求，如美、好、甜、爱、舒适，以及其他所有随着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的要求和欲望？
十三、社会主义制度应该约束什么（只应该约束剥削、犯罪、危害他人的行为，而属于自己且又不危害或妨碍他人、不危害和妨碍集体与社会的东西就不应约束）？怎样处理对工作、对人民负责与自己个人的爱好、习惯、个性等的关系？
十四、工作的着眼点应该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应是效果目的还是形式手段？是前者为后者服务和存在，还是后者为前者服务和存在？
十五、应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和训练。教育和训练的内容不要只是政治条例，而应是：（1）思想方法，即怎样分析各种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什么问题；（2）工作方法，关心群众生活；（3）思想修养，提高他们的思想涵养；（4）丰富他们的各种知识：心理学、逻辑学、美学（音乐美术等）辩证法及其他文化科学知识。
十六、怎样评价人们的各种习惯、要求（尤其是生活方面的不与工作相矛盾的个人爱好），是否应轻易冠以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
十七、抽象的条条框框要不要打破？
十八、压力不落实到人头上，不落实到实际上，没有严格的实际的检查，就容易产生形式主义和浮夸。
十九、是真想搞好还是假想搞好？如真想搞好就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际工作上下功夫，而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
二十、正确认识生活小事与思想立场的关系。
二十一、消灭只会高喊口号而不知口号内容的现象，坚决纠正只知口号其一不知内容其二、只用口号来搪塞人的做法和现象！
二十二、人是不是需要“刺激”的作用？是否有努力寻求刺激的趋向（不论这种刺激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二哥列出的这些理论问题，在今天看来似乎都已不再是问题，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虽然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已召开一年时间，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左”思想仍然存在，以至于年轻人穿喇叭裤、传唱流行歌曲都被视为奇装异服、靡靡之音而遭到批判。经历十年“**”之后，有许多理论是非问题亟待厘清。
二哥是一个思想者，也是解放思想的践行者。
在写日记中断一段时间后，从1980年8月1日，即结婚那天开始，二哥恢复了写日记。1980年10月2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和妻子、战友一起游玩的事情。
又一个国庆节过去了，昨天陪着我年轻可爱的妻子和协民、小谢、海岩、小静、小捷[6]去香山玩了一趟，大家高高兴兴，非常愉快。
今天又陪着小唐去八大处玩了一天，开始先到她从前的战友小伊那儿待了会儿。我们到时那里已聚了四五个人了，看到她们见面时的那个高兴劲，也不禁想起了我的许多朋友。听着她们兴高采烈、饶有兴趣地回忆着当年的往事时，我也被感染了。是的，她们所经历过的那些具体事我虽未曾经历过，但同样的生活经历我是有的。几年前我和她们一样，都是活泼的年轻人，有过自己美好的令人难忘的往事，所以对于她们回忆起往事时的那种心情，我完完全全地可以理解。小唐14岁略多一点儿就当了兵，那时她还是个什么都不懂、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村小姑娘。在部队里，她渐渐地长大了，懂事了。她吃过和我同样的苦，受过艰苦环境的磨炼。在部队里她的生活和思想都丰富了，感情也丰富了，知识增加了；在这里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憧憬，也是在这里她认识了许多人，并与她们中的一部分建立了友谊……是啊，这里的往事，这里的日日夜夜，曾给她、曾给她们留下过多少令人难忘、值得回味的记忆啊！我多么希望她们的回忆能够永远持续下去啊！可是命运总是要捉弄人们的感情，美好的往事不能再来，令人神往、令人怀念的过去已经永远过去了。当年曾经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同志，已风流云散天各一方，此时此刻，他们抚今忆昔，有什么感触呢？想到此，我心中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怅然和凄婉的感觉。如果她所怀念、她所留恋的那些往事能重现，能让她重新去体验一下该有多好啊！
离开小伊她们以后，我们就去八大处了，在途中还看到了小唐接受新兵训练的地方。在玩的过程中，虽然我们说说笑笑，自由自在，但在我的心里总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滋味，一种失意的感觉。小唐的心情似乎也有点抑郁，这大概都是因为失去了欢乐美好的过去和并不如意的现在以及我们马上就要分别的潜意识的缘故吧。只有用丰富多彩、美满的现在来代替往事留给人们的记忆，才能鼓起人们的生活热情，才能改变人们对往事的态度和感情。我应该尽我的努力来满足她的要求和愿望，激发起她新的生活热情和勇气。这，是我的责任。
在为数不多的几篇与妻子有关的日记中，二哥都表达了对妻子的关爱与责任。他在日记中所写，完全是真情流露。
10月3日，二哥就返回了部队。
二哥关注党的建设工作。在1980年11月20日这天的日记中，他写道：
我们应该看到，我们这个党是由许许多多的个人组成的，而这些个人是在中国这块有着自己特色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因此，这块土地上的一切旧有的东西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不同的痕迹。个性的汇集就形成了共性，因此，我们这个党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旧东西的侵袭，不可避免地沿袭一些旧的东西，而且这些旧的东西必然要在党的工作中表现出来。因此，如果不把我们的党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不在人民的监督下割断自己和旧东西的联系，就必然会犯错误。
另外，我们的党也和一个人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可能获得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经验，会获得一些成功，但是不能骄傲自满，因为情况在发展变化，必须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和研究新事物。我们党是在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取得了斗争的成功；可以说，在武装夺取政权这方面我们党是成熟了，但是在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巩固一个新制度方面，我们还是幼稚的，仍然要学习要研究。如果自满起来，不学习不研究，就要犯错误。
总之，绝不能把我们党孤立起来看，要研究我们这个民族，要研究我们党的历史，要充分认识到我们党、我们这个新制度与我们的历史的种种必然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找出历史给予我们的种种教训，割断我们与历史上那些旧东西的联系。要不断地研究新的情况，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变那些与新的情况不相符的旧理论和旧政策，把自己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不再犯曾经犯过的错误，不重蹈前人的覆辙，才能保证我们事业的胜利。
二哥深刻地认识到新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社会的这一特点，几千年封建集权统治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每个人，进而影响到我们党。为此，他冷静地指出：“如果不把我们的党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不在人民的监督下割断自己和旧东西的联系，就必然会犯错误。”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证明，人性的阴暗面只靠自我约束是很难控制的。任何一个组织都是由不同个体组成的。因此，组织要保持其纯洁性、先进性，也需要各方力量的监督。
二哥认为，党领导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不能自满骄傲，在建设新国家、巩固新制度层面有许多要学习的地方，只有不断学习、不断研究才能避免犯错误，才能保证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
努力挖掘事情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二哥思考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凸显出他深邃的思想与深刻的洞察力。
1980年11月24日，二哥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听了一个关于安徽凤阳农村的调查报告。凤阳这个地方历来很穷，经过十年动乱就更穷了，但自从执行了党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年来靠国家救济粮生活的农民不但不再需要救济，反而开始向国家卖余粮了；外出逃荒的人不再逃荒而安心搞生产了，穷的变富了。总之，贫穷落后的面貌正在迅速地改变着。这些事实生动地证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新农村经济政策是正确的，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真使人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
听了这个生动的报告之后，还体会到下面三个问题。
一、要真正解放思想，把摆在群众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统统搬掉，这样群众向前迈进的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群众是向往美好生活、向往光明前途的。为了美好的生活，为了光明的前途，他们不惜花费艰苦的劳动。因此，我们必须在给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其实是把大多数群众的前进方向汇集在一起）的基础上，把他们组织起来（有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带领他们向一切生活和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我们要帮助他们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要为他们把一切阻挡他们前进的障碍搬掉。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调动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是我们过去不是这样做的，我们不但把农民的方向搞糊涂了，不但没有为他们搬掉原有的障碍，反而人为地给他们增加了新的障碍（比如“一平二调”“一大二公”，等等）。既然你把群众前进的道路堵住了，这就必然严重地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必然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必须牢记这个惨痛的教训。
二、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要讲群众的物质利益，而不能追求符合某些不科学的、抽象的教条主义的原则。
报告中讲到，有些地方的队、社、县干部根据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实行包产到组或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但立即遭到了习惯势力的反对。什么不符合中央某某精神呀，什么走回头路呀，什么中央没有说过呀，等等。之所以有这种非议，就是因为有些同志根本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更谈不上研究；他们既没真正理解中央指示的精神实质，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实质，又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味地遵循习惯和教条。
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是让人民获得巨大物质利益的事业。这是我们这个事业的实质，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实质。中央的指示精神也是服从这个实质的，只要是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原则的事，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有的人总习惯于等现成的中央指示。须知，中央的任何指示都是根据下面的实际情况产生出来的，是来源于下面、来源于基层的经验总结。如果大家谁都不去为中央提供可产生有经验借鉴的实践活动，都等中央的指示，这岂不等于把中央指示当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吗？为人民谋利益，这是我党的根本宗旨，不论就全国来说还是就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来说，党的政策必须反映、必须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当然，讲人民的利益，必须同时兼顾人民的眼前利益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兼顾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但只要是切实遵循为人民谋利益这个原则，上述两种矛盾就不难解决。那些一味追求简单符合教条、符合某些抽象原则的人，正是忘记了为人民谋利益这一根本点。他们就不能从为人民谋利益这一根本实际出发。说穿了，在有些人的头脑里装的并非上面那两个兼顾的矛盾，也并非下面的具体做法与中央上级指示的矛盾，他们头脑里装的实际是人民的利益与其个人利益的矛盾、人民的意志和他那僵化了的个人意志的矛盾。
三、现在的许多措施都在不同程度地调动着群众的积极性，应该研究为什么这些措施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找出理论根据，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事情做活。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农村、厂矿企业都采取了一些物质奖励措施，这些奖励措施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但我们对为什么这些物质奖励措施能够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它与群众的积极性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缺乏研究。不知是没有意识到呢，还是有意回避。多年以来，我们只提政治思想工作，只提改造思想、思想革命化，可是政治思想工作到底是一种什么形式？它现在是什么现状？它能否达到调动积极性的目的？怎样才能达到调动积极性的目的？思想革命化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怎样才能实现革命化？革命化的标准是什么？它与人们的各种生活实际是一种什么关系？改造思想（也包括改造世界观）是怎么个改造法？人们的积极性是怎样产生的？它与什么有关联？怎样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等等。对这一系列的问题都缺乏认真的研究，缺乏科学的认识。多年来我们也比较忽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在生产建设中的作用，因此，我们犯过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吃过不少苦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我们满足于自己的狭隘经验和理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把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只是一小段的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形成的特殊经验和理论当成了普遍真理，用革命的“想当然”代替了实事求是的严肃的科学态度。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一个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又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只有用科学的态度来研究这些规律，用不同的方法手段解决不同规律和处在不同阶段的矛盾，才能达到成功的目的。
人的积极性是心理活动的结果，与一个人的要求愿望，与他与客观世界的种种关系，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物质生活状况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人的要求和愿望更是直接影响着人的积极性。行为学研究的结果证明，一个人的有意识的努力行为是为了实现一定的要求的。同时，这种努力的结果既决定着满足和目的达到的程度，又影响、决定着人的努力行为的程度。这就是人的积极性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政治思想工作必须符合这个规律。在现阶段，我国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还十分低，对物质生活的种种要求（包括对生活保障的要求）便形成了他们的最基本的要求，物质奖励正是对这种要求的满足，因此它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人民群众的这种要求与社会主义的性质也是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用物质奖励来补偿人们超出定额的劳动，鼓励人们多做贡献，这也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因此，要更多地采取各种奖励措施，配合以科学的政治思想工作，就能更充分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可是也有一些领导反对搞奖励措施，他们看上去对群众得到一点好处就那么不满意、不痛快。其实，正确地实行奖励措施既不会毒害群众的思想也无损群众的利益。一些领导之所以反对搞奖励措施，主要是他们的自私心理和官僚主义思想在作怪，没有真正把群众的利益、把社会主义事业放在首位。
另外，人们的认识活动是随着生产活动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在不断扩大且日趋复杂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中，人们会逐渐认识自己与他人、自己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并按照这种关系的要求去做。
实践证明，党的三中全会所做出的一系列正确决定，正在使全国形势逐渐好转，错误的东西正在被纠正、被克服，正确的东西正在越来越多地建立起来。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暂时的错误。这些错误的原因有的在上边有的在下边，另外也由于认识方法的问题，有的同志把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开始阶段也当成了错误。所有这些都不足为怪，更不能用这些来否定形势，否定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农业状况非常不平衡，因此很难有一条政策可以适合全国所有地方，有时连一个地区也不可能。因此，各地的干部应在正确理解中央总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正确地采用不同的政策。也有的同志只根据某一地区或某一时的形势对中央提出的三种责任制提出疑问。这主要是他们缺乏政治经济学常识，不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水平，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水平还十分低，牛耕人锄的情况还十分普遍，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还十分低，这种低水平的生产力只能适应相应的生产关系。目前的这三种生产责任制，可以基本上适应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生产力水平，大多数地区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至于有些地区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干部水平和执行方法问题，完全可以在实践中逐步得到纠正。
安徽凤阳地区开展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个调查报告说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农村改革的政策是正确的。二哥在欣喜之余谈了三点体会：
一、只有解放思想，把摆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全部搬掉，人们的积极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各级领导要结合本地区情况正确理解贯彻中央精神，不能搞一刀切。
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要积极鼓励基层的各种创新举措，要讲群众的物质利益，而不能追求符合某些不科学的、抽象的教条主义原则。
三、要深入研究为什么采取某些措施后，达到了调动人们积极性的目的，这背后有哪些科学依据。
这篇长日记也可以称之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的专题论文。二哥在日记所列第三个问题部分，针对政治思想工作、调动人的积极性等问题连发12问，表明当时人们对这一系列问题还缺乏认真的研究，亟待厘清。连同之前日记所写内容，可以看出二哥是一个冷静的思考者。他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政策失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产生这些问题与我们满足于狭隘的经验和理论有很大的关系，即把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一小段的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中形成的特殊经验和理论当作了普遍真理，用“想当然”代替了严肃的科学态度；同时，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威权思想也影响着人们。因此，解放思想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有意识地去打破各种限制、阻碍人们思想自由的桎梏。
在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方面，二哥从心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角度分析了为什么农村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厂矿企业采取物质奖励等措施后激发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的原因。这是因为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条件下，人们急于改变自身的基本生存条件是最大的内生动力。
二哥在这篇日记中写道，人的积极性是心理活动的结果。心理学是19世纪初传入我国的，其后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时期。“**”时期，心理学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唯心主义学说而遭到批判。粉碎“四人帮”后，心理学才得以恢复。二哥在上海读大学时接触到心理学，便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对部队官兵工作状态，工厂、农村人们生产积极性改变原因的分析，他越发认识到心理学在社会实践中的重要意义。
在二哥的文稿中，有一封写给潘菽[7]（1897—1988）教授的信。潘菽教授是中国现代心理学主要奠基人之一，清朝光绪年间出生，大学毕业后赴美学习心理学，学成后回国任教，是中国现代心理学泰斗级大师。该信的内容如下：
潘老教授：
您好！首先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子秀（男），是解放军某部队的一名普通干部，也是一个心理学业余爱好者。我今天给您写这封信，是想向您谈谈我对心理学的研究和应用问题的一点看法，并求得您的指教。
我是最近几年才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在工作和生活实践中，我深刻认识到，心理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具有极大实用价值的科学。它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成果大则可为上级领导机关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小则可为每一个人采用正确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方式方法提供科学的依据，对于我们做好广大群众的思想工作，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从有关材料中了解到心理学的研究和应用在国外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心理学已经被普遍广泛地应用到教育、医疗、商业、管理、治安及作战等许多方面，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国内在心理学的应用方面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如1980年12月28日《解放军报》报道的某团用心理学做好战士思想工作就是一例。另外，犯罪心理学在社会治安中的应用、心理学在教育医疗中的应用也是例子。
但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农民众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都很不发达的国家，也由于历史的局限和狭隘经验主义的影响，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心理学采取了极为错误的态度，使心理学的研究和应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许多同志，特别是许多领导同志还不了解甚至不承认心理学。由于他们不懂得心理学的科学理论，不了解人的心理活动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不了解人的心理活动发生、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不了解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的关系等，所以他们就不能消除对群众心理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不能采取对群众的心理有积极影响的措施。他们往往只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去办事，只重事不重人，结果常常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也影响了工作的效率。这种情况目前在国内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我在部队基层工作，对此也是深有体会的。党的三中全会以后，许多行业和单位都采取了一些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措施（如奖励制度、责任制度），有些措施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为什么这些措施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而有些为什么调动不了人们的积极性呢？那些能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措施与人们的需求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所有这些都没有真正搞清楚，没找到科学理论依据，所有这些都应当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去寻找答案。因此，抓紧心理学的研究，推广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促进心理学的应用，对于我们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使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共渡难关，实在是太必要了！
正如您在《近代心理学剖视》（刊在《百科知识》1980年第2期）一文中所说的，在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产生过并且现在仍然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其他一些模糊不清的观点，但它仍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它的许多研究成果有着无可质疑的客观真理性。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够了解那些研究成果，掌握它们并把它们应用到实践中去，那么一定会大大有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
现在，我们口不离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要达到这一点，首先要实现思想科学化，要按科学、按客观规律办事。在经济调整过程中，价值规律、经济换算等正在逐步为人们所承认，所重视。可是，怎样把心理学的科学原理和方法运用到管理中去，用以取代政治思想工作中的那些不科学的陈旧方式和内容，提高管理水平，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似乎还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注意。因此，应该在继续抓紧心理学研究的同时，大力加强对心理学的宣传和推广。对此，我有如下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一、继续加强对心理学的研究。一方面要加强对心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行为心理”（或叫应用心理）的研究（这后者在现阶段似乎更为重要）。应在参考国外研究经验和成果的同时，加强对我国人民心理发展变化的研究，加强对我国人民现实心理的研究。除一般心理研究外，还应分别有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工人、农民、军人、干部、知识分子等分类研究（应该承认，近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较前些年有了长足的进步），要加强研究机关的建设。
二、利用报纸、广播介绍心理学，甚至可出版心理学专门刊物。
三、开办心理学的广播或电视讲座，或进行函授，或组织心理学专家到机关厂矿进行巡回讲学。
四、把国内外已有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研究成果汇编成书籍或材料，向一切可以介绍推广的单位介绍推广。
五、建立心理学情况交流咨询机构，收集心理学研究情况，为一切愿意应用心理学和接受心理学指导的单位和部门提供帮助服务。
六、建议厂矿、企业、机关、学校、部队等单位，设立心理调查分析研究机构，具体负责对本单位人员的心理的调查分析研究和心理学在本单位的应用。
由于多年来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习惯和其他一些原因，在心理学的研究、推广和应用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许多阻力，但是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科学终究会战胜无知，一切对心理学的错误认识和态度都应该也一定会在研究和应用心理学的过程中得到纠正。心理学的实际应用必将成为我们进入用科学管理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潘老教授，您是心理学界的权威，也是一位前辈，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爱好者，作为一个晚辈，衷心地希望您能为推动促进心理学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实际应用，为科学普及及推广，进而为推动和促进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在我国早日实现做出更大的贡献。
以上所谈的看法和想法肯定会有错误或不妥之处，切望潘老教授原谅并批评指正。另外，如有可能，希望您能给推荐一些有关的书籍或材料，将不胜感激！
最后祝您身体健康。
与其说这是一封向前辈学习讨教的信，不如说这是对心理学知识的普及推广、对心理学重要性的阐述、对心理学研究应用的建议。令我敬仰的是，二哥所有的学习研究，都是为了社会的发展、为了人民的事业、为了他热爱的祖国。
如今，二哥的期盼已成为现实，心理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已成为我们进入用科学管理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他的建议已成为现实，心理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心理学在学校、厂矿、部队及社会综合治理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心理抚慰、干预更是发挥了重要独特的作用。心理学是一门不断发展中的学科，对心理学的研究应用，还有着极其广阔的空间。
一个普通军人给素昧平生的心理学泰斗写信讨教，充分反映了他虚心好学的精神。
这封信写于1981年10月13日。一个月后，二哥生病住院且一病不起。在病情爆发的前夜，他仍在忘我地学习。他的一生都是这样处在不断地学习和思考之中。二哥是一个多么令人钦佩的人。
1980年12月11日二哥写的日记，如同短篇小说一般，记录了因下雪交通受阻而改坐火车返回部队的经过。
车厢里烟雾弥漫，脚臭味、汗酸味和刺鼻的土烟草味混合在一起，使人闻了感到头晕恶心。我在靠近车门的地方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点着了一支烟，慢慢地吸着，这时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确实感到疲劳了，两天来奔波劳累的情形在一团团的烟雾中浮现出来。
本来9号我们就应该返回部队，可由于积雪未化，不通车，就改为10号乘火车返回部队驻地。但由于这个通知下达得太晚，有几个人不知道，于是我在10号又担负起通知的责任。可是通知下达完了以后，我却赶不上火车了，只好等11号再返回部队。10号那天，小唐还特地去送我，结果又把我“送”回了家。10号晚上，当我给北郊长途车站打电话，得知11号可以通汽车时，我非常高兴——可少费些周折。可是今天早上起床往窗外一看，我立刻惊呆了——外面白茫茫的一片——昨晚又下了雪。我早早地离开家准备去赶9:40经中转站的火车回部队驻地，来到外面一看，路上的雪已变成了冰，汽车走得比牛车还慢，一旦停下来就走不了了；只见车轮在冰上打滑，路上不时有骑自行车的人摔倒。许多人不敢骑车而改乘汽车上班，车站上站了一大片人，而汽车又迟迟不来。我双手各拿着十多斤重的东西，显然无力和他们竞争，干脆先走两站吧。雪在脚下发出吱吱的响声，向远处望去，一片洁白，好一派景色。可是这场雪又给人们带来了多少麻烦呢？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呢（也许对农业有好处）？前天去王府井给战友买东西，平时需要30—40分钟的路程竟走了1小时又20分钟。车上拥挤不堪，售票员的叫喊声，乘客的谩骂声、叹气声和埋怨声乱成一片。人们在怨谁呢？是怨这场雪还是怨售票员和司机、调度员？是怨这车太小、太少还是怨什么呢？难道这种现象就比年轻人穿点时尚衣服、文艺上的一点新探索[8]能让人容忍吗？10分钟之后走到了换车的地方，这里同样挤得上不了车，只好挤上14路去345路的总站德胜门看看。在德胜门早已形成了几条长长的人龙，我在风雪中熬了近一个小时，终于乘上了去中转火车站的汽车。尽管路上有诸多不顺，车速又慢，心里又担惊受怕——怕赶不上火车白跑一趟，而且快被挤成沙丁鱼罐头中的沙丁鱼了，但总算比火车提前10分钟赶到了中转火车站……
透过沾满雾气的车窗向外望去，只见远处平时车水马龙的盘山公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公路就像一条冻僵的蛇一样无声无息地躺在那里，交通中断了，生产停止了，一场不算太大的雪竟然给我们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难道我们就没办法治服它？难道我们就应听其自然、无动于衷而不去想办法吗？
烟团一点点散开，只见被烟雾笼罩着的人们，脸上的表情是那么平静、呆滞、麻木，见不到一点愤怒、急切、不能容忍的表情。也许负有解决上面那些问题的领导，此时正坐在温暖的办公室里的沙发上抽着烟，品着茶，看报纸呢……
二哥在这篇日记中记录了他因下雪返回部队的曲折经历，将我们一下带回到40年前。一场雪，竟造成了如此的不便。那时，通往二哥部队驻地的只有一条国道和一条铁路。如今，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通往那里——包括开通的许多趟公交车。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哥有两篇日记写到因下雪不得不乘火车返回部队驻地的情形。
二哥对语法、修辞都有研究，拥有深厚的文学底蕴。他驾驭文字的能力极为娴熟，虽然是以日记随笔的方式，但把因下雪道路受阻乘火车返回部队的过程、场景、心态都刻画得非常传神。文中还讽刺了官僚主义者。
二哥的全部日记中，有四篇是写于元旦这天，下面这篇是四篇中的最后一篇。
又一个新的一年的一月一日到来了，真是流光似水。从粉碎“四人帮”到现在整整四年了，全国总的发展形势是好的。党的新农村经济政策取得了可喜的成功，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已经开始，法制的萌芽已经出现；人们的思想正在从现代迷信中解放出来，研究、思考、探索之风正在兴起；人民的物质利益得到了应有的承认，在理论上承认现实、实事求是的风气日渐浓厚；旧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一切旧的封建主义现象正在受到批判。否认整个社会进步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我们也应看到，我们正面临和将要面临的困难、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经济改革将面临的阻力是巨大的，人民生活上的欠债情况（如住房、就业、分居，等等）还相当严重，与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严重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如干部制度等）还没有得到改革，理论上的是非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人民还没有真正当家做主，社会犯罪问题还非常严重，官僚主义还十分猖獗，干群对立的情绪还普遍存在，部队严重的肿散情况还没有得到改变，等等。总之，问题还很严重，需要我们去认真地研究情况，想尽一切办法加以解决，对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所有这些问题，绝不是“形势大好”一句话所能掩盖得住的，否认这些问题、否认还有困难、盲目乐观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我们应该相信，生产力在发展，群众的觉悟也在提高，这是历史的进步，这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我们这些正当努力学习、有所作为的年轻人，要认真分析形势，绝不能被一时的现象所迷惑，任何悲观失望的想法都应抛弃，任何不求进取、消沉颓废的行为都应中止。要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根本出路和光明的前途是包含在历史进步的总趋势中的。在新的一年里，要更加努力学习，加紧工作！
昨天晚上到小唐的医院陪着她值了一个小夜班，以前每当我和她同时值夜班时，我都会想她在干着什么，所以早就想去陪着她值个夜班，体验一下她值夜班的滋味，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了。守在她的身边，看着她轻盈的身影在安静的病区里飘来飘去，我感到很幸福。孙、王二位医生在我面前还为小唐没评上正连一事而发了些牢骚。可以看出，她对工作是认真负责的，群众反映也是很好的。我为此而高兴，也为此而更爱她，至于一级半级的也就无所谓了。虽然她很劳累，但我知道，有我陪伴在她的身边，她心里一定是愉快的。真有意思，我陪着她送走了1980年的最后一分钟，迎来了1981年的第一分钟。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之路，全国形势有了可喜的变化，虽然存在的问题还很多、很严重，但历史前进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与上一年元旦那天的日记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相一致，在新的一年，他表示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工作。
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日记中看不到二哥在部队工作情况的记录，更多的是对国家政治经济改革、军队现代化的探讨，记录个人的事情就更少。然而，在有限的个人生活记述中，仍然能感受到他深沉、强烈而又细腻的情感。看着妻子轻盈的身影在安静的病区里飘来飘去，他感到很幸福。他陪着妻子在医院值了一个夜班，新的一年就这样迎来了。
1981年2月5日，二哥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我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春节，昨天晚上和小唐一起回家去过除夕。全家九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嫂子、友子、顺子，我们俩和小杰子，欢聚一堂，真是热闹。自从一九六五年哥哥去了东北以后，十多年来，我们这还是第一次过一个团圆的春节。哥哥于一九七九年三月调回北京，嫂子于去年元旦调进北京，这一切都亏了爸爸妈妈的努力。爸爸妈妈劳累了一生，看到他们脸上有了幸福愉快的笑容，我也从内心感到高兴。这团圆、欢乐、愉快的情景不禁使我回想起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发生过的一切往事，也不禁使我联想到，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还有多少个家庭没有得到团圆。
这篇日记文字简短，情感丰富。虽然写的是我家除夕阖家团圆一事，但实际上也是记录了十年浩劫结束、改革开放开启后，无数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开始过上幸福生活的喜悦。这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二哥的日记 始终都与整个社会发展密切关联，这也是使命感使然吧。
1981年的春节是我们家第一次全家团圆的春节，但也是最后一次。
二哥简略几笔记下了这个难忘的时刻，但他的思绪如同海底的暗流，奔涌不息。
1981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二，当年外语附校二哥所在班的同学组织了一次聚会。这天，二哥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我们在北京外语附校时的同班同学在北师大（北京师范大学，下同）的一间教室里搞了一次老同学聚会。参加这次聚会的共有二十余人，他们是苑国良、刘冠军、史世忠、贾燕军、宋小桐、贺卫国、张大为、毛绍基、吴建、王学俭、夏可林、杨良杰、刘宪平、杨国强，还有我，以及女生刘淑芳、丁晓萍、张莉、白良炎、金捷、苏蓝蓝。[9]我和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有十余年没有见面了，老同学久别重逢，别是一番情谊。当年的顽童如今都已经成为各个行业的劳动者，当年的一切都成了美好的回忆，大家畅谈着分别后多年的经历，兴致盎然，滔滔不绝。老同学都长大成人了，走进了生活，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对生活充满信心，准备迎接新生活的挑战。我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应该怎样对待未来的生活呢？
对这张合影（见下），当天参加聚会的丁小平女士有如下回忆：
这张珍贵的照片摄于1981年年初，在北师大外语系楼前，是俄五班同学离开外语附校十多年后第一次有男女生同时参加的班级聚会活动。当时班里有3位同学在北师大外语系俄语专业学习，我是77届，王学俭是78届，刘宪平是79届，还有张莉——她家住在北师大家属院内，于是我们就选择了在此相聚。李子秀也兴致勃勃地来了，他还特意把我叫到一边，感谢我们组织了这次活动，给分别了这么多年的发小同学创造了难得的相见机会。我能感到他的话发自肺腑，特别真诚。几年后传来李子秀病逝的消息，那次活动也是好多同学最后一次见到成熟后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