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
王德威
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
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讲座教授。
一九〇〇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少年中国说》，力倡少年为国家新生之本。相对于“老大帝国”，“少年中国”凭其青春朝气，不仅振衰起敝，更投射出中华文明继往开来的愿景。“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梁启超本人率先将“哀时客”之名改为“少年中国之少年”，一时如应斯响，各种以少年为名的声音——从“铁血少年”到“突飞少年”——此起彼落，成为庚子以后的中国文坛学界之莫大契机。
即使一个世纪以后，梁启超及其同代人倡议“少年中国”的热情仍然让我们深深感动。“少年”一词古已有之，却是在二十世纪初被赋予了前所未见的丰富含义。“少年”拥有承先启后、迎头赶上的情操；而在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少年”也袭取了物种进化、日新又新的寓意。青春与文明、身体与国体形成了有机对话关系。
从文学角度来看，“少年中国”也是我们想象现代、叙述中国最重要的修辞策略之一。一九〇二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亲撰乌托邦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描写青年志士投身革命、再造中华的壮举。在此之前，梁启超已翻译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并发表于《新民丛报》。一九〇五年，晚清四大小说家之一的吴沃尧开始写作《新石头记》，署名“老少年”。《新石头记》以《石头记》为蓝本，叙述贾宝玉的现代历险，老少年为其中关键人物。吴沃尧与梁启超对少年的构思因此形成微妙对话。梁的“少年”富有无限青春动力与希望，吴的“老少年”却让我们反思究竟是少年老成，还是未老先衰。无论如何，这样的对话为五四以后的少年辩证论述预为伏笔。
由“少年”所召唤出的青春想象在民国时期有增无减，并扩大为“青年”。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等创办《青年杂志》。他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以“初春”“朝日”比喻青年的朝气蓬勃，期勉中国新生代奋力创造未来。次年，李大钊继之以《青春》《〈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等文，宣称“盖青年者，国家之魂”（《〈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青春》）。
而五四期间奉“少年”之名而起的活动，首推“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于一九一八年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创立，学会的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之后得到各方响应，分会甚至发展到国外。胡适曾以《少年中国之精神》为题发表演说，李大钊、王光祈、恽代英等也先后就“少年中国”的内涵各抒己见。时值五四运动狂飙卷起，“少年中国”成为不同路线和立场，不同方法和对话的交锋所在。面对国是，有志青年应该投身运动还是勤工俭学，追求革命救亡还是启蒙淑世，成为当时热议的话题。
五四文学对少年——以及延伸而出的青年与童年——的思考和描写，是彼时作家和读者共同的焦点，而其风格复杂幽微处远远超过当时流行的论述。鲁迅作品其实饱含自己成长期间的悲哀与犹疑——《父亲的病》写尽人子面对父系传统的暧昧情怀，《在酒楼上》则暴露两位“老少年”回顾五四的虚空与怅惘。郁达夫白描青春欲望的域外“沉沦”；郭沫若翻译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成为中国少年的烦恼；蒋光慈则以《少年漂泊者》号召革命与浪漫的先锋到来。
一九二七年后，叙事文学形成复杂的少年与青年论述。叶圣陶的《倪焕之》记叙同名主人公的成长与冒险。启蒙还是教育，恋爱还是婚姻，革命还是家庭，种种考验此起彼落，让曾充满抱负的少年一蹶不振，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倪焕之》娓娓叙述了一个青春不再、理想幻灭的故事，不啻为彼时混沌不明的历史环境写下预言。而小说所沿用的叙述方法又恰恰与西方“教育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形成对话。后者着眼少年成长、进入社会、完成教育，叶圣陶却反写此一模式，以初始长成的少年开始，以含恨早逝的“老少年”告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教育小说”形式出现的小说风靡一时，叙述以主人公不加入社会，反而加入社会对立面的革命为**。茅盾的《虹》由五四时期四川一位女学生梅行素的启蒙教育开始，一路描写她所经历的婚姻、事业挫折，以及对革命的向往与犹疑。茅盾书写女性情怀一向拿手，此作可见一斑。小说**，五卅罢工游行中，曾经天真烂漫的女学生已经站在上海租界街头摇旗呐喊搞革命了。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及其他著作才真正带出三十年代“少年中国”的要义。《家》中的高觉慧也出身四川世家，亲历传统礼教的虚伪与败坏，以及无数青春生命的牺牲。高觉慧的**与郁愤、呐喊与彷徨曾经引起多少同辈读者的共鸣，而当他决心冲破网罗、承担改造中国的艰难使命时，又曾经是何等撼人心魄的时刻！
与此同时，沈从文写出迥然不同的故事。沈从文来自湘西，他笔下的少男少女长在青山绿水的苗寨之间，远离革命启蒙喧嚣，另有一番风情。但他们毕竟要接受成长的洗礼、爱欲的磨炼和死亡的威胁。于是有了萧萧、三三、夭夭的痴迷和怅惘，或贵生、虎雏、龙朱的向往与绝望。我们不曾忘记《静》里女孩岳珉在乱世独立危楼一角，怅望未来的孤单身影；《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中那个身陷情网的小兵，见证爱与死的恐怖心情。而《边城》中情窦初开的翠翠如此清纯却遭受命运拨弄，成就三十年代中国最为**气回肠的爱情故事。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写自己的成长小史，从边城到古都，从少年军人到五四文青，早已是启蒙文学经典。
四十年代的中国战乱依旧，书写青春的文学因此形成更为独特的论述。在大后方，一方面有鹿桥的《未央歌》写出西南联大学生烽火中的真情岁月；另一方面有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写出流亡跋涉途中的儿女悲欢。两位作者都以早慧知名，而他们的作品也不啻是自身告别少年岁月的写照。此时，上海沦陷区的张爱玲、伪满洲国的梅娘也各自以其细腻世故的笔锋，写出少女成长的代价。张爱玲《烬余录》见证死亡的虚无、《第一炉香》刻画情欲的凶险，还有梅娘《蟹》探讨家庭关系的变奏，都是乱世的异质书写。相对于此，解放区的赵树理以《小二黑结婚》，袁静、孔厥以《新儿女英雄传》这类作品突出了革命战争中的青春愿景，一心一德，反显得无比可爱天真。
在台湾，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中被殖民统治的青年颓废沉郁，仿佛有无限难言之隐。最知名的作品莫过于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即自书名已经道尽一代台湾作家的心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发现的旅日少女作家陈蕙贞《漂浪的小羊》，记叙日本战败后十四岁的作者随父母几经辗转、遄返大陆定居的过程，除平实记叙少女情怀外，亦极富史料价值。在香港，黄谷柳的《虾球传》则以孤儿虾球从社会底层力争上游、加入革命的故事，投射当时流亡文人的政治想象。沙平（胡愈之）的《少年航空兵》幻想海外少年弃笔从戎、遨游祖国，既有天马行空的科幻奇想，也有呼应时局的政治情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学书写充满破旧立新的**，仿佛“少年中国”的梦想一旦实现，人人必得极尽呵护之能事。但因此形成的颂歌或批判，浪漫或写实的拉锯，反而导致惊心动魄的纠葛。这期间直接呼唤青春的重要作品一为王蒙的《青春万岁》，一为杨沫的《青春之歌》。前者白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群高中女生的情感与意识形态洗礼，并以这群学生偶遇国家主席为最**。后者叙述一位少女历经感情与革命教育成长为革命女性的遭遇，无异延续茅盾《虹》、巴金“激流三部曲”的传统。王蒙写作《青春万岁》时不足二十岁，本人就是青春的化身，而杨沫曾亲历一二·九运动，并以此背景现身说法，回想一代青年投入革命的因缘。但两部作品命运截然不同。《青春之歌》历经修改，出版后一纸风行；《青春万岁》却要等到七十年代末方才问世，而其间作家本人所经的沧桑更“不足为外人道也”。同是青春挂帅的作品，孙犁的《铁木前传》却往往被忽略。此作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背景，以两小无猜的人物为主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北方农村作出生动刻画，极具艺术特色。
“少年中国”的历史、政治实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高峰。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会见青年学生，直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谆谆期许之意，不啻回应梁启超在世纪之初的宣言：“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
跨海过去，我们可以感受台湾六七十年代的青春书写。白先勇早期有《寂寞的十七岁》，写少年男女成长的虚无与对情爱的模糊渴望。女作家李昂的成名作《花季》也写的是寂寞的十七岁故事：女高中生因为逃课而堕入一场似真似幻的冒险，因此一夕长大。李昂写作《花季》时的确只有十七岁，初试身手之作到今天依然触动人心。七十年代，王文兴以《家变》震惊台湾文坛。此作反写教育成长小说公式，描写一个少年长大成人后认识到父亲的平庸与无能，最后老父不堪羞辱，被迫离家出走的故事。从巴金的《家》到王文兴的《家变》，现代中国父子关系至此彻底翻转。《家变》惊世骇俗，曾让卫道之士群起而攻之。但论七十年代最为风行的青春写作，当属朱天心的《击壤歌》，此作写青春少女的如歌岁月，情真意切。而朱氏姐妹（朱天文、朱天心）在胡兰成指导下，和同伴组织《三三集刊》，颂赞中华，应是二十世纪台湾最后的“少年中国”呼声。
在上述的背景下，当代青春叙述次第展开。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以及老鬼的《血色黄昏》等，便是众多作品的选样。他们历经身心的锻炼，笔下纪实有了感伤与郁愤，更不乏遐想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城的“三王”系列，写下乡知青的传奇遭遇，写化外村野的有情天地，如此扣人心弦，一时传颂海内外。另一方面，老鬼作为杨沫之子，显然借《青春之歌》为对话对象，铭刻另一世代的青春之歌。苍山如海，黄昏如血，少年子弟江湖老，笔法又何其跌宕苍茫。
也正在此时，老作家汪曾祺的回归显得更为难能可贵。汪曾祺四十年代开始创作，此刻以《受戒》《大淖记事》等作重新将抒情风格导入写实传统。他写小和尚的浪漫追求，小锡匠的江湖情怀，急切抽离历史政治元素，充满民间气息，却绝不流于一厢情愿。
八十年代崛起的寻根、先锋作家多有名作重新铭刻“少年中国”的前世今生。苏童的“城南故事”系列、“枫杨树”系列白描南方小城里的男孩女孩如何在潮湿狭仄的街头巷尾，寻寻觅觅那似乎尚未到来、却已忽焉已过的岁月。韩少功则把焦点置于楚文化的奇山异水间，一声“爸爸爸”的呼号，一次“归去来”的行旅，陡然将我们的主人翁抛向那幽深莫测的楚地文明。莫言笔下的少年或在“大风”“秋水”间寻觅安身立命的可能，或在“红高粱”地里品味家族、地方史的盛衰。而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更具有象征意义，小说中的少年在十八岁生日到来之际被父亲推向独行的征途，但这趟旅行漫无目的而又意外重重，最后以暴力和荒谬不了了之。余华的文字飘忽暧昧，点染莫名所以的巧合与错位，却生动传达八十年代的一种“感觉结构”。
在二十世纪末书写青春，作家和读者又有什么发现？王朔的《动物凶猛》同样是以“文革”为背景的成长回忆，但多了一分意外的惫懒和放肆。他写出“文革”日常生活缝隙里，意外窜出的感情牵引。阳光灿烂的日子，幼兽的“凶猛”欲望何处可栖，引人深思。王朔更为大众瞩目的却是他的“痞子文学”：我们不禁莞尔，曾几何时，“顽主”凌驾了“新青年”，成为后新时期的主体姿态。
就在王朔风靡大陆的同时，台湾的张大春推出《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野孩子》等作，以插科打诨的风格模拟当代台湾青少年的无聊生活和无厘头的反抗，引起巨大反响。一时之间，“大头春”成为台湾文化偶像。仔细阅读张大春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内蕴其中的世代焦虑和彷徨并不亚于王朔诸作，两岸的少年表述因此有了对话余地。除此，旅台马来西亚华裔作家张贵兴的《赛莲之歌》不妨视作马华版的《动物凶猛》，但抒情风格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回顾二十世纪末的叙事，我们发现王小波才是后来居上、独领九十年代**的作者。他的《黄金时代》等，直面暴力、性和非理性的**，继之以深沉的反思或嘲弄。他体现了世纪末版的“老少年”精神。而他的英年早逝，更为他的传奇平添一抹宿命色彩。
二十世纪末的女性作家不遑多让。林白、陈染各以私密叙事风格，娓娓道出《一个人的战争》的惨烈无助，或《私人生活》的**挫折。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环境里，不论是在边城或是在京城，女孩成长为女性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在这方面，她们是六十年代的李昂、四十年代的张爱玲和梅娘迟来的对话者。而更新一批的女作家，已经迎头赶上。
到了世纪之交，另有一批少年书写者崛起。韩寒、张悦然、郭敬明等以青春素人之姿脱颖而出，形成“萌芽派”的作家群。他们的出现也代表80后作家登场。既生在“大时代”以后，他们宜乎成为“小时代”的代言者。《葵花走失在1890》《三重门》《幻城》等作有青春期的成长呢喃，有反抗父权母权的**，更有世纪末的耽美和遐思。这些作家广受欢迎，未必只是哗众取宠的结果，也更因其自觉的理念和经营，曰个人主义、曰小资风格、曰装腔作态，似乎都未能尽其意，要之与前辈作家的立场截然有别。这批作家都以少年形象出道，也都形塑安全尺度以内的叛逆姿态，而他们与网络世界接轨已经预告下一波文学生态的展开。对他们作品的评价见仁见智，重要的是，他们本身的形象与行止已经是一个“作品”，甚至品牌。这是后现代与后社会写作的双结合了。
而到了又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文学书写、阅读方式因为网络天地的展开而呈现前所未有的多元发展。但在“古典”文字书写的世界里，专志的作家一如既往。王安忆以《启蒙时代》重新引领我们回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启蒙时代》恰恰形成对话的是姜戎的《狼图腾》。上山下乡的知青故事被书写成为寓言，仿佛当代都市丛林的教战法则，至于阅读大众辩论不休的国族寓言层次反而犹其余事。
王安忆和姜戎的书写毕竟是一辈作家向往事致敬之作。同在此时，比他们晚一辈的70后作家路内书写《少年巴比伦》，将九十年代工厂生活推向台前。底层青少年成长的艰难，爱情与性的**，似乎是熟悉不过的题材，然而时代已经改变，中国的变化来到又一个阶段。无独有偶，双雪涛《聋哑时代》也写出了一辈东北少年成长的悲欢故事。台湾的新时代作家杨富闵以《花甲男孩》一作写世纪之交台湾南部农村的转型，以及置身其间的少年的心事，有落寞，有滑稽，成为另类“老少年”记录。但与这些作家相比，旅台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李永平的“月河三部曲”——《雨雪霏霏》《大河尽头》《朱鸰书》——才是扛鼎之作。李永平来自婆罗洲，羁旅台湾半世纪，蓦然回首，方才了解成长经过赋予了此生魂牵梦萦的欢乐与悲伤。三部曲从纪实到虚构，从忏情到幻想，越写越奇，字里行间尽是历史感喟。论二十一世纪中文少年叙事，当自此始。
张学昕教授主编的“人文阅读书系”所介绍的诸位当代作家，俱是一时之选。较为资深的刘庆邦和贾平凹各以极富写实色彩的地域纪事或乡土素描享誉，但他们笔下的少年与青年故事却展现一种感时伤逝的风格，仿佛与未来生命的潜在对话。叶兆言、苏童和毕飞宇是当代江南叙事的三大代表人物，也各在创作中以少年投射了成长的苦涩、浪漫，甚至凶险经验，其中苏童的“香椿树街”“城北地带”系列尤其脍炙人口。而格非笔下所凝造的凄迷而感伤的青春景致，一样扣人心弦。但谈到当代小说的浪漫情怀，无人能出张炜其右，他所特有的玄思色彩在铭刻少年生命的作品里已可见端倪。出身楚地的韩少功以沉郁取胜，回想曾经的颠簸岁月与蜕变考验时，所展现出来的真诚令人动容。阿来的作品富有藏地史识，也不乏抒情情怀，但他借少年故事所蕴藏的块垒更耐人寻味。东西是近年异军突起的作家，写小城风俗、变调人生都令读者心有戚戚焉，他如艾伟的细腻诚挚，海飞的收放有致，都是上乘之作。而麦家借翻译密码，翻转出各色人性之幽微，告诉我们文学犹如冒险，重要的不是天分，而是在成长的道路上，时时警惕变乖巧的危机。最令人注意的是两位女作家——叶弥与迟子建。她们都有温婉的慧心，但笔下文章，却不为其所限，或细腻曲折，或刚健萧飒，较男作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少年中国”的呼喊到“少年巴比伦”的沉吟，从“铁血少年”到“花甲少年”，我们不禁感喟倪焕之、高觉慧、蒋纯祖、林道静们的时代。然而回顾一百年来“少年中国”叙事的发展，我们仍然惊艳于其波澜壮阔，风格多元。历史嬗变，青春依然在每一时代留下光影，或神采飞扬，或桀骜不驯，或低回宛转，或妙想层出。从“新青年”到“老少年”，现代中国叙事文学生生不息——而我们这一时代的少年正要出门“远行”，迈向里程。遥想一九〇〇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还我少年，再造中华，正是此其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