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察举与学校制度的复兴，给选官格局带来的变化是复杂的。在曹魏与西晋时期，以秀孝察举出仕者，有相当一部分为普通士人、二三流士族与下级官僚子弟，以及蜀吴“亡国之余”,较为广泛地包括了各个阶层、各种身份之人士。国子学虽面向贵胄，但并不为贵胄看重，太学则主要是容纳了普通士人。但在南朝，情况又发生了较大变化。察举学校入仕之途复兴之时，未能保持其取士的广泛性这一特点。这就是说，南朝门阀士族开始大量步入察举学校之途了。
刘宋之孝廉，我大略考得12例，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出自士族，且多以孝行被举，因入《孝义传》而留名。见于《宋书·孝义传》的，如郭世道、郭原平、郭伯林、郭灵馥祖孙4人及潘综、吴逵等；见于《南史·孝义传》的，还有秦绵。吴逵、潘综被举时，太守王韶之发教曰：“前被符，孝廉之选，必审其人，虽四科难该，文质寡备，必能孝义迈俗，拔萃著闻者，便足以显应明扬，允将符旨。”由此知孝廉之举重孝行，宋廷曾有明令定制。《宋书·孝义传》附沈约论曰：“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士族多不能或不屑修身励行以求进，此或亦孝廉之举“多发沟畎之中”的原因。
又《宋书·袁粲传》:“(大明)三年，坐纳山阴民丁象文货，举为会稽郡孝廉，免官。”丁象文似非士族，袁粲之免官，在于纳货而不在举寒人。看来刘宋时孝廉之举，习惯性身份限制仍不甚严格。齐、梁、陈三代，孝廉之记载日益减少。齐有广陵高爽、会稽孔琇之，梁有吴兴沈文阿，陈有张乾，4人而已。后3人为吴地士族；而侨姓士族，无一人被孝廉举。看来在南朝，此科之地位并不甚高。
但秀才一科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自刘宋始，步入秀才一科者大多数都已是出于士族，许多还是东晋以来的一流高门。齐、梁、陈更是如此。如琅邪王氏，有王延之、王粲之、王微、王融、王僧佑、王汛、王琳、王规、王褒、王固10人得举(不应举者在内);吴郡陆氏，得举者亦有陆慧晓、陆厥、陆棰、陆云公、陆琼、陆从典、陆琰、陆瑜、陆瑜、陆琛10人。又如吴郡顾氏，有顾练、顾法秀、顾愿、顾宪、顾昌之、顾协、顾则心7人；沛国相刘氏，有刘球、刘琏、刘班、刘显、刘臻5人；吴郡张氏，有张融、张绪、张率、张嵊4人；会稽山阴孔氏，有孔颛、孔稚珪、孔休源、孔奂4人；陈郡袁氏，袁濯、袁象、袁颛3人；彭城刘氏，有刘延孙、刘潜2人；庐江何氏，有何偃、何炯2人；吴兴武康沈氏，有沈演之、沈冲2人；吴兴乌程丘氏，有丘鞠、丘迟2人；新野庾氏，有庾杲之、庾荜2人；济阳考城江氏，有江淹、江革2人；兰陵萧氏，有萧琛、萧恺2人；高阳新城许氏，有许懋、许善心2人；南阳涅刘氏，有刘之遴、刘之亨2人。此外又如陈郡长平殷朗、清河东武城崔僧护、平原刘善明、高平金乡檀超、颍川颍阴荀万秋、河东闻喜裴邃、颍川长社钟嵘、平昌安丘伏挺、汝南安城周舍、会稽余姚虞寄、琅邪阳都诸葛球，等等。
南朝秀才我大略考得87人，其中绝大多数出于一二流士族。五朝冠冕琅邪王氏，在两晋秀才之68例中仅有王珉一人得举，且不屈就；在南朝则多达10人，一姓就占了总数的六七分之一，名列前茅。吴郡陆氏，被举秀才者亦达10人，同于琅邪王氏。其次如吴郡顾氏、沛国刘氏、吴郡张氏、会稽孔氏等，也都是当时著名的士族。
南朝有些秀才是以高隐之行被举的。见于《宋书·隐逸传》的如刘凝之、龚祈、翟法赐、郭希林、朱百年，见于《南齐书·高逸传》的有明僧绍、臧荣绪、宗测，见于《梁书·处士传》的有诸葛球，《南史·隐逸传》还记有僧岩。其中有些人并非出自门阀。南朝时期，正如孝廉科以经术为主又兼重孝行一样，秀才科以文才为主又兼及高隐。一些隐士家族，经常得到秀才察举。如武陵之龚玄之、龚元寿，南阳之宗炳、宗或之，东晋时即以高隐被举，入《晋书·隐逸传》。南朝又分别有龚祈、宗测以高隐被举。武陵龚氏并非高门；南阳叶宗氏，据《宋书·宗越传》是“南阳次门”,后遭“条次氏族”,黜为役门。他们之举秀才，主要的不是由于门第，而是崇尚高隐之风。
同样，南朝国子学入仕之途，也几乎为士族权贵独占。西晋时代，国子学只取五品以上官僚子弟；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兴复国子学，据《宋书·礼志》所载，是“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二千石郡守国相在官品第五，是其身份限制同于西晋。南朝自宋武帝永初中下诏兴学始，君主兴学之诏，大抵皆以“博延胄子”为称。据《南齐书·礼志》,齐高帝建元四年兴学，其入学资格是这样规定的：“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三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又齐武帝永明三年复立国学，规定“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又据《梁书·武帝纪》,梁武帝天监七年建国学后，于天监九年明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
在这种情况之下，南朝国子学生几乎是清一色的贵族子弟。此期国子学生我大略确认了54人，其家世情况，如兰陵萧氏，有萧洽、萧孝俨、萧恺、萧大临、萧大连、萧乾、萧敏孙、萧同、萧文琰9人；琅邪王氏，有王琛、王训、王锡、王金、王承、王通、王劢、王质8人；济阳考城江氏，有江革、江观、江洪、江蓿4人；东海郯徐氏，有徐勉、徐孝克、徐仪3人；吴兴乌程丘氏，有丘钟孚、丘国宾、丘令楷3人；范阳方城张氏，有张動、张瓒、张绾3人；颍川长社钟氏，有钟嵘、钟屹2人；河南阳夏褚氏，有褚向、褚翔2人。其余如会稽虞愿、清河东武城崔慧景、济阳考城蔡搏、河内温司马聚、会稽山阴贺场、济阴冤句卞华、陈郡阳夏谢几卿、会稽山阴孔季恭、琅邪诸葛球、河东闻喜裴之礼、沛国相刘珏、北地傅岐、汝南安城周弘正、陈郡阳夏袁宪、吴兴武康沈不害、彭城刘孝孙、会稽魏准，等等。其中占第一位的是齐、梁皇族兰陵萧氏，占到六分之一；其次仍是一流高门琅邪王氏，其子弟之入国学者也占到了七八分之一。
随之而来的一个变化是，察举、学校入仕之途，与面向士族权贵的“清途”,有合一的趋势。魏晋时代之秀才，颇有不能获得乡品二品者，任官一般是八品之中郎、郎中。但南朝秀才无一记为曾拜散郎者。①此期秀才任官大略可知者考得63人(应举而授官不就者在内),除3人又为齐竟陵王西邸学士。
《隋书·百官志》上记陈制：“三公子起家员外散骑侍郎，令仆子起家秘书郎。若员满，亦为板法曹，虽高半阶，望终秘书郎下。次令仆子起家著作佐郎，亦为板行参军。此外有扬州主簿、太学博士、王国侍郎、奉朝请、嗣王行参军，并起家官。”宋、齐、梁之情况，与之类似。由上表可见，南朝秀才之主要任官，与此期士族门阀习惯上之起家官，大致相类。可以相信，秀才大抵已经都能获得乡品二品了，所任之官大多为“二品清官”①。经秀才之举者，较直接步入清途或可获得更高资望。如张率已为著作佐郎，又应秀才之举，足见秀才确实为时人所重。
至于国子生之任用，更为优越。南朝之国子生，就我之大略考得者，除去又为西邸学士1人，又应察举者4人之外，其经明经策试后所任之官可知者34人。
可见国子生任用相当优越，任为秘书郎者达15人，占44%。西晋时依《晋令》太学诸生应拜郎中，后来又以署四品吏为惯例，远不能与南朝国子生相比。
孝廉察举与学校明经都采用经术射策，但南朝孝廉却越来越少见到，(接上页)上之起家官，即可视为“清官”,而区别于寒人之“浊官”。所以南朝形成了“二品清官”的概念。庾元威《论书》:“近来贵宰，于二品清宦进，不假手作书。”又《南齐书·张融传》记其为尚书仪曹郎，“罚干钱敬道鞭杖五十，寄系延陵狱。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为左丞孙缅所奏，免官”。是尚书郎为“二品清官”。而《宋书·江智渊传》:“元嘉末，除尚书库部郎，时高流官序，不为台郎，智渊门孤援寡，独有此选，意甚不说，固辞不肯拜。”“台郎”属“高流”不为者，不是狭义的“清官”;但从广义说，它仍是二品士族的起家之选，也属于“二品清官”。
“清官”的“清”的程度，又互有差异，且因时而不同。《隋志》:“诸王公参佐等官，仍为清浊。”这是因为流内流外，都有参军，清浊因府主身份而定。王国侍郎亦是如此。流内二品人士为之者，即可视为清官。由驸马都尉、奉朝请、员外郎起家之颍川荀伯子，由王国常侍起家之琅邪王晏及王奂诸兄，皆出盛门，决不得谓“寒微士人”。他们之“失清涂”,乃是就未能获得秘书郎、著作郎等更为清华的起家官而言的。但员外郎、奉朝请、王国常侍等，亦不得谓浊官。南朝士族特重起家之职。虽然也有少数寒人因缘时会，阶身员外郎、奉朝请等，但他们一般很难由之起家。刘宋秋当、周纠官至员外郎，便自以为可以跻身士流；这反映员外郎仍是一身份标志。但他们仍为名族张敷所轻，不与同坐以为贬抑。《隋志》所记三公令仆子之起家官及其他起家官，大抵是二品士流起家之选，广义上说，都属清官。
同时除陈朝以外，学校明经却呈现增长趋势。现将我所考得之宋、齐、梁孝廉与国子生数量。
可见二途正为互成消长之势。前面已指出刘宋孝廉重孝行、多寒庶；而国子学却专容贵胄，且任用优越。所以，南朝孝廉减少而国学生徒增多，与后者保证了士族门阀的政治社会地位，有直接关系。同是以经术策试入仕，高门子弟的选择当然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