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初年，社会由三国鼎立状态进入了暂时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努力及其结果，多少带来了一点向上的气象。王朝对恢复汉式的官僚政治秩序颇为关注。在选官方面我们看到，此期王朝对振兴察举曾经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这种重视首先就表现于频繁的特诏察举之上。例如据《晋书·武帝纪》,咸熙二年十一月，“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泰始四年十一月，“诏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泰始五年十二月，“诏州郡举勇猛秀异之才”;泰始七年六月，“诏公卿以下举将帅各一人”;泰始八年二月，“诏内外群官举任边郡者各三人”;太康九年正月，“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太康九年五月，“诏内外群官举守令之才”。又《晋书·范粲传》:“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以参选叙……时张华领司徒，天下所举凡十七人。”《晋书·任旭传》:“永康初，惠帝博求清节俊异之士，太守仇馥荐旭清贞洁素、学识通博，诏下州郡，以礼发遣。”《晋书·杜夷传》:“怀帝诏王公举贤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贺循为贤良，夷为方正。”
以上为西晋时期特诏察举之例。这种察举，第一是为军事需要而举，如“勇猛秀异”“将帅”之科；第二是为政事需要而举，如“贤良方正""任边郡者”“守令之才”之科；第三是为擢拔寒门俊才而举，如“淹滞”“寒素”之举。特举与岁举本是互相配合的，岁举以取常规人才，特举以取特种人才，以补常科之不足。
晋初之屡诏特举，并非例行公事。《晋书·马隆传》:“泰始中，将兴伐吴之役。下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皆以名闻，将简其尤异，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晋武帝兴特举，其意正在“以尽殊才”,满足王朝对各种特殊人才之需要。
贤良对策制度，兴于汉代。曹魏明帝之时，于太和四年十二月和青龙元年三月两次诏举贤良，但均未见对策之事。晋武帝则恢复了贤良对策之法。《晋书·阮种传》:“是时西虏内侵，灾眚屡见，百姓饥懂。诏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据《晋书》之《阮种传》《邵选传》《挚虞传》等，对策时武帝所问有“王道之本”“戎蛮猾夏”“文质因革”“咎征见作”“刑政不宣”"经化之务""移风易俗"等重大问题。据《邵选传》,武帝策问时有言：“朕获承祖宗之休烈，于兹七载，而入未服训，政道罔述。以古况今，何不相逮之远也?虽明之弗及，犹思与群贤虑之，将何以辨所闻之疑昧，获至论于说言乎?”这颇能反映晋武帝忧患图治之情，以及对贤良对策的殷切期望。
而且贤良对策之时，一策之后又加再策。《晋书·挚虞传》:“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武帝诏曰：‘省诸贤良答策，虽所言殊途，皆明于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贤士大夫用心。’因诏诸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策问。”在《文献通考·选举六》中，马端临加以赞扬说：“按，试贤良而至于再策，始于汉武帝之待仲舒，而晋武之时亦有之，盖于对者数百人之中，特拔之，而且再策之，可见二帝于策士之事，究心如此!后世亦不过付之有司，视以具文耳。”
至于武帝之令内外群官“拔寒素”,惠帝之“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更具有在士族占据要津之时，为寒门士人打通进身之阶的意义了。《晋书·李重传》记“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李重称“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二品为中正品第，是士族才能得到的上品，在选官中待遇优越。唐长孺解释说，“当时下诏求贤，本来限于二品，如果低于二品者可以由中正以寒素资格提升为二品，始能被举”,“霍原是寒门本非二品”,所以司徒府不从。①说不及二品者可由寒素升为二品，合于史料本意；但说这次“下诏求贤，本来限于二品”则甚不准确。恰恰相反，这次察举名目是“寒素”,所面向的，正是不及二品之人，举后则给予二品资格。“不计资”,就是不“以二品系资”之意。《李重传》又记司徒左长史荀组语：“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为列侯，显佩金紫……”可知司徒府不通过霍原的寒素之举，是因为霍原已身居列侯、“显佩金紫”,不能算“寒门”了。由此又知“寒素”这一科目，面向的乃是“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者，乃是为了补救士族政治的弊端，容纳寒门贤士才设立的。
可以说，特举频繁，是察举选官方式受到重视的标志。这在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互相配合，而保障着士族入仕特权之时，有着特别的意义。察举制发挥着选拔军事政治人才、容纳寒门士人、补救士族政治弊端的作用，对此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之中还要专门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