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背景，我们进一步讨论察举制在选官体制中的地位变化。魏明帝深恶“浮华”,命令察举实施“以经学为先”,使郎吏试经及从名儒受经，宣称“今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致”,这些措施的目的，都为了抑黜“浮华不务道本者”。察举制在汉末曾受到了“以名取人”的冲击，但其制度本身却曾经长期而有效地服务于帝国行政。所以王朝希望以整饬察举来保证对官员之德行、经术和功能的要求，以抑止逐末求名者。至于太学之崇立，亦有同样意义。《三国志·魏书·刘靖传》
载正始年间刘靖请振兴太学，称“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荣辱之路。其经明行修者，则进之以崇德，荒教废业者，则退之以惩恶”,如此则“浮华交游，不禁自息矣”。又同书《王昶传》记其嘉平中请“崇道笃学，抑绝浮华，使国子入太学而修庠序”。他们都把兴学作为抑止浮华交游的良好办法。
但自东汉左雄改制以来，孝廉已渐成“耆儒甲科之谓”;魏明帝“贡士以经学为先”之诏，更有使试经成为察举之中心环节之势。习经应试需要大量时日与精力；考试一趋严密，对德行与功能的要求不免就难以兼顾了。
为加强对功能的考察，魏廷的对策是严密考课。刘虞在批评选举以毁誉不以治绩后，又建议岁课长吏，《三国志·魏书·刘虞传》注引《刘虞别传》:“课之皆当以事，不得依名。”又同书《卢毓传》,记魏明帝斥“名如画地作饼”,教“选举莫取有名”,卢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其言为帝所纳。明帝与卢毓在反对“以毁誉相进退”上，并无不同。但明帝初对“名”作绝对否定，而卢毓以为虽有名实不副者，却也不乏“畏教慕善，然后有名”之名实相兼之人；如果“有以验其后”,便可保证名实一致。“验其后”之法就是“明试以功”,实行考绩。明帝自然会赞成其说。景初中，刘劭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并《说略》一篇。后来反对浮华的王昶也曾奏上考课之法，《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史籍中存其片断。
值得注意的是考课与察举互相配合的思想。《三国志·魏书·杜恕传》记其评议考课之法：
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法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①,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
这就是说，考课应与州郡察举衔接配合。又同书《傅瑕传》亦记其评议考课之法：
本纲末举而造制未呈，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择才，必本行于州闾，讲道于庠序，行具而谓之贤，道修则谓之能。乡老献贤能于王，王拜受之。举其贤者，出使长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义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如此则殿最之课，未尽人才。
语中“本纲末举而造制未呈”一句不甚可解。查《资治通鉴·魏纪》景初元年，作“本纲未举而造制末程”,则语意豁然。今本《三国志》应据之校改。傅锻认为乡举里选为育才择才之始，故“殿最之课”应以察举为本。所谓“未有六乡之举”并不是说当时未行察举，而是说察举不盛。这是当时的一种修辞方法。如《晋书·傅玄传》:“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晋初并非没有学校，说"学校未设",是极言学校之不盛。傅最与杜恕意见相近：乡里庠序育才而州郡贡士，然后继之以考课，方不致有缺略环节。
傅最语中又有“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句。“品状”指曹魏九品中正制下中正提供之品状。“薄伐”义同于簿伐、阀阅，指功次。傅瑕之语上下句互文见义，言考课法于检校功次为长而褒叙德行为短，而中正提供之品状则恰好相反，由朝官兼任之本乡中正，无法详知内外官吏的才能功次，但可提供士人在乡里宗党中之德行声望。又《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记其进于司马懿之语曰：
官长则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中正则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台阁总之。
夏侯玄虽名列“浮华”,此语却不为无根之辞。他的意思是，中正之品第与长官之课第互相配合，一考“德行之次”,一考“能否之第”。司马懿答书亦曰：“礼，乡闾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
对九品中正制与察举的关系，后面还将有讨论。此处说明的是，结合当时参与选官讨论之诸人意见，可以看到一种倾向，即这种讨论最终将归结到这一点，就是中正考德行，长官课功能；至于孝廉察举，自然以经术策试为主，三者各有针对，互相配合，从不同方面，保证王朝对文官之德行、功能和经术的要求。九品中正制、考课制和察举制环环相应，以使本、末、名、实归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