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长书心里憋了一股气。他觉得周县长的如意算盘打得真不错，这事的后果是明摆着的。如果这事得罪了人，搞得不可收拾，古长书就是直接责任人。如果这事有了功劳，便是周县长的荣耀。这也太耍滑头了。古长书才不会吃他这一套。他看了一眼周长治本人，对常委们说：“周县长身体不好，我晓得的，那病也不能再拖了。可是，”古长书说：“搞违章建筑是个大事，也是个难啃的骨头。如果他住院，我们在工作中时刻要请示他，那也很不方便，也影响他的治疗效果。所以我建议，能否把这事推迟进行？等周县长病好了再说？”
周县长说：“病不能拖，违章建筑也不能再拖了。以前没搞好，就是因为拖的原因。问题都是拖出来的。这次非要有个结果才行。我可以带病工作嘛！”
古长书笑着对周县长说：“可是你不在，我担心能不能搞好呀。我是希望你病好之后亲自坐镇指挥，把这场硬仗打下来。”
贺建军明白，现在的焦点就集中在古长书和周长治之间。贺建军看看周长治，又看看古长书，说：“还有一个方案，大家看怎么样。周县长安心去治病，古县长来担任总指挥。整个拆除违章建筑的工作由古长书全权负责。”
古长书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他宁可接受严峻的考验，也不愿让周长治只挂虚名，不能让他占着茅坑不拉屎。要么就全权负责，要么就纯粹不沾边。想耍滑头没那么容易。别看周长治平时说得字正腔圆，那都是嘴上功夫。从某种意义上讲，县城的违章建筑早在十年前周长治当城关镇镇长时就抬头了，问题就是从那时日积月累起来的。你早干什么去了？想到这些古长书就有些生气。不过，他还是很谦逊地说：“我来担任这个总指挥，是不是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周县长马上发出声音了：“我非常赞同贺书记的意见。由古长书同志任总指挥。”
贺建军说：“古县长，那你就别推辞了吧。”
古长书不好再说什么了。周县长的妙算已经给他戳穿了，古长书也想绝了，他来当个总指挥也行，功过是非他一人独揽了。即使出了天大的问题，也由他一人扛着。
接下来就研究领导小组的组成人员了，照例是城建局和公检法多家的头头联合组成一个领导小组。然后是研究必须履行的法律程序，包括行政诉讼，法院判决等等。这些程序，早在前几年都履行过了，现在也只是重复以前的工作。公检法三家的领导都在场，各自表明态度，回去照办就行了。还要经费，财政局长表示：“你们拿个预算出来，需要多少给多少。”这些事务性的工作没什么复杂的，真正复杂的是具体执行上的困难。
会议结束的时候，贺建军讲了几句慷慨激昂的话：“各位，这次拆除违章建筑，我们要把它当成一场硬仗一场恶仗来打，不许任何人拖后腿，不许任何人说情，不许任何人当旁观者。如果领导中有营私舞弊、优亲厚友的行为，我就要对他就地免职——大家听好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在这件事情上，不免几个干部是不行的。我说句话大家可能不爱听，经济腐败是个人腐败，政治腐败是集团腐败，政府软弱无能是最大的腐败！我相信，只要拔掉钉子户，后面那些就好办了。所以，既要讲政策，也要讲策略，更要讲智慧。既不能违法，也不能软弱。出了任何问题，都有县委县政府顶着。具体怎么操作，古县长，你们下去研究，拿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案来。”
古长书披着一身细汗散会了。出门的时候，周县长拍拍他的肩膀说：“长书，我过几天就到省城了，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通报。这次你就辛苦了。你要准备吃苦头。”
古长书说：“你就安心治病吧。有什么问题我会向你汇报的。”古长书又问：“你需要不需要办公室派人？派两个人侍候吧，一个人很不方便的。”
周县长说：“我看就一个人算了。单位预算本来就紧张，人去多了，开支就大了。”
古长书管着政府办公室，权责都是清楚的。他怕周县长本人不好意思开口带上随同人员，便说：“你治病要紧。该节省的要节省，该开支的必须要开支。一个县长要做手术，连医疗费都要节省，算什么事？”
周县长的大肚子抽了抽，满意地说：“还是你想得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