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人罗隐写过一首《送灶》诗说：“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皇帝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意谓五代时武人越货，凡事非钱不行，而作为“文章”的学术或文化则已衰落。杨荫杭在20世纪20年代初引用了此诗后却指出：“五代时文章虽短，非绝不值钱。尔时南唐、后蜀皆文化卓著，岂今日各省所能及。印板术创自中国，实始于孟蜀。使文章不值钱，能镌板风行乎？”（《老圃遗文集》）
不过，罗隐的诗至少提示着五代之前文章大概更“值钱”。其实中国历史上文章的“值钱”与否有起有落，比如五代之后的宋代，文章似乎就特别“值钱”。所以喜欢功业的人，一般都言必称汉、唐；而近代关怀文化者如王国维、陈寅恪等，则多表彰宋代为中国文化的顶峰。
但“文章不值钱”的现象到近代似乎已成定式，且呈现每下愈况的趋势。杨荫杭尝以北京各部衙的地位为例说明之：在清季是“以人为本位”，故张之洞以军机大臣兼管学部时，学部中人也饶有气焰。到20年代军阀掌权时，各部“红与黑”之标准，已改成“以钱为本位”。收入最多、搜刮之力最强者，为最红之部；若无收入而仰给于人，则等于乞丐。陆军部虽无收入，却最强横，予取予求，故仍为红部。而教育部绝无收入，也无能力从别处拿钱，为最黑之部，部中人多垂头丧气，与清季成鲜明对照。故杨氏叹道：“使罗隐生于今日，作《送灶》诗更不知作何语？”
文武之间的异位，其实也有读书人自己的贡献。20年代军阀割据，每使人想起五代，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19世纪末以来几十年提倡“尚武”和“军国民主义”，绝非次要的因素。清季民初的一片“尚武”之声，正是读书人喊得最响亮。文人领袖如梁启超、蔡元培等，几无一不是尚武精神的鼓吹者。大儒章太炎固曾以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而闻名于世；后来北伐之时，尚武的“长衫同志”吴稚晖，也鼓吹“一切权力归武装同志”。大家都是“一股道上跑的车”，说是从风而靡，绝不为过。照此发展下去，结局当然是“文章不值钱”了。
不过，文章是否当以“值钱”论，本身也还可以打个问号。一旦从值钱的角度思考文章，则文章的“价值”自然落实在钱上。读书人的生计当然是个实际问题，以天下为己任的孔子，也知道这是必须考虑的，故曾提出“学也禄在其中”的导向性意见来加强士人向学的“力度”。罗隐注意到的祭祀灶君，也是为了求富。还在春秋时期，王孙贾与孔子就讨论过“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的祭神问题。假如文章也值钱，其实也不妨直接祭祀“文章”的象征孔子。故孔庙后来也由私祠而官庙，在唐代就成为国家的正式祭典，并遍设于全国各州县学宫，香火一度颇盛。
但一种信仰的官方化也许意味着其部分功能的丧失，成为国家祭典的孔庙后来渐有被架空之势，受到文昌庙和魁星阁等功能相类的后起民间信仰的有力挑战。到西潮东渐后，孔庙更已明显疏离于读书人本身。梁启超观察到：当时广东的学塾中，学子入学后把文昌和魁星“奉为神明，而反于垂世立教至圣之孔子，薪火绝续，俎豆萧条”。简言之，自“文昌、魁星专席夺食，而祀孔子者殆绝矣！”在近代中国，西潮与民间信仰在其与正统主流的思想权势争夺中，常常相互扮演同盟军的角色，这似乎又是一例。那以后许多尊孔与反孔的举动，仿佛都未注意到“孔子”自成为一种象征就开始疏离于其追随者，而到近代早已不攻而自堕，先已在衰落了。
不过西潮与中国文化传统并非只有竞争的一面，它同时也为中国传统的“转化”提供思路和选择，在这方面孔庙仍是一个考察的象征。如今日南京的孔庙即已遭到极富“后现代”意味的解构：孔子本人的塑像从正殿移至随时可以“经风雨见世面”的中庭，取而代之的是包括貂蝉、杨贵妃在内的“历代美女像”。不论是群体取代个人还是女性取代男性，以及迎合大众对美女的喜好（象征着从精英文化走向草根文化），都极为符合“后现代”的旨趣。庙的两庑则陈设着西方文化的象征——“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却又能伴随以摇滚方式演奏而据说是中国古代的“大合乐”起舞。
北魏时孔庙也曾出现鹊巢鸠占的现象，当时的一道诏书说是“女巫妖觋，遥进非礼，杀生鼓舞，倡优媟狎”，极不宜于尊神明敬圣道。但那是夷夏逐鹿争鼎之时，孔庙的遭遇恐怕多少受到“文化侵略”的影响。如今却不然，完全是我们主动“与国际接轨”。
主事者看来也还不只是要“媚俗”而已，他们显然知道“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本代表西方文化中和平美好的一面，且的确可说已渐脱尽其“西方”认同而成为“世界”性的文化遗产了。特别是以摇滚方式来演奏号称中国古代的“大合乐”，最能体现将古今中外熔于一炉；而这一尚未取得“世界”认可的创举更可借白雪公主这一“品牌”而“走向世界”，颇具近日许多企业家尚缺乏的“品牌意识”。可知主事者的确眼光高远、视野开阔、思虑周全，可以说完全跟得上“世界”潮流，甚或还有过之，不禁令人赞叹不已。
今日北京、上海一些口占“后现代”新名词的趋时少年，动辄要解构（或消解）这个、解构那个，其实与“后现代”精神相距尚远，而且总不离纸上谈兵的文人老套，能说不能做。他们真应该先将那点仅得皮毛的新术语收入囊中，虚心到南京孔子庙现场观摩取经，然后再言什么“知识考古”不迟。
孔庙其实也就是中国“文章”的一个具体象征，从其盛衰之中隐约可见一条虚实兼备的从传统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轨迹。谁说我们不是在不断“进步”呢！今日参观南京孔庙的人看到的固然是已“后现代化”的陈设，唯其慕什么名而来，即其本希望来看“传统”还是看“（后）现代”，其实还很可以做一次“民意调查”。
孔庙的兴衰可以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一般民众因高攀不上，对孔庙一向冷落。鲁迅早就注意到老百姓宁愿去佛、道的庙宇烧香而不朝拜孔庙。但近代读书人何以会做出“与其祭于孔子，宁祭于文昌（魁星）”的选择，却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清代对孔庙从祀者的政策，或许是原因之一。从唐代开始，官方的孔庙也允许一些得道的孔门弟子与传人配享或从祀。此后从祀于孔庙即成为儒生的最高荣誉，是历代大儒及其传人奋斗的终极目标之一。从祀的最后裁决权在皇帝手里，且朝廷也会有意识地利用这一制度来引导和约束士人。以前历代的从祀者有进有退，到清代则无一人被贬，且在不长时间里大规模新增从祀者31人。这一颇有人情味的“赎买”政策相当成功，许多学人对朝廷赞不绝口。
但一物之“值钱”与否，正可从经济学的供求关系来看。凡需求少或需求不变而供给增多，其价必落，应是经济学的常识。大规模地增加从祀人选这一做法，或者也是导致孔庙“不值钱”的一个小小的因素吧。
到了讲求经济效益的时代，“不值钱”者也就很难受人尊重。我们近年的学术职称即很能说明这一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讲师即算高级知识分子，学术上要求有相当造诣，在学校里和社会上都受人尊敬，而且在收入上也属高薪阶层，的确比较“值钱”。大学教师能做到讲师而退休，一般人当无怨言。但这个一般学人可接受的职称，后来就很快由副教授而教授（薪水却早已与社会平均工资相等或更低）。今日各大学的教授，至少是以前的许多倍，而讲师早已成为相当于学徒“转正”的职衔。学人在退休时少有不升到教授者，有之则必觉是极大的遗憾，且不排除单位领导“打压”的因素。结果反而出现“滥市”的现象：收入上搞什么弹的不如卖什么蛋的且不说，学术上不少“教授”并不太为圈内圈外人所看重（这里当然包括教授的评定仍有非学术因素在），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样的趋势下，因既存者已“滥市”，人员流动又极其困难（故无法以学校的优劣来区分教授的高下），似已导致一种无新头衔出现即难以评估和认定学者“贡献”的情形。本作为一个过渡制度的“博士生导师制”，在高校及相关机构中实际上已大致被视为一个类似“太上教授”的等级。而今日的“博导”（凡物必多而使用频繁才会出现缩写或简称）又突然成倍增加，似也开始步入由多到“滥市”之路，因太多而不受人（包括升等者自身）尊重的趋势已显现。本来应该是有任教资格即可指导博士生，故“博士生导师制”的确只能是个过渡。但在目前的趋势下，很可能这一头衔被取消后，仍会有功能相类而名目不同的新头衔出现，否则又怎么“调动积极性”呢？
类似“太上教授”这样的等级，在今日已更多是个名义，基本未与经济收入直接“挂钩”。可知文人本好名，不论“值钱”与否，也都要争而取之。但随着全民经济意识的增长和读书人实际收入的下降，学人似乎也越来越想真的“值钱”以实现其“价值”或是“活得像样些”。今日再谈什么“超经济”的学术，真有点痴人说梦的意味，已少有人目为“清高”，而多半被视为没本事者的阿Q精神。经济学的规律的确有威力，所谓“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不论何种“文章”，一旦进入市场规律的范围，其价值即随市场之波而动**，随波而欲不逐流，恐怕也难。
（原刊《中华读书报》，1998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