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不打无把握之仗,鲁智深相反,只要是该打的仗,无把握也要打。抛头颅洒热血,心甘情愿;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不求成功,但求成仁

鲁智深到了华州城里,要刺杀贺太守,同时还要救出史进,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际上,鲁智深未必不知道这一点,但他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只能如此。但在我们看来,能够如此,便见出兄弟情分,便见出鲁智深的疾恶如仇,便见出鲁智深的勇气,见出他的英雄气概。英雄会在挺身而出时遭遇失败,但不会因为怕遭遇失败而畏首畏尾。

实际上,综观鲁智深一生,他是一个不求成功,但求成仁的人,这与武松做事务求成功形成鲜明对比。

武松让人觉得英雄让人放心,只要他出手,就能搞定一切。

但鲁智深让人觉得英雄让人动心,只要有需要,他一定会出手。

武松不打无把握之仗。

鲁智深却相反,只要是该打的仗,无把握也要打。抛头颅洒热血,心甘情愿;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高贵,是一种令人心仪的气质。这是《水浒传》这部小说给我们树立的一种人格精神坐标。

我们常常说,文学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但文学更是塑造精神气质的。

文学为什么要刻画人物形象?实际上,文学要建立一种人格坐标,使我们相信人类自己,相信我们自身的高贵,从而使我们虽然身处不完美的现在,但相信未来。

可以这样说,在《水浒传》中,不同的人物故事体现出不同的文学意义。鲁智深这个人物形象的文学意义,就是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不完美甚至丑陋的世界上,还有高贵。在小人麇集的世界上,还有这样高贵的人。

我们还可以拥有一种尊贵的人生。

那么,鲁智深到华州城刺杀太守,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水浒传》把这一过程写得三起三跌。

第一起跌:鲁智深刚到州衙前,正在衙前的桥上张望,贺太守的轿子正从外面回来。鲁智深心想,俺正要寻他,却正好撞在洒家手里,那厮多敢是当死!

到此时,我们一定以为下面必有惊天动地的行动,鲁智深的禅杖一定会跃然而出,直劈贺太守脑袋,但接下来却是一跌。

原来,贺太守轿前,是一对对兵马开道,轿子两边各有十个虞候簇拥着,人人手执鞭枪铁链。显然,前日史进行刺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贺太守防范如此之严,而史进行刺之后,防范之严肯定比先前有过之而无不及。鲁智深下不了手,他寻思: “不好打那撮鸟,若打不着,倒吃他笑。”他不怕被擒被杀,他只怕被笑。英雄好面子胜过爱性命,好死胜过赖活着,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什么是英雄?这个问题可能有无数个答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英雄是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总有一些东西比生命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价值观里,比生命重要的东西越多,他的品性越是高贵,这些东西增加了他品性中高贵的东西的比重。反之亦然。

第二起跌:眼见着行刺将无果而终,我们也有些失望。贺太守过去了,鲁智深没能出手。

但那贺太守是个狡狯之徒,他从轿子的窗眼里早看见了鲁智深。鲁智深欲进不进、欲动又止的行为早引起了他的猜疑。待他到府中下了轿,便叫了两个虞候吩咐道: “你与我去请桥上那个胖大和尚到府里赴斋。”虞候便来请智深,说: “太守相公请你赴斋。”读到此处,我们不禁心中一悬,贺太守到底要怎样?鲁智深的命运又如何?

鲁智深倒没想这么多,他一直是个乐观的人,他只想到对他有利的一面。他想,这厮合当死在洒家手里,俺却才要打他,只怕打不着,让他过去了。俺要寻他,他却来请洒家,我正好得便杀他。

我们又看到了鲁智深打杀贺太守的希望。

但马上又是一跌:太守已自吩咐下了,鲁智深进到厅前,便叫放了禅杖,去了戒刀,请后堂赴斋。太守那边有了防备,鲁智深这边没了兵器,看来鲁智深行刺活动又要失败。

第三起跌:但鲁智深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妨碍,杀鸡焉用牛刀,杀贺太守这样的撮鸟,也不必戒刀禅杖。鲁智深想: “只俺两只拳头,也打碎了那厮脑袋!”当初鲁智深不就凭两只拳头,三拳就打死了镇关西吗?我们对鲁智深的拳头是有信心的。有了这两只拳头,我们又有了打杀贺太守的盼头,形势又是一起。

但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鲁智深在廊下放了禅杖、戒刀,跟虞候入来,贺太守正在后堂坐定,把手一招,喝声: “捉下这秃贼!”两边壁衣内,冲出三四十个做公的来,横拖倒拽,捉了鲁智深。鲁智深根本没有走近贺太守的机会!贺太守是《水浒传》里贪官污吏中比较狡猾而有心计的一个。

一场未遂的刺杀,一场甚至没有发起攻击的刺杀,《水浒传》写得三起三落,悬念迭起,扣人心弦。

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现在,鲁智深刺杀贺太守,不但没有成功,而且自己还被活捉,这是鲁智深自出场以来第一次如此狼狈、如此尴尬、如此出丑,用他自己的话说,被人笑话了。但是,正是在这种身陷缧绁的绝境中,鲁智深爆发出特别耀眼的光彩。作为一个俘囚,他竟然反客为主,上演了一出极其精彩的绝地反击,并最终反败为胜,成就了异样的精彩。这是怎么回事呢?

贺太守之所以要设计抓鲁智深,只是对他的可疑举动有所怀疑,却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因为鲁智深毕竟没有实施刺杀行为就已被抓,并且被抓之时,身边没有凶器。所以,鲁智深是可以有脱身的机会的。他只要不承认自己是刺客,随便编一个谎,对方就无法证明他是刺客。至少可以蒙骗、拖延对方一段时间,从而可以为梁山救他争取宝贵的时间。

《水浒传》的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也正是这样写的。

但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却给了我们一个大出意料的结果。

七十回本是怎么写的呢?

贺太守一看已拿住鲁智深,喝令推到厅前阶下,准备亲自勘问。这时,他一定是这样的心态:一方面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聪明,一方面又乐于看到这个刺客在被识破活捉时的狼狈。但他等来的,是完全没想到的情景,这个胖和尚一点狼狈相也没有,反而把他弄得非常狼狈。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太守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和得意,要审问对方时,还没来得及开口,鲁智深反客为主勃然大怒,对他没头没脸就是一顿痛骂。

鲁智深是怎么骂的呢?

鲁智深先是对贺太守作道德鉴定:你这害民贪色的直娘贼!你便敢拿倒洒家!

贺太守一定完全被台阶下面的这个胖和尚弄糊涂了。这到底是谁审谁啊?这个胖和尚,到底是谁啊?

别急,鲁智深马上就会说到自己 :俺死亦与史进兄弟一处死,倒不烦恼。

这是典型的不打自招嘛。是这个和尚怕打吗?是这个和尚愚蠢没脑子吗?贺太守自己很明白:不是。贺太守很痛苦很愤怒地发现,这个胖和尚是彻底地鄙视自己,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所以根本犯不着对他用心眼。我就是来救史进的,又怎样?你大不了杀了我,但洒家哪里是怕死的呢?何况能和自己的兄弟死在一起,有什么遗憾呢!

但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为所欲为,不要以为我们任人宰割,杀我和史进容易,要救你自己的这条小命,难!

只是洒家死了,宋公明阿哥须不与你干休!

我不光是来刺杀你救史进的,洒家还是梁山泊的,怎么样?你敢杀我吗?你承担得起这后果吗?

你看,没等贺太守开口,鲁智深已堂堂地亮出自己的身份。不仅主动承认了自己是刺客,还承认了与史进的关系。承认了与史进的关系,就等于承认了与少华山的关系;承认了与少华山的关系,性质就变了,罪行就大了——他不再是针对个别官员的刑事犯罪,而是直接威胁朝廷的造反强盗了。也就是说,他由一个刑事犯,变成了造反的强盗。这两者,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上,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后者要严重得多,处罚也严厉得多。

因为前者只危害特定的个别的对象,而后者则是危害整个社会,危害整个统治阶级及其统治,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破坏。

不仅如此。鲁智深不仅承认了自己是少华山的强盗,而且还几乎是自豪地宣布了自己是梁山泊的强盗。梁山是什么概念?那是被宋徽宗御笔书写在宫中的著名的四大寇之首。在第七十二回,写到柴进混进宫中时,亲眼看到徽宗在睿思殿的素白屏风上写着: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那是让皇帝头疼不已、耿耿于怀、念念不忘、日夜想着剿灭的对象!

虽然自己是阶下囚,对方是阶上主;自己是强盗,对方是体面的朝廷命官,但鲁智深竟毫不泄气,反而盛气凌人,反客为主,指着对方鼻子,骂得对方还口不得。他作为一个强盗,作为一个被正统道德观念彻底否定的强盗,却一丝自卑都没有,一点惭愧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对方虽然表面上是身披官服的体面官员,实际上却是一个害民贪色的贼!

这才是真正的贼!而鲁智深自己,虽然有一个强盗的身份,却一直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除暴安良的义士!

岳珂《桯史》①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郑广本是个海寇,朝廷下诏招安,委他当福州延祥寨统领。

一日,郑广到福州府衙参加聚会,满座官员,济济一堂,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吟诗作赋。大家知道郑广的出身,没有一个愿意理会他。郑广忍耐不住,愤然起立说:“我是个粗人,有一首诗献给大家,好吗?”等众人安静下来,郑广大声吟道:

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

满座等看郑广笑话的官员一时惭愧得鸦雀无声。

有意思的是,郑广在绍兴六年(1136)被招安时,朝廷册封他做的官就是“保义郎”,而宋江的绰号就是“呼保义”。这个绰号的意思,可能就与这个“保义郎”的官名有关。

鲁智深面对着当时的“众官做官却做贼”的事实,在这样的“官贼”

面前,他这样的行侠仗义的所谓强盗,他们之间,不是官和盗的关系,而是“官贼”和侠盗、义盗的关系。那他有什么好自卑惭愧的呢?正如《桯史》所记,真正需要惭愧的,是这些披着官服的“官贼”啊!

义者,刈也

那么,这场由侠盗主持的对官贼的审判,最后是如何判决的呢?

有意思而又十分精彩的是,身处绝境的鲁智深还给对方指出三条生路,好像身处绝境的不是他,而是对方:①岳珂《桯史》十五卷,是关于南宋后期的朝野见闻杂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俺如今说与你:天下无解不得的冤仇。

这还真是佛家果报之说,给出路,宽大为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么,这冤仇怎么解呢?

他给了贺太守三条最后通牒:

第一,你只把史进兄弟还了洒家。

对智深来说,救出史进,是头等大事。对贺太守而言,这是一大难事,史进是刺杀他的刺客,他怎能轻易放还?但这还不是贺太守的头等难事,还有比这更难的呢——

第二,玉娇枝也还了洒家,等洒家自带去交还王义。

这当然更是万万做不到。但这还不是贺太守的头等难事,还有更难的。是不是在把史进、玉娇枝交出来后,你就仍然可以做你的官,做你的贼,做你的恶了呢?做你的梦去吧——第三,你却连夜也把华州太守交还朝廷。

量你这等贼头鼠眼,专一欢喜妇人,也做不得民之父母!

让他交出权势,这是灭他的权欲。

从情欲到权欲,都要帮他淘汰一空,鲁智深看穿了贺太守是个一文不值的东西,可是他偏偏占有了这么多东西,今天非要把他扒得精光,让他一丝不挂,四大皆空。鲁智深还真是法师哦!

如果说讨还史进,乃是出于私情;解救玉娇枝,就是出于公愤;而让贺太守交还太守职位,就是公义,就是天地正道,就是替天行道!

最后是总结:若依得此三事,便是佛眼相看;若道半个不字,不要懊悔不迭!如今你且先交俺去看看史家兄弟,却回俺话。

如果不看上面,仅看这几句话,这哪像是被人绑缚的阶下囚说的?倒好像他把禅杖架在贺太守的脖子上在训话。只有他把禅杖架在贺太守的脖子上,或者他是大法官,而贺太守站在被告席上,他才能用这种口吻和他说话,教训他。那么,他既然没有这样的凭借,既无禅杖,又无法案,他凭什么和贺太守这样说话?

凭正义!这是道德的优势、人格的优势,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

“义”这个字,非常有意思。义者,宜也。义者,刈也。义就是适宜的、合理的,不合理不适宜的怎么办?刈!杀!

所以,在中国传统道德概念中——仁是爱,是维护,是怜惜,是同情;义是恨,是杀伐,是修剪,是斫削。问题是,义,竟然不在朝廷,而在江湖;不在朝廷命官,而在山林强盗。

本来贺太守大模大样、高高在上地来审问智深,没想到智深兄弟没等他开口,先就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又是直娘贼,又是贼头鼠眼,甚至要他辞官滚蛋,骂得他狗血淋头,骂得他不辨东南西北,骂得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气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心疑是个行刺的贼,原来果然是史进一路!那厮,你看那厮,且监下这厮,慢慢处置!这秃驴原来果然是史进一路!

气急败坏,语言断续不接,又重复啰唆。虽然鲁智深的禅杖没有在他身上戳几个窟窿,但是鲁智深这一番堂堂正正的严词斥责,则把他的精神打得千疮百孔、落花流水!

这一次,被缴了械、被绑了手脚的鲁智深,照样取得了绝对的胜利。

只不过,此次,他凭借的不是武力,不是双拳、禅杖、戒刀,而是他的言辞,因为义正,所以辞严。一句话,此处杀人的,不是刀锋,而是词锋。

我刚才说,鲁智深要让这个贺太守四大皆空一丝不挂,是法师口吻,实际上,这倒是货真价实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圣人那里,如果说孔子更侧重于讲仁,孟子就更强调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是偏重柔性的力量,义是偏重刚性的力量。所以,孟子是阳刚的,是中华民族浩然正气和阳刚气质的主要精神资源。《水浒传》中普遍存在的阳刚之气,整体上像《孟子》的风格,而鲁智深骨子里有和孟子气质很相近的地方。我们看他严词斥责贺太守“ 做不得民之父母”“连夜也把华州太守交还朝廷”,就实际上正是孟子的思想!

为什么这样说呢?有根据吗?

铮铮铁骨,货真价实

我们看看孟子的说法。

《孟子·公孙丑章句下》讲了这么一件事:孟子到了平陆,对那里的地方官孔距心说:“如果你的士兵,一天三次开小差,那你是否开除他呢?”孔距心回答说:“不等三次我就会开除他。”

孟子说: “可是你自己失职的地方也很多啊。灾荒年月,你的百姓老弱抛尸于山沟荒野、青壮年四处逃散的,将近千人。”孔距心说, “这些问题不是我一个地方官所能解决得了的。”孟子说: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接受了人家的牛羊答应替人家放牧,那他就一定要替人家寻找牧场和饲料。如果找不到牧场和饲料,他是把牛羊还给原主,还是站在那儿看着它们饿死呢?”孔距心回答说: “这就是我的罪过了。”过了几天,孟子被齐王召见时说: “王手下的地方官员,我认识五个人。其中认识到自己罪过的,只有孔距心一个人。”于是把自己和孔距心的谈话给齐王复述了一遍。齐王听完说: “这就是我的罪过了。”

孟子不但要不称职的地方官员主动辞职,还职国君,他还要不称职的国君也辞职——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记下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

孟子对齐宣王说: “如果王的臣子中有人把妻子儿女托付给自己的朋友,自己到楚国去游历,等他回到家里,他的妻子儿女却在受冻挨饿,那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 “和这样的朋友绝交。”孟子说: “假若司法长官,不能管理他的下级,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 “撤他的职。”孟子说: “假若国家得不到治理,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扭头看左右的人,把话题岔开了。

当然,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智深兄弟这段掷地有声的话,很可能是金圣叹先生的话。因为《水浒传》其他的版本上都没有这样的话,那些本子上都是写鲁智深辩解自己并非刺客,文字奄奄欲死。这些本子上的写法,符合一般情理,却有违鲁智深的性格。只有在金圣叹先生的七十回本子上才改成现在生气勃勃的样子。

事实上,《水浒传》这部小说,本来就不是由某一个作者一次完成定型的,它是在流传过程中得到不同人的加工而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接受金圣叹对《水浒传》所做的文字上甚至个别情节上的加工。总体来说,金圣叹的改写和加工确实胜过原来的样子。

可以说,这是鲁智深一生仗义行侠的巅峰之作。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

第一,此前他反对的,往往不过是一两个恶棍、流氓、强盗,而此时他痛斥的,乃是华州太守,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他反对的,是一个颇有级别的贪官。

第二,他以前骂的,比如郑屠,都是一些孤立的不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事。而这次他骂的,就不仅仅是一个贺太守,而是对整个封建官僚体系及其道德现状,在基于一个更高的理念和传统的价值观的立场上,对之进行严厉的道德批判。这体现了广大人民对封建官僚制度的整体性不满和反抗,以及社会精英阶层对这种制度的反思。

当然,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在拳打镇关西之前的痛骂,是他脚踏对方胸脯,对于被自己制服的人的斥责。而此时的情形正相反:他自己成了阶下囚,毫无还手之力,自己的生命全在别人的掌握之中,只要对方愿意,马上可以置他于死地。在此种情形下,一般人哪怕不去乞求对方饶恕,至少也不会再去激怒对方,但鲁智深毫不畏惧,以道义为勇气,直斥太守贪残害民,喝令太守改恶从善。在死亡的考验面前,我们终于可以给鲁智深打一个满分,这真的是一个铮铮铁骨的好汉!货真价实的纯种英雄!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可怜相,都能保有自己尊严的豪杰之士!

那么,贺太守知道了鲁智深是个刺客,专为取他性命而来,被捕后又如此嚣张,不但不求饶,反而破口大骂。一个已置生死于度外,视死如归,一个被对方骂得一文不值,恼羞成怒。被激怒的贺太守会不会一怒之下,下令杀了鲁智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