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研究的对象——米·巴赫金——是“白银时代”俄国思想界硕果仅存的伟大思想家之一，是“白银时代”俄国文化复兴运动的最后一位集大成者，也是连接20世纪末21世纪初俄国和世界思想界的一位代表人物。当然，作为一位眼界开阔、具有世界规模思维视野的大思想家，巴赫金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不可能不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诚如孔金、孔金娜所说：“米·巴赫金创作个性的特点即其观点体系基本上是在20年代形成的。是在两个伟大的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在与俄国和西方文化发展中最重要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倾向的对话中形成的。”[47]作为一位20世纪俄国思想家，巴赫金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迈克尔·加德纳（Michael E.Gardiner）指出：“除了马克思主义，还包括新康德主义、形式主义及其他早期苏联的先锋派运动，以及进化生物学、爱因斯坦物理学及古典思想。”[48]这里作者所列举的文化现象，可以说都是在俄罗斯文化复兴时期的“白银时代”呈现的。以上所说的那些特征和方面，确实都是作为思想家的巴赫金所具有的，他的确和上述各种思想潮流有着这样那样的密切联系。
巴赫金是倡导对话思维并且也是身体力行对话思维的典范。他自己的思想，就是在与同时代一系列思潮流派的学术对话中，形成和发育成熟的。要想给予巴赫金思想以准确的定位，仅仅把其自身思想锁定在单一思潮的视野里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巴赫金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由于对话式语境使然，使其思想从一开始就与其对话者们的思想交织缠绕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很难把巴赫金的思想不带任何损失地从整个纠结在一起的一团中离析出来。所以，尽管作为一位多元主义者巴赫金所受到的影响自身也可能是多元的、舶来的，或外源性居多的，但他的思想归根结底要归源于他的历史文化语境而不可能是“天降甘霖”，要归源于他和他同时代人的学术对话而非与西方哲人的“凌空寄语”，要归源于渊源深长博大深邃的俄国历史文化传统而非巴赫金从未涉足的异国他乡。思想的旅行不等于思想的共时态性，而只有被接受主体接纳并继而加以创造性改造的思想，才是文学影响和借用领域里的有效思想。
而巴赫金最重要的对话者，是俄国形式主义即奥波亚兹，或不如说，俄国形式主义或奥波亚兹，是巴赫金“可敬的对手”。他们是“相互形成的”，在长期对话过程中，他们既相互对立，又互为依靠，双方都离不开对方，既对立又统一，他们的关系，恰好成为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最好演绎。巴赫金学派与俄国形式主义互为“他者”，并且相互“激发着思想的火花”。[49]巴赫金与俄国形式主义都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白银时代”的文化产物，因此，二者之间不可能不存在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是历史注定的和宿命的。在这两种空前绝后的文化现象身上，都打上了历史的深刻的烙印和胎记，刻录着历史的年轮。时代的风风雨雨不可能不在它们身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那是一个思想相对自由、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因此，他们或多或少都是一种自由的科学探索的产物。“艺术的精确和科学的**”成为他们试图去把握的时代精神。巴赫金与奥波亚兹——俄国形式主义者们——都是“白银时代”俄国文艺学美学探索的产物，他们身上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尼·康·鲍涅夫斯卡娅指出：“巴赫金有权被当作‘白银时代’俄国哲学家圈中的一员，他属于这一完全独特的文化现象。”[50]
米·列·加斯帕罗夫关于20世纪20年代曾经这样写道：“俄罗斯文化中的20年代，是社会革命的年代，是文化革命的年代，是感觉到自己是文化之载体的新阶级的年代，是‘我们是自己人，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纲领的年代——我们正在创造世界文化的鼎盛繁荣时代，在其面前，人类以前所有的文化都将黯然失色，而我们却将从头开始建设这个世界，并对过去的一切尝试都不屑一顾。20世纪20年代是马雅可夫斯基、梅耶荷德，是爱森斯坦，是马尔的时代。而体验‘而我也是一个文化的载体！’这样一种感觉可以具有双重含义：一是‘瞧我也会从事创造，绝不是只会仰望那些创造者们！’——这是巴赫金（以其对争论中的行动中的思想的崇拜）；‘而我也会影响别人，绝非只会受别人的影响！’——这是形式主义者们（以其对建设中的语言文学工艺学的崇拜）。巴赫金与形式主义者们之间的仇恨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因为这原本只是同样文化色系中人们之间的争斗罢了：最热烈的争论永远不是关于色彩的，而是关于色调的。”[51]
此后，俄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在此期间经历了最剧烈的转型期。旧的出版社和报刊社被关闭了，其财产国有化了。文化领域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和左翼艺术主宰着天下。创作界知识分子组织了各种与政权作对的团体和组织。新经济政策刚开始的一年半里，各种小组和团体、出版物和刊物甚至书店纷纷涌现。如《文学信使报》、《思想》（只出了3期，由1921年2月刚刚恢复工作的彼得格勒哲学协会主办）。新团体中最五光十色的有“自由哲学学会”（Вольфилы）、“艺术之家”到梅耶尔的“复活”。宗教哲学复兴运动的许多一流人物都是其参加者，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洛斯基、弗洛连斯基、维舍斯拉夫采夫、卡尔萨文、巴赫金……参加者最多的是“自由哲学协会”。它1919年成立于彼得格勒，一直存在到1924年。它在各地还设有分会，如莫斯科、基辅、沃罗涅日、赤塔、柏林。除以上所说的9位创始人外，还有许多作家、哲学家、艺术家、艺术理论家，如勃洛克、别雷、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列夫·舍斯托夫、彼得洛夫-沃特金、阿·济·斯坦别格……这些成员中有许多来自此前的另外一个艺术家团体“斯基福人”（Скифы，1917～1918）。该团体的全称叫“斯基福人学院”，是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剧院里想出来的。“斯基福人”出版两本同名文集，叫《彼得格勒》（1917、1918）。“斯基福人”以鼓吹“农夫的天堂”和马克思主义著称，带有崇拜农民，诗化农村的倾向和情绪。
和巴赫金一样，奥波亚兹“三巨头”包括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主席罗曼·雅各布逊，也都是在苏联20世纪20年代文坛才开始崭露头角的新人，是轰轰烈烈的“白银时代”后期应运而生的一代人。“白银时代”老太太丽·雅·金斯堡（Лидия Яковлевна Гинзбург）当年曾是受俄国形式主义深刻影响的诗歌爱好者和初学写诗者。晚年在回忆中说道：“形式主义方法非常广阔。和任何广阔现象一样，它也把许多曾经与其发生争论的人吸纳了进来。巴赫金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念成了文本的血肉和艺术形式的成分的思想，是与形式主义学派的观念相吻合的。”[52]
首先，奥波亚兹几位代表人物和巴赫金，都曾在同一时间在彼得格勒大学语文系学习——他们的人生轨迹在一段时期内是**在一起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他们是呼吸着同一种空气成长起来的。据本书后面所附的“巴赫金小组年表”，1916年，巴赫金移居彼得格勒，在大学的古典语文和古典哲学系听课。虽然后人无法找到能够证明其学生身份的正式文件，但他在此期间在彼得格勒大学语文系学习却是确切无疑的。此时，后来巴赫金小组的雏形已经存在，即巴赫金和他的哥哥尼古拉以及蓬皮扬斯基一起不时参加的中枢（Omphalos）小组的聚会。除此之外，巴赫金和他的小组成员还参加过彼得格勒宗教哲学学会的聚会。而他和亚历山大·梅耶尔的相识，也发生在这一年。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它告诉我们巴赫金和奥波亚兹都是同一个时代风潮的产物。根据巴赫金自述：他在彼得格勒大学学习了4年之久（1916～1920）——这也正是奥波亚兹们开始在俄苏文艺学界呼风唤雨、引领潮流的那些年。[53]但按照卡特琳娜·克拉克和迈克尔·霍奎斯特的说法，巴赫金在彼得堡逗留的时间虽然也是4年，但起止日期与年谱不同。“从1914年到1918年，巴赫金是在彼得格勒大学度过的”[54]。以上两种说法中我们以为第一种比较准确。格于写作时的条件和环境，卡特琳娜·克拉克和迈克尔·霍奎斯特也许是把时间搞错了。按照卡特林娜·克拉克和迈克尔·霍奎斯特的说法，在大学期间的巴赫金虽然认识形式主义者们，但却不愿与之直接交锋，而宁愿采取间接的方式。巴赫金以价值论为主攻方向，按照这一取向，形式主义所提问题必然只能占据一个不十分重要的地位。巴赫金学派则把建立一套意识形态科学当作自己的理论追求和学术宏愿。[55]
关于此期的巴赫金为什么不愿意与俄国形式主义者进行正面辩论和交锋，埃默森有一个解释，他把原因归诸于巴赫金本人的性格。他写道：
……巴赫金就其气质最不适合于争论。他是不愿意被谴责被排斥的。所有关于巴赫金的回忆录都强调他成熟期个性的这些方面：无论是善于忍耐，倦怠、贵族式的鄙视、对对话的承诺、狂欢节式的乐观主义、基督式的恭顺，还是简单地因为疲劳，慢性病和疼痛——正如一位周年纪念回忆录的作者所说，一种“睿智的气质”（lightness）使巴赫金这个人从来绝对不会在某个问题上站立在坚定的和最终的立场之上，或提出一种严格的限制性条件，或采用任何暴力形式的手段。这种“睿智的气质”被证明是一种对于将其思想政治化的一种障碍。它也帮助他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对话性。[56]
关于20世纪20年代国际学术界略有些争议。对这个时代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描述。我们认为在整个“白银时代”末期（即整个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坛的景象是活跃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繁荣的。从构成这个年代文化驱动力的架构角度看，20世纪20年代理应属于“白银时代”末期。总之，一场轰轰烈烈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未使得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也形成同样的一条裂沟。相反，文化与社会呈现出不同步恐怕才是这个年代的真相。我们之所以认为20世纪20年代是“白银时代”末期，还因为构成这个时期主导文化思潮的一些文艺现象，并未被十月革命一分为二，而是在革命前后一脉相承。如文艺学中的俄国形式主义运动（它的两个发祥地之一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立于1915年，而在彼得格勒的“诗歌语言研究会”则成立于1916年）。此外，和这一运动紧密相连甚至在许多方面难分彼此的俄国未来派（革命后易名为“列夫派”和“新列夫”派），同样也是一个横跨两个政治时代的文艺现象。以上两种在俄罗斯文学艺术中起过巨大作用，有过巨大影响的流派，都没有因为一场革命而被生生割裂为彼此互不相关的两段。关于这个“火红”的年代，还有的学者是这样描述的：
在革命后第一个激烈动**的十年中，俄国艺术家与作家们得以以相对较少受到官方干扰（尤其是与后来的斯大林时期相比）的方式投身创作，这个时代到处充满了激进的变革精神，就好像在艺术和文学变革方面犹如爆炸的一场革命，与诸如现代主义和先锋派这样的当代西方文化现象十分相似的一场艺术革命。诗人像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和叶赛宁，戏剧家和导演如特列季亚科夫、哈尔姆斯、维杰斯基、梅耶荷德，讽刺作家左琴科、布尔加科夫，小说家扎米亚金、皮里尼亚克、奥列沙、普拉东诺夫，画家马列维奇、塔特林，电影艺术家爱森斯坦、普罗塔察罗夫，全都参加了俄国这场其意义可以与政治革命的意义相媲美的艺术革命，而且这场革命并未被行政日益加重的压制和行将到来的斯大林对所有艺术实验的厌恶所挤压到粉碎的地步。[57]
由于苏联共产党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先是忙于对付外国武装干涉势力的侵略，后又忙于恢复被战火毁掉的国民经济以及实行新经济政策，因而一段时期以来尚未来得及过问文艺问题，从而导致文艺界在一段时期内知识分子享有一定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充当“白银时代”俄国文化之驱动力的自由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为知识分子所共享。当然，此期开始存在的一些主要文艺学派别，如俄国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无产阶级文化派等，相互之间已经开始产生摩擦和争论，但总的说来争论还是正常的，即是双行道的——既可以予以批评，被批评者也可以并且有权进行反驳或反批评。这一时期文学界团体林立、派别众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仅就其中荦荦大者而论，就有“岗位派”、“十月派”、“熔铁炉派”、“谢拉皮翁兄弟”（Серопионовые братья，1921～1926）、“无产阶级文化派”甚至“无所谓派”，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文学团体的共同特点是都是“左派”，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左派”和“极左派”之间的争论，甚至就连以倡导文学自主独立性见长的奥波亚兹和未来派，在政治上也属于积极拥护新政权的左派。这一充满动态和活力的文坛景观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直到号称“布尔什维克党内唯一的唯美派代表”、教育人民委员卢纳察尔斯基于1929年被免职，俄苏未来派和列夫派首脑人物、杰出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于1930年自杀后，轰轰烈烈的“白银时代”俄国文艺复兴才开始偃旗息鼓、落下帷幕。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对于俄国诗歌和诗学的存在而言，形成了一个短暂而又辉煌的“黄金时期”。这是战争与革命频仍，血火与硝烟交织的年代。但令所有人至今感到奇特的是，偏偏是那样一个血与火的岁月里，工人、水兵们对于诗歌有着疯狂的爱好。关于这个年代，维克多·厄利希有过经典的评述：
国内战争时期对形式的迷恋主要集中在诗歌中，而诗歌一直到1922年都是一种最主要的文学文体。这一次一句古老的拉丁谚语还是应验了，即枪炮的哒哒轰鸣也无法淹没缪斯的歌声。从上个世纪末启程的俄国诗歌的复兴正方兴未艾，而在完全不同的因素影响下，在革命后最初的五年中一直持续进行。一系列重大事件以其狂热的节奏和惊人的速度演变，阻碍着史诗类恢宏壮丽画卷的生产。纸张的严重匮乏迫使长篇小说家停笔。
诗人与小说作家不同，只要他愿意听从马雅可夫斯基的忠告“走向大街”面对听众的话，那么，即使没有印刷机，一段时间内也会过得很好。在大都市的咖啡馆或工人集会上发表口头演讲和朗诵诗歌，成为诗作者们对外传播其“产品”的唯一途径。许多著名诗人都献身于这一媒体就丝毫不奇怪了。但或许更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公众几乎从未令诗人失望，甚至在被围困和几乎要被饿死的最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也是如此。在被围困的彼得格勒或坚强不屈的莫斯科的文学咖啡馆里，半饥半饱、睡眠不足但仍然兴趣盎然的听众，仍然贪婪地聆听着无须经过通常的“冷却期”而传达给消费者的诗歌。
有一点兴许会显得十分奇特，即不但从事诗歌创作的人自己或大声朗诵或浅吟低诵其诗歌，而且就连那些理论家们也不厌其烦地详尽阐释着“诗歌是如何写成的”的问题，而且在一个一切都不可预料的时代里居然也能找到真切关心和盼望聆听的听众。[58]
这段话描述的时期大约截至1922年，但实际上，对于整个20世纪20年代也是十分适用的。革命后初年对于诗歌和诗歌创作理论的大众化诉求，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以前俄国象征派领袖文坛时期最大的不同，在于读者群体构成的变化。以前，能够欣赏象征派那种玄虚、典雅而又高深莫测的诗歌的，主要为贵族知识分子，所以，象征派诗歌带有鲜明的贵族沙龙文化的特征，它们主要流行于贵族沙龙和狭小的封闭的小圈子里。所以，到1910年前后，如艾亨鲍姆所说，象征派作品陈列在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尘封土埋，无人问津，其根本原因在于读者的成分变了：正在随着形势的发展渐渐走上历史舞台的工人、水兵和士兵们，他们的欣赏趣味与贵族格格不入。俄国未来派和阿克梅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伴随着这两个诗歌运动，一个以倡导文艺的自主性为特点，力图把语言学与诗学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一套科学诗学体系的文艺美学运动，也应运而生，并且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成为在苏联文坛呼风唤雨、领袖群伦的文艺批评潮流。奥波亚兹和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所构成的俄国形式主义运动，就成为此时文艺学界三大流派之一，成为这个时代不可小视的美学思潮。在俄国形式主义风行文坛之际，可以说，俄国凡有港口的城市，都至少会有一个奥波亚兹分子；几乎在那个时代与诗歌有染的人，都无一不受其深刻影响。可以说某种意义上奥波亚兹塑造了那个时代的时尚和风气，能够自立于风尚之外而独立存在的文人，还几乎没有过。甚至就连早在1919年就去国的弗·纳博科夫，也深深染有其印记。
但是，为什么在奥波亚兹领袖文坛，呼风唤雨之际，巴赫金却始终甘于沉默，不愿从幕后走到台前，与其直接交流呢？况且他们原本就在同一个大学，甚至就在同一个系，听的是同样的课程，甚至读的都是同一些书呢？针对这一点，乔治·克尔基斯（Дж.Кертис）写道：“艾亨鲍姆、什克洛夫斯基、特尼亚诺夫和巴赫金大约在同一时间在彼得格勒大学历史语言学系就学。他们全都对哲学和文学感兴趣，并且显然都听过同一些课程。”这位研究者没有就此进一步推论，但结论似乎已经不言自明了：两者之间共性大于个性，不可能不发生交流。[59]而卡特琳娜·克拉克和迈克尔·霍奎斯特则推断：（在彼得格勒大学期间）“巴赫金有许多机会直接面对形式主义者。如他日后所述，纵使‘很不熟悉’，但他认识他们。”[60]此外，在由日尔蒙斯基领导下的国立艺术史研究所所属的语言艺术史分部（成立于1920年，什克洛夫斯基被聘为该分部教授）这个奥波亚兹活动的中心之一，据说巴赫金曾经在此讲过课（虽然找不到有关记载，而其他人的记载则很完备）。考虑到应聘在此讲学的包括当时许多更有名的人物，甚至包括巴赫金自己的恩师齐林斯基、扎米亚京、特尼亚诺夫、艾亨鲍姆等，所以，可以认为巴赫金可能曾与俄国形式主义者们面对面交锋。[61]
巴赫金腼腆，内向，比较沉闷，喜欢在孤独中默默思考问题，而不愿在大庭广众间抛头露面，这大概是原因之一吧！其次，是奥波亚兹和巴赫金所从事的学科的性质，部分地决定了他们各自的不同个性：学习文艺学的奥波亚兹成员大都多才多艺，并像什克洛夫斯基一样外向；而以研究哲学为职志的巴赫金，则性格内向，思考深邃，喜欢静处而不愿抛头露面。显然，巴赫金固然不反对与奥波亚兹对话，但却宁愿采取一种间接的方法与之对话——而命运似乎并未为他们的直接交流提供条件。巴赫金似乎终身都未能稍稍改变其固有的个性：与抛头露面相比，他似乎更愿意隐身于幕后，让戴着自己面具的人走上前台。如果说1928年以前主要因为个性使然，那么，1928年被捕前后骨髓炎的病情，更加加重了巴赫金这种不愿抛头露面的个性特征。鲍恰罗夫在论及这一点时指出：“形式主义完全属于这个时代，这是他们的时代。他们的活动同样被中途打断，但他们毕竟得以操纵这一过程。在和杜瓦金的谈话中，巴赫金强调指出自己属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圈子，说自己当时甚至没有主动去和形式主义者们联系。……总之，‘是作为宿命一般出现的理论原则’，使这些年中的巴赫金和奥波亚兹们‘天各一方’。”[62]这也就是说，虽然他们都生活在同一所大学，在同一个系里听着几乎相同的一些课程，但这两派人的理论旨趣却截然有别，从而导致他们“失之交臂”。
也是在1928年，一本署名为梅德韦杰夫著的理论专著《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正式出版。这本书确切的署名似乎应当是“巴赫金学派”，但在当时，这本书并未引起应有的关注。时间的迁徙揭开了蒙在这部著作头上的面具，如今我们可以对于隐在这部著作之后的那个“个人”说三道四了，可以本着科学的精神寻找隐在巴赫金全部著作之后的“统一的思想”了。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令我们感到困惑的，仍然是这部著作的“作者”的“身份”问题：作者似乎站在俄国形式主义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之外的第三者立场上，以一种超然的目光审视着在他眼前展开的这场争论，并且俨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发言。例如，全文中不乏“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家不必害怕折中主义和用文化史替换文学史的做法”[63]。关于这本书署名作者梅德韦杰夫，国际学术界除普遍认为他是巴赫金所署的笔名外，甚至还认为梅德韦杰夫1938年去世，也与此事（即冒名出书）有关。[64]关于这个问题，本书下面的章节里将进行讨论。
关于巴赫金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尼·康·鲍涅茨卡娅写道：“20年代初对于形成中的巴赫金思想而言，是前对话阶段；而20年代中期，即写作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的20年代中期，则可以视作是巴赫金开始发现对话范畴的时期。”[65]我们可以补充的一点是，20世纪20年代末巴赫金不但以其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而且实际上也以其论述俄国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著作，参与了这场有关文艺美学的大论战，尽管他是一个顶着别人面具的斗士。但关于这一点，我们下文将详细论述。
鲍涅茨卡娅指出，巴赫金与俄国存在主义的关系更为密切：“如果说在《论行为哲学》这篇论文里对‘普遍真理’的激烈否定中，有时我们可以听得出列夫·舍斯托夫的语音语调的话，那么，别尔嘉耶夫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我与客体世界》一书中的某些段落简直就像是出于巴赫金之手。”[66]与此同时，作为一位心理学家和中学里的康德分子的韦坚斯基，虽然在巴赫金的传记里不过是昙花一现式的人物，但却在巴赫金的意识里植入了直觉这一宝贝，成为嗣后其全部哲学体系的一个核心基础。[67]
由于20世纪20年代末巴赫金猝然被捕，他的学术生涯就此发生突然断裂。所以，在苏联时期，和始终在台上或者名闻天下，或者被捆绑批判的形式主义者们不同，巴赫金始终被摒除于文坛，而在边缘默默无闻地苟延残喘、了此残生。据说他对自己能否生存下去都不抱信心，对于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更是心灰意懒。抽烟没纸卷烟，他便拿写有誊清稿的稿纸卷烟抽。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苏联国内外实际上没有多少人知道巴赫金何许人也。1928年，当有人（布伯）向一直在国外流亡的“白银时代”思想家列夫·舍斯托夫说起一个叫巴赫金的年轻人时，列夫·舍斯托夫说：“我不得不承认我不知道他，他在俄国一点儿名气也没有……甚至就连别尔嘉耶夫这样一个无书不读的人也不知道他。”[68]
事情的转变发生在1963年。那一年“一切犹如魔术一般发生了变化”。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几位年轻的研究员，偶尔在所里的库房里发现了巴赫金早年的博士学位论文，拜读之下感到万分惊奇：在一向以教条沉闷著称的苏联文艺学界，居然会有如此灵气勃发、意兴湍飞之杰作，真乃奇迹。本以为这本书的作者早已作古，忽然意外打听到此人还在人世，更加感到缘分难得。于是，几位年轻的研究员们很快与远在摩尔达瓦的巴赫金取得联系，并在最快时间内前往那里参拜这位隐居的圣人。巴赫金就是这样走出地下和隐居地，走向苏联走向世界的。
巴赫金的被发现距离其写作专著的时间长达40年之久，尽管他曾竭力退隐，以求被人所遗忘，但还是被命运之手拯救了出来，让这位天才人物不被埋没。40年的风尘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位俄国思想家的思想基本上是在“白银时代”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巴赫金是“白银时代”思想家中最后也是最大一位集大成者。他的思想的根基在俄国，他的思想与俄国“白银时代”宗教哲学思想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根本上说，巴赫金是本土俄国的产物，而非从外面进口的舶来品。
首先，奥波亚兹和巴赫金小组，他们都是应付危机的产物。关于人文学科的危机，维克多·厄利希写道：“到20世纪初一种剧烈的方法论危机开始在各种学术领域里显现。在世纪初的数十年间，人们发现在欧洲理性舞台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有严重缺陷，因而开始对其进行价值的重估。随着实证主义决定论的基本假设被动摇，急剧修正所有科学的逻辑基础开始被提上日程。”[69]成长于同一个时代这一点，决定了巴赫金和俄国形式主义之间的深刻共性。尼古拉·尼古拉耶夫写道：20世纪初年人文学科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方法论危机，而俄国形式主义即奥波亚兹与巴赫金小组都曾致力于这一危机的解决。但就结果而言，巴赫金小组的影响力却似乎远不如奥波亚兹大，原因究竟何在呢？他认为原因在于：奥波亚兹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和俄国先锋派艺术，其中主要是未来派捆绑在一起，而以蓬皮扬斯基为首（在文学史领域里他是当时代表巴赫金小组出场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却甘愿把自己当作当时占据文坛主流地位的象征主义美学的一个分支或部分。[70]俄国形式主义者与巴赫金既有区别也有共性，而且，共性大于区别。如果说形式主义者们竭力利用哲学在文艺学中掀起一场观念革命的话，那么，巴赫金小组则是为了哲学而对哲学感兴趣。如果说形式主义者们研究诗歌语言和文学演变问题的话，那么巴赫金小组成员则研究叙事体散文和个别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历史意义。但在学术原因之外，首都与外省，中心与边缘，也是造成这两个派别一系列差异的深刻社会文化原因。
二者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深刻的差异，而且唯其有差异，才使得它们一旦被放在一起，便显得分外和谐、协调、完整、统一。诚如一句名言所说：真正的和谐只能产生于相异者之间。卡特琳娜·克拉克和迈克尔·霍奎斯特早就指出：“巴赫金与形式主义者们彼此互补”，并说二者之间完全对立但放在一起却又完美对称，这一点实在是世所罕见。“巴赫金与形式主义者彼此成了对对方大有裨益的‘他人’”。[71]维克多·厄利希则在其《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与学说》的前言中指出：假如他得以在今天来重新写作这本书的话，他毫无疑问会在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成就面前顶礼膜拜，因为巴赫金的著作被证明“与成熟阶段的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学说有着深刻的契合”。迈克尔·加德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巴赫金还是一个“非正统的”俄国形式主义分子。[72]
加里·索尔·莫森则在其《元的异教》（The Heresiarch of the Meta ）中指出：如果把巴赫金撇在关于俄国形式主义的叙事过程之外，那就会极大地误解这一运动的目标和本质。按照巴赫金自己的理论，他者、外位性是发生认识的充足必要条件。没有他者的参与甚至连自我是否存在能否存在都成其为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要想真正理解和认识巴赫金，就必须把他放在和奥波亚兹的对话关系、对话过程中来加以认识，这样，我们才能多少获得一些比较真确的认识。正如迈克尔·F.伯纳德-多纳尔斯所说：“我在这里强调米哈伊尔·巴赫金与俄国形式主义之间关联的重要性不是想要引起争论。相反，我认为还有许许多多其他证据证明二者之间存在的关联，证明在某种意义上巴赫金和形式主义是‘相互形成的’。这指的是他们都把握了有关文学本质的相似问题，而且他们都是在俄国和苏联历史上一个被称作俄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文艺复兴时期成名的。”[73]
在俄国形式主义和巴赫金之间，无疑存在着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并延续到后来，并且成为一种相互影响的模式。他们始终在彼此“激发思想的火花”。这一对话还有显在和潜在两种，并且，在参与对话的每个个别理论家彼此之间，也略有不同和差异。但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对话所蕴含的内容，还需要我们在这一总的观点指导下一步步发掘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