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特曼晚年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他的文化符号学（семиотика куль-туры）的理论建树上。在这一领域里，洛特曼的历史主义原则和辩证法思维方式相得益彰，并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文化是整个塔尔图学派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而考察语言（文化本身也同样以语言的方式运作——详见下文）在一般文化语境中如何发挥功能的问题，便成为文化符号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符号学是研究方法（即把文化视为一种元语言机制），而文化则是研究对象。文化符号学研究不同文化中符号的起源和形成。文化的基础由一种符号学机制构成，它所具有的主要功能：一是保存符号和文本；二是调节和改造符号本身；三是促使新符号或新信息的产生。
“文化”是一个历来聚讼纷纭的语词，据说它的定义已达600种之多。定义多不见得是术语精细化的结果，而可能会导致语词的空洞化：一个“筐子”假如它什么都能装，也就意味着它的无意义化。
与“文化”一词的命运相似，世纪之交在俄罗斯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文化学（культуралогия）——也开始具有被逐渐“空筐化”的危险。粗略浏览一下俄罗斯新近出版的各类文化学著作，就不难不令人获得这样一种印象：即人们是在各个不同的语义基础上理解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任务和内涵的。
在把各类有关文化学的定义粗略梳理一番之后，我们比较倾向于把文化学理解为一种“文化哲学”，也就是说，与作为一种文化成果的文明（цивилизация）相比，我们更加注重文化作为一种创造机制的作用。在俄语中，“культура”本身兼具“作物”、“谷物”之意，而由其派生出来的动词“культивировать”便相应带有“培育”、“培植”、“教化”、“生成”等意义。因此，文化是一种创造和生成机制，而由文化一词延伸而来的“文化学”自然带有研究文化内外部因素相互作用机制问题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文化学”，应当是探讨一民族文化的创造性机制及其相关问题的学问。
在这个意义上，洛特曼晚年独辟蹊径构建的文化符号学和历史符号学，可谓戛戛独造，能给我们的文化研究以丰富启示。在当今俄罗斯，洛特曼、巴赫金和利哈乔夫3人，被并称为俄罗斯文化界3位泰斗和大师[53]，洛特曼与其他两人相比，在俄罗斯文化学领域里同样有着精湛造诣和突出建树，他的文化学与后两人的体系相比，也有其独到之处，具有独步一时的深刻的解释力。
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人，而人则是一种符号动物，人的生存离不开符号，离开符号便没有也不可能有人的生存。人既是意识的主体，也是行为的主体，而人的意识和行为都离不开符号化活动。人通过符号进行认识，通过符号进行交流，文化作为人的创造活动机制，它的每一步环节都离不开符号的机制。文化（认识亦然）的本质在于符号，符号学是方法，而文化才是它的研究对象。
从文化符号学观点出发，文化的任何一种功能，都可以被当作文本。文本都建基于语言机制之上，它是文本可予以解释（解码）的主要理据。任何文本都大于语言，但任何文本都可以从语言的功能角度予以解释（解码、转换、生成等）。正如在语言中语词的意义大都等同于它的用法（语境）一样，语境和语用是判别文本之功能的充足必要条件。脱离语境和语用，文本（语词亦然）的意义便会无从索解。洛特曼指出：
“语境即共同文本（со-текст，即контекст），它不可能先于文本而存在，同样，在相等程度上，文本取决于语境，而语境也取决于文本。交际活动就是一种翻译活动，也是一种转换活动：文本转换语言，转换信息发出者——它在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确立一种关系——还转换信息发出者本身。不但如此，文本自己本身也被转换，从而不再与其自身等同。”[54]从文化符号学视角看，世间一切事物都无不可以被当作文本，就连“生活也是一种自我展开的文本”[55]。
文化符号学的建立，势必要回答历史和历史学科向人文学科提出的挑战，不如此，文化符号学便是不完整的，也是难以成立的。晚年的洛特曼，思维更加清晰，视野更加开阔，他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历史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它同自然科学与西方哲学在整个20世纪所取得的新成果结合起来，探讨俄国历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他关于历史学科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符号域》一书中。
对于历史是什么，从有历史学以来，就有各种各样的答案。历史科学的任务是什么？历史是否是一门科学？这是所有历史学家都首先会向自己提出并力求回答的问题。自有历史学以来，历史学家便把恢复过去的本来面目当作自己的对象，而恢复过去的本来面目，就必须首先确定什么是历史事实，此其一。其二，是要确定事实及事实之间的关联。以上两者恰好就是当代英国哲学家阿特金森所说之历史1和历史2。[56]历史学家在从事研究之初首先必须做的事，就是收集和整理历史文献，并对历史文献作出科学的鉴别。历史学家首先要鉴定历史文献的真伪，理解其内涵，鉴别其价值，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对历史文献的意义进行评述和论断。“历史一词在很多中文字中大体上都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一是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叙述和研究；前者是历史；后者是历史学。”[57]
因此，历史学家命中注定要与文本打交道。在世界语境下得出类似结论的，远非只有洛特曼一个人而已，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则更是把历史本身当作文本来加以处理，因为历史和行为一样，都可以用文本理论来加以阐释和说明。[58]历史首先是一门经验学科，它要求我们把事实放在第一位，事实先于阐释和说明。而在历史学家和“实际发生的事件”之间横亘着文本。所以，文本是历史学家从事历史著述时首先要面对的客体。而作为文本的事实自身也具有一种复杂的结构。洛特曼写道：“事实却非一种观念和一种理念，而是一种文本，也就是说，事实永远都是一种观念-物质的体现物，是一个具有意义的事件，而这意义却与寓言中所述事件所具有的意义有所不同。作为信息发出者选择之结果的事实，其所具有的意义，远比发出者通过代码而赋予其的意义要宽泛，因此，它对于信息发出者而言是单义的，但对信息接受者（其中也包括历史学家）而言，却是需要加以阐释的。”[59]
文本总是某人出于某种目的而创造的，其所表现的事件，都处于编码状态。“历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之打交道的事实，永远都是文本创造者的一种建构。”[60]文本对于其创造者而言，不是出发点，而是一种艰辛努力的结果。文本（事实）创造者总是力求从非文本现实的文本中，创造事实；从有关事件的讲述中再现事件。[61]创造者常常只记录他认为重要的事实，而把他认为不重要的“非事实”摒除在文本之外。文本作为一种编码方式势必会有文本创造者的主观意识、时代精神等外在因素的渗透。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只有去除时代的偏见，事实才能真正呈现。历史符号学家必须善于判定文本创造者对于文本的“扭曲度”，找到文本编撰者的代码方式，并使之与研究者自己的解码代码相适配，才能找到理解历史的途径。因此解码和编码一样，永远都是一种重构行为。探讨历史真实是历史学的宗旨，但真实并不等于事实，而是“事实与一个观念构造的结合”，而历史话语中的“真实”则存在于那个观念构造之中。
历史科学从一开始就置身于一个奇特的语境下：对于别的学科来说事实乃是出发点和基础本身，其他学科往往以之为基础判定事实之间的关联和规律。而在文化领域里，事实乃是事先分析而得出的一种结果。事实是在研究过程中由学科建构起来的，所以，事实在研究者眼中，并非某种绝对体。就其对文化某种整体的关系而言，事实是相对的。它是从符号学空间中浮现出来的，并且会随着文化代码的嬗变过程而融化在符号学空间中。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文本的事实并非彻底完全受这一符号学空间所决定，而系统外诸因素却会使这一系统（事实文本——笔者）发生革命性变化，推动对这一系统的重构。
科学的历史研究者必须具有清醒的头脑，才能在历史研究领域里找到真的问题（事实），从而判定事实之间的关联意义。历史文本是一种建构，历史的研究者则是对一种历史文本的再建构和再阐释。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方法或视角决定着结果。“历史学家总是依据一定的理论、方法论的原则来选择事实材料并进行分析和概括的，因而理论体系是科学研究的决定性因素。正如有的历史学家形象地指出的：一套穿孔卡片在方法论上并不是独立自主的。一个问题是由某种理论假设所决定的。”[62]不但如此，21世纪的发现证明，一定的理论不仅有助于建构不同的“历史”，而且还支配着人们对于“事实”的发现：事实是一定理论揭示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按照洛特曼的历史观，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本质的不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俄国与西方有过接近、融合，也有过分离和背反。一方面，俄罗斯文化起源于西方的“母腹”；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化又经历了太多的历史的曲折发展，以至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东方因素也逐渐渗透进来，使其成为一个与西方截然有别的“他者”。俄罗斯历史上尽管颇有人一厢情愿地自认为自己属于西方，但西方从来不把她视作自己的一员，而是当作神秘的东方的文化的代表。俄罗斯文化有其特殊的发展道路和特殊的品质，而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恰恰是当她表现出截然不同于西方的特点时，俄罗斯文化才受到西方的尊重；反之，每当俄罗斯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之时，往往也是她备受西方歧视的历史关头。俄罗斯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与西方和东方处于一种特殊的对话关系中，对她的任何一种解释，都不能孤立自在的进行，而必须把她与她的“他者”的对话关系，纳入视野，我们才能对俄罗斯文化发展的道路和过程，有一个历史主义的真切了解。这大概也是巴赫金对话理论对于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启示吧！
按照洛特曼结构（文化）类型学的观点，如果说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契约（договор）和契约精神之上的话，那么，俄罗斯文化的核心精神（或理念）则是“自我献身”原则（вручения себя），这是由两种文化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所决定的。西方文化的原型是“契约”及其精神原则，而俄罗斯文化的原型则是“献身”及其精神原则。和西方文化一样，俄罗斯文化也是一种宗教文化，而宗教文化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它们都强调无条件地把自己交付给某种权利。但在这里二者也表现出了不同：西方文化中契约精神无处不在，它甚至可以与狼签订契约，而俄罗斯文化则倡导个人为了集体、种族、上帝等名义而无偿地献身。在这方面，俄罗斯文化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契约文化”和“自我献身”文化其实也是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前者以卢梭的《民约论》为代表，标志着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即二者之间的承诺关系。后者则不然，它以人民对统治者或某种精神理念的忠诚和献身为宗旨，是单向的和不求回报的。从历史发展道路的角度看，前者后来发展成为民主共和制，而后者则变型为东方专制主义，并且在上千年里走不出这个怪圈。
在俄罗斯人的观念里，沙皇（代表国家）往往等同于上帝，为沙皇服务也就是服侍上帝。（见库尔巴托夫给彼得大帝的信：“真诚地想要为你、君主，丝毫也不作假地说，像为上帝那样为你服务。”[63]）在古代罗斯，“为君主服务”（государева служба）即意味着把自己无条件地、完全彻底地献给君主（君即国家）。与之相关联的，在古代罗斯，对于封建主（феодаль）来说，“名誉”（честь）即意味着从宗主那里获得大部分军事战利品和封赐。荣誉（слава）是对有功之臣的奖赏，但要获得此类奖赏，受奖者必须是敢于并勇于为荣誉而献身的人。
但与“荣誉”和“名誉”（слава、честь）相关联的，古罗斯的行为符号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有过发展。到了彼得时代，由于沙皇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在社会心理学和文化符号学领域里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便是手工业劳动、手工作业和技艺等工作，也受到普遍尊重，并且成为彼得大帝改革和罗蒙诺索夫科研工作的内在**，成为整个18世纪的一种时代精神。彼得大帝为全民树立的劳动者-沙皇的理想，使得国家理念成为一种至高无上和终极真理。在它之上再没有比它更高的审级，但它也和彼得改革前的中央集权制下的国家理念一样，要求臣民无条件地为之献身，并把自己融化在这一理念（绝对理念）之中。在俄国，贵族自古以来所享有的特权，实际上乃是一笔预付金，是一笔要求贵族及其后代以服务于国家（君主）来加以偿还的债务。到了19世纪，献身理念依然如故，但对象却相应变为自由、历史、人民和“共同事业”这样一些理念了。
俄国贵族价值观里关于“名誉”的理念，正是在这样一种价值体系里发挥其作用的。例如，在普希金时代的先进贵族青年中，“честь”（名誉）感非常强烈，这是一种相信人的尊严，充满自豪的感情。一个有名誉感的人往往会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它们远远高于法律、国务纪律或长官的要求等。名誉是一个人对自己所承担的道德义务或责任。所有撒谎者与出尔反尔者和胆怯者，都是丧失名誉者。普希金时代的先进贵族青年大都具有坚定的信仰，把名誉看得胜于生命。一个人如果失去名誉，那他就会失去生存权。在十二月党人社团（幸福同盟）的章程中写道：“第四条。谁若是具有不名誉者的名誉而又完全不予辩白，谁就无法被幸福同盟所接纳。”
东西方也好，上下层也罢，都凸显出这种矛盾的二元对立性质。而俄罗斯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三元或二元系统，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二元系统。在俄国，不仅其信仰系统带有二重性，而且，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充斥于俄罗斯文化的深层，构成其几乎不可克服的根本矛盾。俄罗斯文化始终摆不脱东方与西方、上层与下层构成的神秘引力场，并且始终徘徊于这个神秘的“十字路口”[64]。每逢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一文化深层次中的矛盾便会浮现出表面，暴露得更加明显、更加醒目。
这种深层次矛盾的存在及其结构，决定着俄罗斯文化的发展方式。当三重系统居主导地位时，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循序渐进式；而当二元系统居主导地位时，文化的发展便呈现出“爆炸”的形式。前者是有序的和渐进的，后者则是无序的和混沌的。但“爆炸”并非纯然是破坏性的，而是创造性与破坏性并存。前者是可预知的，有定向的；而后者却充满了变数、不可预知、充满意外，不可逆料。由于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决定，在整个俄罗斯文化发展史上，居主导地位的是二元系统，而非代表和谐和渐进的三元系统。在俄国文化史上，代表和谐理念的普希金现象，多少是一种例外。[65]的确，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普希金既是俄罗斯文学的标志性人物，同时也是俄罗斯文化中的一个绝无仅有的特殊范例：在人格和文品两方面都表现出和谐理念的作家和诗人，在俄国文学史上是绝对找不到第二个的。
二元系统的特点在于它甚至都不承认构成矛盾统一体的二元具有相对平等地位。居于主导地位的一方，甚至都不承认与之对立的另一方在政治、宗教、科学、艺术等文化领域里也拥有存在权和真理权。二元对立主义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宽容理念，而把对方视为异端、无原则、非信仰或反对派。它只承认毫不妥协的绝对胜利的原则。“俄罗斯精神不知道中间道路：或拥有一切，或一无所有——这就是他的座右铭。”[66]这种最高纲领主义的来源也许与俄罗斯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现实处境不无关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里远远落后于先进的西方，俄国必然会为自己提出一种超前的理论预设：或者把自己的道德精神上的优越地位无限夸大，或者无限伸张其对精神文化的价值关怀。俄罗斯既然久已落后于西方，那就应该充分利用落后者的特权：即不必重复西方式的弯路而绕过历史的拐点飞快前行。这种心理成为产生俄罗斯式的斯拉夫派的政治土壤。
这种二元结构是产生俄罗斯式的最高纲领主义的原因和土壤。二元对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最高纲领主义。无论在哪儿发生的冲突，都开始带有善恶斗争的性质。此类系统基础存在的本质矛盾本身即在于此。一方面，“爆炸”被当作是从罪孽和失误王国走向真理王国的重要关头。确立人间天堂的理念成为二元结构最突出的特征，把世间权利神话为一种足以完成这一改造工程的力量这种典型做法，即源出于此。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权利究竟出之以宗教布道者、君主还是恐怖主义分子这一点，反倒显得无足轻重。对俄罗斯来说，重要的乃是终极化改造世间秩序这种理念本身。
由此派生出俄罗斯文化的第二个显著特征。俄罗斯人无时不在祈求把“恶的王国”改造成为“神在世间的千年王国”，但这一根本转折却不能依靠量变和渐进，而是必须采用具有拯救力量的“爆炸”的形式，以便在一个瞬间、一下子、毫不迟疑地、一劳永逸地、彻底完成这一改造整个世界的巨大工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的发展无不遵循量变和质变这两种方式，但只有在量变累计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发生爆炸性的革命和巨变。但俄罗斯人不然，它们只承认在“爆炸”发生之前，应该有一个为起跳做准备的“预跑”阶段。犹如黎明前的黑暗一般，理想的彻底实现乃是未来的远景和历史向前运行的遥远的目的地，但在这之前，现实生活的状况反而会变得更糟糕。基督的人间王国必须先之以一个反基督的王国。这也就是俄国的千禧年王国说及其相关形态——末世论学说。
根植于二元结构中最高纲领主义的末世论学说，俄罗斯与其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同时，这也是俄罗斯式的信仰不同于西方式信仰的一个特点。《新约》末世论中关于“新地新天”的学说，在俄罗斯有着广泛的基础。“通过恶走向善”（通向善的道路必然经由恶）成为俄罗斯一代又一代革命者的基本信仰。社会革命党的口号是：“从失败走向胜利。”革命者们把恶的到来，当作取得终极胜利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在这一语境下，“斗争”在俄罗斯具有特殊的语义色彩，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俄罗斯知识分子普遍倡导为信念而牺牲、受难、献身的理念，并且颂扬牺牲所包含的无穷诗意。十二月党人诗人亚历山大·奥陀耶夫斯基在走向参政院广场时高喊道：“弟兄们，让我们英勇就义吧！啊，为正义而死，死而无憾！”[67]俄国第一代贵族革命家十二月党人，尽管由于缺乏人民的支持而惨遭失败，但他们献身祖国解放运动的崇高精神，却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革命者为祖国的未来而斗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在举事以前，便对成功不抱希望，但他们仍然怀着必死的决心，不惜以一己之陨灭来唤醒人民的解放愿望。
但“爆炸”和革命也有区别。按照洛特曼的解释，革命以具有三元结构为特点，而混乱的结构则是二元式的。人们之所以习惯于称革命是历史的助产士，是因为在诞生之际婴儿实际上已经在母腹中成型了。三元结构在“爆炸”之际往往会把已经酝酿成型的东西呈现在表面。而二元结构却表明在“新”与“旧”之间不存在妥协或共存的可能，而只有一个结果，即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决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在整个罗斯帝国存在期间，实际上混乱时期屡屡出现：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最后，如前所述，当然还有距我们最近的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这个世纪之交。所有这些时期人们的社会心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们普遍认为当前他们所经历的危机乃是“历史的终点”和“新时代的开端”，在此之后就该确立理想的社会制度了，而俄罗斯未来的道路会根本不同于一般欧洲的历史发展道路。所以，俄国政治史其实就是由一连串的“爆炸”所构成。
在俄国历史上，许多历史时期都属于洛特曼所说的“爆炸时期”，如“混乱时期”（从伊凡雷帝到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之间达到**），以及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苏联解体以来的俄罗斯。但实际上“混乱时期”在俄国非仅此而已，而是一种周期性出现的现象。
二元对立结构所固有的最高纲领主义在思辨模式（思维方式）、理论体系建构和艺术想象领域里有其孳生的土壤。和西方清教文化的崇拜常识、讲究适度和理性不同，在最高纲领主义支配下的俄罗斯，对“平庸的中庸之道”的否定，从艺术意识领域转移到了实际生活行为方面。洛特曼通过援引其笔下人物之一的方式表达了这样一种社会情绪：
我永远把自己投身于那新的感情。
于是我的心灵像婴儿一样清新，
于是我烧掉从前礼拜过的一切偶像，
把曾经崇拜过的偶像，全都付之灰烬。[68]
文化是非获得性集体记忆。就集体而言，文化永远都是一种价值体系。文化史当然也是一部文化的自我意识史。文化的实质在于过去在其中并不消失。文化是一种再生机制。俄罗斯文化根本上所具有的两极性特征导致其所具有的双重性本质。所以，在俄国史上，一个沙皇取代另一个沙皇，后者权利的转移，往往都是表现了后人对前人的绝对否定，而不会出现妥协或中庸。
按照洛特曼的解释，十月革命便是俄国历史上的一次“爆炸”。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写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然具有爆炸的性质。其理由和根据在于其他生产方式都是在先前那些阶段的框架内产生的，而社会主义却完全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的产生只能是在一个废墟上才有可能，而非在先前历史的怀抱里。”[69]
“二元结构与爆炸观念有着有机的关联。爆炸理应带有全球性以及无所不包的特点。过去的一切都应当予以消灭，而在过去的废墟之上所创造的东西，却并非过去的继续，而是对所有过往的一切的否定。这一过程的出乎意料性、不可预见性以及灾难的性质丝毫也不会令它们的参加者们恐惧：令他们感到恐惧的只有一点：破坏是否真的具有全球性特征。”[70]“爆炸”有点儿类似于革命，即彻底斩断与过去的关联。与此相关的末世论意识表明“爆炸”虽然是破坏，但也不乏建设之义。在终极目标实现之前的一切付出，都是历史为其潜在目的的实现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为了使千百万人享受幸福的千禧年王国，哪怕让一部分人头落地也是值得的。“爆炸”往往会导致彻底破坏社会结构体系的结果。反映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二元结构意识，是习惯于从政治上把所有政治势力划分为敌人和朋友、善与恶两个阵营。所以，人们往往会提出这样的口号：“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即使是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这种思维模式也要求设定一个假想敌。俄罗斯思维方式不允许有中立存在。因为生活是非中性的，所以，在生活中几乎没有中性视角的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俄国的历史道路和历史命运与其二元结构这样一种根本性矛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俄国历史上每一次世纪转折关头，都会免不了有一次空前的历史震**。俄罗斯式的末日论之所以在历史上始终不绝如缕，恐怕也和这有些关系。俄国历史上每届沙皇都会彻底改掉前一位沙皇的政策，改弦更张，另谋新路。彻底与前人断绝关系好像成了俄罗斯文化的痼疾。而且，在俄罗斯人看来，一个人如果在割断与前人的联系上不彻底，也就意味此人对改革不热情，不上心，也就等于不真诚。俄国人判断一个人最主要的不是看其所信奉的真理的客观性质，而是看其对真理是否真诚，是否全心全意，忠心耿耿。而俄罗斯那种冬天长达半年之久，气候不是热就是冷，似乎也助长了这样一种民族性格的养成和保持。俄罗斯人喜欢的不是热就是冷，不冷不热在他们心目中也就等于不三不四，而不三不四本身就是一种罪过。在俄罗斯人的旗帜上书写的不是左就是右，他们的字典里没有“中”这个词。所以，像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中庸”、“中和”、“中正”等等，在传统俄罗斯人心目中如果不是不存在，就是作为反面教材存在的。
和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相关，俄罗斯文化似乎自古以来就同时受到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平行影响：作为起源于东欧的一个东斯拉夫人部落的俄罗斯人，其文化起源当然具有毫无疑问的欧洲属性，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古罗斯也陆续直接或间接、被迫或主动地吸收和接受了许多来自东方的影响。尤其是金帐汗国长达250年的统治，给俄罗斯历史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再加上对于俄罗斯文化成长和起源十分重要的东正教的东方属性，更使得俄国文化在文化身份认同方面每每发生严重的困窘和疑惑。俄国似乎始终在东西方之间徘徊和犹疑，这成为造成俄罗斯文化两重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远因。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俄罗斯曾经分别先后处于西欧文化的决定性影响之下：俄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崇拜西班牙文化时期、德国文化时期和法国文化时期，尤其是法国文化在整个18世纪俄国文化中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具有东方正教属性的东正教和金帐汗国遗留下来的种种制度和治国理念，却长期伴随着俄罗斯文化发展和发育的每一步。俄罗斯文化的双重属性是导致其在文化方面的多元共存性的一个根本原因。而每逢文化面临剧烈转型期，这种多元文化共存的特点就愈加显得突出。
与巴赫金一样，洛特曼同样认为俄罗斯文化具有双重性特征。事实上，它的每个元素，都宿命式地带有此类特征。但对此类特征的由来，洛特曼的解释又不同于巴赫金。
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以具有一种二元对立系统为特征，俄罗斯文化中的所有范畴，无不具有一种深刻的二重性或两面性。二重性深深渗透在俄罗斯文化的历史基因里。我们常说俄罗斯文化中存在着一个隐秘的十字架，东方与西方、上层与下层，便是构成这一十字架纵横向的两个坐标和两极。俄罗斯文化中的一切，都无不渗透着这种深层的二元对立特征。从这个观点看俄罗斯文化发展史，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俄罗斯文化中几乎所有的代码，都具有这样一种深深包孕着的两重性特征，不仅彼得大帝改革是如此，就连“第三罗马”也无不如此。其他诸如“莫斯科”、“圣彼得堡”、18世纪俄罗斯贵族精神、俄国农奴制、俄罗斯人的性格等，亦无不如是。
俄国所处的历史困境以及俄国文化中的深层矛盾，决定俄国人的文化纲领，必然是也只能是建立在双重结构基础之上的极端主义和最高纲领主义。在俄国中庸之道（золотая середина）是理所当然遭到摒除的。俄国人的信条直接取法于新约：“谁不跟我们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中间道路、亦此亦彼，在俄国是行不通的。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所说：“次要的角色我是不屑做的，正由于此我在现实中才甘当最末而且处之泰然。要么做英雄，要么做狗熊，中庸之道是没有的。”[71]
奥波亚兹和巴赫金学派所共同生存和发展的“白银时代”，就是一个俄国历史上罕见的全面对外开放、文化格局呈现多元共存形态的时期。作为敏于感应时代最强烈的召唤的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奥波亚兹和巴赫金学派的学术追求都体现了时代的色彩。由于官方舆论钳制力量的放松，“白银时代”是俄国历史上罕见的外来影响和学术探索享有高度自由度的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说，存在了长达74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在1991年的解体，于今看来，既有令人惊奇的一面，也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感觉。事实上，从20世纪的70、80年代起，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揭露社会主义“隐私”的浪潮，就已经开始波翻浪涌、风波险恶了。当时甚至有人提出：“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列宁就是昨天的斯大林”的蛊惑人心的口号。这应证了这样一个历史经验：即舆论的颠覆必然先之于政权的更迭。